七缀集

出版时间：2001-0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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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七缀集》是“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一九八五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四年由该社出版了最后的修订本。其间，台湾书林出版公司的《钟锺书作品集》和花城出版社的《钱锺书论学文选》，均收录了《七缀集》，钱先生于其中有所增补修订。三联繁体字版《钱锺书集》中的《七缀集》以上海古籍版一九九四年钱先生的最后定本为底本，但鉴于该版本删削了《钱锺书论学文选》中《七缀集》里的部分增订内容，因无法判断这种删削出于何种原因，为了尽量保全钱先生著述的内容，经杨绛先生同意，我们在此次重排再版时恢复了这部分内容，并用楷体字标出。特此说明。

书籍目录

修订本前言
序
中国诗与中国画
读《拉奥孔》
通感
林纾的翻译
诗可以怨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一节历史掌故、一人宗教寓言、一篇小说
附录
《也是集》原序
《旧文四篇》原序

用户评论 (总计86条)

•   　　 谈胡适的“错引”和王国维的“差之毫厘”
  　　
  　　 以前某熟人开玩笑说，有仨人是《上海书评》绝对不许“骂”的，就是钱锺书、张爱玲和黄裳。我听后表示怀疑，不会吧，只要说的符合事实和逻辑，态度诚恳，至少批评或质疑钱锺书好像还是可以的啊。为了消除这位熟人的误会，我现在就从钱锺书《七缀集》和《谈艺录》里各挑一段话在《上海书评》上来质疑一下。
  　　
  　　《新青年》四卷四号（1918年4月）所刊胡适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后收进《胡适文存》卷一）中有这么一句话：“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收进《七缀集》）一文中指出，“其女珠，其母下之”来自林纾（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但原文有十二个字：“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这里没有“珠”，却有个“媰”（音chú）字，是怀孕的意思，胡适引成“珠”，引错了。我再把钱的原话摘引一下：“林纾原句虽然不是好翻译，还不失为雅炼的古文。‘媰’字古色斓斑，不易认识，无怪胡适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轻藐地说：‘早成笑柄，且不必论。’（《胡适文存》卷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约他以为‘珠’是‘珠胎暗结’的简省，错了一个字，句子的确就此不通；他又硬生生在‘女’字前添了‘其’字，于是紧跟‘其女’的‘其母’变成了祖母或外祖母，那个私门子竟是三世同堂了。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这个公案很多人都写过，比如《上海书评》第56期（2009年8月23日）张新颖先生的《钱锺书挖苦胡适》。胡适本来想给林纾纠错，没想到自己却错了，不是完败是什么。不过，钱锺书批评得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又不是完全有道理，因为在胡之前抓林纾“笑柄”的还有刘半农，这只要网搜一下就能查到。刘在《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三卷三号，1917年5月）中说过：“近人某氏译西文小说，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代‘胞珠’，转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堕胎解，吾恐无论何人，必不能不观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种不通之字，较诸‘附骥’、‘续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为费解。”除刘之外，在胡之前“赔本”的还有钱玄同，他在《新文学与今韵问题》（《新青年》四卷一号，1918年1月）里说过：“……至某氏‘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妙文，则去不通尚有二十年，此公之文，本来连盖酱缸都不配，只有用先生的法子，把他抛入垃圾桶罢了。”文中的“先生”指刘半农，钱文本来就是对刘文的一篇书信体的回应。其实胡适在他的文章里明明说“早成笑柄”，可见林纾的“笑柄”早在他撰文前就被人抓出来了，而抓的人正是刘和钱，胡顶多是轻信了朋友的话在以讹传讹而已。
  　　
  　　刘、钱、胡三人眼睛没花，脑子又不笨，“媰”和“珠”两字差别这么大，他们会看混吗？我很怀疑。在钱锺书看来如此“古色斓斑”、“不易认识”、个性突出的“媰”字，居然无法引起三人充分注意，竟然很轻易地就被当成“珠”字引用，而不是引成《文学改良刍议》的“刍”（芻），这才真有够“怪”呢。我想这里边大概是有些故事的，正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追踪。也许刘和钱引的是某种有很多排印错误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也许他们也只是别人意见的传声筒，甚至是在故意伪造材料“黑”林纾，原因还可以想出更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刘、钱、胡三人并没有明确说“其女珠，其母下之”是来自《巴黎茶花女遗事》。不论如何，反正不能像钱锺书那样想当然地把罪过都算在胡适一人身上。
  　　
  　　类似挖苦胡适的例子，也出现在钱锺书《谈艺录》对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初刊于《教育世界》1905年第93号）一文的批评中。我先从王文中把相关的话引用一下：“唯上海之震旦学校，有丹徒马氏（良）之哲学讲义，虽未知其内容若何，然由其课程观之，则依然三百年前特嘉尔之独断哲学耳。”独断哲学是康德对笛卡儿（即特嘉尔）、莱布尼兹等人唯理主义哲学的贬称。王国维当时得风气之先，“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读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因为看到当时震旦学院（王国维写成“震旦学校”）的马良（即马相伯，江苏丹徒人）还在讲授笛卡儿哲学，好像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过康德在哲学上造成的“哥白尼式革命”，所以会发出“依然三百年前特嘉尔之独断哲学耳”的感叹。
  　　
  　　这句话被钱锺书专门拿来在《谈艺录》补订本中挑过刺儿：“静安论述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惟谓马良讲哲学课程，‘依然三百年前特嘉尔之独断哲学’，则失之毫厘。特嘉尔（即笛卡儿）号近代哲学始祖，而渊源于中世纪哲学者不浅，尤得圣奥古斯丁心印（参见Henri Couhier，La Pensée religieuse de Descartes, 287ff.）。马相伯则天主教会神甫耳，其所讲授，必囿于中世纪圣托马斯以还经院哲学范围，岂敢离经叛道，冒大不韪而沾丐于特嘉尔哉。王氏游学日本时，西方上庠名宿尚尟发扬传播中世纪哲学者；东海师生，稗贩肤受，知见不真，莫辨来牛去马，无足怪也。”钱锺书这段话的意思我来复述一下。马相伯是天主教神甫，神甫所开哲学课，必然囿于中世纪圣托马斯（St. Thomas Aquinas）以来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传统，不可能冒险犯禁去讲授笛卡儿哲学这样的近代世俗哲学，虽然从哲学史考证上来说（钱锺书引用了法国哲学史家Henri Couhier[1898-1994]的著作《笛卡儿之宗教思想》），笛卡儿哲学有许多地方脱胎于中世纪哲学，尤其受惠于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思想，与圣托马斯以来的经院哲学还是颇为不同的。但当王国维游学日本之时（1900年12月下旬至1901年4月），西方大学尚无几人专门研究和阐发中世纪哲学，日本学者在西方哲学史方面也是以稗贩西人之说为主，理解浅薄，认识不真，不能分辨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哲学的“来牛去马”，受日本学人影响的王国维因此先天的局限，居然认为马神甫会讲笛卡儿哲学，可以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钱锺书也实在太小瞧王国维了，王再不济也不至于把经院哲学误会成笛卡儿哲学（就像刘、钱、胡三人不会把“媰”看成“珠”一样），因为这实在是哲学史教科书里的基本常识。在写《论近年之学术界》之前，王国维已经遍读甚至选译了很多英文和日文西方哲学史书和哲学概论书（参看佛雏编著的《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王国维诗学研究》《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等书），经院哲学是什么，笛卡儿哲学讲什么，他很清楚，绝对不会搞混的。只可惜王国维读过什么书，译过什么书，大概是钱锺书不屑于去深入调查的。另外，钱锺书不懂日文，他凭什么说当时的日本学者一定是“稗贩肤受”呢？日本西方哲学教育史的“来牛去马”，他事先认真调查过吗？不调查就批判，对日本学者和王国维都是不公正的。
  　　
  　　从马相伯后来根据震旦学院哲学讲义残稿“辑散补亡”而编成的《致知浅说（卷之一原言上）》（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五年一月）来看，钱锺书其实是猜对了（我很怀疑他看过《致知浅说》，但故意不提），马神甫所讲的确不是笛卡儿哲学（只在“小引”叙述古今哲学流派时提到笛卡儿），而是经院哲学。据《致知浅说总序残稿》所说“爰从事于德国士林学号拉曾西社之爱知”，讲义的底本极有可能是德国的某种经院哲学（旧译“士林学”）教科书。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王国维当时可并没有看过马相伯的哲学讲义，他说错话是有他的特殊原因的，这个原因可能比钱锺书想当然地认为是分不清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哲学要复杂多了（就像胡适说错话不是因为自己不认识“媰”字，而是因为误信了刘、钱二人的话）。
  　　
  　　从王国维说“由其课程观之”来看，他当时完全是凭震旦学院课程来下判断的，只可惜没说是哪份课程。我觉得可能就是初刊于1902年《翻译世界》第二期的《震旦学院章程》（马相伯手订）里面所规定的课程或功课。《章程》第二项“功课”的第五条里面开列了震旦的所有“课程”，哲学课程一共三门，即论理学（逻辑学）、伦理学和性理学（包括心理学和形而上学），相当于《致知浅说》提到的“原言”（已出版的《致知浅说》只是“原言”即逻辑学的一部分）、“原行”和“原有”。但是，仅从这三门课的名称上，根本看不出讲授的到底是笛卡儿哲学，还是经院哲学。
  　　
  　　不过，在《章程》第二项“功课”的第二条里却赫然出现了笛卡儿的名字：“先依法国哲学大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之教授法，以国语都讲随授随译，译成即可为他学校课本。”这一条的意思不是太醒豁，需要解释几句。从“功课”第一条规定震旦以拉丁文教学为主，以其他外国语文教学为辅，第三条规定震旦非名家之作不授来看，夹在中间的第二条应该也是在说外国语文教学方面的事，就是以“笛卡尔之教授法”一边教一门外语，一边把课程讲义译成中文，以便于将来做其他学校的外语教材。值得注意的是，马相伯在回忆震旦这段经历时曾经表示，最让他觉得骄傲的就是他的外国语文教授法：“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却从拼音字母教起，使他们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国语文。”（马相伯《一日一谈·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当年震旦学院的学生所写回忆文章，比如于右任的《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和陈传德的《马师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也有提到这个“教授法”，只可惜都是语焉不详，看不出它为何会同笛卡儿扯上关系。
  　　
  　　不论如何，所谓“法国哲学大家笛卡尔之教授法”不是指教授笛卡儿哲学，而是在说马相伯讲授拉丁文或其他外国语文时所采用的某种独特的“笛卡尔之教授法”，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我自己倾向于认为，王国维可能是误解了《震旦学院章程》中第二项“功课”中第二条的意思，把马相伯所理解的某种笛卡儿式的外国语文教授法，错会成了讲授“三百年前特嘉尔之独断哲学”。
  　　
  　　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反映了钱锺书在批评别人时表现出来的某种问题。胡适的确有“错引”，王国维也的确是“差之毫厘”，但胡适的“错引”不是对林译原文的自觉的错引，而是由于对刘半农和钱玄同的观点未加审核而导致的不自觉的错引；王国维的“差之毫厘”也不是因为昧于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哲学之间的差别，而多半是来自将《震旦学院章程》里的“笛卡尔之教授法”误解成笛卡儿哲学这一“毫厘之差”。钱锺书的批评虽然正确指出了胡适和王国维的错误，但却没能继续深挖他们犯错的真正原因，捎带着对他们两人的批评也就显得多少有些不够公正了。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6/23/1019009.shtml）
  　　
  　　
  　　
  　　把张先生的文章也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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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锺书挖苦胡适
  　　
  　　 张新颖
  　　
  　　钱锺书读大学的时候写《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评，批评周作人根据“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来分派，说“诗”是“诗”，“文”是“文”，各有各的规律和使命，可以并行不悖，无所谓两“派”。虽然是极短小的文章，还是讲了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的道理。
  　　
  　　《中国诗与中国画》旧话重提，却不耐烦从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多做辨析，而是打了个比方：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相互并不矛盾；你把它变成“顿顿都喝稀饭”与“一日三餐全吃面”，或者“两口都上北京”与“双双同去上海”，就是相互排除的命题了。这个比方的好处是清楚明了，但也把复杂的问题简化了。这一简化，就挖苦了。好像周作人连一个人可以早点喝稀饭、午餐吃面也不懂，非得要么是顿顿喝稀饭，要么是三餐全吃面。
  　　
  　　讲中国诗与中国画，本也不必提文学批评史上的问题，钱锺书在这里是举个例子，说明对传统不够理解，会发生矛盾的错觉。既是举例，当然也可以举别的例子。偏偏举这个例子，或许多少可以见出“耿耿于怀”的“偏爱”。
  　　
  　　但这被我不恰当地称为“耿耿于怀”的“偏爱”，并非只是针对周作人的，“载道”、“言志”两派对立的说法成了常谈，新文学家尤其喜欢以此为据阐发主张。对新文学家，特别是新文学家的主将（一般的新文学家当然不在眼里），钱锺书真是不够客气。
  　　
  　　以《七缀集》挖苦胡适为例。《七缀集》所谈，基本与新文学无关，胡适本来可以不提；事实上，下面举的几个例子，出自《中国诗与中国画》和《林纾的翻译》两篇文章，在《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的版本里都没有提到胡适，到《七缀集》就加上去了。
  　　
  　　《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一部分讲到旧传统和新风气，提到周作人，《旧文四篇》版本里是这么说的：“三十年代中国有些批评家宣称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散文为‘新文学源流’。”到《七缀集》的版本，拉上胡适，这一段文字就不仅仅是多个例子了：“我们自己学生时代就看到提倡‘中国文学改良’的学者煞费心机写了上溯古代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又看到白话散文家在讲《新文学源流》时，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种事后追认先驱（préfiguration rétroactive）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
  　　
  　　接下去说这样做会影响创作，也改造传统；但抢眼的，还是“野孩子”、“暴发户”、“封建大官僚”并排而来的比喻，仿佛一个不够，两个也不足（《旧文四篇》版本里只“暴发户”和“野孩子”），非要一口气并排三个才算圆满。
  　　
  　　当年亚东书局标点重印《醒世姻缘传》，胡适隆重其事，费时费力做《〈醒世姻缘传〉考证》，写后记，还在自己家里把徐志摩关了四天写长序。《林纾的翻译》讲到林纾的“古文义法”，引李葆恂《旧学盦笔记》里关于《儒林外史》的评价，钱锺书在这里加了一条注释，由《儒林外史》说到《醒世姻缘传》，引李氏对《醒世姻缘传》的评价之外，又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黄公度《与梁任公论小说书》里对该书的推崇之言，然后说：“这几个例足够表明：晚清有名的文人学士急不及待，没等候白话文学提倡者打鼓吹号，宣告那部书的‘发现’，而早觉察它在中国小说里的地位了。”
  　　
  　　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有一段原文二百十一个字，林纾只用十二个字来译：“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媰，妇人妊身也。胡适在他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抓林纾的把柄，却错引了，《七缀集》版的《林纾的翻译》因此多了这么一条注释：“林纾原句虽然不是好翻译，还不失为雅炼的古文。‘媰’字古色烂斑，不易认识，无怪胡适错引为‘其女珠，其母下之’，轻藐地说：‘早成笑柄，且不必论。’（《胡适文存》卷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约他以为‘珠’是‘珠胎暗结’的简省，错了一个字，句子的确就此不通；他又硬生生在‘女’字前添了‘其’字，于是紧跟‘其女’的‘其母’变成了祖母或外祖母，那个私门子竟是三世同堂了。胡适似乎没意识到他抓林纾的‘笑柄’，自己着实赔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钱锺书年轻时即卓尔不群，赢得声名，他父亲钱基博在三十年代初给他的信里多有训诫：“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贤人为愧！”还曾特别说过：“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http://www.dfdaily.com/html/150/2009/8/23/424425.shtml）
•   　　本书名取自古代“五缀衣”、“七缀钵”等名目，意为拼凑而成，在钱老的书集中，当属认知度、影响力较小的。然而书中文章多有古今中西的旁证博引，行云流水的起承转合。更让人敬仰钱老的学富五车。鉴于本人腹中空空，读来甚是吃力。
  　　 《中国诗与中国画》意在阐明中国传统批评对于诗和画的比较估价，诗中的神韵派在旧诗史上不算正宗，而画中的南宗却在旧画史上却占有统治地位。而大家熟知的王维，作为诗人兼画家的他却在这两方面的表现和地位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也是由于中国传统文艺对于诗与画的评判标准不一致的原因所致。诗画禅有南北宗之分却没有在世人眼光中一律，使得“诗画是孪生姐妹”一说不是那么适合了。但个人认为，“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若要浓墨重彩刻画恐难以言表。
  　　
  　　 《读<拉奥孔>》是钱老的读书心得，“史笔善记事，画笔善状物”，画更多的是定义静态的场景，而诗则可以把整个过程原原本本，有头有尾地表达出来。所谓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雕塑只能表现最小限度的时间。也许这也是钱老更钟爱诗的缘由。
  　　
  　　 《通感》是个人较喜欢的一篇，古诗中的通感所在往往也是诗眼，好些描写通感的词句都直接采用了日常生活里表达这种经验的习惯语言。五官本该各有所司，但越俎代庖后却别有一番情趣。当真是“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
  　　
  　　 《林纾的翻译》确实说出了译者与读者的心声，好的译本会引导读者去跟原作发生直接联系，起到“媒”的作用，但当读者具备能阅读原文能力的时候，往往会毫无恋惜地过河拆桥。开始对译者吹毛求疵。可这怎么也比看到一个坏的译本而摧毁了读者的兴致要强得多。
  　　
  　　 《诗可以怨》是否可以引申为悲剧是崇高的，而喜剧则是平庸的？大多中西古今人士认为，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也更能让听者感同身受。然而若要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以诗言志，以文表情时都要带上怨气，那这样的生活该将多么无趣。若要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要以悲剧作为命运之旅的结局，那我们誓要抗争不止。
  　　
  　　 《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书写了几段中西文化传播中的逸事，且看西洋诗篇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对那个消逝了的时代的风气可以增进些理解。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近乎雷同的故事情节让佛经和古希腊史结下文字因缘。莫非冥冥中真有轮回？抑或道听途说把故事从中国传到了希腊？
  　　
  　　总体来看，《七缀集》虽是杂文集，名头亦不十分响亮，但从中仍有许多东西可以去学习体会，实在佩服钱老做学问的态度，文中论点论据均有出处；实在佩服钱老做学问的资本，大经大典均藏腹中。
•   　　这种书……我之所以会刊……
  　　纯粹为了了解“卧槽这才是真正的大师”。
  　　
  　　这个年头伪大叔多，伪大师更多，
  　　有的连大湿都混不上，
  　　却沽名钓誉，
  　　更可悲可耻的是后面还有一群捧哏的和一群真认为其很牛叉的。
  　　什么叫真牛叉，钱钟书才叫真牛叉。
  　　
  　　《围城》对他而言，不过游戏之作。
  　　
•   　　 《七缀集》是钱钟书先生白话论文集，总共收录了七篇文章。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序)》中提到，《七缀集》是由《旧文四集》和半部《也是集》拼拆缀补而成的，他由此想到了古代的“五缀衣”， “七缀体”等，遂定名为《七缀集》。集中的七篇文章分别是《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 《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
  　　 钱先生智慧、幽默，在《七缀集》中也喜好用譬喻来阐释艰深的学术问题。如他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论及新风气利用传统作为渊源时就用了这样一个新颖的比喻，“这种事后追认先驱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王朝的大官僚诂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又如论及西洋诗里空灵，他又设了一个这样的譬喻，“同样，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这仿佛国际货币有兑换率，中国的两毛零钱折合乙国的一块大洋。”在《读(拉奥孔)》中，又有这样鲜活的比喻，“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销蚀，在整体上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用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又如阐释叙事的原则为“富于包孕的片刻”时，钱先生将此“片刻”喻为妇女“怀孕”，包含从前种种，同时蕴蓄以后种种。他还在《诗可以怨》中把诗人的吟诗比喻成母鸡下蛋时的咯咯叫声，令读者忍俊不禁。
  　　 但最爱的还是《林纾的翻译》。林纾名气大，康有为曾评“译才并世数严林”。钱先生佩服林先生译文的灵动，却也说其译文并非慎重、认真。钱先生笔下的林先生是可爱的，也是极具脾气的。林先生最恼人家夸他的翻译和画，他为之得意的是他的创作。但于创作，他又私下给划了等级，觉得古文高明于诗。钱先生在文末调侃：若有人夸其古文，而评其诗为‘狗吠驴鸣’，林先生该引为知音呢？还是继续据理力争？钱先生的这一问，我想大抵也问住了可爱的林先生吧。
•   　　我打四星，不是因为书不好，是觉得大部分人不会爱看这本书，现在有几个人愿意看一本不是消遣，也不帮你致富，甚至连读起来都有点费劲的文艺评论集？即使他的作者是钱钟书。
  　　
  　　老实讲，钱钟书的文艺评论不好读，假如你对《管锥集》有兴趣，还是先读《七缀集》热热身，这老先生，左一句古文，右一句拉丁文，再一句德文，然后又一句英文，我没看内容，已经自惭形愧，败下阵来。
  　　
  　　所以我在看《七缀集》前有看了一些成功学的书热热身，找到一句，敢于藐视任何权威，然后我开始读了。
  　　
  　　第一篇《中国诗与中国画》讲的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中国人讲诗画同源，其实评价标准又不同，谈到诗是杜甫第一，谈到画又是讲空灵的神韵派王维那种受人喜欢。这个也是有意思，中国人喜欢文以载道，画似乎不是载道的，是养性情的。
  　　
  　　第二篇《读《拉孔奥》》倒给我很多思考，他说文字的长处是能描绘一个时间段内的情景，比如”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个文字好写不好画，因为画出来的白鹭没办法很好表现白鹭飞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的那个动态感觉。而画往往要选取过程中最有张力承上启下的一个场景来沟通，让阅读画面者通过一个场景自己去联想前后的画面，提高画面的张力。这个给我不少启发。
  　　
  　　再谈到颜色，说文字的颜色有虚有实，画就不容易表达这种虚实感。也很有启发。
  　　
  　　《通感》这篇我看了就是惭愧中学语文学得差，我都忘了这种修饰手法，这个以后写文章要有意识锻炼锻炼，简单的说，就是用音乐写美食，用颜色写痛觉。
  　　
  　　比如我来一句，你让我的心很痛，痛得像一片黑色，你看不懂？你不通感？
  　　
  　　我都打通第六感了，你还只会得流感！
  　　
  　　至于后面写翻译的，写诗歌的，写第一首英文诗歌的，我倒是当小品一读，学到东西可以用的，还是这三篇。
  　　
  　　不过很佩服钱先生做学问的态度，无一不有出处，无一不有来源，这是我们这个网络时代转发时所欠缺的。
•   　　在一个遥远的小镇上，有一个出了名的盗贼，人送外号克利克[1]，并且认为永远也不会有人抓到他。这个盗贼很想结识另一个与他同样出名的外号叫克罗克的盗贼，想与他联手作案。一天，克利克在一家酒馆吃饭，同桌坐着一位陌生人。克利克要看时间的时候才发现怀表已经不翼而飞了。克利克想：要是这人能不被我察觉而偷走我的表，那他一定就是克罗克。他回手就偷来了那个人的钱包。陌生人要付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钱包也没了，便对同桌的人说：“看来你就是克利克了。”
  　　
  　　　　另一个答道：“那你一定就是克罗克喽。”
  　　
  　　　　“对。”
  　　
  　　　　“好极了，我们合伙吧。”就这样两个盗贼联起手来。
  　　
  　　　　两个人进城，来到了由侍卫严密把守的国王宝库。他们挖了一条通向宝库的地道，盗走了宝库里的一些东西。国王眼看着宝库被盗，却找不到一点盗贼的线索，就去找一位关押在狱的盗贼，人称灰浆盆，国王对他说：“你要是能告诉我偷宝库的人是谁，我就放了你，还封你为侯爵。”
  　　
  　　　　灰浆盆答道：“这一定是克利克和克罗克联手干的，他们是两个最棒的盗贼。不过，我有办法抓住他们。您下令把肉价抬高到每磅一百里拉，谁还去买肉，谁就一定是盗贼。”
  　　
  　　　　国王依计把肉价抬到一百里拉一磅，没有人再去买肉了。好不容易来人报告说有一个修道士到一家肉铺买过肉。灰浆盆说：“这一定是克利克或克罗克化装的。我也化装成一个乞丐，挨家挨户去乞讨，谁给我肉吃，我就在他家的门上划一个红色标记，这样侍卫就能抓到他。”
  　　
  　　　　但是当他在克利克家门上划上红色标记时，克利克发觉了。克利克给城里所有人家的门上都划上了同样的标记，结果灰浆盆一无所获。
  　　
  　　　　灰浆盆又向国王献计说：“我不是跟您说过他们是两个很狡猾的人吗？但是，有人比他们更狡猾。您这么办：让人在宝库台阶的下面放上一桶滚烫的松树油，进去偷东西的人就会掉下去，我们便可以坐等收尸了。”
  　　
  　　　　克利克和克罗克不久就把偷来的钱用光了，只好再去宝库偷钱。克罗克摸黑走在前面，结果掉进了桶里。克利克看到朋友掉进松油桶死了，就想把尸体捞出来带走，但怎么也捞不出来。他只好砍下克罗克的脑袋，带走了。
  　　
  　　　　第二天，国王到了现场，说：“这次抓到了，这次抓到了！”可是，只找到一具无头尸，没法辨认身分，也无法断定谁是同谋。
  　　
  　　　　灰浆盆又说：“我还有一计。你让人用两匹马拖着这具尸体在全城示众，听到哪里有哭声，就一定是盗贼的家。”
  　　
  　　　　真的，克罗克的妻子从窗户看到丈夫的尸体被拖着游街，就又哭又嚎起来。克利克也在那里，他立即意识到这样会使自己暴露。于是，他开始摔盘子，砸碗，并且打克罗克的妻子。正在这时，侍卫们循着哭声进来了，看到的却是一个妇人打碎了盘、碗，而男人给了她几个耳光，妇人就哭了起来。
  　　
  　　　　国王无计可施，便让人在全城贴出告示说，谁有本事偷走他床上的床单，他就原谅他的偷盗之罪。克利克听到消息就来了，说自己有本事做到。
  　　
  　　　　晚上国王脱衣上了床，手里拿着一杆火枪等着盗贼。克利克从掘墓人那里要来一具尸体，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到王宫的屋顶。等到半夜，克利克用绳子把尸体吊在国王寝室的窗户前。国王以为这就是克利克，朝他开了一枪，又看见他带着绳子摔了下去。国王跑下去看看人是不是死了。可就在同时，克利克从屋顶下到国王的寝室，偷走了国王的床单。克利克被国王赦免了，而且因为他已经无所不能偷了，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蒙费拉托地区）
  　　
  　　　　[1]这篇故事中的两个盗贼的外号“克利克”与“克罗克”都是形容断裂、破碎声的象声词。
•   　　RT~
  　　看起来不舒爽，当然主要原因是自己太脑残，语文造诣太浅=。=
  　　不过对他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里那段关于新旧风气的论述还是比较赞同的。
  　　继续研读去。。。。
  　　
  　　好想看那本《人·兽·鬼》
•   　　因为琴南先生的翻译，关联到了这部集子，看时只挑脾胃中和的章节读，而且是粗翻，即使是杂文，对于腹中空空的某虫，很多经典都觉得眼生的慌,好在先生体谅,文章不隔人,留给某文盲一点绞毛巾的时间(汗湿透了).
  　　
  　　特爱诗与画的那章,比较那对贼哥俩的寓言章节,也很有趣.
•   　　 “五缀衣”、“七缀钵”，这些拼拼凑凑而成的东东，虽然不起眼，却有精神内蕴，能够抵冷御寒。钱钟书这本小册子选了七篇论学杂文编缀成集，取自《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虽然模样不太好看，但是论学精神依然精到，值得认真研读。
  　　
  　　 《中国诗与中国画》谈到旧传统和新传统的异同，中国诗和中国画的融合一致其实是有条件的，比如诗中的神韵派被否定是传统的正宗，而画中的南宗却被尊为正宗，比如王维，不同的方面的表现和地位是截然不同的。原来，论画时重视王世贞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而论诗时却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分辨知人论世的时候，需要“把古人的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尤其把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
  　　
  　　 《读<拉奥孔>》在读莱辛的拉奥孔有所感发，在整个理论系统去发掘那些剩下来的有价值的片段思想，说到诗和画的相处转换问题，诗，是很难转化成画的，因为空间艺术是限于刹那的。说到比喻，“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诚然如斯。于妙处停笔，在造型艺术上不要表现最高潮或者结局，具有无限的遐想空间。
  　　
  　　 《通感》是说把各种感觉打成一片，混作一团的神秘经验，要六根相通。但是通感当中又要区别某感联系某感和某感沟通另一感的区别。再次为极其翔实的文献资料OTZ。
  　　
  　　 《林纾的翻译》很不客气的批评了林纾的翻译上的种种问题。尽管林纾在翻译学史上有杰出的贡献，但是钱钟书找到了很多的细微末节，以证其言不虚。翻译是要“欧化”还是“汉化”，至今仍然是问题，不过各执一词，皆能言之成理。林纾的问题，大致包括如随意删节或增补原作，推卸责任甚至明知故犯，造句松懈、用字冗赘、字句脱漏错误明显，直接给他“形式上是把外文作品转变为中文作品，而实质上等于把外国货色转变为中国货币”的一个评价。不可谓不刻薄，但是翻译本是慎重事儿，不可等闲视之，林纾的问题在于，“既损坏原作的表达效果，又违背了祖国的语文习惯”。
  　　
  　　 《诗可以怨》讲到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的偏义性，似乎只有“怨”作才是好的，正如后人所云，诗穷而后工，国家不幸诗家兴，诸如此类。尼采说，诗人唱歌犹如母鸡下蛋的啼叫，都是“痛苦使然”，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虽颂皆刺”诚然是不成文的潜规则。因为。和平之音淡薄，无法激发起感同身受的共鸣，毕竟，幸福是属于小众的，是独特的，各自幸福种种不同，但是忧愁却是大众，人之不如意十之八九，就有病蚌生珠之喻。自然，为文造情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就显得如此的理所当然。诗词中的“无中生有”，源自古代诗评重视“穷苦之言”。环境使然也。
  　　
  　　 后面两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觉得跟专业差异有点远，就没有细读，以俟后来之兴致。
  　　
  　　 完全被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的文献材料震惊了，就拿很多古典文献的例子来说，好些个我都闻所未闻，汗奔……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形容了。他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   　　我並非他的忠實讀者，僅僅看過《圍城》和一些同自己以前學業相關的文字，比如本書中有關翻譯和修辭的論述。
  　　
  　　尼采說只有貧弱的眼睛才總是看到相同點，這話適用于錢先生的一些論述。他的翻譯觀，幸好沒有付諸實施（許淵沖的嘗試其實就是這種觀點的應用惡例）。我也不覺得他打通西學，他只是從一個中國人賞鑑古玩的角度，把西學翻檢了個遍。周作人之小擺設小品文同此心向。中學西學，且不論是否能夠打通，像他那樣“打通”，真不見得是好事。
  　　
  　　錢先生的學術之淵博，我們毋庸置喙，他的閲讀量是超人的，記憶力如同掃描儀一般。可是他在本書中的觀察，雖然趣味古雅，但並不包含“附加值”。格式如下：A在其B著作中有這麽一句評論，其實中國古人C早已經說過，於是沒有什麽可以奇怪，一切照常云云。當然這是我爲了説明問題而對其進行的漫畫式簡化，但通觀他的這幾篇文字，大多是無窮無盡的徵引。
  　　
  　　寫林譯小説的那篇文字，很微妙地向這種很成問題的嘗試頷首微笑。這無疑是在說，追求一種譯筆起碼的達意，倒不如娛樂衆生來的重要。
  　　
  　　美學角度來説，這毫無錯處。但是從翻譯（也正是他的著眼點）來説，我仿佛看到一個靜觀二十世紀從其眼前經過但無動於衷的錢先生。不是說他過時，而是說他實在是從求“趣味”的角度，淡化了太多動態的矛盾。
  　　
  　　對於喜愛涵泳文章的傳統中國知識人來説，這本書絕對適合他們的閲讀需求。對於其他人來説，未必。
•   　　通感被解释为感觉挪移，比如看到悦耳，听到美色，超级女声一群男的，好男儿一窝女的。通感在古时候被广泛运用于优美的诗歌，被誉为文采，通感在现在泛滥于无孔不入的广告词，并被称之为创意。
  　　无论文采还是创意，通感重要的是要巧妙，赋予人们自然的联想力。
  　　比如白居易《琵琶行》“大珠小珠落玉盘”，声波被可视化，类似钢琴要弹出“珠子般的音调”，唱歌有“颗粒感”。西大望路“珠江帝景超级大盘”原来出处于此，建筑规模的物理状态可感觉化，达到“信任来自于实力”的推广意念，隐含的意识是说“钱多就是NB”。
  　　通感就是好啊。
  　　
•   　　这是本文艺批评的小册子，只有“新旧文章七篇”，涉及中国诗画，通感，翻译，很杂。如《序》中所记，既是“拼拆缀补”而成，就题为“七缀集”。
  　　
  　　如果我们的阅读习惯相同：纯粹为杀时间，看书不挑食，又有浅尝辄止的毛病，还有点喜欢钱钟书，读了《围城》还贪不足，那么，慑于《管锥篇》的盛名，不妨先读《七缀集》。
  　　
  　　这本小书，妙语如珠，如珠连缀。
  　　
  　　妙语分两种，其一，钱老自己的俏皮话，那是一把把的，文艺批评并不生厌，就是欠“厚道”，一篇《林纾的翻译》，好生挖苦林纾“手痒”，把翻译当作借体寄生的写作，钱钟书说自己早年喜欢读林纾的翻译作品，自从“能读原文后，发现漏译误译触目是。”然后就开始对着错误的译本寻消遣，“方便地增长自我优越的快感”。
  　　
  　　除去上述原创金句，剩下的妙语，就是——引文浩瀚，书海拾贝。一个差不多的例句，他抛出十几二十个——简直不论证不作注都齐全了。特别推荐读《通感》，那几打的“句摘”，就是一大捧珠玉，收在一篇小文里，信手拈来，串珠戴宝，分明奢华极了。
  　　
  　　
  　　
  　　
•   　　反反复复看了第一篇，心里就直喊放弃。
  　　
  　　钱先生是把你作为他同一等级的人来阐述他的理论的。古今中外的例子让你目不暇接头晕目眩。不过，当我啃完这本书后（虽然大部分没看懂，很多古代的例子都被我ignore了），但是还是觉得收获菲浅。
  　　
  　　曾经度过他的传记。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怂恿他的猫和邻居林徽因家的猫打架。他的旁征博引，他的幽默风趣，就算对他的理论一知半解，也总算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些人文气息以及生活的乐趣。
•   不知道刘半农看到的是什么书，眼睛很有问题哦
•   哈哈，不知道。在正常情况下，不管是刘半农还是其他普通人，都不太可能把“媰”看成“珠”啊。一直很奇怪，这么简单的道理，为啥以前的人没能注意。
•   应该找刘半农发表文章前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各种本子来看看，如果有刻成或排成“珠”的，那就解决了。。
•   陆灏写过一篇“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436606/），内容可靠、丰富，其中提到：
  第二年下半年，我约请上海师范大学的林子清先生写了一篇回忆钱先生在暨南大学时期的文章。为了慎重起见，我把校样寄了一份给钱先生，请他定夺。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子清同志此文实可不写。盛情可感，而纪事多不确实，或出记忆之误，或出传闻之误。遵命删改一下，请子清同志过眼，并请他原谅。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造性的回忆’。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实人，对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际关系’实况，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话也删掉了。”所谓“詹、李、方”，指的是文中提到的当年暨南大学的教师詹文浒、李健吾和方光焘。钱先生在校样这一段的旁边批道：“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钱先生不仅把林先生的文章删去五分之一，还在很多段落旁作了批注，如林先生说有一次他看到钱先生在读《胡适文存》，读得哈哈大笑。钱先生删去这段话，在旁边写道：“恐无此事，《胡适文存》我在中学时阅过，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后来我把钱先生改定的校样给林先生看，林先生扯着大嗓门说：“我可以对天发誓，钱先生那时看的肯定是《胡适文存》！”尽管如此，我还是尊重钱先生的意见，把那段话删去了。
  ========
  钱钟书所说“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就是胡适文存“其女珠，其母下之”这段。
•   “其女珠，其母下之”在1935年陈寒光的《林琴南》一书里就提到过（15页），陈注出了这句话在《茶花女》中的原文，只说是胡适拿来当笑柄，没有提刘半农和钱玄同。钱钟书那篇文章还提到了《林琴南》，说明他看过此书，这个例子应该就是袭自陈寒光，不过没有交待。
•   阿英在《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那篇文章里对茶花女的版本考证得比较清楚，最早的是1899年林纾在福建自印的木刻本，但这个版本应该流传不广。同年汪穰卿的昌言报馆出的素隐书屋铅印本是第一个流行版本，在cadal上有电子版，去看了下，媰字没有印错。还有1901年的玉情瑶怨馆刊本和1903年文明书局刊本，广智书局“小说集新”第一种本（文中没有写具体时间）。之后是商务印书馆1923年重印的版本比较流行，但这个在刘半农他们写文章时还看不到，可以找另外几个早期版本来看看有没有印错的。
•   刚去国图编目里查了下，古籍馆那边的新善本藏有1899年林氏刻本，普通古籍里有玉情瑶怨馆的，有刻本和石印本两种，各有两个复本。文明书局的没有实体书，缩微文献里有文明书局1906年的第二版。广智书局的没有看到。北大图书馆的古籍里有一个清末民初的石印本，没有写具体出版者，不知是哪个版本。另外《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里还提到一个新民社袖珍本，应该也是在1923年商务版之前的，具体时间不知，也没发现哪里有。
•   多谢萧大侠。最近准备把钱锺书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地方也辨析一下，初步结论有了，钱锺书对王国维和叔本华的书都有一些误解。
•   “1935年陈寒光的《林琴南》一书”
  ——胡适早在1918年已经误解。。。
•   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造性的回忆”。
  ——这句差点就用到某篇文章里了。后来用了舒諲的《写回忆录之难》里的话。也蛮好。
•   2013-06-25 12:34:25 zcx1997
  “1935年陈寒光的《林琴南》一书”
  ——胡适早在1918年已经误解。。。
  ========
  萧四无大虾的意思是，钱可能一开始没去看护士文存，看了陈寒光的书（因为钱引过）才去找的文存。。
•   钱先生著作中这类问题似乎还有不少，大家可以慢慢找，哈哈。。
•   1935年，陈寒光已经发现了谬误，胡适为什么不解释不反驳呢？难道胡是故意的么……连带刘半农一起错，嗯，大概是有更早的错刊本。那么胡适没有发现陈寒光指出他的问题咯。。。
•   自惭形愧
  拼音割裂人
•   管锥编，我看了第一册的前1/3
•   因为他家书多。。。看得书也多。。。当然就无一不有出处了。。。
•   人家都记得出处的
•   这个故事好像跟这本书没啥关系啊，难道正牌的评论也被克利克偷走了吗～
•   比较阅读。书中一篇文章分析一个故事的演变，列出了3个版本。一日，偶见此故事的另一版本，甚为惊奇，故附在此处，以作参照。
•   哦哈哈，原来是个test啊，非读过此书不能知也。感觉这个故事的风格很像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有时间看看。
•   哈哈，无意中看到这个偷评论的妙论，meso与楼主皆为妙人耶。
•   SF
•   好深奥读不懂
•   那才是真正做学问的人
•   錢先生所舉古典文獻令人目不暇接，行文節奏之快令人吃緊。
•   Perhaps the taste of some is not to face any truth.
•   借用隔壁一家评论的句子：“如果我们的阅读习惯相同：纯粹为杀时间，看书不挑食，又有浅尝辄止的毛病，还有点喜欢钱钟书，读了《围城》还贪不足，那么，慑于《管锥篇》的盛名，不妨先读《七缀集》。 ”
  我替另外一些人做个小注，某些西方学术体系下训导出来的学生，阅读习惯正好是相反的：看书非常挑食，最恨浅尝辄止。
•   中国诗与中国画，是不是也在这个集子里？
•   答楼上，是在此集子中，且是第一篇。
•   有同感。
  ＜诗可以怨＞开头讲了一个＂他发明了雨伞＂的笑话，我感觉钱钟书写文章的目的，就是做那个打开箱子，给乡下人看雨伞的人。
•   严重同意“不包含‘附加值’”一说。 语言冗赘，只铺陈细节、不断发散联系而无论述分析，东拉西扯离题万里，远不如看《辞海》里的词条有意思。而他关注的“趣味”也无趣的很。
•   只有貧弱的眼睛才總是看到相同點
  好毒。。。
  （留言不能？）
•   1.邏輯是普世的，不是西化的。
  2.“繁體字”其實是正體字。沒有50年代的簡化字，誰會說正體字“麻煩”？
•   《七缀集》已让我折损读其他好书的时间，《管锥编》翻看几则觉得没必要看下去。我笃信“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他的趣味我已经说过，无趣的很。他不是记书机器，而确乎是一个炫技的琴师，抑制不住表现的冲动。
  我不同意“人生如此无味”。生存经历和读书本身没什么冲突，何必要说读书怎样高明呢？
  中国传统思想不重逻辑，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隐含的价值判断殊为可疑。我又不是番书仔，虽然不专攻中国传统思想，但时常观照对比，并不以为连类是中国独创的东西，特殊的国情。此种互文是实在繁琐而且无聊的。
•   我不必“学贯中西”，即有资格指出其学术路数之问题。正如听琴的乐迷不必弹琴，如果听得多，必然知道水准高下。
  先哲的知识要尊重：这是“祖先崇拜”的文化的产物，我不以为然。
  谦虚的美德：这话应该讲给中书君听。他一点都不谦虚。
  管锥编所引用的所谓“西文谚语”，大多早已不在西文世界具备“谚语”的currency。其所谓“打通”，亦不过是赴会穿凿而已，和陈寅恪的学贯中西有本质的区别。
•   他的趣味我已经说过，无趣的很。他不是记书机器，而确乎是一个炫技的琴师，抑制不住表现的冲动。
  ‘附加值’”一说
  －－－－－－－－－－－
  说到我心里去了。中书君光环巨大，我虽腹诽，并没说出来。见君说出来，痛快！
•   我看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奉劝马甲老兄，既然是马甲，就不要跑来纠缠。我以前的政策是马甲的发言见了就删除的。
•   钱先生著文有点登岸舍筏的味道~~虽然我承认他的文章读来有种愉悦感——理性的愉悦
  其实钱的功夫大多做在辨析义理上，迎刃破竹，非常精到~~so 我说他的文章读来有种理性的愉悦~~
•   当然有时也难免流于琐碎，细枝末节，呶呶不休，ms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仿佛其中别有洞天，我们且不去打扰他们老人家了吧~~
•   “正体字”的说法大概是港台那些遗老遗少的说法吧？况且简化字并非没有理据，不少字形都是从历代一些俗体字和行书字体中选出的。简化字最大好处就是普及了大众文化教育，在一些所谓拿知识当做垄断和傲慢资本的小众文人眼中，当然够不上他们所谓的“格调”。他们既没有勇气去面向社会底层去普及知识、在城里困守一隅，更挑不起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梁，书写繁体字只能是其思想贫瘠又喜欢装B、凸显自我的遮羞布和招魂幡。
•   //简化字最大好处就是普及了大众文化教育，在一些所谓拿知识当做垄断和傲慢资本的小众文人眼中，当然够不上他们所谓的“格调”。//
  妄人妄言無知無畏^!^
•   你了解过上个世纪20、30年代工人运动过程中的教育活动吗？
•   我首先認爲簡化字與大衆文化教育沒有關聯。臺灣香港文盲很多嗎？
  其次認爲朝廷從來都是以割斷歷史破壞文化為己任，胡亂造字就是一例。
  簡化字恐怕還有一批是文革後收起來不再使用的吧？
•   你用今天台湾、香港的教育情况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陆教育情况相比，有可比性吗？今天台湾、香港文盲我不了解数字统计，那里的文盲少恐怕和经济带动的教育事业发展分不开。可是在上个世纪的乡土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没有那个条件。大面积快速普及教育，消灭文盲，简体字功不可没。
  历史上可以有简便快速的俗体字写法，今天为什么不能简化方便？古人放个屁都是典故。你所谓文字的线索脉络、统一规范不过是你的一种假想，你可以查查《汉语大字典》上，看看那些几万字里有多少异体字。文字是用来使用的，不是放在历史博物馆供人瞻仰的。妄图用自己研究出来的一套文字体系的发展脉络去规范实际的语言使用，也是不切实际的。
•   林译小说那篇若放在《万象》杂志里倒非常合适。
•   //那里的文盲少恐怕和经济带动的教育事业发展分不开。//
  这都是想钱想疯了的人才会有的想法^!^
•   分不开是因为它有联系，你可以看看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转移和宋元明清以来江南的富庶以及文化的繁盛，关中、中原的逐步衰败。说话要有证据，不是信口开河。如果谈到文化和经济关联就是想钱想疯了，那么研究经济的难不成都是疯子？！
•   哎，这都什么逻辑，一个民族的选用哪种文字要看是否方便扫盲？！！
•   一个民族的人都不认识这种文字还要它何用？
•   哎，废除好了~~
•   2011-02-21 21:56:00 囧囧小猫
  　　一个民族的人都不认识这种文字还要它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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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下真喜欢随便"代表"。
•   我說的朝廷是現在的這個。
  當今的人誠然可以看懂很多東西，但政權的文宣手段和簡體字的使用戶為表裏，現在的人是可以讀懂三民主義等等，恐怕他對於用正體字記載的東西（我姑且用臺灣人的説法，這東西不必用文字學考據到多久遠，朝廷在貫徹自己野蠻政策的時候，你以爲真的有那麽多學理上的考量？用什麽字本質上是政治的事情，），已經沒有親近感了。
  至於你覺得簡體字的出現和白話文運動可以等量齊觀，那就沒什麽可以說的了。道不同不相為謀。
•   　钱钟书的文笔看似好玩，天马行空，典故一大堆，看起来轻轻松松，说说笑笑的。实则不然，他是真正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非他，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
  　　　　　　　　　　　　不管怎么说，林译那篇文章写的特别好，字字都写到了点子上。
  　　　　　　　　　　　　你看完了林纾所有的翻译吗？你认认真真做过翻译吗？ 我猜测你是没有，否则不会这样评论。
  　　　　　　
  　　　　　　　　　　
  　　　　　　　　　　
  　　　　　　　　　　个人看法，或许你是大国学家，我没资格评论你。
  　　　　p.s.你说钱钟书想炫技，我看不是，他没这个必要。倒是你，看你写的评论，挺累人的。
•   林译那篇我恰恰觉得展示了他盲点和糟糕的趣味。
  踏实与否我不知道。我也不“猜测”，林译到底是不是好的翻译现在有公论，我根本不高兴浪费时间来谈。
  我就是不明白，分明是和原作完全不搭的，中国人喜欢的一个劲，许渊冲，等等，走的都是这种路线，还自以为艺术。
•   钱钟书也不是很赞同林译，只是觉得林译挺有意思。随随便便的翻译也不是艺术
  　　　　我觉得的好是钱钟书关于翻译的一些话
  　　　　
  　　“从最初发展以至终竞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文学姻缘”
  　　　　
  　　特别是:
  　　　　
  　　“我们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事实上往往不能够而且不需要一字一句都透彻了解的。有些字、词、句以至无关重要的章节都可以不求甚解，我们一样写得出头头是道的论文，完全不必声明对某字、某句和某节缺乏了解，以表示自己特别诚实。翻译可就不同。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溜过去，没有一处困难躲闪得了。一部作品读起来很顺畅容易，到翻译就会出现疑难，而这种疑难常常并非翻翻字典所能解决。不能解决而回避，那就是任意删节的“讹”，不肯躲避而强解，那又是胡猜乱测的“讹”。翻译者蒙了“反逆者”的恶名，却最不会制造烟幕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和误解。”
  　　　　
  　　　　说的太准了
  　　
  　　“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还是积习难除，他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摆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新手的林纾之间仿佛有拉锯战或跷板游戏”
  等等等......
•   你說的這段“准”的長篇大論，楊周翰，碰巧也是錢的學生，一句話就概括了：翻譯就是要在”不可能“和”必須為“之間討生活。
  錢在翻譯上實在沒什麽太高明的東西要說。相反，他肯定會看不起的魯迅的所謂”硬譯“，恰合Walter Benjamin所倡導的”語言間性“，這纔是真正大格局的，”時代成像的時刻“能夠抓住要領的翻譯理論家。
  推薦他的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讀了這個看錢鈡書的議論，那不是一個水準，或者說不是一個層級(sphere)的。
•   我不必“学贯中西”，即有资格指出其学术路数之问题。正如听琴的乐迷不必弹琴，如果听得多，必然知道水准高下。
  这话未免有些气盛。会弹琴的与不会弹的，听到的音乐肯定不同。五音不全的耳朵无论如何是分不清全音与半音的。
•   2012-03-11 23:01:04 水山
  　　我不必“学贯中西”，即有资格指出其学术路数之问题。正如听琴的乐迷不必弹琴，如果听得多，必然知道水准高下。
  　　
  　　这话未免有些气盛。会弹琴的与不会弹的，听到的音乐肯定不同。五音不全的耳朵无论如何是分不清全音与半音的。
  //会弹琴的与不会弹的，听到的音乐肯定不同。五音不全的耳朵无论如何是分不清全音与半音的。//
  这样的逻辑，恕不奉陪了。
•   钱先生自己玩学术玩得开心就可以了，本来也没有“开宗立派”出版“全集”的意思（杨绛已经说得很明显了），这本集子只是出了让同好赏玩一下乐一乐，既没有要阐释他的翻译理论，也没有自我标榜“打通”中西，反倒是你这个读者，唧唧歪歪，颇有“攻击邪师，义不容辞”的口吻。
  不过话说回来，呆湾本土也出了一个号称“打通儒释道”的南怀瑾，这位可就了不得了，不但开宗立派，还有一大帮子门徒狂热追捧，活到九十几岁全集都出了几十本了，那才更适合楼主。
•   七缀集在线阅读：http://www.siread.com/zhongshu/qizhuiji/
•   “A在其B著作中有這麽一句評論，其實中國古人C早已經說過。”即使这样的逻辑有些简单，但是有些时候，你懂的并不比钱锺书多，有可能ABC你都不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看了这书不对你来说是一种收获么？
•   你有你的高深的逻辑你自己写去，不必以批判钱锺书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高明。他的写法，即使如你所说“無窮無盡的徵引”，可是很抱歉，这样的东西叫你写估计你也写不出来吧？
•   一个对西方文化如此精通的人，打通西学应该是不在话下吧，著作只是一个人思想的冰山一角，如此多的博通中西引用，至少也给读者许多的灵感了。
•   东西学术路子本就不同，楼主何必如此不宽容。
  就钱钟书做学问的方式，夏志清在《人的文学》的《追念钱钟书先生》和《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里有许多透彻分析，尤其反思了用西方现流行理论生搬硬套中国文学进行分析的有害现象。楼主如果未看，或许可以参考参考。
  PS：我也不喜欢钱钟书的傲、文字游戏和某些调侃讽刺。但无可否认他给我带来很多东西。
•   PPS：我不喜欢楼主的偏狭。
•   确实，楼主有些观点颇为偏狭
•   其实每篇都有正正反反的各种例证相互博弈，如果楼主只是看到“无穷无尽的征引”，那至少给您提供了一份有价值的目录，每份考据都明码标价良心买卖。
•   楼主的批评可以用钱锺书自己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提出的观点回应：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不假，但是旁观者往往是门外汉，批评是见林不见木的。有理有据的确是有理有据，却不能体会其中委曲衷肠。
  钱锺书是读书太多，但我觉得以他的聪明绝不至于不知道别人可能会反感自己的炫技式书写。他一方面觉得前人之述备矣，我只要旁征博引即可，一方面，他喜欢嘲讽别人，自然也怕别人嘲讽，我全是干货拿出来，你即使嘲讽也少几分底气。用王夫之注解《周易》中“潜龙勿用”的一句话形容钱锺书——博学不教，引而不发。
•   沉浸在自己世界的一货
•   其实，我个人觉得“能读原文后，发现漏译误译触目是”仅仅是钱老真实写出了林纾翻译的价值，在于吸引人去阅读原文，同时在文章后半部分，也未否认林纾翻译作品完全没有价值。
  很多时候，俏皮和刻薄会有一些类似。
•   这部书也可以看成些比较文学论文
•   以例代述，别有趣味，另外LZ的比喻也很美~呵呵
•   看第一遍时候也是极头痛，后来再看时一些细枝末节越来越有意思了，“七缀集”嘛。
  钱先生以做学问为乐，总能注意到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