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事
出版时间：1991 出版社：三联书店 作者：帕斯捷尔纳克 译者：乌兰汗,桴鸣
Tag标签：无
用户评论 (总计12条)
- “戴着脚镣跳舞”被用来形容那些在束缚中追逐自由的人，帕斯捷尔纳克似乎是这个修辞最贴切的指向。前苏联时期的作家几乎每个人都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有些人借助对意识形态的反叛得以在仇视这个国家的地方获得声誉，也有的人在政治压力之下放弃了作为一个自由写作者的身份。这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严酷的环境之下，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但作家这种职业，向来他的做人和做事是分不开的，没有人能够相信并容忍一个虚伪的人可以写诚实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文学与政治的不可分离，多数时候政治成为套在作家身上的枷锁。这或许与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有关，因为知识分子要做他现实价值的反叛者。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其中的一员。
《人与事》写作的时候，作者自己签署的时间是“1956年春，1957年1月”，想必是在这一年的断续过程中得以完成的。在此之前，他在国内的刊物上发表诗作，并出版了像歌德的《浮士德》这样的译著。他在文坛的活动似乎一直就时运不济，他的诗被外界知晓，因此于1946年被英国作家第一次推荐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显然这一推荐针对他的诗歌作品，因为其时他后来的代表作《日瓦戈医生》尚在创作之中。作为被无产阶级掌控的超级大国，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向来被西方所诟病，而诺贝尔奖这一被西方资产阶级控制的文学奖项也在苏联国内被当作相反意义上的肯定。第二年，国内《文化与生活》报即发表文章，抨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脱离人民生活。
有几个时间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从中看出将来给帕斯捷尔纳克引出巨大风波的事件的端倪来。1946年秋天他被推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文化与生活》发表的抨击文章出现在1947年3月21日,1948年作家出版社作出将已经排好的诗集拆散的决定，1954年秋天他第六次被西方国家推荐为诺奖候选人，翌年，他的《日瓦戈医生》脱稿，并于1956年通过意大利共产党员蒂涅里交给了米兰出版商，1957年1月，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与帕斯捷尔纳克签订了《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合同——这些事件节点能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他的诗歌创作被西方阅读者理解为是他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而西方对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肯定则向苏联意识形态的领导者传达了某种与其创作水平相反的讯息：诗人在用诗歌向西方资产阶级献媚。
在一个以意识形态钳制为主的没有创作和言论自由的国度里，这样的消息已经对帕斯捷尔纳克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他的自传体随笔《人与事》的创作完成于在《日瓦戈医生》脱稿后、尚为交付任何出版机构之前，而随笔修改定稿时，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已经与国家控制的出版机构签署了出版合同，并在此之前将该书的手稿输送到了意大利这个资产阶级控制的西方国家出版商手里。或许对作家的心理妄加猜测是一种武断的行为，但是我们不由得不想到，在经历被国外赞誉而被国内抨击的波折后，他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国家出版机构对《日瓦戈医生》的肯定则使他意识到自己有挽回影响，重新树立创作形象的机会。
恰是在这个背景下，《人与事》被写出并被修改定稿。但此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非常微妙，故此在《人与事》的《结束语》中他说：
“我的传记随笔就此结束了。
继续写下去，过于艰巨。如果按顺序写，就得写革命时期的岁月、情况、人和命运。
就得写过去不熟悉的目的与追求、任务与功勋、新的矜持、新的严峻和新的考验的世界，这些考验是这个世界给人的个性、荣誉和骄傲、人的勤劳与坚韧提出来的。
这独一无二的世界退居到记忆的远方去了，它像群山耸立在地平线上，从原野上可以看见，又像一座远方的大城市在夜的反光中冒着烟雾。
写它，应当使心脏停止跳动，让人毛骨悚然。
用千篇一律的老一套手法描写它，写得不能打动人心，写得比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还索然无味——不仅没有意义、没有必要，而且这样写——卑鄙低下，厚颜无耻。
我们离此理想还差得很远很远。”
（《人与事》，乌兰汗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显然，尽管他对自己新作的即将出版怀有饱满的期待，但之前诗歌被批判、已经排版的诗集被拆散的阴影厚厚地压在他的心里。他在修订《人与事》时，已经对笔下的文字有所忌讳了。故此才在结束语中写的这样隐讳而沉重，这显然也构成了《人与事》整部作品的主基调。帕斯捷尔纳克拥有从事文艺工作坚实的家庭基础，他的父亲是一位犹太裔画家，而母亲则是钢琴家，他的童年很多时候是在父亲受聘的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附近度过。因为父母的原因，帕斯捷尔纳克的家里常常有文化界的“大人物”来访，列夫·托尔斯泰也曾来家中欣赏音乐。他借助父母的关系以及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结识了里尔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爱伦堡、亚什维里等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与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中保持着友谊。
《人与事》从作者的幼年写起，写那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在莫斯科文化圈子里的交际，写他与那些文艺家们的交往，更写他对艺术、对文学的观点和评价。他在文章中除了直言不讳的坦露自己的艺术观，但对于曾经的时局和文坛事件则不做任何评价，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欲言又止。在《人与事》写作之前，他就经历了马雅可夫斯基、亚什维里、茨维塔耶娃的自杀以及曼德尔斯塔尔和伊温斯卡娅的被捕，但在文章中他没有对此做过多的直接评价和议论，只用自己的艺术观念暗示自己的疑惑与悲伤，并指出了这些艺术家们创作与作品及遭遇的真相：“艺术中充满世人皆知的事情和通常的真理”，“我认为艺术家和众人一样虽然有死的一天，但他所体验的生存的幸福却是不朽的，所以，在他之后经过几个世纪，其他人接近他个人的、切身的最初感受的形式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根据他的作品对此又有所体验”。
帕斯捷尔纳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苏联大清洗中得以幸免，传说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救了他。他的影响力日渐广泛，苏联文学界不太喜欢这个“不愿意根据政策的要求而进行创作、改变自己艺术观念的人”，但是文学史又不能不提他。他也就在政治和自我的夹缝中跌跌撞撞前行。《人与事》改定之后，他的《日瓦戈医生》在米兰问世，他的噩运也开始了。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表现的更为明显，获奖消息传来时，他先是发电报给瑞典文学院以示感谢，但随即在政治的高压下又致电表示弃领该奖，三十一年之后该奖由他的儿子领取，那则是后话了。
“我对一切匠气的、不是创作的东西，都加以鄙视，我敢于认为这些东西我都在行。我以为真正生活中，无事不是奇迹，事事为上苍所安排，没有人为的与杜撰的，不允许有专横任性”，他在《人与事》中的这段话，似乎能够解释他作为戴镣的舞者生涯。
2012-1-24
- 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诗人，不过由于我对外国诗歌的欣赏水平实在没有（其实中国诗也差不多），所以无从评价。不过《日瓦格医生》倒是读过几次。也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此书犯忌，是故意整他还是由于此书在外国首版又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看样子我实在没办法当官员，没有足够的想像力以及政治敏感性。
此书由《安全保证证》《人与事》两书组成，还有少许信件以及附录。两书都是回忆性文章，前一部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一部写于五十年代。两者实际跨度差不多。所以两书对照起来看挺有意思的。两书都只是草草地涉及了自身，更多的代入了时代与人物。前一部充满了哲学与玄学感，有时读得让人如在雾中；而后一部则平实地多。
书还是挺不错的。当然最好是对当时的人与事（特别是艺术界）有相当的了解才可以更好领会两书。 - 说几句。
刚刚读完《日瓦戈医生》，又看了他写的这本自传，虽然也算不上是自传，这本书只写到他的少年时代结束。而书中大部分更是关于他对俄罗斯作家譬如托尔斯泰、勃洛克、茨维塔耶娃的作品的看法。
书中还有大量帕斯捷尔纳克与亲友的通信，这部分也很好，因为我觉得，通过私密的书信来看一个人，恐怕更能得到更全面的、真实的印象。而读这些书信，可以看到我们在《日瓦戈医生》中读到的大量思想与他对日常生活的思索很密切。
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一个高度艺术化的家庭：父亲是画家也是艺术学院的教授，而母亲是钢琴家。艺术氛围如此浓厚的家庭让他从小沐浴在艺术之中，他的心灵从小受到熏陶和训练，所以，他能写出《日瓦戈医生》其实毫不意外。这本小说，也是他自己认为是一生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日瓦戈医生》的获奖是因为“作者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点，帕斯捷尔纳克当之无愧。而令我深感心有戚戚焉的一个评价则是：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被称为“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我认为这是对《日瓦戈医生》最恰切的评价。事实上，对普通读者而言，这本小说最可贵的也正是这一点。
书中居然还有帕斯捷尔纳克与拉拉原型伊温斯卡娅的通信。原来，作者也是有过婚外情的经历的，而且，他与伊温斯卡娅的爱情也确实非常热烈，但这却是对作者的折磨。而伊温斯卡娅由于帕斯捷尔纳克而深受牵连、入狱多年也令作者深感愧疚。
总的来说，值得一看，尤其是关于托尔斯泰、勃洛克、茨维塔耶娃的评论那些章节。
将帕斯捷尔纳克评论托尔斯泰的那几段抄录在此：
P46-47
如果从每一位作家身上采摘一种品质，比方说：莱蒙托夫的强烈的感情，丘特切夫的多层次的内涵，契诃夫的诗意，果戈理的光彩夺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力，------那么关于托尔斯泰，只限于一个特点的话，应该选用什么定语呢？
这位大谈道德、主张平均、鼓吹法制的人的主要品质，是他那种与众不同的人、达到荒诞程度的新奇。而他所鼓吹的法制，是针对所有人，不纵容任何人，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破例。
他一生中随时都具有一种本领，善于在彻底割断的瞬息中、在包罗万象的突出的随笔中，观察各种现象，而我们只有少年时代，或复苏一切的幸福高潮时，或心灵获得巨大胜利的凯旋时分，才能偶然由此观察能力。
若想如此观察，我们的眼睛就需要由激情来控制。正是这种激情才能以自己的闪光照亮物体，从而加强它的清晰度。
托尔斯泰一直胸怀这种激情，创造性直观的激情。正是在它的这种光照中，他看到的一切都只有原始的新鲜感，重新审视，而且如同初次观察。他所看到的真实性和我们的习惯是如此相悖，甚至会使我们觉得奇怪。然而托尔斯泰寻找的并非这种奇异，他也不作为目的去追求它，更不作为作家的手段在自己的作品中予以透露。
------------我认为是对托尔斯泰相当中肯的评论。
-
比喻、极权与细节及其他
——读《人与事》札记
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乌兰汗 桴呜 译，三联书店1991年7月第1版，6.85）读起来颇见那一代人的文学功力，扎实的文笔，大块的才华，是现在的人所具不多的，但是，它在让我惊叹之余，想到一些对那一代人的文学观大为不敬的东西。
原文：那个小车站像读完了的一页书慢慢地翻转过去，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
想到：读到这一句，我被惊了一下，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来，我停下书，想了很久，在惊讶之后，想到以下这些：
比喻是一种同意反复，在叙述过程中的骨质增生，让叙述的直线小小地停顿一下，多出一块。
比喻也可以是叙述中的推进的一环，喻体也成为本体，如此，保持流畅的直线感，比喻方有速度。
比喻是感觉的替代与意象的叠加，以此形成张力带来熟悉感或陌生化，普通写作者的才华就表现在比喻之上。
比喻之所以行得通，因为A事物与B事物有共通性？
世界是被看成是隐喻性的。
在隐喻性的世界中，B事物与A事物有相似的结构，AB可以叠加是因为它们处于透明或半透明的状态，且有一些结构相同/相似/相近的点线面，这种透明感与相似性源于道/理念/逻各斯的存在。
在逻各斯/道/理念的作为“元”与“源”的纵轴、隐喻作为横轴的坐标系上，个人（人与物）都只是影子，只是同一理念的不同型相，同一事物的不同镜像，所以比喻是有道理的，才华是被承认并羡慕的。
如果，如果逻各斯/道/理念并不如所想般存在，那么隐喻就只是人类巫术般的错觉，只是一种不曾增殖、与本质无关的杂技，于是才华也就只是一种巫术能力。个体（人与物）被解放出来作来独立的个体，而不再是影子、比体或喻体，世界的本质也就不再是比喻。更重要的是，比喻就是多余与不合理的错误。
所以，对比喻的否定是个体解放的第一步。
对人类终极的解放从语言的解放开始，一旦比喻消失，隐喻的世界被揭穿，极权也就无藏身之地，因为极权正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上的比喻，极权的世界不折不扣是隐喻的世界。
原文：他的皮大衣领子上的铁钩久久地挂不进领环，大概是领环缝得过紧。门响了两次，门锁动转起了两次。大提琴乐谱架上烛光摇曳，说明着他刚才还在弹琴。
想到：
如果这些文字不是抄自作者的日记，那么我怀疑它的真实性，一部回忆性的文学中细节过多，还记得说过哪些话，场景的细微到门响几次之类的，在我看来不如说是虚构。事实上许多回忆录涉及到太细的细节时，基本都是想象、虚构。所以说回忆即虚构。上帝在细节之中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上帝意味着创造，细节不过是记忆的创造，所以说上帝在细节之中。 - 人与事，纠结不清的话题。 在一个宁静的午后，在一个叫荷塘月色的咖啡店，我倚在舒服的沙发上，抱着我笔记本，一口气读完。 就像那午后的阳光，漾满我整个心田。
- 生活的语言、苍天的语言和大地的语言——读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
在少有的几次试图写下什么，以纪念个人阅读史上值得记忆的事件中，帕斯捷尔纳克所挟裹的力量，分外充沛绵延，也不乏爆发力。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下一年的元月七日，除了日常的工作，我几乎都在阅读他的自传集《人与事》——除了必须做的工作，我几乎达到了不眠不休的状态，吃饭也成了冗余之事。
自传集包括两个部分——《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分别写作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卅年岁月，确为作者的创作风格打伤了烙印。作者在《人与事》的开头就声称，“遗憾的是那本书[指的是《安全保护证》] 被当时流行的一种通病——毫无必要的造作——给糟踏了。”其实，在我看来《安全保护证》的风格恰好适应它的内容，适于描述充满才华与激情，内向、游移、敏感的年轻灵魂，以及它的主人非凡的精神历程。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出生于艺术家庭，父亲是著名的画家列·欧·帕斯捷尔纳克，母亲是钢琴家。早在少年时代，鲍·帕斯捷尔纳克就接触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家、艺术家，并很早地显露了作曲方面的才华。由于他敏感、自尊、内向的个性，以及根据我的猜测，属于少年人的通病——少年游移的心性，他没有绝对听力的微瑕阻止了他沿着音乐之路继续发展。年龄稍长，帕斯捷尔纳克又迷上了具有“独立思考和历史主义这两个特点”的马堡学派哲学，并虔诚地献身，来到马堡写作哲学论文。又一次地，因为在我看来是偶然的因素——帕斯捷尔纳克少年时代的恋人的来访，打乱了他前进的步伐。也许，诏引他的全部情感的少女，让他又一次肯定了“感情的直接引语”和“艺术在生活中的地位”。值得为他庆幸的是，这一次的放弃似乎没有让他经历上一次那样的痛苦。
此后，游弋不息的浪子终于在诗歌创作中、在戏剧的翻译中、在阐发文学本质的散文中，最终在小说创作中找到了家园。1957年，他完成了与他的名字同样不朽的小说《日瓦戈医生》，阿丽阿德娜·谢尔盖耶芙娜·埃弗伦[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之女，他的忘年交]，曾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以敏锐的理解力，对这部作品及其作者，提出了最为恰切的评价，“这几个形象带着痛苦走入人的心房，因为我们熟悉你所描绘的他们，我们爱他们、我们又失掉了他们，因为他们死了，或是走了，或是过去了，如同疾病、青春、生命一样会过去。如同我们自己会死去、会走、会过去一样。……你做了只有你才能做的事，——没有让他们无名无姓地、不为人知地离去，你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善良的、聪明的手心里，用自己的呼吸与劳动使他们有了生命。”
对于这部八十年代就在中国引起巨大影响、以后又借助电影的形式，在国人中变得耳熟能详的伟大作品，不再赘述。
还是谈谈这部自传集。在我的阅读体验中，正是以下两点，令人不忍释卷：作者肆无忌惮的想象和运用隐喻的方式；敏锐的、直观的、洞彻本质的能力。
随便抄录一段：乐曲的名称，可以“散发着浓厚的香皂包装纸的味道”；节日里没有被敲响的“钟像在斋日里似的，清心寡欲、默不作声”；泥泞的十字街口是“酒店里用蛋黄加白兰地搅拌成的饮料”。音乐会是某种权力的狂欢，“音乐被强制地赶进温暖的大厅……音乐逐渐放开了手脚。各种乐器急促地走向和谐……然后旋风般地在低音度戛然而止——各个音符好似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在台前的脚灯前”。
没必要无休止地引用，上面这单独的一个段落已能说明，我称之为“通感”的这种隐喻方式，向作者和读者同时索要的是超出常规的理解和想象力。日常经验在这样的阅读中被装饰一新，亲切而且清晰，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生花妙笔，既不毫无羞耻地贬低生活，又让艺术翱翔在与生活同样高度的地平线上。
与通感的隐喻方式相联，表现出作者另外一种、通常被称作理性的才能：待人接事时的深刻洞察力。
《安全保护证》是题献给德国诗人莱纳·马利亚·里尔克的，里尔克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几乎贯穿一生：前者“语气坚定，无所保留，不带丝毫玩笑，语言负有直接的使命”的风格，是后者抵御当时流行的种种病态文风的动力，他舍弃了浪漫主义，以求克服其狭隘；他丢弃了英雄主义，以示更纯净的形式。
出现在两部传记中的音乐家、艺术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近百人，帕斯捷尔纳克从不纠缠于与他们交往的细节之中，他表述的是个体事件中展现的艺术现实，以及与时代紧紧相连的艺术家群体的命运。为了这样的写作目的，他的笔法饱含春秋意味，在几十字几百字中透彻每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特质，如果不能概论，他就抛弃空泛的议论，直击自己独特的感受。以对托尔斯泰的刻画为例，他认为托尔斯泰具有一种罕见的“创造性直观的激情”，“他一生中随时都具有一种本领，善于在彻底割断的瞬息中，在包罗万象的突出的随笔中，观察各种现象……”把这样的评价置于作者本身，也不算唐突。
自传集中随处可见帕斯捷尔纳克对生活、对艺术本身的独到领悟，搜集散见于字里行间的证据，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准备通过一个个案，说明帕斯捷尔纳克怎样同时借重激情和理性的翅膀，掠过那个时代，那些人与事。
在时隔三十年的两部传记中，帕斯捷尔纳克都用了相当的篇幅，回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安全保护证》中采用的是典型的通感式的比喻：“在他的装模作样的意志坚强下面掩盖着的是他罕见的、多疑而易于无端陷入忧悒的优柔寡断”。在《人与事》中精心刻画了其威严、笨拙、哀怨的严肃性的诗作，这样的作品要求强壮的、能够完全驾驭的手和诗人独有的勇气。
马雅可夫斯基曾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时代伴生物——同时代者都倾向于将二者相提并论：尽管根据后者多次的证词，他们并非密友，一直以“您”相称，在艺术观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后来又在是否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问题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强行推广……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于他。”
然而，将他们称为时代的伴生物，我也许没有扭曲作者的原意，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里，俄罗斯文学界一批极富才华、热情坚定的青年，都纵身跃入后来以“象征主义” 和“未来主义”著称的激流，马基雅可夫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如此，斯克里亚宾、勃洛克、柯米萨尔热甫斯卡娅如此，阿谢耶夫和茨维塔耶娃也是如此。他们凭借激情，以及“激情闪跳到一旁”之后出现的新的东西，自信地向旧时代发出挑战，也向旧时代伸出了复原之援手。正是那个宏大的时代与当时的艺术使命，使得帕斯捷尔纳克与马雅可夫斯基亲近起来，在诗歌创作上他们有着共同的东西：出乎意料的技巧上的吻合，相似的形象结构、近似的韵律，一度接近的英雄主义手法。
是什么导致了从相近的原点出发，两滴水顺着时间的轨迹，迅速分离、背道而驰？帕斯捷尔纳克在马基雅可夫饮弹自尽后，也试图找到这难以理解的死亡的原因：“他的性格特点趋向于我们时代也已萌芽了但尚未具有雷霆万钧之势的精神状态。他从小就被未来宠坏了，这未来相当早就被他掌握了，看来他并没有费很大力气。”相距如此遥远的时空和更遥远的精神气质，很难猜测马基雅可夫投身于主流的原因，也许，这个未来主义者始终生活于某种乌托邦之中，一味信任未来，信任更美好的“新世界”。也许，这个问题的深入只能留待更合适的场合。
帕斯捷尔纳克对于人性也有足够宽容和理解，他曾怀着同情和怜悯，描写这样一些人：那些可敬的人物，在青年时代历尽人生的炎凉，随着功成名就，变得议论抽象、旧调重弹、审慎从事。
与此相反，在1948年致密友奥丽嘉·米哈依洛芙娜·弗雷登别格的信中，置身于苦难中的诗人如此倾诉他对生命的热爱：“我的幸福无法形容，我简直幸福得发了狂，因为我与生活保持着公开的、广泛的、自由的关系……但，我那时很拘谨，那时我在世界上还没能和所有的人在主要方面达到平等，那时我对生活的语言、苍天的语言和大地的语言，还不像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么熟悉。”
这也就是阅读《安全保护证》和《人与事》的感受，它源于作者对“生活的语言、苍天的语言和大地的语言”的超越而绝非空洞地运用。
2007-1-8凌晨1时32分
- 手头有这一本，还没看完。
- 留爪
- 我今天下午去图书馆找这本书来读，也是一个宁静的阳光午后呢，呵呵
- You must be a professor
- 卖服装的老孃孃
- 热切地看你的评论，却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