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艺术史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社：孟犁野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1-12出版)  作者：孟犁野  页数：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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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十七年电影”给中国电影史做出的主要历史贡献及其思想艺术特色是：它把以工农兵为主的劳动者推到银幕中心，使历史的主人公与艺术的主角同一：它通过银幕形象，体现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树立了雄浑激越与平实质朴的美学风格，培养了广大观众健康向上而又未免单一的审美趣味；确立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并发展了戏剧式的叙事结构……总之，它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

作者简介

　　孟犁野，原名孟呈尧，曾用名文犁野，笔名孟拉等，1931年11月出生于山西文水。1950年1月在北京“河北高中”读书，同时就读于北京市业余艺术学校文学系，并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1952年考入北京电影学校（院）艺术系编剧班，1954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大众电影》、《电影艺术》任编辑。1958年8月到青海，先在省出版社任编辑，1962年调到省民族歌舞剧团（后转入省话剧团）任编剧。在二十年的编剧岗位上，与人合作或独立创作了大小型剧本20部，大部分公演或出版。有一定影响的有《昆仑战风雪》、《高山尖兵》、《瀚海虹》等。1979年任青海省话剧团副团长、省剧协副主席。1981年回京任国际政治学院《后与公安大学合并》新闻系主任。1985年到中国影协任电影史研究部主任：1987年被评聘为研究员：1990年任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1998年退休。20世纪80年代初，涉足文艺史论领域，先后出版《独幕剧编剧概论》、《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中国电影史论》（韩国出版）等，发表电影史论文章一百多篇。主编《再现革命历史的艺术》。

书籍目录

序导言  独特的历史语境第一章  新中国电影的启动与人民艺术的光彩(1949—1952)第二章  艺术规律的强调与电影创作的转折(1953—1955)第三章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银幕风格的多样化(1956—1957)第四章  狂热中的冷静与创作高峰的崛起(1958—1959)第五章  文艺政策的调整与艺术生机的焕发(1960—1963)第六章  山雨欲来的政治气候与电影人对艺术家园的退守(1964—1965)结束语  “十七年”电影创作成败得失初探后记主要参考资料

章节摘录

　　改编者以原剧中“毛尔盖”、“过草地”等几个板块为主体，同时利用电影在时空展示上的优势，拓展了人物活动的空间，在众多的野外实景中，直接呈现了红军所处的种种艰险的自然环境，正面展示了红军的对敌战斗场面，真实地再现了红军英勇无畏与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风貌。影片较充分地发挥了电影艺术特有的魅力。其中像“飞夺泸定桥”这样的场面，拍得激动人心。导演与摄影师通过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景别与独特的构图及光线投射，拍摄了勇士们飞夺泸定桥的惊险景象，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其中最动人的一个镜头是：画面是桥的近景，侧仰拍摄；后景是对面被敌军控制的桥头，浓烟滚滚；画面以一个红军战士为中心，他攀伏在铁索上，在辅助光源的投射下，他目光炯炯，怒视前方，奋勇前进，身下是隐约可见的奔腾的江水……这一镜头具有强烈的雕塑感，生动地表现了红军战士大无畏的英勇精神……　　影片在艺术风格上弱化了原作的戏剧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以表达长征过程及人物情感为主的史诗性。除了某些场面如老炊事班长父子的戏仍保留着原舞台剧的痕迹外，大多情节都在向生活化方面靠拢。在原剧中，罗副营长是唯一的矛盾对立面，而在影片中，这个人物思想性格中的弱点也有所淡化；对敌斗争的戏也没有强化多少，除了在高潮中出现敌军俘虏的近景外，其余场面中的敌人形象皆影影绰绰。显然，影片意在突出红军与艰险的自然环境的矛盾。在淡化人物性格冲突的同时，影片通过真实地展示人物所经历的奇特艰险的自然环境--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及其在人物内心引起的情感波动，进一步体现了作品的诗意风格。影片中的一些“空镜头”与大远景镜头，拍得颇为壮丽，通过造型，衬托了长征英雄的悲壮气魄。作为一部革命战争题材影片，这种淡化人物冲突的诗情风格，自然颇有特色，但未免使人有平淡之感，尤其在那个人们普遍追求大喜大悲的情感体验与大起大落的情节的时代，其审美追求也会有一种局限。但如今看来，仍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追求。　　……

编辑推荐

孟犁野同志编撰的《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是写共和国电影历史著作中很有特色的一部。    这本书的可贵，在于它是一部个人学术专著，是由犁野同志独自一人完成的。它不同于有学者定位的“官修史”，如程季华主编、邢祖文及我参加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陈荒煤主编、多位学者执笔的《当代中国电影》；也不同于在教学基础上成书的许多中国电影史教材著作；也有别于那些有各种学术基金支持的立项项目。这本书的完成，完全依赖犁野同志的浓厚兴趣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从作者的“后记”中，我们得知，本书起写于1992年，至2009年最终完稿，历时近二十年；中间虽有间隔，那么，真正写作的时间也差不多用去四五个春秋。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能坚持下来，可算难得、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