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作者：。  页数：189  

前言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55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21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402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1958年启动至1991年基本完成，历时30多年，涉及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400多个编写组，1760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30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内容概要

《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2）》整理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省委副书记刘树生、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王连芳、省民委副主任杨丽天、云南大学教授杨兆钧、云南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恩常等同志的关心、支持；得到了马维良、西天锡同志帮助审编；还得到了省民委、州民委、《大理报》社、巍山县人大常委会、云南民族出版社、《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和大理新华印刷厂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2）》才得以在短时间内出版和读者见面。

书籍目录

大理白族自治州回族分布概况云南剑川石宝山波斯国人刻像刍议赛典赤家谱——原名《马氏家乘》　一、咸阳王祧纪　二、咸阳王祧记　三、咸阳王抚滇绩　四、接蒙黔国公沐御马鉴　五、赡思丁公莹碑总序　附录腾冲明·朱姓族谱　一、明姓族谱　二、朱姓族谱大理白族地区回族村——上新庄及马尉文家的由来腾冲马氏家谱清咸、同年间腾冲回族罹难记杜文秀刊刻及其用过的《宝命真经》杜大元帅墓碑杜文秀现在还有后裔——关于杜文秀幼女情况的调查　一、小六妹你在哪里　二、杜氏夫妻在云县　三、阿三婆艰难扶幼　四、杜小姐及其子孙　附录马三进士其人马名魁(即三进士)在下关商号的变迁蔡发春传马镇东将军部将苏三宝情况调查　一、苏三宝简况　二、阴险毒辣的苏三宝　三、对苏三宝的评价杜文秀军纪在滇西北有口皆碑　一、积极进步的抗清政令　二、有较好的军队纪律　三、正确评价杜文秀军纪杜文秀政权时期的乔后盐井　附录民族英雄杜文秀革命史略杜文秀反清斗争事略(摘录)　一、自序　二、《杜文秀反清斗争事略》目录　三、杜文秀的官制、政治、文化、教育拟加修叶榆东北城墙及建艮位炮楼赋杜文秀赐名的“飞龙桥”　一、云龙的回族　二、飞龙桥　三、洱源李玉树建飞龙桥碑记　四、续修飞龙桥碑记宫本制府西林岑公勋德介福图序目　一、端峰钟杰第　二、志学储资第二　三、领袖胶庠第三　四、安全闾里第四　五、宦滇初绩第五　六、摄令奇功第六　七、单骑谕回第七　八、五华弭变第八　九、楚雄振旅第九　十、曲靖植基第十　十一、通道蜀边第十　十二、征苗黔境第十二　十三、移师援省第十三　十四、督战裹创第十四　十五、省会解围第十五　十六、宾兴式宴第十六　十七、激江箭翼第十七　十八、馆驿攻心第十八　十九、苍洱澄清第十九逆产全案同治末年受害妇女马小妹家谱杜文秀帅府杨玉科府第杜文秀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对巍山回族地区发布的两个告示一个执照　一、告示　二、告示二　三、执照咸丰十二年杨玉科上岑毓英禀杜文秀拜题的两块碑文查考杜文秀政权时期的印篆七枚关于先父罗云五参加辛亥革命事略巍山回族地区地下党的活动和解放初期清匪反霸情况回辉登今昔简况回辉登史实传说劄记　一、铁、石、龙和朱、马、忽、米、杨　二、“白旗叛徒”——一段屈辱的历史　三、“留一村云南伊斯兰教简志　一、伊斯兰教的传人　二、云南的开发和伊斯兰教的传布　三、元、明时期伊斯兰教人的政治地位　四、清政府专制与回族起义　五、经济生活　六、文化教育　七、解放前的38年云南清真禁烟放足俚言　一、抄奉督部堂告示　二、清真天足会俗歌　三、劝勿缠足说帖　四、清真对亲柬式　五、后叙后记修订后记

章节摘录

　　有人把“波斯国人”所握支柱物认为即南诏的铎鞘，笔者不能同意这个看法。《蛮书》、《新唐书》已明确指出铎鞘系为王者所双执。如《新唐书·南诏传》描述异牟寻迎接唐册立使袁滋的情景时说：“异牟寻金甲，蒙虎皮，执双铎鞘。”可知，第一，铎鞘非一般平民所有；第二，铎鞘应是一双，而不是一只。也有人认为“波斯国人”手握的支柱物，也可能是南诏的“赤藤杖”。但作者认为二者的形状也不对。如《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五所记：“云南出藤，其色如朱，小者以为马策，大者可为拄杖。”可知，它只是略如今天峨嵋杖一类的竹藤产品，这和“波斯国人”所握树枝形的“尔撒棍”并无共同之处的。　　这里已涉及“波斯国人”一窟开凿的年代问题。近人赵宗瀚在他所辑《石宝山小志》中说：“中山狮子岩，元时波斯国人自刻其像……”不知作者根据什么能够证实此窟凿于元代，但波斯人自刻其像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斯兰教徒是反对多神偶像崇拜的。　　我认为忽必烈于宪宗三年（1253年）进人大理，在他的士兵中有不少中亚细亚人、阿拉伯人，以及后来参加乌蒙、大理以迄合喇章、金齿、蒲骠等地驿传、军屯的畏吾儿人及其他各族人，其中肯定有西来的波斯人。又根据《元史》所述，世祖征服大理后，认为云南等地“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制之”。可以看出，卫戍大理或参加屯田的自始至终都是军人，他们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石宝山雕凿出一个波斯国人石像，这是一。其次元朝对于“诸色目僧尼女冠”管理甚严，对触犯作践“诸岳渎祠庙”或“诸名山大川观祠庙”，以及“前代名人遗迹”者，都依律惩办。可知，屯戍边地军人中即或有石匠艺人，也不敢轻易在寺观名山之地妄加凿刻。又，据《元史·世祖本纪》说：当时以“梵僧八合思八为帝师（按为八思八）。授以玉印，统释教。”按《元史·释老》记述元朝尊奉佛教的情况时说：“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师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慑。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遵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佛教既已渗透到元朝各个部门，权力之大，为任何封建王朝所不及。可以相信绝不可能有人敢于在佛教胜境的石宝山石窟中，任意凿刻除释家以外的宗教教徒。我认为，以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时间来推算，《古兰经》最早译本始于11世纪的巴格达，在我国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才有了第一个拉丁文译本，到明清时才出现了汉文译本。因此可知，既然尔撒棍故事属于穆罕默德去世后，在7世纪初几乎是与《古兰经》同时并存的口头传说，石刻中“波斯国人”手握尔撒棍一事，大抵能够证明这是《古兰经》传人中国以前的古波斯人形象。可以测知，石宝山“波斯国人”一窟形成时间应在元代以前，它将不晚于南宋的大理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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