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3-2 出版社:民族出版 作者:王贵,喜饶尼马,唐家卫 著 页数:746 字数:5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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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1980年我在西藏工作时,看到了夏格巴·汪秋德丹所著《藏区政治史》的汉文译本。翻阅之余,深深感到该书完全混淆颠倒了西藏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全面歪曲捏造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的历史,极力诋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的和平谈判和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全盘否定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地方伟大的历史性进步,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工作的正确领导以及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对解放西藏和西藏革命、建设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肆意诬蔑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和各界爱国人士选择的政治道路,声嘶力竭地鼓吹“西藏独立”,堪称“西藏独立”论的代表作。 夏格巴的这本书,以“维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所以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迷惑作用,但它一遇到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和熟悉情况的人,便立即遭到强烈义愤的谴责。当时筹备建立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多杰才旦同志说,如果我们不批判这本书,西藏社会科学院就不需要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噶雪·曲结尼玛说,要把夏格巴的这本书当成箭靶子,我们都来射。随后,自治区政协正式提出组织批判,并由拉敏·索朗伦珠副主席和噶雪·曲结尼玛向我谈了这件事。接着,我的这两位朋友就和另外几位朋友吉普·平措次登、恰白·次旦平措、崔科·顿珠次仁、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朗顿·贡噶旺秋、拉鲁·才旺多吉等政协领导人和藏学专家、学者等,有组织地阅览夏格巴的书,准备材料,研究撰写,由噶雪·曲结尼玛、崔科·顿珠次仁、吉普·平措次登三位牵头,恰白·次旦平措执笔。在研究中,宋子元同志也曾到会鼓励支持。但是,当时藏学这一重要社会学科,在我国还没有正式立项,有关机构设置、力量组织、资料集中等问题,都还处于筹研之中;加之其它一些原因,所以对夏格巴这本书的批判没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只是在少数单位和人员中进行了一些酝酿和准备,已经开始的撰写也未能继续下去。然而不久,恰白·次旦平措主编了《西藏简明通史》一书,于1991年出版,其中有多处对夏格巴书中的谬说就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四川、西藏各地的我国藏学研究机构先后正式建立并开展工作。他们在深入研究西藏问题特别是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的历史、持续批驳“西藏独立”思潮的同时,结合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邀请和会同学者、专家以及各方面人员,以多种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对夏格巴一书进行了批判,见诸书刊的有关文章、讲话日渐增多,在国内逐渐形成了相当广泛的驳斥声浪。这是很可喜的。 1990年,我在北京又看到荷兰人范普拉赫所著《西藏的地位》一书。此书的基调来自夏格巴,但增添了国际法和民族自决权等内容,企图论证旧西藏具有“独立国家”地位。它一流入中国,就同夏格巴的书一样,立即陷入我国藏学、社会科学界的驳斥声浪中。 夏格巴和范普拉赫的两本书,集“西藏独立”说之大成,其中的具体论点,涉及西藏从古到今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达赖集团外逃以及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反应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内容十分庞杂。研究和批判这两本书,肃清其影响的任务,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这次由四川藏学研究所确定课题,由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三位同志执笔撰写的《西藏历史地位辨》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充分的论据,犀利的笔锋,将夏格巴和范普拉赫两书中的各种主要论点,作了一次比较系统、全面的剖析和驳正,比较彻底地剥下了夏格巴、范普拉赫“维护”西藏民族利益和所谓人权的欺世伪装,使人们看清了他们最严重地损害西藏民族利益和践踏西藏人权的真面目,澄清了西藏问题上的大是大非。 这本书图文并茂,有些史料是首次披露或公开使用,不少内容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和许多西藏朋友及同志们从1980年前后就产生了的系统、全面,彻底批判“藏独”思潮的愿望,并在一些地方受到启示。作为一个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的干部,我对此书的出版感到庆幸。这是一本抵制西藏分裂主义思潮,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回答国内外舆论界有关西藏问题种种疑问的好书,值得一读。特别是值得西藏地区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同志和全国各地、各部门关心和研究西藏问题的同志们一读。 反对“西藏独立”思潮的斗争,是西藏地方、各省市区以至全国各地思想政治战线方面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已经走上独立自由、繁荣昌盛、民族平等团结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自然绝对不会容许夏格巴和范普拉赫之流所妄想的1日历史重演,社会倒退,祖国领土被分割,兄弟民族问隔阂冲突再起,使劳动人民仍像在帝国主义奴役和封建农奴制度统治时代那样被剥削压迫,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国外藏学界和国际公正舆论中否定“西藏独立”一说,同情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书著、文章正不断出现。我们坚信,在四川藏学研究所的这本书问世之后,批判夏格巴、范普拉赫两书的好书、好文章还会不断涌现,声讨“西藏独立”的热浪必将更加高涨,西藏地方和各省藏区及全国各地的爱国主义力量必获全胜,分裂主义势力必定彻底败北。 阴法唐 1995年3月于北京
内容概要
经过我国史学界、藏学界许多仁人志士的辛勤努力,几十年来,专门系统、全面叙述中国历史、藏族历史、祖国和西藏关系史的专著、史料选辑集等,在我国已经出版多部,因此,本书不以叙史为主,而以评论为主,只是在评论中,带出一些必须叙述的重要史实,但不进行全面,系统地伤叙史。
本书中的主要人名、地名、职位等专有名词,在正文中夔次出现时,大体均在汉文后面括注藏文或英文,以便读者阅读时,能够当即明了此一书有名词的藏、汉、英等文字的写法。
作者简介
喜饶尼玛,男,藏族,1955年5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兼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副会长。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著有《西藏历史地位辨》(合著)《近代藏事研究》(专著),成果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一等奖,中国图书奖等。
王贵,汉族,原十八军进藏干部,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离休干部。
唐家卫,汉族,原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干部,四川藏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曾经长期在藏区工作。
书籍目录
前言
引子
第一章 关于“中国”、“中国人”、“汉人”、“西藏”、“西藏人”等名词的概念
(一)汉语中的上述各词概念
(二)英语中的上述各词概念
(三)藏语中的上述各词概念
第二章 唐代藏汉关系的主线和基本内容
第三章 宋代藏族地区与外部关系的重心
第四章 元朝皇帝与萨迦法王并不仅是檀越关系更有上下主属关系
(一)成吉思汗与卫藏一些政教首领间的关系
(二)阔端与萨班·贡噶坚赞间的关系
(三)忽必烈与八思巴间的关系
第五章 明朝皇帝对西藏的施政
第六章 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也不仅是檀越关系而更有上下主属关系
(一)顺治、康熙皇帝与五世达赖喇嘛间的关系
(二)康熙、雍正、乾隆皇帝与六世、七世达赖喇嘛间的关系
(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皇帝与八世至十二世达糗喇嘛间的关系
(四)光绪、宣统皇帝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间的关系
第七章 元朝、清朝皇帝都是中国君主
(一)元朝
(二)清朝
第八章 英帝国主义入侵导致“西藏独立”论产生
(一)关于英帝国主义侵藏战前的心态
(二)关于英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侵藏战争
(三)关于英帝国主义的第二次侵藏战争
(四)关于英帝国主义培植西藏亲英势力
第九章 中华民国时期西藏从未真正独立过
——北京民国政府时期——
(一)袁世凯与达赖喇嘛的联系
(二)西姆拉会议的破产和“麦克马洪线”的产生
(三)藏军的第一次东犯
(四)朱绣、李仲莲入藏
(五)柏尔、索南莱登遭西藏人民反对
(六)十三世达赖喇嘛转向骑墙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七)贡觉仲尼、刘曼卿入藏和西藏驻南京办事处的设立
(八)英帝国主义挑唆尼泊尔扬言进攻西藏
(九)藏军的第二次东犯
(十)谢国梁、谭云山入藏
(十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黄慕松入藏
(十二)英国常驻拉萨机构的设立
(十三)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吴忠信入藏
(十四)西藏地方和抗日战争的关系
(十五)大扎上台和热振事件
(十六)西藏代表出席泛亚洲会议
(十七)噶厦同英、印交涉“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及其在藏特权问题
(十八)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
(十九)驱逐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事件(即“驱汉事件”)
第十章 解放前的西藏绝不具有独立国家的地位
(一)关于保护国与被保护国、宗主国与仆从国、母体国与自治领等
(二)从构成现代国家的要素来看
(三)关于国中一地闹独立性问题
(四)从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来看
(五)从藏语的概念来看
(六)从对国家的承认问题来看
第十一章 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是完全合法合理而又正义的行动
(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时的藏区形势
(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三)进军西藏的动员和先头入藏部队的派出
(四)努力增强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
(五)制订和平谈判条件,大力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
(六)西藏地方政府拒绝和谈,进藏部队被迫举行昌都战役
(七)昌都战役后继续争取和平谈判的努力
(八)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终获和平解放
(九)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
第十二章 旧西藏是建立在广大农奴极度痛苦基础上的农奴主的乐园
(一)旧西藏的阶级构成
(二)旧西藏的所有制形式
(三)农奴主的剥削手段
(四)僧侣贵族专政的黑暗政权和腐朽政治
(五)农奴的极端痛苦与农奴主骄奢淫逸的生活
第十三章 西藏叛乱的实质在于反对将使农奴群众获得人权的民主改革
(一)1952年春的伪人民会议事件
(二)1952年至1956年的主要历程
(三)1956年康区的局部叛乱
(四)1956年至1958年西藏的局部叛乱
(五)1959年拉萨叛乱的发生
第十四章 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使西藏人民获得了最大的人权
(一)关于平息叛乱
(二)关于民主改革
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地方建设发展的光辉实绩
(一)经济建设方面
(二)文化建设方面
(三)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方面
第十六章 西藏已经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不需再行“民族自决”
(一)列宁从帝俄时期的国内外情况出发,提出并实践民族自决的原则
(二)中国共产党从旧中国的国内外情况出发,提出并实践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三)在独立自由、民族平等团结的新中国里成立的西藏自治区,勿须再“自决”、“独立”
(四)“民族自决”概念在不同政治立场下的不同内涵
(五)本世纪许多亚非国家的民族自决,不能同如今的“西藏民族自决”相提并论
第十七章 达赖“流亡政府”系非法的,它从来都是影响亚洲稳定的一个因素
结束语
后记
章节摘录
说到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这本是尽人皆知的藏、汉民族团结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在全国特别是藏区仍然流传着许多有关这方面的美好历史故事。但是,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却说成是由于藏军打败了汉军,唐皇才勉强同意嫁女的。这又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和中伤。 据《新唐书》记载,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的由来,大体过程是:松赞干布听说唐皇一女嫁给吐谷浑王,遂亦向唐朝请婚,唐皇未准,松赞干布怒而发兵二十万,占汉地松州(今四川松潘),再请婚并送金甲一副;唐皇仍不准,蕃军再败唐军后,唐皇令唐军五万夜袭蕃军,斩约千人,蕃军畏惧乃退;吐蕃大臣谏撤蕃军,松赞干布不听,八大臣自杀;松赞干布遂生疑虑而撤军,并再次遣使请婚,唐皇方允嫁文成公主。这说明,当时唐、蕃间的战事是互有胜负,而且唐军是先败后胜,文成公主是在蓍军撤退后出嫁的,并非藏军打败汉军后,唐皇即同意嫁女。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所言,显然与史籍《新唐书》有很大出入。 汉族封建王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首领采用和亲政策,始于汉高祖以宗室女嫁匈奴单于,其后许多朝代都曾采用。这种古时带有政治目的的联姻,对于缓和族际矛盾,巩固王朝统治,促进各民族间友好关系的发展,都起过作用。贞观年间的盛唐,深知进行军事较量,即使取胜,也必然劳民伤财,大损唐、蕃两国元气,加剧族际矛盾,于唐于蕃均属无益。具有富国安民思想和博大胸怀的唐太宗,面对蕃军来犯,在先败后胜的情况下,没有继续采取军事手段而以和亲政策解决问题,取得良好效果;而松赞干布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十分和好的姿态,继续主动请婚。经过双方努力,终于联姻成功,谱写了千百年来藏、汉民族团结友好的佳话。这一切,岂是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的歪曲掩盖所能改变和抹煞得了的!? 不错,松赞干布曾经先后娶过五妃。范普拉赫先生提到此点,这是事实。在古代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国家中,国王一人娶几个乃至更多的妃子,是普遍现象,毫不为怪。文成公主是松赞干布五妃中最后的一个妃子,但却是对吐蕃的经济、文化发展所起推动作用最大的一个妃子,因而也是最受藏族人民崇敬的一个妃子,成了五妃中最出名的一妃。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对于此一联姻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这个最主要的环节避而不讲,却以轻蔑的口吻宣扬什么唐皇不敌藏王,被迫不情愿地嫁女等歪曲历史的说法,并强调文成公主只是五妃中的一个,他们蓄意破坏一千多年前已经开创了藏汉友谊的居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不可否认,唐、蕃之间确曾发生过多次战争,吐蕃一度武功甚盛,曾经数次打败唐军,双方互有胜负,这些也是事实。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着自己完整的战争观。毛泽东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01957年,他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还说:“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这些精辟、中肯、正确的论断,是说阶级社会中战争不可避免,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人类大同的时代,才能完全避免战争。 据不久前瑞士战略中心使用计算机查证统计,人类在迄今的5000年中,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年份只有292年,其余的4700多年中,共发生过大小战争1.45万多次,战争死亡人数约36.4亿人。这是以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说明阶级社会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所以,历史上唐、蕃之间发生过战争,是不足为怪的。不仅唐、蕃之间,其他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就拿汉族本身、藏族本身来说,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不也曾多次发生过吗? 问题在于,唐朝与吐蕃之间的关系,究竟以战争为主要内容,还是以友好交往、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我们说,无论是从上述唐、蕃间经济、政治、文化紧密联系的历史事实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基本是一个物质生产活动史的唯物史观观点来看,都应当说当时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共同繁荣,是基本的历史内容,是主流。而且,战争主要起因于当时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帝王将相等等,往往出于他们本身利益的需要而发起战争,所以,应由他们负战争的责任。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战争直接破坏他们的农牧各业生产,使土地荒芜,牛羊被劫掠,生命财产受损,带来极大痛苦,所以,他们是不需要战争而渴望和平劳动的,不能负战争责任。我们看待近代史上日本侵华的残酷战争,尚且严格区分日本战犯和日本人民,将战争的罪责实事求是地归咎于东条英机等法西斯主义分子,而强调中、日人民之间并无仇恨,是友好的;看待古代唐、蕃之间的战争,不是更应如此吗? 如果有人写一部关于藏族历史的书,不是以主要篇幅撰写藏族各部落、各集团、各地区人民的和平劳动,密切交往,共同创造了藏区不断丰富着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藏族文化这个历史的基本面,却大写特写藏族各部落、各集团、各地区之间的战争、仇杀这个历史的次要面,那么,夏格巴和范普拉赫先生会怎样去评价这部历史书呢? 写史者,首先应当具有良好的史德。撰写唐代以至其后备代的藏、汉关系史,着重叙述友好交往、共同繁荣的主要一面(当然,对有重要意义的战争也可以写),这既是如实反映历史,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民族史学工作者、藏学研究工作者,正是这样去撰写汉、藏关系史的。这是他们史德高尚的表现。范普拉赫先生和夏格巴,掩盖唐、蕃友好交往、共同繁荣这个历史主要的、基本的一面,却突出撰写战争这个次要的、非本质的一面,只能被认为是蓄意破坏民族团结,煽起民族仇恨,为其“西藏独立”说制造舆论。他们的这种用心,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于这两位先生是否具有起码的史德的疑虑。世人是不能够指望没有良好史德的人去写出好的史书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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