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5-03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冷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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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霍英东是香港20世纪罕有的商业奇才、最出色的华人体育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内地最广为人知的慈善家、第一位晋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阶层的“红色资本家”,他同时也是香港沧桑巨变这部辉煌历史巨剧的见证人。本书源于作者和霍英东的访谈,取材于传主朋友、亲人、部属以及内地和港澳三地几十年间关于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史书和有关霍英东的报刊书籍资料,以及霍氏集团提供的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文件。一年有余的面对面交谈,四十三盒录音磁带,近十年的文字打磨,三十万字的篇幅,忠实记录了霍英东的心路历程和一生的传奇,也写出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一个小小货运港口变成国际大都市的历史。霍英东非凡的一生,如一块多棱镜,清晰地折射出香港20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光辉岁月。
作者简介
冷夏,香港著名传记作家。曾从事新闻和出版工作多年,现主要从事港澳台的时政研究。近年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出版的除《霍英东传》外,还有《一代赌王:何鸿燊传》《文坛侠圣:金庸传》《世界船王:包玉刚传》。另有“香港行政长官演义”三部曲《谁主香江》《逐鹿湘江》《决战湘江》。
书籍目录
引子 第一章船上出生 非霍去病后裔第二章丧兄失父 霍家弃舟登陆第三章成绩优异 就读皇仁书院第四章打工艰难 屡被老板解雇第五章 开杂货店 第一次当老板第六章小试牛刀 拍卖物资盈利第七章历尽艰辛 远赴南海荒岛第八章死里逃生 险些葬身大海第九章冲破禁运 海上贸易发迹第十章战时经历 是非如何评说第十一章涉足地产 初显创新本色第十二章世界首创 分层出售楼花第十三章地产勃兴 促进香港繁荣第十四章谣言四起 传被递解出境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第十六章大举淘沙 终成行内巨擘第十七章反对开赌 拒到澳门投标第十八章进退两难 提出繁荣计划第十九章一波三折 赌场艰难开张第二十章四大股东 股权错综复杂第二十一章超然物外 坐收巨额利润第二十二章 部署撤退 逐渐淡出赌坛第二十三章国庆观礼 绕道澳门上京第二十四章团结同侪 创建地产商会第二十五章独力投标 宝地应得而失第二十六章离港半年 观望香港前途第二十七章英美封杀 贱价卖星光行第二十八章文莱开港 震霆小试牛刀第二十九章承建工程 亦是迫于无奈第三十章 隐退香港 走向红色北京第三十一章创办球队 驰骋香港体坛第三十二章决战伊朗 中国重返亚足第三十三章母亲仙逝 家族引人关注第三十四章豪门婚宴 迎娶港姐为媳第三十五章又见邓公 回乡寻根问祖第三十六章捷足先登 兴建高级酒店第三十七章力排众议 建高尔夫球场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第三十九章 锐意改革 天鹅展翅翱翔第四十章 曾经拥有 何求天长地久第四十一章 身患癌症 祖国倾力抢救第四十二章 捐资廿亿 支持祖国建设第四十三章 纵横捭阖 俨然体育大使第四十四章 效力内地 台湾图谋暗杀第四十五章 时过境迁 敢对港英指点第四十六章 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第四十七章 建贵宾楼 支持北京亚运第四十八章 申办奥运 赌国铩羽而归第四十九章 孤军作战 议案几遭否决第五十章 涉足政坛 膺政协副主席第五十一章 衔政府命 带头开发海南第五十二章 意兴阑珊 难圆夏威夷梦第五十三章 开发南沙 再闯事业高峰第五十四章 精诚所至 美梦当可成真
章节摘录
我与霍英东之交往——后记我与霍英东之交往——后记有空重新收听我和霍英东交谈的43盒录音带,那欢悦的倾心交谈的日子历历在目……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接触,始于1995年5月。自那之后的半年间,我和霍英东平均每周见面一次,有时是在他位于山顶的家里,有时是在香港赴广东南沙和广州的途中,有时是在他属下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北京贵宾楼,有时是在深水湾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会,更多的时候,是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会议室和中华游乐会的西餐厅。期间,霍先生曾经几次出国访问,但几乎每次一返港,他就约我交谈。在交谈中,霍英东多次表示:“现在时间不够用,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谈之后,我再也不会接受别的人采访,写我的自传、回忆录或者传记了……” 到了1995年12月底,也就是圣诞节前,我的《霍英东全传》有了一个初稿。我是用笔写作的,我很感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位朋友在工余时间,用电脑帮我将30多万字的手稿打印好。我将打印稿在圣诞前交给霍英东,征询他的意见。 那3天圣诞假期,霍英东随身携带厚厚一大叠《霍英东全传》书稿到广州从化县温泉度假中心看。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约莫是深夜12点钟,霍英东打电话到我家找我,说:“我正在番禺,刚刚看了你的稿,看了其中一章,是关于‘东方海外’的,所讲的都是事实,但可能这时公开不太适合。所以给你电话,等我返来,我们见面谈一谈……” 知道我家电话的人不多,深夜打电话到我家里的人,少之又少。霍英东有个习惯,就是晚睡,睡前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所以他有好几次都是在深夜往我家里打电话。另外,星期天或假日,他兴致一来,或突然间想到什么问题想找我谈,也往我家里打电话。 第三天,我和霍英东相约在中华游乐会西餐厅见面。那天,霍英东的私人秘书何先生亦在场。我问何:“听凌先生(霍的另一位秘书)说影印了一份稿给你看,不知有什么意见?”何答道:“你那份稿,我看了,写得当然很好,是很高级的一本书,明显与街边的那些不同。但是,我也和霍生商量过,有些事,比如抗美援朝期间的事,1997年前最好不要出,都不知英国人在最后一年要玩什么。我们要为霍生的处境着想。” 何先生的这番话,我是能接受的。我写传记,当然不会刻意为传主涂金抹粉,为他歌功颂德,但也不希望给他添麻烦。 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我和霍英东还是10多天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他都是反反复复地谈那些我已经听腻了、几乎可以背诵出来的陈年往事;但有几次,他也提到《霍英东传》。我的录音带里记录着他说的一段话:“我今天又看了你的文章,你不是为我抹粉贴金,但事实是一定的,你比任何人都理解我的历史,才这样写。(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每次见到我,总是滔滔不绝。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们在一个地方(不记得是在哪里了)交谈完之后,已接近深夜12点钟,霍英东的一个儿子(一直没问他是显扬,还是显旋、显光、显强?)开车送我回家,霍英东也在车里,我们在车里一直交谈。到了我家楼下,车已停下,但霍生意犹未尽,继续在车里与我交谈;约15分钟之后,他才说:“那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唔知你有无事?如果没事,我再打电话给你,大家再谈一下……” 我认为,霍英东喜欢与我交谈,可能是因为我从不附和他;加之我是研究香港历史和时政的,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所以我们有不少话题可以谈。交谈中,霍生时常就一些中国和香港的时政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也是尽自己所知,谈自己的见解。这种交谈是双向的。据闻,以往有不少记者、作家采访霍英东,都是霍英东说什么,对方记什么。我想,尤其是当霍生登上政坛之后,对他恭恭敬敬(或唯唯诺诺)的人可能更多。每个人的做事方式各不相同,我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的,这只是个人的性格使然。 霍英东很重视这部《霍英东全传》。自我将书稿交给他以后,他去公司上班,到中华游乐会打球、按摩,回到家中,或者出差到广东、北京、日本、美国……他都将书稿带在身边,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正因为他随身带着这份书稿,所以时常跟着他的王宁世(霍在北京的秘书)、霍文孙等人,也有机会看完了这些稿子,他们几人都向我提及此事。王宁世说:“老板每次来北京,桑拿时,稿放在外面,我就拿来看,结果也看完了。”有几次,他的秘书凌汉伟说:“几磅重的稿,但老板时时都带在身边,其实,他哪有时间看,但还是带来带去……” 霍英东前前后后对书稿提过不少意见。 有一次,在中华游乐会,霍英东突然问我:“有没有看过《旷代逸才》这本书?” 我说没看过,也没听过。“你看过了?”我反问他。 霍答:“我也没看完,但何生看过,向我推荐。这部书分六七本出版,我觉得我那本书也可以分成几本出版,每本一个内容,比如体育是一本,在内地投资是一本,这样读者喜欢哪些内容,就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本来看……” 我觉得霍英东的想法并不可行,但当时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我尽量找《旷代逸才》这部书来参考一下。”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霍英东对书稿提出的要求,往往出人意表。有一次,他居然说到书的目录和书中每一章的题目:“我的一生,每一件事都是与历史的发展分不开的,所以在目录里,最好把每一件事发生的时间都注明上去,比如“初见邓小平”,那是1964年;又如“再见邓公”,是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以后经常见到邓小平,但每一次见的含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有个时间注明在目录下,人家就清楚了。” 两天后,霍英东还将他自己亲笔注明的各个时间年代的目录给了我一份,让我参考。 我认为,在不违反作者观点,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对一些问题进行删改是可以接受的。霍英东后来也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所以,在1996年8月,我曾躲在中山温泉7天,全面修改此稿。 何时出版《霍英东全传》,霍英东的意见有些含糊,但我理解他的意见至少是在“七一”香港回归之后,而我也接受了他的想法。1996年10月底,他还安排凌汉伟先生和我就《霍英东全传》做一次全面修改。凌来我们公司两天,将霍英东不满意的地方告诉我,而我也据此对书稿做了一些修正和删减。之后,我和霍英东还见过几次面。 当然,我和霍英东这两年接触、交往的情况,远远不止于这些。 1997年4月底的一个星期日,霍英东约我到他位于山顶普乐道2号的私邸见面,同行的还有凌汉伟先生。霍英东近几年大多时间都在这里居住。 那天的家庭式聚谈,约莫有3个钟头,霍英东除了谈他的身世、他的创业史、他的思想外,还与我们讨论“七一”回归仪式安排、“七一”之后香港局势等问题。等到我准备下山时,霍英东还特别交代:“冷生,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到南沙去了,有空,你去看看,这一年变化很大。另外,6月底,我们在北京郊县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开张,如果你有空,到时也请你去看一看。”写《霍英东全传》,最初,于我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经济上考虑,希望这本书能够畅销,有较好的经济回报;二是希望重温一下香港近半个世纪的演变历史。 但开始接触、采访霍英东以后,以及在撰写《霍英东全传》的过程中,有时与别人闲聊,有人居然对我说:“霍英东是个‘走私仔’,大家都知道,他是走私军火起家的……”“他儿子霍文芳在美国走私军火被美国警方抓获,一看就知,霍英东全家是靠军火发达的……” 听到这些,我觉得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他们这些话,纯粹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来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所以,每次我都将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和我的认识回应对方。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东的偏见和误解。 当然,真实的霍英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于我而言,写人物传记不存在为传主歌功颂德或对传主批判贬毁这个问题,因我总喜欢把人物当作历史来写,希望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变迁。史诗色彩始终是我写人物传记最高的追求。当然,要达到这种效果,那又谈何容易?但我还是期望透过《霍英东全传》,读者能大致了解到香港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历史,以及中英、内地和香港之间关系在近几十年间的变化。 我注重历史感,因而内容的真实是我写传记作品时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作品内容百分之百准确无误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南华早报》一名记者较早前访问我时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写人物传记,涉及到人物的阴暗面时,怎样处理?”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就不会回避。” 这本《霍英东全传》是否做到这样呢?那还须由读者来评说了。但有一点,我可以大胆地说,关于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完全是我自己分析、思考的结果,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时常对自己讲:如果不奉行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言论,那又何须辛苦抓笔、惨淡为文?请读片段1台风中死里逃生 饥饿、生病都不是霍英东他们最怕的,他们最最担心的,是在海上作业时突然间遇上强台风——因为,一旦遇上台风,就有可能船翻人亡。可霍英东就偏偏在一次海上作业时,遇上台风,并险些葬身大海。 那是霍英东他们上岛4个月以后发生的事。 一天清晨,天色晴朗,风平浪静。霍英东和10名工人,乘坐大工作船前往东沙岛以东17公里处的珊瑚礁。那里盛产“海人草”,只用几个时辰功夫,他们就大有收获,采集到的“海人草”装满了一只小电动船。中午时分,霍英东和一位轮机手、一位船工开着装满“海人草”的电动小船离开珊瑚礁,直奔东沙岛。动身之时,还是风和日丽的,但10多分钟后,天色骤然变得灰朦朦,俄顷,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波浪汹涌咆哮起来,把电动小船抛上跌下,“海人草”散落水中……被狂风大浪折腾了几下子,3个人昏头转向的,茫茫大海中已辨不清东西南北。方向已迷失,不知道沿那条航线航行,这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掌好舵,把握好船体的平衡,不让小船在狂风骇浪中翻沉。但是,那位见惯风风浪浪的船工,经不起狂风大浪长时间的折腾,临阵胆怯,不敢掌舵,霍英东只好自己把舵驾驶…… 在茫茫大海中与风浪搏击了几个小时,3个人都精竭力尽,双脚疲软无力,两手动弹不得。他们已无法掌舵了,个个瘫在船上,任由风浪把船只上下抛跌,左右颠荡……老天有眼,此时风势有些减弱,浪涛有所收敛,小船只是轻微地晃荡。他们3人庆幸自己可能死里逃生,躺在船上,任随风浪漂泊。 这时,天色已暗,夜晚已经来临,四周黑漆漆一片,而风仍然在刮,雨仍然在下。他们不知身处何处海域,离东沙岛有多远,所以不敢贸贸然航行,担心所剩不多的汽油耗尽而离岛却越远。霍英东料想大工作船是会到处找寻他们的,于是他们干脆任由船只随风浪漂游,等候大工作船的出现。 风浪的威胁是消除了,但他们并非完全脱离危险,因为东沙岛海域时有鲨鱼出没,如果不幸遇上鲨鱼,则他们必死无疑……这么一想,霍英东不寒而栗。 小船又漂流了几个时辰,仍然没发现大工作船到来,看来他们是凶多吉少、白白等死了!此时此刻,3个男子汉禁不住悲从中来,抱头痛哭…… 就在他们悲痛欲绝的时候,霍英东抬头一望,无意间看到不远处有一点光在摇曳,他猜想那可能是手电筒的光线,欢喜若狂,跃身而起,失声大呼: “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救了!” 经过长时间的风浪漂流,在茫茫大海、沉沉黑夜之中,突然间发现一束亮光,那种死里逃生的欢愉心情确实难以用语言形容。霍英东自己发动马达,掌着船舵,迫不及待地向那点光亮之处风驰电掣般急驶…… 那点微光之处,原来就是东沙岛,一位船工拿着手电筒到岩边察看停泊着的小船是否被风浪卷走,灯光摇晃,无意中救了霍英东他们3个人的性命。 那时,正好是深夜12点正——也就是说,霍英东他们在大海风浪之中已经漂泊了大约12个小时。 “这12个小时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风险!如果不是那一点光,可能我们早已沉到海里喂鱼了……”几十年之后,回首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霍英东仍然心有余悸,脸上甚至流露出谈岛色变的神态。请读片段2外界莫衷一是的朝鲜战争经历 霍英东参与运送联合国禁运的物资到中国内地,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真实、详尽的情况却始终不被世人所知。多年来,对自己这段海上贸易发迹的经历,虽然不能说霍英东守口如瓶,但说他讳莫如深应不为过。正因为如此,霍的这段经历,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盲点”——虽然也曾有报章轻描淡写提过此事。这也为霍英东的发迹史平添了几分传奇和神秘的色彩。 多年来,对于霍英东的这段经历,市井坊间流传多种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是“霍英东靠走私起家”;二是“霍英东那时曾做过军火生意”。而报章杂志,对此亦有过披露,但都是一些蜻蜓点水式的文字,寥寥几句说霍英东冲破“禁运”,运送物资到内地,仅此而已,点到即止。 这段经历,不仅是霍英东的事业起点和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且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史。另外,由于这段经历,外界莫衷一是,而成为霍英东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一件事,故而我总认为,倘若回避或者轻描淡写,则《霍英东传》就不成其为《霍英东传》——或者说,这样的《霍英东传》是残缺的、不完备的。所以,从一开始采访,我就做好了不避嫌、不忌讳,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心理准备。 第一天采访,霍英东就主动提及这段经历:“我从来不想回避任何问题,包括朝鲜战争时的生意……” 客观来说,霍英东本意不想回避朝鲜战争问题,但由于多少还有些顾虑,因而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是,经过几次断断续续的交谈,透过其闪烁其词的讲述,我们还是较为全面地了解到这段他向来三缄其口而不为外人所熟悉的传奇经历。 为了让读者直接、准确地了解到霍英东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看法,以下有关的内容,我将较多直接引用我和霍英东的采访对话记录。朝鲜战争生意由贩卖柴油开始 1995年7月4日,在中银大厦霍氏集团写字楼里,霍英东又一次主动提及朝鲜战争时的经历。当时,我尚没有就这个问题发问。 “……再讲朝鲜战争,要赚共产党的钱,亦要讲求合理。我记得当时有些人卖西药,一些过期的西药,搞得不少人吃了死亡。” 停了一会,霍英东接着说:“发国难财,肯定不。其实,我在朝鲜战争时赚的钱很少……”他的声音有些低沉,甚至有些沉重。 这次,霍英东是在谈论其它问题时,提及朝鲜战争的生意。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就此问题谈下去,我也没有提问。但我总是希望找机会,与他专门详谈这个问题。 等到8月11日,亦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我正式向霍英东提起朝鲜战争:“霍生,朝鲜战争无疑是您一生中至为重要的转折点,你当时怎么想到要与内地做生意,是怎样介入其中的?” 霍英东很爽快,娓娓道来—— “讲来讲去,还是市场经济,在商言商。比如船用的柴油,禁运一开始,一些公司就停止供应柴油。我是做船运生意的,时常有些柴油剩余,于是就运到澳门。那是小生意,载一船柴油只赚几百元港币,做了一年才赚了1万多元,但已经很高兴了。到后来,内地需要大量物资,比如药品、胶管……差不多所有的物资,我们都经手。 “这段经历,在1997年前我都不想过分宣传。但有一条,当时,我们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用快艇运货,因为我们运的大多是一些粗重的物资,如厚铁皮、铁板、胶管,快艇根本装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我们也是取合理、公道的方法。你知道,与内地做生意、打交道,如果有些东西不公道,就会有人说你发‘国难财’、‘抢购物资’——罪名可以由人讲。我有我的原则。当时,有些人卖西药,有些是假药,有些是过期药,或者没有消毒膜,这是伤天害理的。” “据说你在朝鲜战争时赚了100多万,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我说。 “是的,是不少,但那是几年间赚来的,当时每天只睡几个钟头。那时,我根本不懂做生意……”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停止这个话题,而言及其它。关于这个问题的采访暂告一段落。 从霍英东以上的谈话中,可以得知三点讯息:一、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的生意是从柴油买卖开始的;二、朝鲜战争的第一年,霍英东所从事的货运生意获利甚微,真正赚大钱是朝鲜战争的后两年;三、朝鲜战争期间,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贩卖过期和伪劣的西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霍英东谈朝鲜战争经历欲言又止,是我意料中的事。那天的采访结尾时,我提议他就这个问题专门、详尽地和我谈及。 第二天,不知是否有所准备,当我再次提起朝鲜战争问题时,霍英东虽然表示1997香港回归前不想多讲,但是最终还是谈了不少。那天,采访的地点也是在霍氏集团的写字楼里。 “外面有传你在朝鲜战争时‘走私军火’,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我直截了当地发问。 “朝鲜战争的事,在1997年7月1日前,我都不是很想讲。当时,禁运后,内地缺乏物资,很困难,而香港是唯一可以支援内地的地区。里面牵涉到一些人……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地说,我真的不是发了很多 ‘国难财’。” “您是直接与内地做生意,还是透过在港的中资机构?” “当时,我与内地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亲力亲为,做了一年,才赚1万多元。” “你们走哪一条水道?” “最初是由香港运到澳门,后来直接运去深圳蛇口。” “是不是很危险?” “不是很危险。有些事,我至今仍然不是很明白,因为若港府要彻底禁绝运货到内地,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后来,港府采取一个方法,就是外来物资一入仓,工商署就派人封住。” “主要运一些什么物资?” “都是一些粗重的东西,比如铁板、胶管、五金用品、车胎、汽油……” “有无军火?” “绝对没有。” “有无通过香港的代理商?” “没有。可能后来有些中资机构介入。内地需要什么物资,贸易公司运来,我们就用船运到澳门、蛇口。” “直接交货还是间接交货?” “大多时候都是运到澳门,交给南光公司。那时,我和内地没有任何关系。” “用什么船运货?” “都是用渔船。起初是晚上去,后来白天去也行。其实,所谓‘走私’是很微妙的,在港口装载些物资,没人说你的,而一出到公海,他就抓你不到。到处都是海,货在港口是合法的。”货船曾遭追捕和械劫 “有无疏通海关、水警?” “有的,主要靠一些海关、水警人员协助。” “有无经历过一些危险的事,比如被追过或抓过?” “有的。我们的船一般是在早晨到澳门起货,天天早晨都到澳门,几乎是定期的。有一只货船,港府已经盯了很久了,我们一开船,他们就追赶,并用机关枪扫射……” “当时,你是否在船上呢?” “我不在,但我看到他们截住这条船。船上载的是一些胶管。” “在香港,你有无合伙人?” “没有,因为没有多少人够胆做。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是用自己的船,还是租船?” “最初是用渔船,什么古灵精怪的船都用过。” “船速快不快?” “很慢的,比如那些风帆船,走一天才到澳门,载几吨柴油,才赚几百元。” “交货之后,对方就交钱给你们?” “是的。” “从澳门返香港途中,还有没有危险?” “本来没有危险的,政府方面没危险。后来澳门那些‘大天二’来了就危险了。他们拿着军械,最厉害的是那些13米的机关炮。那时,我们的货船是没武器的,所以他们一截住我们的船,就乖乖给他们货和钱。”霍英东说的“大天二”,是40年代后期起开始活跃于澳门的那些江湖人物。“你们出发时,有无固定的码头?”“没有,到处都是。有时夜晚睡在大船上,等天黑就出发。后来不再是这样,干脆用船拖去,白天都去的,没所谓了。”“是不是最初时封锁紧一些,后来松了些?”“不是的,怎样封锁我们都不怕,内地需要多少物资,我们能运得到。”“货源有无问题?”“没问题的,因为香港这边有人与内地代表谈判,洽谈货源。一般来说,100万港元的货,去到内地,可以赚到20万,其中10万元分给各方面,包括船租、伙计、海关、水警之类。其实,不是赚好多钱,不是像现在这样用‘大飞’走私汽车那样发达。讲来讲去,都是后来靠地产发达。这种生意怎能发达呢?”“关于这段历史,罗亚所著的《政治部回忆录》有过概述:‘由于港英警政紊乱,贪污盛行,地下活动人物只要持有足够资本,任何关卡皆可打通。当时的军警巡汇范围,仅及内港及码头,牵涉走私行内商人,大多为国民党时期的‘大天二’黑社会中人,只要有利可图,便可不理死活,进行走私勾当;当遇警截查时,先出示金银财帛,如要吃硬时,便须进行大火拼。”请读片段3兴建香港第一座最高大厦 霍英东之所以一踏足地产行业,便叱咤香港房地产市场,且业绩斐然,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顺应了社会的需要。 战后头几年,香港的居住条件仍然非常恶劣。当时,在湾仔一带,一座古老的三层木结构楼房竟住了90人,其中多名居民用的是六层高的“碌架床”,一家七口一张床的情况比比皆是。到了50年代,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为严重和恶劣。 从40年代后期起,大量内地居民像潮水一样涌来香港,造成香港房屋严重短缺。一时间,在港九各地,到处出现一些简陋的木屋。由于木屋区的大量存在,火烧木屋的情形因而频频发生。如1951年11月,九龙东头村发生火灾,烧毁木屋5000多间,灾民两万多人;1953年底,石硖尾的一场大火,烧毁了7000间木屋,灾民6万多人;1954年7月,大坑东木屋区又发生大火,毁屋2000多间,2.4万多人无家可归…… 由于木屋区火灾频繁,港府于是设立徙置政策,在港九各地建筑多层徙置大厦,安置灾民。居住环境恶劣,市民住房严重短缺,成为当时香港社会最严峻的一个问题。 霍英东在这种情形下,从事房地产行业,自然大有可为。而港府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香港房地产的迅速发展推波助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政策,就是1955年港府修改建筑条例,容许楼宇建造高度不再受1903年起实施的普通民房高度以5层为限的规定所限制,可提高民房高度。新条例准许建筑物的高度为街道宽度的1.41倍,每层的高度也由3.66米减至2.74米。港府颁布此条例,目的是鼓励新建筑物向高空发展,以缓解楼宇供应紧张的困境。而在此之前,若要兴建高出5层的楼宇, 得报港督和行政局审批核准;加之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问题当时尚得不到妥善的解决,故在50年代初,香港超过5层的高楼还是少之又少,只有寥寥10多间。 却说霍英东,仅用一年时间,就以其在地产界的卓越成就,一跃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地产商之一。那时,机会、财源像潮水般向霍英东汹涌而来,任他怎么挡也挡不住。 自与利家买下使馆大厦之后,霍英东就与利铭泽时有往来,成为好朋友。1955年初,利铭泽邀霍英东到铜锣湾察看利家拥有的利园山地盘。那时,利铭泽刚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稍后还获委任晋身行政局。他指着利园酒店(也为利家物业)对面的一幅空旷地对霍英东说:“这幅地盘,我有意出售,不知你有无兴趣?” 当时港府刚刚颁布允许楼宇向高空发展的新建筑条例,霍英东正打算找一幅地皮兴建一座高楼,故对利铭泽推介的这幅地盘颇有兴趣。两人甚为相熟,故寥寥几句就定了下来:地价130万,霍只需预付一成订金,余数逐期支付。 霍英东随即找来图则师,商量如何发展这幅地盘。最后,霍英东决定兴建高17层的商住楼——蟾宫大厦,地下是铺位,二楼当写字楼,其它各层是住宅。设计图纸一出来,霍英东又采用“卖楼花”方法,在各大报纸刊登售楼广告。只看到广告,买家就蜂拥而至,楼盘很快就一售而空。半年左右的时间,17层高的蟾宫大厦就耸立在利园山上。 蟾宫大厦是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至今,这幢大厦仍然存在,虽然它的周围已是摩天大楼林立,但它的存在,正好见证了香港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发展变化历程。“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 蟾宫建成之后,霍英东把公司总部从附近的使馆大厦搬到蟾宫大厦二楼,他则居住在大厦的顶楼。 蟾宫大厦临海而立,傲视香江,气势雄伟。从顶楼俯瞰四周,港岛和对岸九龙的景色尽收眼底。霍英东第一次站在蟾宫顶楼,居高临下,成功感和满足感油然而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水上人家的孩子,一个曾经流浪街头的孩子,一个曾在50多人挤在一起的破房子里睡木板的孩子,竟然有一幢全港最高的大厦。每次,伫立蟾宫顶楼,眺望周围景色,想起自己的身世和走过的坎坷道路,霍英东总是百感交集。 据凌汉伟说,“那段时期,霍生每天早晨睡醒,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脸、吃早餐,而是下到二楼的办公室,向公司职员交待事情,安排工作,然后才回家洗脸、吃早餐……” 我曾问霍英东:“蟾宫大厦赚多少钱?” “整栋蟾宫大厦,包括建筑费在内,总投资约200万港元,但其实我们只动用地价一成的资金10.3万元,其余的费用全靠卖楼花,用买家的钱来交地价、盖楼。楼价好像是每英尺80元,我们赚了100多万。”霍英东答道。 “像你这么说,那几年你做地产,几乎不用自己的钱?” “那是的,除了最初买使馆大厦以外,其余的,都是利用买家的钱。一登报纸,楼盘一下子就卖光,每一栋楼都赚一两百万。所以,自卖楼花方法推行后,整个香港好像疯狂似的,人们一拥而上,何鸿燊、杨志云、方润华、郭得胜这些人也从此做地产生意……” “你发明卖楼花时,是否想到效果会这样好?” “真的想不到,我还认为人人都可以这样想,这样做。当时,不用什么本钱,就赚那么多钱,收钱收到自己都害怕。这样卖下去,不知要赚多少钱!” 不把使馆大厦这些出租的楼宇计算进去,光是出售100余栋四方街唐楼和香槟大厦、蟾宫大厦,一年多时间,霍英东已赚1000万港元以上——其中,他动用的本钱不足100万。这以小搏大的“空手道”本事,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心服口服。 在1955年,香港坐拥1000多万家财的人应该不算太多。短短一年多时间,霍英东一跃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大亨。 此时的霍英东,在香港地产行业叱咤风云,领尽风骚,其咄咄逼人的锋芒,环顾当时香港的各地产商,可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他当年在地产界的风头之凌厉,比之当今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李嘉诚(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陈美华著的《香港超人——李嘉诚传》一书)、李兆基、郭氏三兄弟等,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套用一句通俗的流行话,霍英东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天王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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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人上人来龙中龙,生子子如霍英东。 据美国权威的财经杂志《福布斯》1994年6月号的“香港富豪排行榜”披露,霍英东的财富估计为25亿美元,折合港币约200亿元,在香港的富豪排名榜中约居第8位。霍英东庞大的商业王国包括建筑、航运、旅店、酒楼、淘沙、百货、石油等业,遍布海内外工商业体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私人公司性质,账目和财力不尽为外人知,故他实际拥有的财富可能大大超过25亿美元。 “社会上太多的人对霍英东有偏见,载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其实这些人又有哪一个是了解霍英东的?这对霍英东非常不公平。……我觉得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霍英东告诉给读者,澄清社会各界对霍英示的偏见和误解。”同时“透过《霍英东全传》,读者能大致了解到香港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历史,以及中英、内地和香港之间关系在近几十年间的变化。”——冷夏语 “(我)这种性格,你知,其他人唔(不)知……你是最理解我的人……” ——霍英东对作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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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源于作者和霍英东的访谈,取材于传主朋友、亲人、部属以及内地和港澳三地几十年间关于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史书和有关霍英东的报刊书籍资料,以及霍氏集团提供的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文件。一年有余的面对面交谈,四十三盒录音磁带,近十年的文字打磨,三十万字的篇幅,忠实记录了霍英东的心路历程和一生的传奇,也写出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一个小小货运港口变成国际大都市的历史。霍英东非凡的一生,如一块多棱镜,清晰地折射出香港20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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