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

出版时间：2013-3-1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汤志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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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出生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逝世于抗日战争发生之前，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和学术专著。因此，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加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对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有所帮助。    由于近代中国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或者拉车向前，或者逆流而动。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就要看他的实践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加以科学的剖析。面临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旧中国，章太炎曾经由赞助维新到投身革命，也曾经由“拉车向前的好身手”到“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从而对他先前所发表的论著有所增衍、修饰、改易、删削。1914年，章太炎手定《章氏丛书》，把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战斗的文章每多刊落；《尴书》的改编为《检论》，也反映了章太炎思想递变的迹象。    早在章太炎同情维新变法时编集的《尴书》，收录有《客帝》、《分镇》等篇，他自己说当时他写这些文章是与“尊清者游，饰苟且之心”。到了义和团运动以后，始作“匡谬”；1902年，重为“删革”，编作《尴书》“前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重要文献之一。他的始撰、改订以至删削，都留下了章太炎在急遽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的思想烙印。而这种事例，几乎数见不鲜。那么，为着“知人论世”，爬梳佚文，雠校异同，系年辑录，就显得很有必要。    其实，这种情况，不但章太炎如此，其他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有类似情况：康有为在1884年始撰《人类公理》，1901至1902年间写成《大同书》，他的“大同学说”，就跟随其思想变化而大相径庭。谭嗣同的《仁学》，在《清议报》和《亚东时报》分别发表时，编次、内容都有不同，说明它们不是同源①。唐才常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后，在他改订的论文中，也增列了“儒教真派，厄于刘歆”等命题②。可见，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应该探源比勘，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历史的评价。    《章太炎年谱长编》，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编纂整理的，试图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但是，要编好像章太炎这样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年谱》，却又并不简单。首先，必须网罗遗文，广事搜辑，鉴定版本，反复推敲。其次，又要把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厘订先后，考索同异。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来看章太炎是怎样开展政治活动和不断撰文的。基于他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大都有针对性，而结集时则经过磨勘。为此，我曾翻阅了四十年的报纸和一百多种期刊，也注意到各种手稿、抄件以至不同版本的搜集。在1961年编校《章太炎政论选集》时，基本上写出了本书的草稿。此后，陆续修改了三次。1977年又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    感谢各方面的帮助，使本书卒底于成。如果说本书对学术界还能起砖瓦之用的话，应该归功于同志们的关怀和支持！    汤志钧    1978年5月

内容概要

《章太炎年谱长编》共70余万字，出版于1979年，至今已有三十余年，至今已坊间难求。
《长编》按不同历史时期，结合章太炎的思想活动，分五卷：1868年—1894年为第一卷，1895年—1905年为第二卷，1906年—1911年为第三卷，1912年—1918年为第三卷，1919—1936年为第五卷。每一卷之前附按语，说明这一时期的国内形势和章氏的思想活动。基本上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全面记述章太炎的政治、学术活动。
作者依据近年出版的各种相关文献，增订了约40万字，仍按《长编》的编次和时序，分为五卷。统一排在《长编》之后，为了便于读者检核，该部分内容单独装订成册。

书籍目录

《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说明序编辑说明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一说明清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一岁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二岁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三岁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四岁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五岁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六岁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七岁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八岁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九岁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十岁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十一岁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十二岁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十三岁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十四岁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十五岁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十六岁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十七岁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十八岁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十九岁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二十岁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二十一岁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二十二岁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二十三岁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二十四岁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二十五岁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二十六岁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二十七岁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二说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二十八岁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二十九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三十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三十一岁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三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三十三岁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三十四岁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三十五岁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三十六岁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三十七岁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三十八岁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三说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三十九岁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四十岁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四十一岁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四十二岁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四十三岁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四十四岁章太炎年谱长编卷四说明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四十五岁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四十六岁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四十七岁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八岁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九岁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五十岁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五十一岁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五说明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五十二岁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五十三岁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五十四岁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五十五岁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五十六岁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七岁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五十八岁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五十九岁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六十岁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六十一岁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六十二岁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六十三岁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六十四岁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六十五岁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六十六岁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六十七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六十八岁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九岁《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序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一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十七岁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二十四岁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二十五岁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二十六岁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二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二十八岁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二十九岁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三十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三十一岁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三十二岁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三十三岁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三十四岁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三十五岁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三十六岁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三十七岁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三十八岁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三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三十九岁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四十岁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四十一岁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四十二岁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四十三岁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四十四岁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四1912年(民国元年壬午)四十五岁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四十六岁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四十七岁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四十八岁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四十九岁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五十岁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五十一岁章太炎年谱长编补编卷五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五十二岁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五十三岁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五十四岁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五十五岁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五十六岁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五十七岁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五十八岁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五十九岁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六十岁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六十一岁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六十二岁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六十三岁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六十四岁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六十五岁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六十六岁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六十七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六十八岁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九岁

章节摘录

五月十五日(7月6日)，与宋教仁晤。宋教仁《我之历史》本日记：“三时，至新宿孙少甫寓，晤章枚叔，枚叔于前月出沪狱，特来掌理《民报》者，与余一见面时，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余以日本现出之哲学书以何为最？余以素未研究，不知门径对之，盖孤负其意不小矣。复谈良久。”(庚申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本，1905年后记事用阳历，以黄帝纪元，本年系“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下同，见第四，第七叶上。)    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是日至者二千人，时方雨，款门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惰容”。(民意：《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见《民报》第六号。)章氏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首谓：“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    “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着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馀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暗想我这疯颠的希望，毕竟是难遂的了，就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不与那学界政界的人再通问讯。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才晓得人心进化，是实有的。以前排满复汉的心肠，也是人人都有，不过潜在胸中，到今日才得发现。……只是兄弟今日还有一件要说的事，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馀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    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章氏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    “次说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最后谓：“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民报》第六号)。    “此演说录，洋洋洒洒长六千言，是一篇最警辟有价值之救国文字，全文曾登《民报》第六号，而《太炎文录》中未见收入。”(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二十五期。)    P122-123

编辑推荐

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出生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逝世于抗日战争发生之前，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和学术专著。汤志钧编写的这本《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下)》系统搜集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并加以分析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有所帮助。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书中可叹的遗憾也有，亦举一例。原书出版不久，作者就辑新见章氏在台活动资料，以《〈章太炎年谱长编〉补》为题登载于《文史》十八辑。而1984年出版的《文史》　二十三辑刊出了裘锡圭先生署名小丙的　《〈章太炎年谱长编补〉引文标点琐议》，提出二十条校订意见。且不论疑讹者，即百分之百的确误，增订本竟一概未予理会。如“党锢祸起，同志婴戮，仓皇南走，负绁沪尾，甫解维进其里，父老与语民气之刚柔”云云，裘文指出“甫解维”下应标点为“甫解维，进其里父老，与语民气之刚柔”。又“三十年以来，肃顺诛是应。囚至今日，则谭嗣同等六人又以齮龁荣禄至同日伏尸市曹，康有为虽脱，亦几几不得自免”云云，裘文指出肃顺以下应标点为“肃顺诛，昰应囚，至今日则谭嗣同……”上文谓慈禧太后“始听政则有肃顺之狱，将反政则有朝鲜大院君之狱，复出训政则有康有为谭嗣同之狱”，此文与之相应，“昰应”乃是朝鲜大院君之名（此大院君即李昰应）。又“知旧堤之必败，而弁其堤者不可以保其陇亩；知北方之必不能与俄争，而弁其北方者亦不可以守其南部”云云，已经完全不知所云，裘文指出两个“弁”字都是“弃”字之误（“弃”是见于《说文》的古文，跟一般的简化字不同，故章氏用之），应标点为“知旧堤之必败而弃其堤者，不可以保其陇亩；知北方之必不能与俄争而弃其北方者，亦不可以守其南部”。三十年前的作者甫届花甲，寻觅文献如此不遗余力，却对在同一刊物上订正己作的文章这样视而不见，实在匪夷所思。而今天的出版者对旗下名刊上文章这样失之眉睫，也有点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