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王锦民  页数：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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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录之书”同时也是“学术之史”，通过目录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一个传统特质。《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大学用书）》的主旨即在通过分析从刘向、刘歆《七略》到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古典目录学，揭示中国传统学术的源流与格局。在我们使用古典目录学这个名称时，意味着我们能够在古典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之间可以做出明确的区分。通常认为，所谓古典目录学，是指自汉代至清末的传统目录，有固有学术文献及佛藏、道藏三大系统，体制上则包括分类、序与提要诸项，重视书籍的内容；而现代目录学始于近代洋务运动中的西学书目以及清末公共图书馆的书目，体制上则引入了西式按学科或索引方式的分类法，与中国固有的分类法相糅杂，由重书籍的内容，渐转为重视书籍的外部标识与形式。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古典目录学与学术史
一、文献、学术与目录
二、古典目录学的体制与功用
三、古典目录的主要类型
第二章 刘向、刘歆的功绩——文献传统的起源与目录学的奠基
一、文献传统的起源
二、秦汉之际的典籍聚散
三、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
四、学术的源流与格局
第三章 《汉书·艺文志》（一）——《六艺略》与经学传统
一、班固与《汉书·艺文志》
二、<易》学的传统
三、《书》学的传统
四、《诗》学的传统
五、《礼》学的传统（附《乐记》）
六、《春秋》学的传统
第四章 《汉书·艺文志》（二）——诸子、诗赋及其他学术
一、诸子出于王官说
二、儒家诸子
三、道家诸子
四、阴阳、法、名、墨、杂
五、诗赋
六、兵书、数术、方技
第五章 《隋书·经籍志》（一）——四部分类与正史艺文志传统
一、魏晋六朝目录学的发展
二、《隋书·经籍志》的结构与主旨
三、四部分类与学术的分合
四、正史艺文志的传统
第六章 《隋书·经籍志》（二）——自东汉到六朝的四部学术演变
一、经部学术之演变
二、史部学术之演变
三、子部学术之演变
四、集部学术之演变
第七章 佛录传统的奠立——佛经翻译与晋唐佛典目录
一、佛经翻译小史
二、汉文佛典的自立
三、传统目录对于佛教文献的著录
四、佛典目录的创始与集大成
五、大乘经五大部
……
第八章 大藏经与佛藏提要目录——大藏经刊印、提要目录佛录的优长
第九章 道藏之广纳百川——道藏目录体系与道学源流
第十章 从《崇文总目》到两解题——宋代的目录与宋学流变
第十一章 会通与辨章——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
第十二章 《四库全书总目》（一）——传统学术与文献的集大成工程
第十三章 《四库全书总目》（二）——儒藏与固有学术的格局与源流
第十四章 学中第一紧要事——清人治学目录举要
余论
主要参考书目

章节摘录

　　汉末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又称“正一盟威之道”，流传到东晋南北朝时期，以传授祛邪治病的符箓法术为主，又称正一法。至于寇谦之的“新天师道”，严格地说不是新创的教派，而是整顿北方流行的五斗米道而成的。这一整顿运动，非常成功地提升了道教的地位，使道教在北魏道武、太武两帝时成了官方宗教。　　道教经典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一方面，早期的道教是土生土长的，道教经典也基本上是沿着本土的学术以及阴阳五行、术数、方技的源流而产生的，还没有掺入佛教的东西。而在魏晋之后，道教开始参照着佛教的样子发展，二教之间既有争竞，又有吸取。另一方面，道教经典的传授体制也从师弟之间或者教团内部的秘密传授，转变到南北朝时期的公开传授，很多道经突然从隐藏状态被公布出来，颇有些神秘色彩，也自然会引人惊疑。　　东晋以后，道教经典开始大量出现，有教外与教内两个来源。教外的来源，主要是援用了《汉书·艺文志》著录过的道家类著作，这些著作并不专属道教，且在道教产生之前就存在了。教内的来源，即是道教自造的经典，又分两方面，一方面是原有的秘密流传的经典公开了，另一方面是针对佛经或者模仿佛经而新创作的。　　……

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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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孤陋之见，王锦民先生的《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一书大概是第一本从整体上将目录学与古代学术发展联系起来研究的专书。此前除《汉志》、《隋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最著名也是最有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目录常被用于学术史、学术意义的分析外，在整体上将古典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源流联系起来的，似乎并未及见。王先生将目录与学术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可谓颇有卓识。
  　　民国以来科学、系统的目录学研究不断得到发展，但概括起来无外乎几个方面，即目录学发展源流、目录体例、内容、分类等等。试观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发微》、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这两部目录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即可作为脚注。诚然，这几部分应该算作是目录学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一部目录的编制，首先是受当时的学术环境、个人学术评判影响的，若舍弃对目录的学术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损失。
  　　王先生说“文献、学术与目录三者始终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可以形象地比作国学这尊大鼎的三足。” “目录就是文献与学术的结合点，通过目录一方面可以了解文献产生和累积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了解相应的学术的发展情况。”（第5页）传统的古典目录研究多集中在第一方面，即“了解文献产生和累积情况”，而王先生将目光更多地投注到目录中所反映的“学术的发展情况”。鄙意以为只有从学术发展的视角出发，才能更好的掌握目录发展的源流，也更能促进目录学研究的深入。王先生此书作了不错的尝试。在此，笔者以《别录》、《七略》及《汉志》为例对王先生从学术角度解读目录的意义和价值略为阐述。
  　　首先，正是有了不同的视角，王先生能看到许多前人并不重视或并未发现的问题。
  　　如对于《别录》、《七略》，以往更多的是讨论其七分、六分法的意义、价值，但王先生从先秦两汉学术史的角度出发，提出“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的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就是以目录的形式揭示了先秦至西汉的学术源流与格局，从而建构了学术史的坐标系。”（第43页）并对刘向、歆父子的学术思想与先秦学术的异同进行比较，提出二者之间的差异。对于《别录》、《七略》的学术史评价，王先生并不是第一个，但如此重视其学术史意义而非目录学意义的并不多见。
  　　也正是从学术角度着眼，王先生对六分法中各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更合乎当时的学术背景和刘向、歆的学术思想的理解。其言曰：“刘氏父子并不一定是六分法的发明者，但毫无疑问，他们为六分法提供了十分完善的论证，使之由一种经验性的分类转变为本质性的分类。要对学术进行本质性的分类，必须首先确立一个最高的类，以之作为全部学术的核心。在刘向、刘歆看来，所有学术共同拱卫的核心，或者说，所有学问中的最高学问，理所当然是六艺，也就是五经之学。确立了六艺这个核心，然后就可以由中心向边缘，一圈一圈地扩展开。这样一来，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就不是并列而单行的六种学术而已，而是从属于一个‘中心—边缘’的有机关联结构。由六经向外扩展，则是诸子九流十家。诸子的主张五花八门，但在本质上都是从属于六经的，故而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诸子之外，依次是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又都是沿经传与诸子的余绪发展出来的。”（第45页）刘向、歆心中六类的地位是否如王先生所说或可商榷，但从学术角度看《别录》、《七略》，其分为六类，虽无明确的主次之别，但在刘向、歆的学术思想中有高低之分则是无疑的。这种学术思想倾向也必然会体现在《别录》、《七略》的编撰之中。
  　　又如，王先生从史家传统的角度对《汉志》沿袭《七略》的原因进行阐释，此说虽不可尽信，但又是一个新的解释，这是囿于就目录谈目录的学者所看不到的。
  　　其次，从学术史的角度解读目录，则目录的价值不单单是当时典籍的历史记录，亦可成为目前研究展开的基点和准的。
  　　民国以来先秦秦汉简帛的不断发现为我们研究先秦秦汉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对于简帛的研究更多的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在作，而目录学研究者却少有参与者。并不是说这些简帛的发现对于目录学研究意义不大，只是由于目录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资料是自己研究的重要史料。在某种程度上说，缺乏学术史的眼光正是这种选择性失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先生对刘向、歆若见到阜阳汉简、马王堆帛书、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三种《周易》文本将如何著录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初《易》学已经建立起以田何为首的主流传统，刘氏父子著录《易》类书籍，就以这个主流传统为参照系。”“上博本《周易》一定会像中秘的古文《易经》一样，被看作先秦遗留下来的、汉初未经正定、也没有家法传承的古文《易》。如果它与传世的诸家《易》相比差异太大的话，刘歆也许会建议朝廷为它立一个博士。”（第54-55页）对于阜阳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也作了相应的分析。这就将新发现的新史料纳入了目录学的研究框架之内。同时，更进一步说，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目录学的分析，也能更好地促进对出土文献、传世文本的研究。现在学界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后人窜改，更近于文献的原貌，是以常用出土文献校正传世文献。但如六经等儒家经典的文字异同并不是简单的训诂、校勘问题，其中包涵了师承、家法、义理等许多超乎文献层面之上的问题。如能以目录学研究这些新材料，势能使这些新材料的利用更为合理，更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这也能成为这些新史料的学术史研究的基点和准的。
  　　王先生此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古典目录重新放到了学术史的视野中来研究。但从《汉志》一节看来，王先生此书与其说是对古典目录与国学源流关系的论述，毋宁说是将国学源流的探讨套上了一个古典目录的新筐子。此书第三章《<汉书•艺文志>（一）——<六艺略>与经学传统》将“六艺略”中最主要的《易》、《书》、《诗》、《礼》（附《乐记》）、《春秋》等五经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发展源流进行了探讨，阐明了当时的经学传统。但也只是阐述了是时的经学传统，对此传统对《汉志》的影响、《汉志》编撰的学术依据、《汉志》的学术意义等方面却浅尝辄止。换句话说，《汉志》只是此节的点缀，王先生只是将自己对先秦两汉学术源流演变的研究套上了一个《汉志》的幌子（王锦民先生著有《古学经子》一书，是对五经、诸子源流演变的研究，此节基本是从此研究演变而来），事实上却并未从《汉志》出发来深入研究其与当时学术发展的关系。说句不好听的，这难免挂羊头卖狗肉之讥。
  　　但此书更大的问题是王先生对于细节考证的粗陋。也许是学术背景、知识积累的原因，在文献学，尤其是目录学的相关论述中，颇有一些不够严谨之处。现将《导论•古典目录的主要类型》节错谬者列下（此节错误大概是最多的）：
  　　王先生在《导论》“古典目录的主要类型”节中将“中国目录学史上形成的比较完善的目录类型”概括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家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劝学目录、宗教目录等七类。（第14-19页）这七种皆为中国古代目录的主要类型，这并没有问题，但王先生将这七种放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是将中国古代目录分为如上七种，这难免有些不太合适。须知这七种目录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分类类别，官修目录、私家目录是从撰修者角度作的分类，史志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宗教目录是从目录内容角度作的分类，而劝学目录是从价值角度所作的分类。将此七种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不同分类的目录放在一起，一则难免有重叠之处，二则也容易造成混淆。
  　　王先生说“汉代班固作《汉书》首创了‘艺文志’的体例，……此后的多数正史均沿革其例，撰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第15页）案：此言不确。“二十四史”中除《汉志》外只有五种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即《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此后《清史稿》中亦有《艺文志》。是以，《汉书》之后的正史中有“艺文志”、“经籍志”者只能说是少数。
  　　“典制类史书中也会有关于文献的记载。宋代郑樵的《通志》中撰有《艺文略》，通录古今图书，精于分类而无小序和解题。”（第15页）案：《通志》是纪传体通史，《四库全书》将《通志》及其续作《续通志》置于“别史类”中。按其体例言之，自当入于“别史类”。但由于《通志》的价值主要在于“二十略”，故《书目答问》即将其置于“政书类”中。但这是从“二十略”这个角度来说的，并不能将《通志》全书视为政书。
  　　“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等等，则是著名的读书家的提要目录。”（第16页）案：《郑堂读书记》是周中孚为上海藏书家李筠嘉编撰的《慈云楼藏书志》的别录副本，其能否称为读书家的提要目录值得商榷。而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是李氏日记中读书札记的辑录，更不能称为提要目录。
  　　“后来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也是在《四库简明目录》上标注所知版本线索”。（第17页）案：孙殿起《贩书偶记》主要记载《四库全书》未收录之图书，“在《四库简明目录》上标注所知版本线索”之说不知何本。
  　　老实讲，此书在文献学上的硬伤确实不少，但仍是有阅读的价值的，毕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而其所犯的硬伤一般学过、懂点文献学的人基本都知道。在阅读此书时我就想要是我为这本瑕瑜都很明显的书写篇小评论的话该取个什么标题。不知何时脑中中闪过了傅斯年先生的那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学者作研究必须要有好的“视角”、勤的“手脚”，只有具备了这两个“JIAO”才能写出好文章。王先生此书本有一个很好的视角，若深入研究，定能作出一篇不错的文章。但王先生的“手脚”却实在是有些懒得动了，以致小错不断，白白断送了一个好题目。当然，我以为学术研究“视角”比“手脚”更要紧。“手脚”不勤，给自己点压力，努力些也就好了。至于“视角”，很大程度上确是天生的，要是不具备大概就写不出大文章了。当然，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是“视角”和“手脚”都不具备的。
  　　于我而言，大概只有自期能把“手脚”练勤，至于“视角”实在是只能如此、无能为力了。
  　　
•   　　 关于这么一本薄薄的书籍，内容的拼排是我所喜闻乐见的，王锦民先生是谁我并不清楚，但就这本目录学术本身的目录体制，是一种以前所未闻的方法，他将目录史以一本书、或者一件事的形式逐步展开，从刘向、刘歆的别录于七略，再到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这种方法虽然有时候会失之简略而重复，但就视野来讲，能将其串成一道，这是我所喜欢的。
  　　 从佛录与道书的几章来讲，其实个人还是认为写的并不好，至少不如之前的几章，或者是因为佛录与道书·本身便不是目录学的主流，也许作者在之间也仅仅查勘资料，就我阅读，显得很是紊乱不成系统，也出现了大段的抄袭原文的现象，因此就这两章，我并不满意。
  　　 全书最最令我欣赏觉有意义的，是第十章至十一章，第十章讲了关于宋代的目录学问题，关于宋学的产生于流变讲的颇为可读。而十一章的会通与辨章，难得的将两个学术方法放在一起进行讲解，让人十分明晰，会通与辨章的问题以前一直不是很能理解，从这点上，这本书带给我不少知识。
  　　至于后面的总目，也颇可，可读。
•   写得很好！当时我在书店看到这书名就觉得眼前一亮，倘若做得好，绝对是值得传世的书。
•   我原本看过王锦民先生的《古学经子》感觉不错，此书书名也很吸引人，就买来看了，现在看来有些失望，呵呵
•   古学经子我读完后纠结了一阵子还是卖掉了。
  书太厚，亮点还不算多，做个笔记就够。
  赞兄此文。
•   我读经学的东西比较少，我当时看《古学经子》的时候感觉有些观点蛮新的，觉得那本书还不错，呵呵。
•   楼主说“从整体上将目录学与古代学术发展联系起来研究”，这里容易挂羊头卖狗肉，但是如果做道书目录会不会更能把道藏书目分类和变动跟道教思想发展联系起来呢？几次道术目录的改动似乎都有这种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