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汇补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来新夏,李国庆,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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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诸家校本（含校刻本、批校本及校语），增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选用清光绪五年贵阳校刻本作为底本，以每一种书作为一个条目，先录贵阳本正文，次列诸家校语。书后附录四种：附录一、《书目答问》版本图释；附录二、《书目答问》刊印序跋；附录三、《书目答问》题识；附录四、《书目答问》通检表三种。此外，还编制了综合索引，对《书目答问汇补》正文及附录中之书名、作者进行检索。

书籍目录

书目答问汇补编纂说明
书目答问汇补表
书目答问汇补影
书目答问略例
书目答问汇补总目
经部总目
史部总目
集部总目
业书目
别录目
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
四川尊经书院记
书目答问汇补附录

章节摘录

插图：

编辑推荐

《书目答问汇补(套装全2册)》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用户评论 (总计38条)

•   书目答问是近代目录学中的明珠，汇补辑录也很有学术价值，文献学学习必备之书。
•   《书目答问汇补》当为《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之后一最重要书目，对于了解四库全书之后的书籍刻印流传情况不可或缺之参考书，来先生是大家，数十年孜孜于此，因此该书绝对有学术和收藏价值！
•   此书网罗颇全，印刷亦好，值得收藏一阅。
  书目答问一书，本为童生学习制艺指点迷津，而非为收藏古椠秘笈之备，故着眼于常见之版本。以此目为纲，来、韦两位先生悉录所见，以飨后学。展卷读之，真大家也。
•   不错的书.集诸家评注于一体,很便比勘
•   书很好，这次买的全精，收藏。
•   古籍的索引和指南。为传统文化大声喊赞。
•   值得拥有，阅读查看，极为便利，
•   特备好，值得收藏
•   同事买来看··听说挺好的
•   书的内容不错，印刷也好。货发的快，包装也不错。当当有改进了！
•   查阅十分便捷，很好。
•   视野宽阔，资料丰富，做了一次系统的汇补。
•   老问题了，快递包装太简单，导至书被摔破了，这么好的书真可惜，想换却没货了，还好当当给退货了。
•   此书适于研究人员用。对业余爱好者来话，就有点不大合适了。如果对目录学特别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
•   是书目答问补正以来收集整理较为全面的目录学图书，然中华书局是否有点过火，尽然用A4打印纸印刷此书，简直有点暴殄天物，难道在向上古看齐？
•   印刷纸质一流，非专门家或特别爱好者慎买，因为里面涉及到的版本是指以前的当时的版本，不是针对当今版本特征而著。
•   书的装帧印刷都不错。只是就实用性来说，价钱有点小贵。
•   治学必备工具书
•   读书指南 治学门径
•   书目问答的工具书
•   来新夏先生多年成果
•   穷尽式的书目搜索
•   　　 好吧，我想起哈利波特里那本《唱唱反調》了，我也想在對來先生此書的讚譽聲中唱唱反調。
  　　 首先，我得承認我沒有讀完，而且我近期也沒有通讀一過的計劃。雖然《書目答問》需要常讀，但此《匯補》就沒有必要常讀了，有時間看看，沒有時間，有需要時找相關內容查查就可以了。
  　　 閒話少敘，說一下我仔細讀了幾十頁之後的感覺吧。
  　　 按照慣例，評論一本書，總歸要先說些好話的。好吧。來先生即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從來新夏先生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在余嘉锡先生的指導下開始讀、研究《書目答問》開始，到此書今年出版，已過了六十幾年。即便從六十年代來先生開始匯補《答問》開始，也已過了四五十年。來新夏先生于《答問》所花的時間蓋不小，這可以從此書正文前附的來先生批本的書影中可以想見。當然，來先生此書並不只是苦勞，也是有功勞的。如此書所列校語中，江人度先生的校語似《四庫提要》，對各書的解題性的按語對我們讀《答問》很有用。另外，很多來先生當年用來匯補的批校本現已不知所在，邵瑞彭批校本、劉明陽批校本，來先生在《編撰說明》中都說已“不知流落何所”。保存了這些文獻大概是此書最大的學術貢獻吧。這也是此書存在的重要意義所在。
  　　 當然，雖說來先生此《匯補》用了幾十年時間，但在這幾十年中，來先生到底有幾許精力是用在此書上的，倒也是值得懷疑的。加上來先生自己的按語，此書彙集了十七種校語，所列材料不可謂不多。但來先生似乎只注意羅列這些材料，對這些材料基本沒有評論，尤其是一些互相矛盾的校語，也不發一言，于後人使用並不便利。而這些矛盾的說法中，有許多以來先生的學識而言，當是很容易辨別的，如“影印撫州單注本禮記二十卷，附考證二卷”條下，葉德輝校語曰：“嘉慶丙寅張敦仁校刻本。”佚名校語曰：“嘉慶庚寅。”倫明校語曰：“嘉慶丙寅。”此處三者所說互相矛盾，我們總不能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判定佚名所言為誤吧。那麼我們就要去查年表了。但對於熟悉晚清民國史事的來先生來說，必然知道嘉慶是沒有庚寅年的吧，那何不注出，為後人使用提供便利呢？再如同頁“影印景德本儀禮疏五十卷”條，葉德輝校語曰：“嘉慶庚寅蘇州汪氏校刻本。”佚名曰：“道光庚寅。”又是互相矛盾。此書《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有記載，我相信深諳版本學的來先生一定是知道的。那麼爲什麽不出按語言明呢？當然，也有人會說，匯補就是把各種資料集合在一起，至於是非，那就要讀者自己去尋找答案了。那好吧，我承認這一點是我求全責備好了。
  　　 但對於韋力先生的校補，我不得不吐槽了。來先生說“韋力批校本。稿本，今藏韋氏芷蘭齋。韋補諸書版本，以得書先後為次。今仍其舊。”也就是說，韋力先生的校補是以自己的藏書次序為本的，那就產生許多問題了。首先，韋力先生收了一些叢書中的零本，是以將這些自己有的本子列入，而自己藏書中沒有的部份就不再列入，如“周禮注疏四十二卷，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條下，韋力先生注曰“明崇禎元年毛氏汲古閣刻十三經注疏本”；“儀禮注疏五十卷”、“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二條注曰“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鉛印四部備要本”。我們知道，汲古閣本、四部備要本都是十三經都有的，那麼，韋力先生如此注，給不知道此二種書的人以什麽感覺，是不是會覺得此二種版本只有這麼幾種呢？這樣注似乎不太合適吧。既然知道有這種叢書，那麼當注于“十三經注疏”條下為是吧。如欲注于各書之下，那也是注于第一本書，注明後此各書皆有此本，或者直接每本都注為是吧。似不應該這麼隔三差五的注上一條。其次，由於以自己的藏書為次，說白了，韋力先生此稿原不過是藏書流水帳耳，難免隨意之處。那麼，就難免出現一些與《答問》原文矛盾處。如同是“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條，韋力先生曰：“明崇禎永懷堂刻十三經古注本。”而《書目答問》“本有永懷堂古注十三經”條，何必注于“十三經注疏”子目下？當然，韋力先生此稿本是藏書帳，無論其願意如何記，我們都無需質疑，但是，作為匯補的一種，卻如此得隨意，卻不得不有所責問了。來新夏先生、李國慶先生作為主編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韋氏如此隨意之注不如不注。
  　　 上文已說到編者編校不夠認真，這裡再提供一個例子。“明監本宋元人注五經”條下張佩弦先生校語曰：“范本易程子傳有黎氏古逸叢書覆元至正刻本易程傳六卷。今按：程伊川易傳，通行本多為四卷，直齋書錄解題、讀書敏求記作六卷入錄，足證六卷本乃原本，四卷本則為後人所并。即使答問著錄之明監本宋元人注五經，其中四卷本程子易傳亦非原本之舊貌。”此條有突兀之感，明顯該注于“明監本宋元人注五經”子目“宋程子傳四卷”條下，此條正有張佩弦先生提到的范希曾之補正。
  　　 《書目答問》初意是為初學者提供進學讀書的門徑，是以張南皮言：“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柳詒徵在《書目答問補正·序》中也說：“第其書斷自乙亥，閱五十餘年，宏編新著，影刻叢鈔，晚出珍本，概未獲載，故在光緒初足為學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則病其漏略矣。”自《補正》出版至今，又過六七十年，新出書、本更是無計其數。若還承認《答問》此書為後學、初學進學之階，那麼，《匯補》只補現在不易得見的古代刻本而不注錄現在新出之版本，其作用何在？至於版本之補充，較之《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又是缺略太過。如此說來，《匯補》既不能補版本之缺，又不能助於初學求書、進學（江人度校語還是有一定作用的），那麼此書的作用何在？那麼多人追捧的緣由何在？（在未見到此書之前，我也是追求者之一，此所謂追捧是指見到了此書，尚極力推崇者。）難道就爲了來先生的苦勞嗎？
  　　 就寫到這吧，隨意寫的，也不想重讀一遍了，直接發。
•   　　来新夏与《书目答问汇补》
  　　
  　　崔文印
  　　
  　　2011年06月21日16: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98期17版“学林”文章之一。
  　　
  　　
  　　　　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书目答问汇补》一书，是一部非同寻常的集成之作。它记录了该书的主要汇补者来新夏先生从学习、应用《书目答问》，到研究《书目答问》及目录学，并走向巅峰的全过程。
  　　
  　　　　
  　　
  　　
  　　
  　　　　收入《书目答问汇补》的《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是来新夏1943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在老师余嘉锡的指点下，利用暑假编制完成的。屈指算来，这三套索引的编成，迄今已有68个年头。一部书，从开始经营到最后出版，经历了近70年的历史，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非同寻常之事。不过，三套索引的编成虽的确是《书目答问汇补》的开笔，但对来新夏来说，实乃他学习《书目答问》一书的手段和记录。可以这样认为，《书目答问汇补》一书的撰著，是伴随着来新夏对《书目答问》一书的学习而开始的。
  　　
  　　
  　　
  　　　　那时，余嘉锡讲目录学，所用教材就是《书目答问》，并且是范希曾的补正本。所以，余嘉锡一再对来新夏说：要读《书目答问补正》。来新夏在《我与〈书目答问〉》一文中回忆说，余嘉锡指导他做了三项工作。
  　　
  　　
  　　
  　　　　一是讲了三国时董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故事，要我继续读《书目答问补正》，特别注意字里行间。
  　　
  　　
  　　
  　　　　二是要再读一些与《书目答问》有关的书。
  　　
  　　
  　　
  　　　　三是要我利用假期为《书目答问》编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
  　　
  　　
  　　
  　　　　余先生说，这三点做到就算把《书目答问》读通了。
  　　
  　　
  　　
  　　　　不难看出，《书目答问汇补》一书，正是在余嘉锡的三项要求，尤其是第二、三项要求的指导下开始撰述的。汇补工作正式开始于1962年。来新夏回忆说：
  　　
  　　
  　　
  　　　　从1962年起先后在我那部《书目答问补正》上过录有关资料，如将叶德辉、刘明阳、邵瑞彭、高熙曾……诸家的标注过录于天地行间。每毕一家，都在抑郁的心扉上绽开一丝欢乐……
  　　
  　　
  　　
  　　　　这正是汇补《书目答问》一书给来先生带来的由衷欢乐！除此之外，来先生还把所见清人评论《书目答问》所收诸书的文字，也迻录在《书目答问补正》相关条目下，极大地丰富了汇补的内容。来先生说：
  　　
  　　
  　　
  　　　　做了这一番工夫后，我的这部《书目答问补正》已是满目疮痍，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无不充盈墨笔小字，更有夹纸粘条，几难使外人卒读，而我则视其为私藏中之瑰宝。我对于藏书外借素不吝惜，唯此二册绝不外借。（《书目答问汇补》序）
  　　
  　　
  　　
  　　　　这两册书来先生之所以不外借，倒不是怕人得其珍秘，而肯定是怕这些辛辛苦苦搜集来的夹条遗失。所以，来先生接着说：
  　　
  　　
  　　
  　　　　我曾想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理增补，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以利己利人……
  　　
  　　
  　　
  　　　　该书虽从1962年开始撰著，但众所周知，1966年开始了“十年浩劫”，来先生的这部书稿，也经历了被抄没和发还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诚如来先生所说：“可能这两本涂写得乱七八糟的破书未能引起好货者的兴趣，所以才能物归原主。”只是不知被谁把书中“来新夏汇补”五字抹掉了。看来这位抹掉“来新夏汇补”五字的勇士，肯定还是位粗通文墨的“杀手”。
  　　
  　　
  　　
  　　　　20世纪90年代初期，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一书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在中华书局出版，我承乏责任编辑。而这部书的代序，正是来先生《我与〈书目答问〉》一文，历述了他学习、汇补《书目答问》一书的经过，我看后十分惊喜。因为1963年我上大三时，也学过目录学，所用教材恰是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由王重民讲授。和来先生当年一样，开始读这本书，“只是一连串鳞次栉比的书名，读之枯燥乏味，昏昏欲睡，入不了门” 。但后来在工作中才感受到，这部《书目答问补正》不仅是一把打开学术之门的金钥匙，而且也是工作中的一根拐杖，工作越久，越觉得离不开这部书。我当年也想找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叶德辉的《书目答问斠补》，但都寻求多年未果。看到来先生已将这两种书迻录在他那部《书目答问补正》上，心里能不又惊又喜吗？从那时起，我便非常企盼来先生这部书能早些出版问世。
  　　
  　　
  　　
  　　　　来先生是一位非常严谨、认真负责的学者。谈到出版，他便要使该书更完善、更有益于读者翻检。他找了两位助手，他们是韦力和李国庆。
  　　
  　　
  　　
  　　　　韦力是当代不多见的藏书家，见多识广，来先生请他“审正并补其所经眼者”。韦力当即表示，可把自己“所写存私藏古籍著录成稿”纳入《书目答问汇补》。来先生把韦力先生这一举动比作齐梁时刘杳，刘杳把自己搜集的资料让给阮孝绪，助其编成著名书目《七录》。真没想到，这一文坛佳话竟在今日重现。
  　　
  　　
  　　
  　　　　我以前没见过藏书家，而对于当代专以藏书为务的人又将信将疑。这是因为，要藏书，除有钱外，还须有足够的传统文化功底和对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当代有钱的人真可谓不少，但具备后一条件的人却凤毛麟角。承蒙来先生亲自引荐，我有幸认识了韦力，并参观了他丰富的收藏。韦力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古籍善本的痴迷追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读其著书，如《书楼寻踪》等，真觉得有一股“韧”劲儿。所以，他能助来先生一臂之力完成如此盛举，实在情理之中。
  　　
  　　
  　　
  　　　　李国庆则不仅把所汇补的多家批注一一对号入座，而且不辞劳苦，收集了《书目答问》各种版次的图录，展示了《书目答问》一书刊刻和流传的情况。该书原稿“满目疮痍”，到最后变得疏朗俊秀、丰富多姿，应是李国庆先生的功劳。同时，他还将原附《书目答问》卷末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作了增补，在每一学人之下，增补了其生平概略及所据资料出处，使该姓名略成了一个简明的清代学术小史。（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崔文印）
  　　
  　　
  　　
  　　
  　　
•   　　一、我与《书目答问》
  　　
  　　上世纪40年代初，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那时，允许跨系选课，所以我除选历史系课程外，还选读了中文系的“目录学”。我之所以选“目录学”，一则初入大学殿堂，感到这是一门既生疏而又新鲜的课程，是前所未闻的学问，一定有许多值得探寻的知识奥妙；再则，住入宿舍后，有几位中文系高年级的同舍生告诉我，这门课的主讲者余嘉锡（季豫）先生的目录学造诣极深，足称近代目录学大师，使我为这种盛名所震。我又从同舍生借给我读的余师所撰《目录学发微》一书中读到如下一段话：“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我既想走学术之路，无疑应涉目录学的藩篱。于是远修了“目录学”。从此，古典目录学便成为我学术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我同时专攻的历史学、文献学和方志学等其他学术领域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我第一次在课堂上瞻仰到季豫师的风采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但仍然精神矍铄，了无老态。他讲课操湖南乡音，手不持片纸，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使人若饮醇醪，陶醉于这形似枯燥而内涵丰富的学术领域之中。这门课规定以《书目答问》为基本教材，季豫师要求我们准备《书目答问补正》作读物，分两年按四部秩序讲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书目答问补正》这个书名。当时，我幼稚地以为由此就可以进窥古典目录学的堂奥。孰知展卷一读，只是一连串鳞次栉比的书名，彼此毫无关联，读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但还是硬着头皮通读一遍。一九四三年三月间的一个风沙天，我到柴德赓先生家去请益，谈到读《书目答问》的困难时，柴先生把所藏贵阳本《书目答问》借我，并告我比读二书当能得益。回舍后，我先校读《著述姓名略》，纠谬补正，果有所得，兴奋之余，即于我那套《书目答问补正》书后写一小跋云：　　
  　　
  　　癸未三月二十七日，京师尚有风沙，走访柴青峰先生寓，借其贵阳雕版之《书目答问》，返舍手校《著述姓名略》，正其纰缪，补其不足。校竣，识于后。
  　　
  　　这是我第一次比勘异同的校勘实习。隔了一段时间，全书比读完毕，自以为略有心得，想进一步深求，便冒昧地登季豫师之门问业。季豫师听了我的读书情况后，很严肃地指导我做三件事：
  　　
  　　一是讲了三国时董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故事，要我继续读《书目答问补正》，并特别注意字里行间。
  　　
  　　二是要我再读一些与《书目答问》有关的著作。
  　　
  　　三是要我利用假期为《书目答问》编三套索引，即人名索引、书名索引和姓名略人物著作索引。
  　　
  　　季豫师还说，这三点做到，《书目答问》就算初步读懂了。这一点一拨，似已为我祛除迷雾而看到了入门之阶。我也是逐项按着老师指点去做的。
  　　
  　　首先，我曾反复读《书目答问补正》，注意字里行间的只言片语，果有所得。如在史部正史类注补表谱考证之属后就读到小字附注说：“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这不仅了解了这类书的性质，也掌握了读正史时主要参考书的书单。从而领会了目录学对治学的作用。
  　　
  　　其次，我借到了《书目答问》的第一个笺补本，即江人度的《书目答问笺补》（光绪三十年江氏刻本）来读。《笺补》在各书下有笺，各类后有补。所笺涉及版本、分类、辨证、计数及评论诸方面；补则增补所不足之书目。此书有益于开启思路，拓展眼界，但书很难得，遂录其笺补部分，装订一册，可惜在“文革”初起时，这本小册子就被我曾经教过并知道“目录学”一词的勇士们非常潇洒地扔进了家门前正在熊熊燃烧的那堆“封资修”的“黑货”中，我只有目送片片纸灰随风飘去。所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又重得一复印本小册子，差堪自慰。此外，我还读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标注》、《读书敏求记》和《郑堂读书记》等目录学名著，依稀地窥知治学的门径。
  　　
  　　第三，我利用一九四三年入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为《书目答问》编了三套索引，并用墨笔写成一册。一本书经过三次反复编排搜检，两千多部书名和撰者都能基本记住，输存到我的大脑信息库中。我想对任何一部书或任何一种学问，如果都能做一次反三复四的工作，都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只是这种方法太笨，肯做的人不多而已。我掌握了这套基本书目后，明显地感到对于读书治学、开辟领域、转换方向都颇有左右逢源的美感。并且由于有了基本书目，便能很快地扩大书目储存量，而书目恰恰又是研究学问的起跑线。这正是我后来能多涉及几个学术领域的原因之一。这本索引在十年浩劫中也与其他一些书籍衣物一起被席卷而去，可能因为这是我亲笔墨写的“秘本”，也许能从中搜寻点我见不得人的“罪行”证据，最后大概无所收获而颇感失望，便随手扔到无人收拾的废纸堆中，幸而我的一位老学生孙香兰在被派清理查抄物资时，从废纸堆中看到此索引而善加捡存，直到七十年代后期落实政策后即送还给我。我很感谢这位有心人。为了纪念这一难得的离合，我把这三种索引表，又经订正，收入《汇补》的附录中，作为第七种附录。
  　　
  　　经过上述三方面的努力，我似乎感到已奠定了古典目录学的入门基础，再读其他目录书也不感到十分枯燥而能从中捕捉到自己需要的信息，钻研学术也没有无所措手足的苦恼，自信能在学术迷宫中得到曲径通幽的乐趣。可是从五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我工作繁忙，要从事新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目录学”这类课程很难排入课表而渐渐被人遗忘。我对目录学虽然旧情难忘，也只能原地踏步而无所进展。
  　　
  　　
  　　
  　　二、我为《书目答问》作汇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处在一种无事可做的闲散境地，长日无聊，难以排遣。我没有什么爱好，只能寄情于读书。于是，重理旧业，又对目录学温故而知新。一九六三年春，我偶然想到，何不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例，搜求各家批注，为《书目答问》做汇补工作，于是先后在我那部《书目答问补正》上过录有关资料，如将叶德辉、邵瑞彭、刘明阳、高熙曾诸家所标注内容一字不遗地过录于我那部书的天头地脚和行间，甚至夹纸黏条。每毕一家，都在抑郁的心头绽开一丝欢乐。乃振笔疾书，题跋于书尾，录之以见“学海无涯乐作舟”之“乐”。我曾写过如下的工作记录：　　
  　　
  　　1962年8月2日至9日，温度在三十度以上。自晨至夜，过录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1932年4月）第三期所载叶德辉著《书目答问斠补》全文。虽肘黏背湿而颇有所得，亦云快哉！过录既竣，心胸为之豁然者久之。翌日即归还该刊于藏者北京图书馆。俟暇当再过录邵次公及刘明阳诸氏校本。
  　　
  　　1962年8月中旬录邵次公批语。
  　　
  　　9月上旬补吕思勉《经子解题》。
  　　
  　　9月下旬过录刘明阳批语。
  　　
  　　1978年元旦又假得高熙曾补正本，除邵、刘已有补，又录高氏及李笠批语，历时二日。
  　　
  　　我所过录的各家标注以版本居多。叶德辉为版本名家，所补以版本、刊行年代为主。刘明阳为天津名藏书家，经眼甚富，所见明版尤多。他所注版本颇精当，如在《册府元龟》条注称：　
  　　
  　　 余藏有明嘉靖时人白纸蓝格精抄本，原书为宋监本，如以校刻本，当有许多胜处。
  　　
  　　刘明阳对有些书还有所补入，如张澍撰《诸葛忠武侯故事》条即补称：　　
  　　
  　　 明万历杨士伟《诸葛忠武书》、清张鹏翮《忠武志》均佳作也。一则万历刻，一则康熙刻。
  　　
  　　刘氏所藏明本书极为可贵。可惜人亡尽佚，徒留雪泥鸿爪于所批《书目答问补正》，后来此批注本又不知流落何方，幸我早自书肆借来过录。邵、高二氏均为学者，各有所知所见，而高则尚间有考证。
  　　
  　　经过这一段过录工作，不仅进一步熟悉《书目答问》，而且也比较牢固地掌握了版本学方面的知识和著录版本的方法。但是，对《书目答问》所收书的评说尚少涉及，对《书目答问》以外的目录学著作还研究不够。于是，我又重新精读若干种目录学名著，如史志目录中的汉、隋二志序，私家目录中的《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专著中姚振宗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以及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和季豫师的《目录学发微》等书，并检读这些著作所连及的一些著述。经过这阶段的研读，加深了我对目录学的认识和扩大了我进一步研究这门学问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正在读清代的各种杂书，时见有评论典籍的条目，其中也有评骘《书目答问》所收各书的。每有所遇，辄录入我的《书目答问补正》中，如读清人韩泰华的《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云：
  　　
  　　《金石录》明以来多传钞，唯雅雨堂刻之，阮文达有宋椠十卷。
  　　
  　　此即可入《书目答问》卷二《金石录》条。又如读清吴骞《桃溪客语》卷三记《南唐书》撰述缘起及流传情况云：
  　　
  　　　　宋马令辑《南唐书》三十卷，其祖元康，世居金陵，多习南唐旧事，未及撰次而卒，令纂承之，实崇宁时也。书中多言徐铉、汤悦被诏作《江南录》之疏略。元戚光撰《金陵志》，求得其书，并为之音释，书始显于世。令，阳羡人，志乘多阙载。
  　　
  　　此又可补《书目答问》卷二马令《南唐书》条。类此者所在多有。
  　　
  　　做了这番功夫后，我的这部《书目答问补正》已是满目疮痍，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无不充盈墨笔小字，更有夹纸黏条，几难使外人卒读，而我则视其为私藏中之瑰宝。我对藏书外借素不吝惜，唯此二册绝不外借。我曾想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理增补，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以利己利人，并且不自量力地在撰者、补正者后面用毛笔添写上“来新夏汇补”字样，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不意在动乱年代，我的藏书不是籍没归公，便是在门前付之丙丁。我十分开心这两册书是否也未逃此厄运！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几年后认领抄家物资时，可能这两本涂写得乱七八糟的破书未能引起好货者的兴趣，所以才能物归故主。全书未太损坏，只是也用毛笔把那行“来新夏汇补”的字样涂抹掉。看来这是一位有点知识的勇士所为，也许还是曾受业于我的人，否则哪能鉴定我不够作《汇补》的资格而予以涂抹呢？此后我对这部书仍在不时添注。如果有人问我，你的藏书中，你最珍惜哪部书？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说：我最珍惜的是那两册与我相伴半个世纪，并曾同遭劫难的《书目答问补正》。
  　　
  　　
  　　
  　　三、《书目答问汇补》的成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政通人和，目录学之类的“三基”学问，已经不再归于禁区。宽松的社会氛围不能不引发我要重整《书目答问》的奢念，期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二十多年前的宿愿。可是我却已步入人生的晚年——年逾花甲，身体精力已不如昔。甚至当年自己在书上批注的那些墨笔小字也因目力不逮而模糊看不清。因此，一方面珍藏我的批注本，不使再受损伤；另一方面随时物色可信托的中年学者共同合作，编纂成书，贡献社会，但一直没有遇到这样的人选。何时实现自己的愿望？仍然在期待中。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已近八十高龄，虽然一切都尚在等待，但我一直充满着必能成书的信念。德不孤，必有邻。我终于在耄耋之年，幸运地获得上天助我。二○○三年，我应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之邀，为该部馆员硕士班讲授“古籍整理”课程。该部主任李国庆君是多年的旧识，是一位好学勤奋而乐于助人的中年学者，是具有相当深厚旧学根底的历史文献学家。著有《明代刊工姓名索引》和《弢翁藏书年谱》等专著。因为授课为一学期，往往在课后有些交谈机会。一次我谈及当年过录《书目答问》各家批注之艰辛，引起李国庆君对我过录本的兴趣。当他看到我的过录本，了解到我整理的困难，当即提出帮我整理补充。这是这次兼课得到的最大幸运！我当时极度兴奋，喜得李国庆君之毅然承诺，不啻予我过录本以生机。随即商订编纂体例，进入整理补订工作。决定在我原有过录本为底本的基础上，更就所知，向有关藏者，广予搜求。历时三年，先后经眼《书目答问》不同刊印本达五十余种（见《汇补》附录一《版刻纪略》）。其间发觉原过录本为国学图书馆印行之《书目答问补正》本，多有缺漏，于是改用光绪二年王承恩贵阳校刻本为底本。经过搜求采录，先后共得江人度、叶德辉、邵次公、刘明阳、伦明、孙人和、高熙曾等十数家（见《汇补》编纂说明及附录二《校补纪略》）的笺补批注，乃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例，由李国庆君将各家批注分条系入各书之下，并邀天津图书馆常虹女士在李国庆君指导下，以业余时间，几经寒暑，独力承担编排工作。数易其稿而常虹了无异言，《汇补》之成书，其功不可没。
  　　
  　　二〇〇五年，在初稿将成形之际，某夕，忽忆及忘年至好韦力君。早在二〇〇三年秋，我自某媒体记者处获知京津有新起藏书家韦力，收藏宋元以来善本佳刻，颇具声誉。我心存同好，遂多方探询，终与韦力君以电话通联，得知其庋藏甚富，中心艳羡而谋增益见闻，旋以事赴京，亲至韦府，承示多种珍藏，广我眼界。数年以来，时有交往，渐悉其方逾不惑而藏书之富已为当代新兴藏书大家，且为人诚朴谦抑，虽家道殷实，而具儒生气象，抢救古本旧籍不遗余力，而潜心著述孜孜不辍，所著有《鲁迅古籍藏书漫谈》、《古书收藏》、《批校本》及《书楼寻踪》等多种，皆蒙惠赠。读其书益知其腹笥之厚，当代言古籍版本，韦力君当首屈一指。若能请韦力君审正并补其所经眼者，当为《汇补》增色。于是冒昧通话，望获将助。不意于电话中我方婉转陈言，而韦力君即表示以其所写存私藏古籍著录成稿，入我《汇补》。兴奋之余，不禁念及昔萧梁时有阮孝绪者，一介寒士，凭诸家目录纂成《七录》，所历艰辛可知。时有刘杳者，生平入《梁书·文学传》，当称名人，撰有《古今四部书目》五卷，是一部传钞行世的稿本。当他获知前辈阮孝绪在编撰《七录》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所钞集的资料草稿全部赠与孝绪，以助成《七录》。孝绪非常感动，在《七录》序中言其所感云：　　
  　　
  　　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钞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
  　　
  　　这段故事与韦力君出其积存“尽以相与”的情状极其相似，所以使我即当产生联想。我孤陋寡学，《汇补》亦不过为爬梳钩纂之学。固难与阮孝绪《七录》比论，而察韦力君行事，不禁喟然而叹曰：“韦力君，固今之刘杳也！”
  　　
  　　二〇〇六年初春，《书目答问》之经史子集丛各部已基本完稿。其卷尾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虽个别印本有屏而不取者，但深究其义，恐非原撰者随意之作，乃按清学门类分述学人，足可作清代学术脉络之导引；但又嫌其附注过简，不便读者，乃由李国庆君亲加整理，于三百余名学人名下，增补其生平，并注明传略之出处，读之可当清代学术小史。《书目答问》正文部分于此全部汇补完成。细加翻检，念《汇补》既竣，而读者了解《书目答问》，尚缺参考资料，未免遗憾，于是再编《附录》六种，前五种为版刻记略、校补纪略、刊印序跋、手书题识及研究论文选辑，均出李国庆君之手。其第七种为《书目答问》索引表三种，系我从师余门之课业，曾蒙季豫师定为读《书目答问》之一法，收之以念师恩，兼志劫难，或可备有志于目录学者之参考。
  　　
  　　《汇补》所辑各家为我等力所能及所得之资料。其未能见收者，尚所在多有，如闻人相告，季豫师有批校本、王伯祥先生有批校本，但经向家属探询，均未获结果。又如贵州吕幼樵先生所著《书目答问校补》已于二○○四年六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篇幅亦较大，难以收入。读者可自求其书。《汇补》仅在张新民先生同意下，将其尊翁张振珮先生批校、张新民先生辑补之《书目答问斠记》（见吕著《附录》）收入《汇补》，专列一家。又在《图书馆》杂志二○○四年第1期读到刘采隼先生撰《古籍目录史上的丰碑》一文中，言及其尊人刘德刚先生曾有《书目答问订补》之手稿，憾未获读，亦以有五十万字之巨不易融入《汇补》。其他散见各处之片言只语批注，力所不及，无法求全。
  　　
  　　全书篇帙较大，涉及书名、人名、版刻等较多。为读者翻检方便，由常虹女士于全书之末，编制一综合索引，则按图索骥，可坐收利便于几席之间。
  　　
  　　《汇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创意，六十年代着手，至本世纪初成书，时兴时辍，先后历六十余年而成书，固我与韦力、李国庆二君契洽合作之产物，而究其能顺利成书者，端赖有关单位及各方友好之支持、关注与协助。我们应向这些对《汇补》给予帮助的单位与友好，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应该感谢的是中华书局的学者编辑崔文印先生，文印先生是富有文史学识根底的文献学家，与我有近三十年的交往，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与我谈及我的《书目答问》过录本时，就鼓励我一定要完成一部《书目答问》有关批校与资料的《汇补》本，坚定了我默默地进行这项工作的信心。尤其令人感动的是，2002年6月12日，他在不知会我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写了向书局领导推荐《汇补》的报告。这份报告推荐了我的《汇补》和何兹全先生的文集，现将推荐《汇补》的那段文字记录如次：
  　　
  　　宝志（编辑二室主任冯宝志）请转李岩等领导：
  　　
  　　有两部书稿不知可否组稿？
  　　
  　　（1）来新夏先生汇补《书目答问》。这部书作者经营了五十多年，汇录了有关笺补《书目答问》一书的十多种重要著作，如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等，都是极为罕见的书。此书可以说是有关笺补《书目答问》一书的集成之作，具有重要研究和实用价值。此书本为自用，故集录内容极为丰富，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2）何兹全先生史论集（从略）
  　　
  　　崔文印　02.6.12
  　　
  　　这份报告我事先毫无所知，直至二〇〇四年文印先生始将其复印件寄我，作为《汇补》完稿后交付中华书局出版的意向凭证。这份报告很快得到中华书局领导人的同意。六月二七日李岩先生即批示：“崔先生所提两个选题均很有价值，均是名家名著。……建议接受。”同日熊国桢先生即批称：“同意李岩同志意见，把笺补《书目答问》的成果汇总集成，将是一部实用指导性非常强的目录工具书，有较长远的市场销售前景”。
  　　
  　　这份报告和批语为《汇补》的出版问世铺平了道路。我也不得不赞誉中华书局领导层的学术眼光和胸怀。文印先生不仅推荐和玉成《汇补》的出版而且在成书后以古稀之年承担《汇补》的责编重任。由于文印先生重听，因此有许多有关编务的斡旋周章，多承我的启（功）门师弟柴剑虹先生自愿代办。我在此也表示我的谢意。
  　　
  　　其次，我感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安平秋、杨忠和曹亦冰等领导和评审委员会的朋友们所给予的资助，他们批准了我的项目申请。拨付一定的项目资助，解决了各处调查和借阅批注本的费用，为《汇补》的最后完成注入了活力。
  　　
  　　再次，我应当感谢在《汇补》成书过程中曾经多次打扰过的有关图书馆。为了观看《书目答问》的各种版本和搜集批注资料，我们走访过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等。同时也烦劳了各馆的有关人士，如国家馆的苏品红、董馥荣，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沈乃文和丁士良、吴晓云，清华大学的刘啬，上海图书馆的王世伟和陈先行、郭立暄，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吴格和杨光辉，天津图书馆的常虹和白莉萍，南京图书馆的徐忆农，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史梅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江晓敏等诸位先生和女士，也在此统致谢意。
  　　
  　　《书目答问汇补》这部近百万字的书，虽然，我和韦力、李国庆二君都尽心竭力做好，以裨各方学人使用；但终以成书历程断续，篇幅较大，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未能“竭泽而渔”，留下了遗憾。韦力与李国庆二君，正当盛年有为，为《汇补》贡献了多年的精力，消耗了他们的可贵年华，而值得庆幸的是在成书全过程中，我们一直坦诚相见，和谐共处，成就了“正其谊不谋其利”的共识。至于书中的疏漏不当之处，当由承担统稿责任的我负责，至祈各方学人有以教我，不胜忻悦之至。
  　　
  　　二〇〇七年初夏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八十五岁生辰
•   知味之言！
•   《匯補》既不能補版本之缺，又不能助於初學求書、進學（江人度校語還是有一定作用的），那麼此書的作用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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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买了又退了
•   的确，晚清以来许多补《书目答问》的，都有悖于张文襄作此书的初衷。这是入门书，不是研究书。
•   答问已经成了经典书，汇补不过是注疏的形式罢了。
•   余嘉锡
•   @ 剥洋葱 打错了，已改，谢谢
•   此书什么时候出版的？不才从未见过。。。
•   刚出的新书，呵呵。
•   原来如此，多谢告知，我一定留意一下
•   说是6月份首发式，上次李国庆先生来的时候说的
•   昨天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http://www.zhbc.com.cn/shownews.asp?id=1259
•   说这本书是“皇帝的新装”，可能有些过分。但其实际水平，与来老的自述以及各种宣传文章，真的是很不相称的。
•   "又在《图书馆》杂志二○○四年第1期读到刘采隼先生撰《古籍目录史上的丰碑》一文中，言及其尊人刘德刚先生曾有《书目答问订补》之手稿，憾未获读"
  楼主，这本书至今还未出。如果不出意外，也许两年内会出版吧。。。（我有认识的朋友了解此书的出版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