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全集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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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顾颉刚全集》分八集，五十九卷，六十二册，分为《古史论文集》、《民俗论文集》、《读书笔记》、《书信集》、《日记》、《宝树园文存》、《清代著述考》、《文库古籍书目》，计2500万字。具体包括《顾颉刚古史论文集》13册， 《顾颉刚民俗论文集》2册，《顾颉刚读书笔记》17册， 《顾颉刚书信集》5册，《顾颉刚日记》12册， 《宝树园文存》6册，《清代著述考》5册，《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2册，计2500万字。曾先后纳入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并成为第一届国家出版基金重大资助出版项目。　　《顾颉刚全集》的出版，对我国古代史、历史地理学、民俗学、民族史、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都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顾颉刚(1893—1980)，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我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江苏苏州人。顾颉刚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 科中国哲学门，其在1923年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一学术命题，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曾历任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 鲁、中央、复旦、兰州等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

书籍目录

《古史论文集》《民俗论文集》《读书笔记》《书信集》《日记》《宝树园文存》《清代著述考》《文库古籍书目》

用户评论 (总计15条)

•   　　 历时大半年，终于把这套巨著购齐，加上集外的《顾颉刚年谱》，煌煌数十巨册。
  　　 这套书印得非常好，中华书局的精品之作。
  　　 目前正在把《年谱》和《日记》结合起来看，全部看完这两种，估计也要大半年时间。顾先生的文言文非常好，可惜到了辛亥就变成白话了。
•   　　一、 顾潮研究员介绍《顾颉刚全集》（2006年6月13日）
  　　2006年6月13日星期二上午，顾潮研究员在本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 )做了题为《〈顾颉刚全集〉介绍》的学术报告。顾潮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顾颉刚全集》的整理和编辑，目前，这项工作已完成大半，进行校对阶段，这一巨著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顾潮研究员介绍说，《全集》有二千二百多万字，五十余册，包括古史论文（500多万字）、民俗（50多万字）、边疆与民族（60万字）、文集（150万字）、读书笔记（500万字）、书信（20万字）、日记（600万字）各卷，并附有清代著述考、藏书目（包括题跋）、年谱等。
  　　古史卷主要据论著的内容、写作的时间来分类分册，编为13册，1至4册是古史考辨，5至6册是古地考辨，7至12册是古籍考辨，13册汇集三本小书，即20年代《国史讲话》、40年代《当代中国史学》和60年代《中国史学入门》。综观古史卷的文字，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辩证地认识分析“伪书”的态度，即将辨书之真伪与辨书中史料之真伪（时代）区分开来，搞清伪书“所伪（所托）的时代”与“伪作（出现）的时代”。如对于《左传》，顾先生认为很重要，但其来源亦很复杂，要把属于不同时代的材料区分开来。《左传》中少昊问题，顾先生30年代曾以为是秦汉间人据五德说分配的结果，60年代又认识到少昊崇拜是随秦人迁移至西方，故刘歆将其掺入《左传》，通过这一番研究，便将少昊的史料从原本《左传》中析离出去。有人见顾先生辨《左传》就说他是今文家，殊不知顾先生对春秋历史信《左传》的程度远过于信《公羊》。对于《周礼》，顾先生也从未否定过其价值，他辨《周官》伪，只是要扯断《周官》与周公的关系，同辨《左传》伪是要辟去《左传》与孔子的关系一样。他在1955年编辑《古籍考辨丛刊》时，曾作《周官辨非》、《周官辨》、《礼经通论》三书序，其中《周官辨非序》拿《管子》相比较，推测《周官》出于齐国和别的法家，跟周公和儒家根本没有关系。这篇文章至1979年才改题《“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发表。有人不了解顾先生的辨伪学说，还以为顾先生是晚年承认《周官》是战国时齐国的作品而不是伪书。在长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顾先生也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如放弃用《说文》禹字的解释为论据，又他起初主张禹的传说起于南方民族，30年代又提出禹的传说与西方戎族有关。
  　　民俗卷分为歌谣、故事传说、风俗宗教三方面，收入《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妙峰山》等书其相关文章。
  　　边疆卷分为理论类、工作类、历史记载类、杂类四部分。有的文章实为宣传民族救亡，并非纯粹学术著作，如《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读者需要注意的。
  　　文集卷参考顾先生40年代编印《上游集》体例，分为学术（包括工作报告、计划）、教育（包括社会教育、通俗读物）、文化、政治及其他、自述与回忆（包括传说资料）五类，以短篇居多，甚至包括一些启事、广告、合同等，但能反映顾先生一生不同阶段的生活。
  　　读书笔记卷。读书笔记是顾先生治学的重要方法，他一方面利用笔记搜集材料、思考问题，为写论文打基础，另一方面记下新发现的材料和新见解，修订前说，深化研究。他从1914年到逝世，六十多年积累二百册笔记，约500万言。他曾说“为笔记既多，以之汇入论文，则论文充实矣，作文既多，以之灌于著作，则著作不朽矣”，故读书笔记已成为他全部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先生一生的治学目标是“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其全部笔记都与这一主题相关。具体又包括许多部分：一是考辨《尚书》、《诗经》、《史记》及《左传》、《论语》、《孟子》、《墨子》等史书，二是记录各种戏曲故事、中外传说及民间的鬼神信仰、婚丧巫术等风俗，三是古地理与古民族札记，四是名物制度研究，五是姓氏称谓方面的材料，六是为《清代著述考》搜集材料，七是为总结经学辑录历代学人及其著述情况，八是留意吴中史迹、地理、文艺、风俗、人物、史志等内容，此外，顾先生的笔记还保存不少古籍整理的设想和意见、各个时期的工作计划和古史研究课题，并保存一些因战乱或政治运动损失掉的往来论学书札。顾洪曾按时间顺序兼顾内容将顾颉刚笔记分为十卷，并编“篇目分类索引”，大致分为载籍、史事与传说、地理与民族、名物制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民俗学、哲学与宗教、苏州史事等九大类，交由台湾联经出版。这次《全集》在联经版的基础上，又增加两卷：一是1914至1918年的笔记，二是《浪口村随笔》和《史林杂识初编》。
  　　书信卷选取顾先生书信1900多封，编为上下二卷，上卷千余封，下卷系家书，八百封左右。其写作时间自辛亥革命至去世前几日，反映了顾先生作为学者和普通人一生的学习、工作、生活、旅行、理想、收获、磨难、友情、爱情及各种情感。
  　　日记卷。顾先生的日记除1913及1919年片断记载外，从1921年起历60年基本未中断，约600万字，他自认是“生命中最宝贵之材料”，也自愿留给后人翻阅、检验。这部日记既是他六十余年经历的写照，也反映了他所处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迁，经历抗战和文革保存下来，尤为珍贵和难得。
  　　研究室同仁非常感谢顾潮研究员的精彩报告，对顾颉刚先生长期不辍保存书札及记日记的习惯深感敬佩，亦期待早日看到《全集》，增进对这位伟大学者的了解。宋镇豪研究员还谈及尚志儒先生曾从考古学角度论证秦人从山东西迁，与顾先生的看法殊途同归，可见顾先生学养深厚。
  　　二、《顾颉刚全集》今年8月开始出版
  　　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6月14日 记者 祝晓风
  　　本报讯，2006年6月9日，《顾颉刚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中华书局宣布启动。据中华书局方面透露，达两千万字之巨的《顾颉刚全集》将于今年8月陆续出版。
  　　　 八十年前的6月11日，顾颉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在北京出版，“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说，打破了人们头脑中“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传统观念，由此展开了一场学术大论战。“层累说”在学术界所产生的革命性的震荡，使当时不论持何种史观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的重要位置。然而作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领军人的顾颉刚，他的著作却一直未能整体结集出版。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数量多，二是编校难，三是投入大。《顾颉刚全集》的编纂历时了20多年，其出版规划也从国家“九五”重点项目迁延到了“十五”，又迁延到了“十一五”，中间转换了数家出版单位，最终纳入到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实现了顾颉刚“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出版的心愿。
  　　《顾颉刚全集》包括“古史论文卷”、“读书笔记卷”、“边疆与民族卷”、“民俗卷”、“文集卷”、“日记卷”、“书信卷”、“文库目录卷”8卷，共计两千多万字。中华书局还决定斥巨资影印出版《顾颉刚档案资料汇编》；为纪念《古史辨》发表80周年，中华书局近期将出版《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手稿（双色套印）及《顾颉刚先生学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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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与中华书局之交往
  　　2011-08-26 14:46:35
  　　
  　　 　顾颉刚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而1949年以前他个人的著作却没有一本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根据现存档案，顾先生最初是以一个出版者的身份与中华书局联系合作事宜的。1943年10月，顾先生主编的《文史杂志》因商务印书馆印刷拖延，至有“愆期达一年之久”者，顾先生遂与毁约，即交中华书局印行，发行七千余份，“誉声载道”，顾先生非常高兴，感谢中华书局“改善之力”，使之成为抗战期间后方非常重要的大型学术期刊。后来，顾先生主持的大中国图书局因印行中小学教科书事，还一度成了竞争对手，甚至呈文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
  　　
  　　　　顾先生于1954年8月22日奉命到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当顾先生将工作计划并历年积稿交给历史所所长尹达时，尹达评之为“大而无当”，在顾先生心中激起了某种“被征服者”的屈辱感。
  　　
  　　　　就在顾先生进京的第二天，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即登门拜访，商谈《史记三家注》点校事；可以说自此之后，顾先生业务上的每一件事，都与中华书局休戚与共。
  　　
  　　　　1955年6月11日，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邀顾先生参加民进，第二年顾先生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与历史所所长尹达、民进中央秘书长徐伯昕商定：“顾颉刚的学习由民进领导，业务由中华负责，工资归历史所发给。”像顾先生这样以学术为终身的学者而言，业务是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可见顾先生与中华书局关系之深厚。1965年10月26日，顾先生因结肠手术，在《预立遗嘱》里表示：“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四十五年之后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完成了顾先生的遗愿，饯行了一个学术文化出版机构的使命。
  　　
  　　　　以下分四部分，简述1949之后顾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之大概。
  　　
  　　　　进京后第一任务：总校《资治通鉴》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要范文澜组织专家在一两年内整理出版；另要将杨守敬《历代疆域图》用新方法改绘。根据顾先生日记，11月2日成立“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以范文澜、吴晗、黄松龄、董纯才、翦伯赞、侯外庐、向达、顾颉刚、尹达、黎澍、刘大年、金灿然、王崇武为委员，以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
  　　
  　　　　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中，范文澜曾敦请顾先生主持标点工作，因为顾先生年事最长，且曾从事过《史记》白文点校。顾先生表示，此事非范老亲自主持不可，自己则可校阅书稿。后以王崇武为召集人，顾先生任总校对，标点者有：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11月8日，召开标点《资治通鉴》第一次讨论会。
  　　
  　　　　之后，样稿陆续交来，顾先生开始审阅，这在日记中多有记载。1954年11月15日：“看王之屏所点《通鉴》两卷。……之屏所点《通鉴》颇多误处。料想他人，亦必如此，盖大家任务太多太忙，必不能细细研究才下笔也。予任总校，要在十个月内整理出二百九十四卷之书，一一改正他人之误点，其不遑喘息可知也。”29日，召开《资治通鉴》标点第二次讨论会，顾先生提出，以委员会所定十个月完成之期限，“就我一个人的总校言，则绝对不可能”，希望延长时间或添请校对人员。于是商定由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与顾先生分任校阅工作，改变总校对制，组成四人校阅小组，分工复校其它参加者的点标稿。
  　　
  　　　　1955年2月17日，召开“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编杨守敬地图委员会及工作人员全体会议”。24日，与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商谈《通鉴》标点事，开复校小组会”。4月21日，“聂筱珊来，共商标点疑问。徐调孚来，同讨论《通鉴》排印事”，下午又与徐调孚、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会，议定：“《通鉴》至六月底，交廿册与古籍出版社，此后每月廿册，至十月底完毕。明年六月，古籍社全部印出。”
  　　
  　　　　那么，《资治通鉴》为什么要如此迅速地出版呢？1956年2月5日，顾先生到怀仁堂应宴，日记记载：“毛主席、周总理均慰问予去年之病，谓《资治通鉴》不必这样赶。予答云：‘领导上说，已报告毛主席，时间不能改变。’”不管怎么说，《资治通鉴》还是按期完成了出版任务，开创了应用1951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新式标点符号标点大部头史籍的先河，同时也推动了古籍整理事业的蓬勃开展。
  　　
  　　　　《资治通鉴》第一版的出版者是古籍出版社，但由于1957年初该社的业务、人员、办公楼等都并入中华书局，以及后来图书的修订再版都是由中华书局完成的，所以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都成为了中华书局的出版品种。
  　　
  　　　　整理《史记》及“二十四史”总其成
  　　
  　　　　1954年8月23日，即顾先生抵京后的次日，中华书局编辑部姚绍华登门拜访，约请整理《史记三家注》。顾先生“大喜过望”，因为顾先生“发愿整理《史记》已历三十年”。9月1日，到中华书局，商谈《史记》标点事宜。10月5日，拟《整理史记计画》交姚绍华。由于当时顾先生承担了《资治通鉴》的校对任务，所以顾先生就请北大同学贺次君到北图校勘《史记》的不同版本，并从中华书局预支的稿费中供给他生活费。
  　　
  　　　　《资治通鉴》出版后，顾先生即着手《史记》的点校。因为在顾先生的心目中，《史记》整理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出标点的‘金陵本’，略加改正，并附索引；第二步出‘史记及三家注校证’；第三步出‘史记三家注定本’；第四步出‘史记新注’。”由于顾先生“一因事忙，二因多病，三则过于求细”，所以推延了出书计划，迟至1958年8月才将《标点史记凡例（稿本）》交到中华书局。
  　　
  　　　　1958年9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要求标点前四史。13日，吴晗、范文澜、尹达、金灿然、张思俊等召开标点前四史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除前四史之外，“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后将此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批示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9月15日，宋云彬以“待罪”之身（1962年前还没有摘帽）到中华书局上班。10月，开始审阅顾先生标点本《史记》，发现有不少点错或标错的地方。11月6日，在金灿然的召集下，顾先生“到中华书局，开会，讨论《史记》标点事”，会议决定：由宋云彬另觅一金陵本，并在顾先生标点本的基础上重新加工，完工后连同顾先生的标点本送聂崇岐看一遍，作为定稿发排。该书于1959年9月出版，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之书。10月2日，顾先生到中华书局访副总编辑傅彬然，“看新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傅告之曰：“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国庆献礼，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顾先生感慨道：“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
  　　
  　　　　这期间，其他各史也逐渐展开，但进度缓慢。为了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决定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中华书局向周扬报告，要求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得到支持。1963年，中宣部与高教部联合发函给有关高校，借调唐长儒、陈仲安、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刘节、罗继祖、郑天挺、王永兴等到翠微路中华书局工作，原北京的陈垣、刘乃和、邓广铭、翁独健、冯家升、傅乐焕则仍在家工作，每周一次业务会，讨论点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段时间，史称“翠微校史岁月”——至1966年5月结束。此时，前四史已全部出版。
  　　
  　　　　1971年4月7日，由当时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与原学部留守组军代表、出版口及中华书局有关同志，共同到干面胡同顾先生家，向顾先生传达周总理的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是夜，顾先生“未成眠，计划工作人员名单”，后作《整理国史计画书》。29日，召开讨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标点事。出席会议的有吴庆彤、宋云彬、徐调孚、高亨、白寿彝、许大龄等二十余人。顾先生又作《标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应注意的问题》、《“二十四史”标点工作我所望于中华书局者》等文。
  　　
  　　　　但是顾先生因为身体状况所限，此项工作实际由白寿彝负责。到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后一种《宋史》出版（版权页作1977年11月）。至此，点校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虽然说这套整理本是现今最为通行的版本，但是顾先生从出版之初就表示还要重新点校，对很多史的校勘记被删除非常不满，指出：“只要用事实说话，不多说空话，就不能说是繁琐考证。”顾先生曾说：“凡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数十寒暑，固然可以有所创获，但必不能有全部的成功。所以在学术事业发展的长路上，自己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一步，同时也应该推动后人更比自己迈进一步。”2005年，中华书局启动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并采用了对每一史另做“校勘长编”的方式，说明存在的问题以及处理的理由，不仅吸取了顾先生的意见，同时也是对顾先生最好的纪念。
  　　
  　　　　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
  　　
  　　　　翻译《尚书》为现代语，是顾先生“五四运动”后所发之宏愿，几十年从未忘却，只因生活动荡始终没有正式进行。1958年年底，《史记》标点完成。自1959年始，历史所派给顾先生的工作任务就是整理《尚书》，而领导任务则由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萧项平主持。1月31日，中华书局要求顾先生停止所有其他图书的整理，务必将《尚书今译》于9月交稿，为的是10月出版，可以向国庆节献礼。
  　　
  　　　　6月25日，顾先生就《尚书今译》的具体工作计划，给金灿然、萧项平等写了一封四千多字的长信，详细说明了《尚书》整理的困难以及《尚书今译》书稿完成的具体计划，并希望中华书局可以配给自己两个人：一个是高级助手，可以代为搜集材料，整理材料；一个是低级助手，代为抄录资料、誊抄稿件以及缮写钢板蜡纸。信末附录为整理《尚书》拟联系之46位专家名单，涉及研究版本、声韵、文字、训诂、语法、历史、地理、天文、经学、子学各领域。因为在顾先生设想中，早已有一庞大的《尚书》整理计划，即“《尚书》学十书”：①《尚书》校文、②《尚书》文字合编、③《尚书》集说、④《尚书今译》、⑤《伪古文尚书》集证、⑥《尚书》学史、⑦《尚书》通检、⑧《尚书》学论文选、⑨《尚书》简注、⑩《尚书》学书录，做出来的目的是“此后整理古籍者有绳准矣”。当然，这样做的目的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对于中华书局而言，希望顾先生“作出最详尽的解释和最妥当的翻译”，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出问题，要求修改；对于顾先生而言，也“喜欢把材料搜得多，问题钻得深”，因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也有钻得很深的，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经书设有专室研究，我若轻易下笔，则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学者冷眼看着，如有差错落在他们的眼中，将立刻受到不容情的批判，势必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所以“不得不十分小心，以期不辜负党的厚望”（1964年9月7日与陈慧、徐伯昕函）。这也就是后来中华书局给文化部函中所提出的：“考虑到顾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他的助手问题似仍不能不加考虑。”
  　　
  　　　　1959年7月8日，中华书局金灿然、姚绍华亲自到顾先生家商谈《尚书今译》事，顾先生日记记曰：“今日金灿然同志来，态度甚好，允配给助手二人，帮助抄写，搜集资料及学习整理工作，此殊解决我心事。”从这一天开始，顾先生恢复了循序渐进的《尚书》整理工作。11月，中华书局派尹受来帮助顾先生任抄写，尹受工作努力，学习刻苦，顾先生十分满意。后又派编辑孟默闻协助顾先生整理《尚书》。
  　　
  　　　　是年7月，顾先生至青岛疗养，偶遇刘起釪，刘表示愿意追随顾先生进行《尚书》研究。顾先生遂向中华书局提议，希望调刘来京为高级助手。为此，中华书局金灿然向周扬、齐燕铭等领导人以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等部门频繁申请、联系，商调刘起釪事。1960年的商调，因刘原单位不同意而未果。为此，1961年上半年，金灿然与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12月1日，又致函文化部干部司商调刘来京，并附“请调干部登记表”一份，表中“拟调至何单位任何职务”一栏所填为“中华书局作社外编辑顾颉刚先生的助手”。
  　　
  　　　　1962年1月16日，文化部干部司同意调刘来京。1月24日，中华书局致函南京史料整理处，告知文化部已经批准中华书局调刘来京工作事。3月16日，又致函南京史料整理处，询问刘来京报到日期；23日，南京史料整理处致函中华书局，告刘暂缓来京并要求寄回档案材料。4月30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询问刘不能到京的原因。5月7日，王可风复函金灿然，询问编制及进京户口问题；12日，刘致函顾先生，谓得组织上正式通知，可调往中华书局。6月11日，金灿然致函文化部齐燕铭、徐光霄，请求解决顾先生助手问题，徐批示谓“目前自外地调人有困难”；19日，中华书局致函顾先生，告调刘进京事最近已向有关部门打了报告；25日，顾先生致函金灿然，谓刘来函，并催办调京。7月8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催办调刘进京；20日，康生办公室致函齐燕铭，送上刘致顾先生信，齐燕铭8月1日批示：“此事已解决”。8月6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并转文化部人事司，附与王可风信拟稿；同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自己先行来京；7日，文化部徐光霄办公室致金灿然函，退回齐燕铭批示；9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可先行来京；17日，中华书局致函文化部干部司要求解决刘进京户口问题；21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通知刘先行来京准备，户口问题已报有关部门。9月7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关于刘来京户口问题，干部司仍未上报；30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并，要求见信后即请办理刘调职手续。10月5日，王可风致函金灿然，谓南京史料整理处人员编制在科学院近代史所，已报北京所中，一经批示，即可办理调出手续；8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刘干部简历表收到，要求转来刘政治历史问题和审查结论等材料；同日，中华书局致函近代史所刘大年，希望得到支持，以便尽快解决，并电话联系，获同意；20日，金灿然致电王可风，谓调刘函近代史所已发出。11月4日，刘致函金灿然，报告缓期到京；6日，金灿然致函王可风，询问刘为何迟迟不来京，要求刘来京日期车次确定后先行电告，以便派人去车站迎接；10日，南京史料整理处致函金灿然，谓刘本月15号前到京；22日，刘来京报到。顾先生日记：“刘起釪君今日到京矣，此事接洽四年而成，可见北京添进一干部之难，盖市人委、文化部、宣传部各关都须打通之故。”可见当时调一人之难，亦可见中华书局为顾先生配助手事之重视。
  　　
  　　　　是年9月，中华书局特设一间办公室，为顾先生专力从事《尚书》工作之用。自刘起釪来后，金灿然又先后致函南开大学郑天挺、郑州大学嵇文甫，借调青年学者李民进入中华书局，与刘起釪一起协助顾先生整理《尚书》。直至“文革”起，此项工作被迫停顿，幸好所有资料未有散失。
  　　
  　　　　1975年9月20日，顾先生日记：“起釪言，中华书局所拟出版计划，本定四年，送至毛主席处审阅，主席言：中华专出古书，而古书有极难解者，如《尚书》非有十年时间不可。因令重拟。为此，这个工作又将落到我身上，但我体已衰，只能帮起釪找些资料，由他作主干。”10月21日，顾先生改刘起釪《尚书今译》计划书。至此，《尚书》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
  　　
  　　　　1980年12月25日，顾先生逝世。刘起釪独立担负《尚书》整理工作，中华书局编辑部曾告诫刘：“应该完全摒弃一切外力邀请写的东西，消除干扰，杜绝一切外骛，全心全力整理《尚书》。”中华书局编审杨伯峻生前给刘最后一信，也勉励其务必完成，“不可使千秋万代有所责望”！刘起釪积三十年之心力，耗二十年焚膏继晷之功，至1999年10月终于完成了《尚书校释译论》这部煌煌巨帙，并于2005年4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实现了顾先生“最后才下手去作”的“《尚书》全书的考定”工作。
  　　
  　　　　从《史林杂识初编》到《顾颉刚全集》
  　　
  　　　　1955年，顾先生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整理《浪口村随笔》。并得于鹤年等人相助，于1961年2月编定《史林杂识初编》。后因出版社分工，该书转由中华书局出版，1964年1月24日顾先生见到样书，日记记载：“《史林杂识》今日始见到，中华印刷，清楚悦目。……此为中华书局出版予写作之嚆矢。”顾先生自认为该书优点有二：“随时随地可以提出问题，亦随时随地可以解决问题，牖启青年治学兴趣，一也。文辞雅而能俗，谨而能肆，庄而能谐，开文言文之一派，二也。”首印2200册，两星期即售罄。后编《史林杂识续编》，可惜未成。
  　　
  　　　　1961年8月，中华书局金灿然、萧项平向顾先生建议，除出版其《尚书今译》和《史林杂识》外，更应将其一生著述编为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顾先生日记1962年6月7日记载，本年需向中华书局交稿中有“古史论文集（地理）”一种。是年11月，中华书局与顾先生签订《尚书今译》、《古代地名汇考》和《近三百年著述考》三书约稿合同，顾先生回信中说：“承你局好意，允许接受我这三部稿件，真是我极大的光荣。”可惜都未成。
  　　
  　　　　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请顾先生作《工作规划》，其中就有“修订已发表的论文和未发表的文稿，编成分类文集”的规划。后中华书局又重申前议，顾先生即请助手王煦华拟编《古史论文集》目录（拟编六册）；并于1980年5、6月间，亲自编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于1988年出版《古史论文集》第一、二册，1996年出版第三册。
  　　
  　　　　自顾先生逝世后，顾先生的助手王煦华与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三人负责顾先生《全集》的收集整理工作。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集》整理初具规模，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中华书局未能接手。《全集》遂落户江苏某出版社，该出版社经过数年排校，面对巨大的人、财、物的投入，以及出版的遥遥无期，选择了中途退出。
  　　
  　　　　顾先生在1979年4月13日的日记中提到：“予之心事有三部书当表章：一、吴燕绍《清代蒙回藏典汇》，二、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三、钱海岳《南明史稿》。”2003年7月起，中华书局先后将此三书纳入出版计划，并分别于2005年（《清代蒙回藏典汇》）、2006年（《南明史》、《明元清系通纪》）先后出版。
  　　
  　　　　其时，中华书局听闻顾先生《全集》将由山东某出版社出版之后，非常遗憾。2005年1月21日，当听闻该出版社已放弃了出版顾先生《全集》计划时，中华书局及时与顾潮老师取得电话联系，始知是山东两家出版社将联合承担此项目，而此时这两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正在赶往她家——签顾先生《全集》出版合同——的路上。中华书局表达了愿望，得到了难以形容的理解与支持！顾潮老师说：“多少年来，就是想让你们出，你们就是不要。”三天后，中华书局与顾潮签订了《全集》的出版合同。
  　　
  　　　　经过六年编辑、校订，在顾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日，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全集》。这一切，冥冥中似乎有天意！
  　　
•   　　62本，定价9800元，平均160一本，就32开，这价印全彩都翻番了。
  　　而且本套书体例很怪，有排印，有影印，这还可以理解，但是有的从左翻，有的从右翻，有的横排简体，有的竖排繁体，就太奇怪了。
  　　这定价，真可以考虑买台版了……
•   　　顾先生曰我我我我我我我的书卖卖卖卖这么贵，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劫啊！
  　　
  　　字数字数字数 字数字数字数 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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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人啊
•   中华的麼 可以理解
•   这也太黑了吧……我怎么觉得这定价也可以算是打压古史辨派的一种手段了……
•   此言不虚。干脆做成全部线装影印，手工装帧。这价格我就考虑一下。
•   确实贵得离谱。。。
•   打压古史辨派 +1
•   真的啊，幸虧看了這個
•   听说很快会发行平装本，可单卖的，会便宜很多。不是专门研究顾颉刚的话买平装就可以了。
•   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s=&threadid=25986
•   在11年北京订货会的书目上发现可以拆了卖，大家各取所需
•   专门研究顾颉刚的才买平装本，精装本根本不适合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