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之道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邓国光  页数：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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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圣王之道——先秦诸子的经世智慧》是为通观中国思想而写。东周以至漠初，是中国思想长河之中至为浪涛汹涌、波澜壮阔的一段天险。不论从哪个“通孔”观察’都是最具创造力、最有生气、最令后世神往的一段历史。大江之所以滚滚迁流，千姿百态，源泉混混而已。源泉是本，失本难以持久，灰飞烟灭，自难避免.源薄河浅，本厚叶茂，乃自然之理。诸子思想，澎湃源于根本。本书深探根本，因源及流，方始而究，本末纵横，通观原生学术的智慧，揭示华夏学术的“经世”情怀，传其本源之道于来叶，仰承先哲贤圣，唯盼不至及身而绝。　　全书四章，说“王道”、“理”、“圣王”与《春秋》，用以显豁“经世”意识的源流。首揭“王道”大义，溯源《尚书。洪范》，揭示平平的公道乃束周以来诸子经世的根本道理。诸子以“道术”经世，皆不离“王道”。本“王道”以通观诸子的经世智慧，则本末具颢，而“道术”为可知。“王道”本来平坦，是人人可循的大道，易行之至；“道术”本非秘诀，易知之至。易知易行，迁善背恶，公道彰显，此乃经世的大理。次揭“理”之为先秦、两汉共享的“经世”话语，以启经世的门户，并理清向来专属宋学与清儒的论争。

内容概要

　　《圣王之道:先秦诸子的经世智慧》四章，论说“王道”、“理”、“圣王”舆《春秋》，以显示“经世”意识的源流。第一章揭示“王道”大义来源于《尚书。洪范》，为东周以来诸子经世的根本道理。第二章揭示“理”为先秦、两汉共享的“经世”话语，开启了经世的门户，并理清了向来将之专属于宋学舆清儒的争论。第三章重新发掘诸子共同期待的“圣王”的意义，这是经世思想的寄托和‘道术’实践的依归。第四章阐呀王道”是《春秋》的根本，乃东周诸子共仰的信念，非儒门之“专属”。四章层层相扣，展示了先秦诸子思想的生机。

作者简介

　　鄧國光，1955年生於香港，祖籍廣東三水。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師從蘇文擢教授治古文，香港新亞研究所碩士，師從李雲光教授、牟宗三教授、羅夢册教授研治古學，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師從陳耀南教授研治古文論。曾任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中文學院院長，現任澳門大學中文系教授。主攻思想與文論，發表有關經學、子學與文學的專書和論文凡六十種。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王道：先秦、漠初“道术”原论叙引 王官之学与德性自觉的进程本论一周、秦《尚书。洪范》义的流播(一) 考察东周时代运用《洪范》的情况(二) 诸子运用《洪范》之考察本论二 先秦“王道”义的发扬本论三 “道术”并存的思想世界余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正义第二章经世义理：先秦、两汉载籍“理”义探勘叙引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状况本论一 先秦经传诸子“理”义的流变(一) 溯源：《诗三百》、《左传》、《周礼》、《逸周书》的用例(二) 秉公去私：《管子》与《孟子》的“理”义(三) 穷理盘陆：本源天地的《易传》“理”义(四) 道德熏陶：《墨子》“理”义(五) 超越成见：《庄子》外、杂篇“情理”的精神世界(六) 立政行教：《荀子》的“理”义(七) 治术心法：《韩非子》的“道理”(八) 黄老治术：《黄帝四经》、《文子》的“天理”与“人理”(九) 父慈子孝：《鹄冠子》的“人情物理(十) 政治符号：《吕氏春秋》“分理”与李斯的“理”本论二 两汉载籍“理”义的流变(一) 暴政鉴戒：陆贾《新语》启途与贾谊《新书》“六理”的美政(二) 循理而动：《淮南子》的“理治”(三) 永恒不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理”义(四) 通理成德：杨雄的《法言》、《太玄》的“理”义(五) 因理制物：严遵《老子指归》的“神明之理(六) 征实祛疑：王充《论衡》的“理”义(七) 心统群理：徐干《中论》的主体精神世界结论第三章圣王：先秦“王道”义背景中的道术型范叙引原论(一) 从《尚书．洪范》溯源“圣”与“大同”义(二) 春秋、战国的“圣王”义时代思潮的探索1．从《中山王方壶铭》说“圣王”义的思想角力2．《左传》、《国语》“圣王”义时代思潮方向的考察本论一 先秦载籍“圣王”义考察(一) 《管子》：圣王“心治”(二)《晏子春秋》：“圣王之道”(三) 孔子之业(四) 《墨子》：彰“圣王”以治暴王(五) 《孟子》：“圣王”与《春秋》(六) 《荀子》：师法“圣王”(七) 《商君书》、《黄帝四经》、《韩非子》、《吕氏春秋》与战国黄帝治术：法令本论二 汉初载籍“圣王”义考察(一) 贾谊《新书》：“圣王”治“大器”(二) 韩婴《韩诗外传》：“圣王”得“中”结论第四章反本开新一、孔子的治道二、经艺与孔子的志业三、《春秋》与素王四、何休的《春秋》诠释五、经艺的人性本质结论征引及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通过解读《尚书.洪范》，探索语境，回溯与辨正“王道”本然之义，我们确定了“王道”所寻求的方向在于社会政治的公义。公义不离公平与正义。《洪范》阐发的“王道”义，影响春秋、战国时代，开启追求大公的时代洪流。“王道”开出的是天下为公的理想。本公心治天下，则“王道”可期，这是先秦以迄两汉论治的主流，普遍显示于各类文字撰作之间，非一家私说。梁启超谓：“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I）在原生的“王道”义流变的过程中，士人道义上的自觉，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催化作用。虽匹夫之位卑微贱，依然以一己的天德与意志，关怀天下并寻求普世认同的公道理想。梁启超认为周、秦诸子以“天下”为共调，可视为“世界主义”，“先秦政治学说，可以说是纯粹世界主义”②。“世界主义”只是权宜说法尚未尽“天下”的义蕴，因为“天下”之义不仅仅局限在在国域之平面空间意义上。在《洪范》强调的公道公平义的基础上，“天下为公”的概念被孕育出来了，把先秦诸子的理想推宕至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