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第十三辑）

出版时间：2010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页数：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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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里，不同国家某些人文科学领域由于承继了各自的传统而产生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史与文化史范畴；在历史研究领域如此，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更是如此。然而这一现象在某些研究对象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印刷品与书籍史。通过抄写和印刷将文字、图像和思想定格在某种可以携带的载体之上，使之既成为每一种文化的“产物”，又成为它的“表现形式”，甚至有时还成为文化本身的“象征”。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就传承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有时还不免带有科学以外的其他意义。编纂本辑的原意是荟集有着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中外作者的研究成果，从而达到一个完整性的述说，但又保持各自观点，相辅相成。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主编者发现无论是时间还是方法都很难相互协调：中国作者的“快节奏”与国外作者的“慢速度”仿佛格格不入；国外作者总体分析的倾向与一些中国作者局部个体的研究似乎背道而驰；本辑各位自由选题的作者，其关注点也未能囊括各个时代与不同种类的徽州书籍。其观点与研究方法自然南辕北辙。这一点主编者从一开始就有所预料，但是没想到作者们的“固执己见”最终却成为了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本编卷首，作为主编的我们就需要一种批判论调：这个论文集不是一个集体合作的工作成果，而是个人工作的汇集，有时甚至存在相互问的针锋相对。本辑文章可说是完全谈不上系统与全面地论述徽州印刷文化。然而，正是由于没有对某一地区的书业生产形成完整、系统的综述，因而也没有预先设定惟一的研究方向——例如地方史与社会史，或者出版史与文化史，或者印刷史与技术史等等，因而本辑文章的多样性正反映出对徽州研究途径及兴趣的广泛性。文章不一定详尽全面。，但它们却材料丰富、角度多样。

内容概要

本辑采取以下的组织形式：第一及第二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起到了总论的作用，前者将徽州置于唐、宋代与其他印刷中心相较，后者则是论述明代晚期徽州和其他印刷中心的情况。第二部分重点论述在明代徽州版本中重要的作品和种类：第一篇关于医书，可与前一部分对照来看；之后还有数篇文章，分别关于徽州的官刻、地方志、童蒙读物9、戏曲刊刻及墨谱。介于书籍和文献之问很难界定种类的家谱，在徽州通常是制作精良的印刷品，因此值得作为地方印刷史的研究对象。这类不以阅读和传播作为目的的“非书籍”更是史学史和社会史的重要资料10。从印刷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印证了其形式的多样性。本辑文中个案研究提供的两个实例彼此差别很大，而这并不是完全由于时代差异造成的；第二个实例还揭示出在徽州也有外聘的刻工，这个情况与人们一般观念不同。接下来的是一些“非书籍”的印刷品：下面的两篇文章介绍散印品，及形式成册的文书。其中一篇关注的是善书，这些以散页、小本形式存在的文献，见证了一种地方文字的文化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这些文献大都是印刷品，但并不全是，这也犀映出长期以来手写本仍在中国占据着一席之地。尽管这些文本的对象是当地的普通民众，但却有着外部来源。　　本辑最后的两篇文章我们以单列的方式介绍给读者。第一篇从篇幅与内容上都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关于徽州的著作中，张潮是不能不提的人物。然而正如这篇文章分析的那样，张潮与他的故乡直接的联系其实少之又少。另一篇则是一篇多年前文章的译文，外国作者在书籍史与徽州研究成果十分重要：该文可说是文化史研究的杰作，它将各类版画、绘画作品联系起来分析，而这些作品的对象都是黄山，——一座在徽州乃至中国都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山。这篇文章的选题不仅仅具有跨地区的意义，更使本辑扩大了广度。    在附录中，我们增加了有关徽州文书的近期研究的综述，应该对徽州研究的学者和对徽州增加了解的书籍史学者有帮助。我们在此就不再对印刷史或是书籍史研究进行综述了：本辑中关于散件印刷品一文已经提供了部分信息，我们建议读者可以参阅众多其他有关著作及完整参考书目12。

书籍目录

前言　从敦煌到徽州：中国最早印刷品地理分布略论　吴勉学与明朝的刻书世界　窥见徽州文化的一个窗口——谈明清时期　徽州医籍的特点　明清时期徽州的戏剧传统与徽州人的戏曲刊刻　　晚明徽州墨商程君房与方于鲁墨业的开展与竞争　历代休宁县方志　朱熹著作在徽州朱氏的刊刻　明刻徽州竦塘黄氏族姓地图及相关问题考略　清末徽州祁门竹源陈氏宗谱文书　明清至民国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刊刻和印刷研究　徽州散件印刷品研究　明清时代徽州诉讼文书的收集、整理与出版研究　清朝民国时期的善书与徽州社会　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　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　一座中国山岳的创成　黄山：中国艺术里的政治与富裕附录徽州文书研究回顾作者、译者的联系方式

章节摘录

插图：其他作为吴勉学刻本的校书者与审阅者的徽州籍人还包括余时雨（图11a）、鲍士奇（图8b）和麐祥（图11b），不过，他们似乎在当地文人圈中并无多少名望，因此地方史志中记载没有他们的生平。基于吴勉学刻本中的点滴信息，我们得以窥见他与徽州间的各种联系，但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为吴勉学以及活跃于江南刻书世界的其他徽州人的刻本都具有一定特色，可被称为“徽刻本”？我想，只要简单地看看其他的徽州籍刻书家，便会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与徽州有关的刻书家中，至少还有五位多产的刻书家活跃于南京。他们中有三人主要刻印的是剧本、戏剧与唱本等，其刻本多配有插图，所请刻工是来自歙县的黄氏家族中人。这三人中，第一位是我们了解较多的环翠堂汪廷讷，他似乎在南京的文人圈中小有名气。第二位是汪云鹏撕，他的书坊名为玩虎轩，刻印了不少当时最为流行的传奇，以及一些流行唱本。第三位是郑思鸣，他的刻本是以多个堂名刻印的，如奎璧斋与大经四德堂。其书坊与刻书活动一直延续至清初，并在清初时由郑元美所承继。第四个徽州籍人是胡正言（约1582-1672），即十竹斋的书坊主。他刻印了许多品质极好的彩色艺术谱集，包括于1633年印制的《十竹斋书画谱》，以及版面装饰精美的《十竹斋笺谱》。第五位刻书家是西爽堂的吴瑁，就同种类书籍而言，他的刻本与吴勉学的刻本在数量上不相上下。总之，就这些刻书家所刻印的书籍内容的广泛，刻本的格式、风格而言，我们不可断言他们曾共同塑造了所谓的“徽州派刻本”。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别出一个刻本是出自于汪廷讷、胡正言还是吴勉学，但他们的刻本之间却没有更多明确的共性足以形成“徽州派刻本”。而且，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多家合作关系，就会发现，这些刻书家们既与徽州籍人合作，也和其他籍贯的人合作，并且在他们的合作者中，徽州人并不比其他籍贯的人多。我们会更容易在徽州本地，而不是在外地找到特征鲜明的徽州刻本，这首先令人想到的就是《墨谱》和《墨苑》。或者说，如果我们往前追溯到明朝更早一些的时期，反倒更容易辨别出一种“徽刻本”，因为徽州刻本所用的是较白的纸（常常是用宣纸，尽管不总是），文字的间距也更紧密（图13）。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徽州籍刻书家们离开家乡进入江南地区的大刻书中心，明朝中后期，徽州籍人所刻印的刻本便已成为更大区域甚至整个明王朝文化变迁的缩影，而不再只是徽州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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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是法国汉学(第13辑)。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内容需要的，书籍外观不是太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