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王明珂  页数：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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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是我关于中国民族史系列研究中最新的一本著作。它与我过去的两本著作《华夏边缘》以及《羌在汉藏之间》，皆有密切关系与延续性。对《华夏边缘》来说，这本书可称是其续篇，更具理论与体系地说明华夏与其边缘区域人群经由历史互动，而形成今日中华民族格局的过程。对《羌在汉藏之间》来说，本书是其反思篇。由羌族研究中认识到“弟兄祖先历史心性”之后，我重新理解有关黄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历史，视之为一种与前者不同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产物，以此解释“炎黄子孙”与“弟兄民族”的深层历史意义.《羌在汉藏之间》是化陌生为熟悉，而本书则是化熟悉为陌生，经由此过程而使得反思性新知得以重生。　　因此，这本书是新的学术视野与现实关怀下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也是我所提倡的反思史学研究的一部分。反思不同于解构，反思性研究也不同于后现代研究。后现代研究因其所蕴含的现代主义观点而忽略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与现在间的断裂，因而也对政治社会现实常采批判与解构观点。至于解构之后如何再造社会现实，或如何促进国家、民族、阶级。

内容概要

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作者是“化陌生为熟悉”。在认识到“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后，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作者“化熟悉为陌生”，以“英雄祖先历史心性”解释自古流传的黄帝、炎帝、蚩尤等英雄祖先之历史，及其对华夏边缘人群造成的影响，藉此作者说明“历史”塑造华夏及当代中国人认同的历史过程。经由“化陌生为熟悉”与“化熟悉为陌生”所产生的反思性新知，作者期望《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能增进人们对历史与民族的了解。

作者简介

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在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校教授历史与人类学相关课程。1994年以来，多次到川西地区进行羌族田野调查。主要研究范围是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北方游牧社会之历史与人类学研究。主要著述：《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蛮子、汉人与羌族》、《羌在汉藏之间》、《寻羌——羌乡田野杂记》。

书籍目录

原序与谢词前言：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  一 中原核心、多元一体、想像社群  二 本书主旨与研究方法第一章 边缘与异例  一 边缘异例  二 弟兄祖先故事  三 历史心性第二章 英雄祖先历史与华夏意识初萌  一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土高原边缘的人类生态变迁  二 商、周王朝出现的人类生态意义  三 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出现  四 凝聚华夏的各种“根基历史”方案  五 黄帝与炎帝：弟兄或敌手  六 “英雄祖先历史心性”下的黄帝第三章 《史记》文本与华夏帝国情境  一 《史记》中的黄帝：血缘、空间、时间与政治权力  二 《史记》中的黄帝子孙  三 “正史”与华夏帝国：文类与社会本相第四章 蜀之华夏化与方志文类  一 典范中国史中的古蜀历史  二 被遗忘的“过去”——三星堆文化  三 历史学者对“三星堆文化”的解释  四 汉晋蜀人对“过去”的失忆  五 蜀人成为黄帝子孙  六 被遗忘的历史心性  七 “方志”文类的出现及其意义第五章 英雄徙边记：边疆史的模式化情节  一 正史中的四种“英雄徙边记”文本  二 “英雄徙边记”文本分析  三 “英雄徙边记”与华夏边缘第六章 反思英雄徙边记：朝鲜与东吴  一 反思性  二 东北边缘：箕子、朱蒙与檀君  三 神话与历史  四 高丽之本土历史建构  五 东南边缘：太伯成为本土英雄祖先第七章 反思英雄徙边记：滇与西羌  一 西南边缘：庄跻记忆被忽略及再唤起  二 沙壹与竹王  三 佛僧与祖先：《南诏图册》中的大封民国认同  四 大理王朝至明清时期的白人与九隆族  五 庄跬复出于“方志”之中  六 西北边缘：三苗与无弋爰剑受冷落第八章 北疆与南薯的英雄祖先记忆  一 汉晋以来北方华夏边缘的炎黄子孙  二 北朝、隋、唐时的炎帝子孙  三 南方的廪君、盘瓠子孙  四 盘瓠与盘王子孙——本土观点  五 南方的蚩尤祖先  六 另类历史：南方的“弟兄祖先”祖源记忆  七 黄帝子孙与南疆“汉人第九章 华夏社会边缘的英雄祖先记忆  一 家族谱系之文字记忆  二 文字谱系记忆的民间化与族谱文类之兴第十章 近代中国炎黄论述  一 国族历史建构初期的炎黄子孙记忆  二 “英雄徙边记”与近代中国边疆史  三 新文类“民族史”下的华夏边缘再造  四 英雄祖先与弟兄祖先第十一章 多重边缘交会：索土司的祖源  一 瓦寺土司的家族史  二 多种边缘之交会  三 三种土司家族史的文本解读  四 历史记忆下的个人动机、意图与情感结语 历史中的表征与本相  一 文本、表征与情境、本相  二 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情节  三 边缘、异例、断裂与符号  四 符号与结构之间：模仿与攀附山  五 反思与反省的历史参考书目索引

章节摘录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与国族史学等，皆先后随西方及日本势力进入中国。这些学科知识之累积，都涉及必要的长期田野研究，然而即使是在20世纪4。年代之中国，各学科之田野工作仍只在起步阶段。虽然如此，当时民族史著作已大量采纳这些相当初步的学科知识，与一些新学术名词概念——这些学科知识与相关名词概念，是构成“民族史”文类的重要因素。譬如，在前面我曾提及，傅斯年等学者以考古学、体质学、神话学等，证明上古东北各部族在血缘、文化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人种”、“体质”、“考古文化”等概念，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论述里。又如在王桐龄之《中国民族史》中，作者称东南“吴越”民族有断发、文身之俗，与汉族在语言、血缘上都有差别。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作者认为“粤族”也就是“马来族”，其文化特征为文身、食人、断发、裸身等。这些由古文献或奇风异俗志中摘取的刻板知识，显示作者们已深受“民族文化”概念之影响。　　也在此一时期及略晚，考古上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体质学上的“蒙古人种”，语言学的“泰掸系”、“苗儒系”等学科分类与范畴概念，都被用来与“民族”范畴相结合。因此，虽然对绝大多数的满、蒙、藏等边裔族群而言，黄帝或炎黄子孙历史记忆之意义不大，然而“蒙古人种”、“汉藏语系”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北方青铜器文化”等体质学、语言学、考古学范畴之知识建构与它们彼此间的联系，广泛被用以描绘国族边缘与强化国族内部凝聚。到了2。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的早期“民族史”相比，显然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与考古学等之相关知识内涵增加许多；相对地，“黄帝”或“炎黄”的历史，以及太伯、庄趼等“英雄徙边记”历史，逐渐失去其重要性。

用户评论 (总计26条)

•   王明珂先生是我一直很想了解的人类学者，《英雄祖先与兄弟民族》是其名作之一，这次终于有机会读完了。阅读之后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真是一本好书！充分借鉴了布尔迪厄和福柯提出的“关注边缘群体的记忆心性的形成”——以本书而言就是关注“为何他们宣称自己是谁”的社会记忆及其构建、重建。
  王明珂先生很有意思，一上来就既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寻找西方哲学理论背景（即布尔迪厄、福柯），一方面又为自己寻找中国史学的根源（王先生追溯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史学）。
  这本书的观点，概括起来即华夏源于“炎黄民族记忆共同体”，一群群主要是今天中国南方的其他族裔的人群因为其生产方式与位于今天中原一带的华夏先祖接近而被华夏先祖通过英雄祖先（征服者）之后（被征服者）或失败英雄徙边（被征服者）被整合（甚至是重建）起来，构成了越来越扩大的“华夏”（其实“炎黄子孙”这一说法即是明证：最早只有“黄帝子孙”，是北朝游牧人群强调“炎帝子孙”并重建炎帝黄帝关系而整合起来的）。与之相反的是南方少数民族保留其祖与华夏祖先为“弟兄”，最后华夏先祖得到优待的“弟兄祖先”记忆。
  实际上，这就把“汉族是‘文化认同’而非‘血缘认同’”的观点给坐实了。
  本书尤其有意思的是提供了这种整合失败的范例，即朝鲜民族通过拒绝被纳入箕子之后而自行建立“檀君—朱蒙”传说体系，以及羌族部落对华夏提供的华夏英雄谱系边缘化地位的冷淡而转归藏族提供的藏族英雄谱系。
  而在近代，面对外国势力分割中国边疆的企图，中国学者（主要是汉族）原本想再次利用这种“英雄祖先之后或失败英雄徙边”模式重建“中华民族”认同，只不过这一次失败了（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均有了强大、清晰的自己的民族记忆，难以再被收编了）。
•   收录了几个典型的少数民族与中华炎黄的交融历史，史料非常丰富，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进去
•   王老师的书就差羌在汉藏之间没有了。
•   心灵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作品
•   王明珂的经典著作之一，对我研究民族史起到了很大帮助，谢谢！
•   王明珂的书值得阅读和收藏~
•   算是对王明珂先生之前学术的一个总结，大部分内容与观点，之前都已在不同的场合有所阐述，此书把他们进行了梳理，充分体现了王明珂先生的学术思想。附：发现**亚马逊的价格比当当便宜啊
•   王明珂的大作
•   在今天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还有几位能像作者这样辛劳做满功夫的调研者啊？！
•   书的内容很发人深思，整个系列内容的书都很好，强烈推荐
•   王老师的书，值得一看，赞一个
•   真正的学术著作，好好地读吧。
•   有折的地方
•   王明珂着力于从多声的历史角度去作研究。他写道：“历史不是只有一种声音，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羌族地区做研究的时候，不像传统的人类学家那样呆在一个所谓最典型的羌族村子，我要跑很多地方，听不同的故事，观察不同的文化。”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一书之序言中，王明珂指出，当代历史学者，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者，常批评单一、典范与线性的历史，强调历史有多元的声音。然而这样多元、多线的历史，经常仍是对“过去”的选择性建构，或为对“过去”众声杂沓的争鸣，而未见及“历史”与人类社会间巧妙的内在联系。更有甚者，批评单一的线性历史，解构某种体制与认同下的典范历史，如此，学者——在对自身的文化与学科偏见与相关优势权力毫无自觉的情况下——所提出的“解构性知识解构性知识”常为对他者的侵犯与侮辱。无论如何，在各种权力主体以“历史”相互解构中，边缘的“历史”仍然静默。因为关键不在于谁的“历史”更正确、更全面、更多元，而是，只要“历史”仍是“历史”，“神话传说”仍为“神话传说”，我们便不可能认识自身与他者的“历史”，也不可能认识为“历史”所塑造的社会情境。王明珂博士写道：“中国人常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而自豪。我认为，值得自豪的不只是那些以汉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而更应是在各地人群长期交流、交锋下产生的以各种媒介表述的‘历史记忆’，包括被视为‘民族神话传说’的那些记忆。突破自身各种文化、学术与社会认同‘框架’（边缘），发掘我们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深藏的各种知识建构范式（如PierreBourdieu所称的unthoughtcategoriesofthought）PierreBourdieuandLo?cJ.D.Wac****t,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Cambridge,UK：PolityPress,1992,p.40.，我们或能了解这些丰富、多元记忆的内在含意，及其形成与变迁的社会情境。如此具反思与反省的‘历史’新知，不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对彼此之了解与民族内外族群关系之改进，也将是中国历史记忆对世界的贡献。”这一观点，是非常有穿透力的。
•   王明珂的书蛮好 结合羌在汉藏之间看
•   这书配着另一本他的著作《羌在汉藏之间》一起买的 老师让看 很有一看的价值
•   说实话我很喜欢作者的文笔，常常有一些受益匪浅的章节，但是从全书看来作者对汉族和羌族的了解胜过其他民族，所以有时候会无意识的把汉羌引入到其他民族的章节中，我认为没完整 独立的表现出其他民族。而且全书还是以汉民族为主体。这样的书，应该是平等的介绍各民族，不要一介绍某个民族就把一些“主流”传说拿出来作为证据，每个民族都有他独特的地方，并不都是炎黄体的分支，作为少数民族来读这个书，心情是压抑的！ 中华民族今时今日的成就是整个中华大地各个民族相互融合发展的结果，是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的努力！
•   差评！！
•   打折时抢购的
•   一部让人不忍释手的书
•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是我看过的王明珂先生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他的田野札记《寻羌》，印象大好，他所研究的的民族学，特别是对羌族的研究，正是我所知甚少又极感兴趣的领域。由是又去买了这本书来读。
  　　
  　　王明珂在此书中，则以历史心性入手，探讨了华夏与周边蛮夷之间的关系。在书中，他先是讨论了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结合历史，分析黄帝这个英雄祖先是如何树立起来，并为民族共同记忆的。然后，他又例举了蛮夷与华夏的关系，剖析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的构建情形。从民族的失忆，到英雄的徙边，华夏周边诸蛮夷其实已经定位了与华夏的关系。而各民族对于华夏加诸于其民族记忆之上的祖先的态度，也决定了该民族与华夏的亲疏。箕子避走朝鲜，太伯奔吴，庄蹻征滇与无弋爰剑，这是作者在书中重点叙述的四个案例，他们构成了诸蛮夷与华夏共处的四种模式。箕子后来在朝鲜被禀君代替，而无弋爰剑在西戎无人提及，庄蹻在云南也是几经反复，只有太伯在吴越一带被视为民族的祖先。在这几种模式之中，华夏与蛮夷之间，对于其祖先的来源，有着有趣的互动。华夏总是将英雄徙边的故事加诸于蛮族，而诸蛮夷也是似迎还拒。最后博弈的结果，成功抗拒了徙边故事的，则永久成为异国，如朝鲜及西戎；而选择了徙边祖先的，则融入到华夏之中，如吴、滇等地。至于作者最早探讨的蜀，则早已将祖先从记忆中抹掉了，只留下三星堆在那里让后人费思量。
  　　
  　　看此书时，一直萦绕于我心中的，是何以在中国少数民族都居住在华夏边缘的问题。打开中国的地图，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版图之内，除了零星点缀着的近代移民之外，汉人基本居于中间，而漫长的国境边缘，居住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这与世界诸国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这也与中国自古已有的“四周蛮夷，华夏居中”观念是一致的。何以会形成这么一种现实，或者说形成这么一种观念，探究一下是挺有意思的。
  　　
  　　但这样的题目要探究，认真想起来也是相当麻烦的。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之中，其实国家与民族及文化这三者，是相互掺杂在一起的。三者之间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界限，很多时候是混同的。在提中国之时，究竟是指中国这个国家，还是指中华民族，抑或指的是中华文化，很多时候提者听者都是很含混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都会出现分歧。再往细说，即使是国家、民族及文化，也有着不同的含义。国家究竟指的是什么时候的国家？先秦的，还是汉唐的？成吉思汗的，还是努尔哈赤的？抑或是现今中国版图之内的？这些都只能在各种情境之下，才能有较为清晰的界定。中华民族亦是如此。我们现在所指的中华民族，大家都觉得很明白，那就是指的是现在版图之内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五十六个民族。但如果将此概念放到历史中去，则又让这个概念变得混乱不堪了。汉族形成于何时？是单一的民族还是由什么民族融合而成？对此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且现在归属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是当时主体民族汉族的对手甚至敌人。中华文化则更是无法精确地界定，哪些文化可以且应该归于中华文化，细究起来也是问题。
  　　
  　　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民族究竟起源于何处？也是争议颇多。大多认为，我们的祖先即是来源于这块土地，只是在不断地融合着其他的民族，从而形成了现今的中华民族。从历史的记述到民族的记忆，均支持此说。认为黄帝一脉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后来又与炎帝部落融合，从而形成了现在民族的主体。当然，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之中，还不断地有其他民族的血液融入进来，给这个本来已经很混杂的民族，又增添着其他的基因。这种融合前期是靠征服，强大的民族吞并弱小的民族。后期则是靠文化，优势文化融合了弱势文化。另一种起源理论则是西来说，认为我们的祖先来自于西方，来自于文明的摇篮中东地区。他们一路东行，来到了中原地区，并在这里不断地征服。而原住民则被不断地向四边驱散，有的则被融入主体民族之中，形成了现在的中华民族。也有专家猜测，或许这些先进的民族是从印度通过西南过来，然后再向中原扩展。不过，让人遗憾的是，这个民族忘记了自己所自何来，而将民族的记忆湮没于历史深处了。我们只能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有趣的是，无论是起源于本土，还是从西而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拓疆扩土，原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民族，最后要么是被融合，要么是被驱赶至中华的边疆，且这种过程在不断地进行之中。中国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展，中华民族也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未被融入的蛮族则被赶至人迹罕至之处，被驱入深山峡谷荒漠戈壁之中。这个过程如海潮一样，一波一波的，皇恩普播，无远弗届。因此，在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来说，他们的边疆是没有清晰界限的，野蛮民族所在地，则是华夏帝国的边疆。华夏民族与这些蛮族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其实他们的边界也是模糊不清，也是犬牙交错的。东夷、北狄、西戎和南蛮，环伺于中华的四周。这样，华夏就在不断地与各方的蛮族，进行着长远的斗争，在这种无助于文明发展的互动中，消耗着中华文化旺盛的血脉，最后变得没有任何进取心的文化。而周边的蛮族，亦如王明珂先生在书中所描写的那样。一些边疆蛮族攀附着华夏的祖先，让自己找到了英雄的血脉，从而接受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另外一些则抗拒着这种同化，在民族的传说中去另寻祖源，虽然接受了中华文化的影响，但仍保持着民族的独立性，朝鲜即是典型的例子；而像西部的广大蛮族，则游离于这种文化之外，中华文明对于他们的影响，如风过耳，不留痕迹。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向外拓展的过程，也如清扫园地，只是将园子里的石子向外推扫，让这些石子围在了园子的周边，形成了一种屏障，阻碍着华夏与其他文明的接触与交流。这样，中华文化也就成为文明的孤岛，失去了外界文明的刺激和滋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不像西方文明那样，虽然争斗不断，但毕竟相互地促进与借鉴。一个文明衰落，另一个文明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我们文明这样发展数千年的结果，就如近亲繁殖，也如温室中的花朵，没有了活力。而四周蛮夷的结果，也给予了华夏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以错觉。我们沉浸于中央帝国的美梦之中，认为整个世界皆是蛮夷之地，只有中华文明之烛在熊熊燃烧，除了中华之外，世界一片黑暗。只有在近世，当西方的文明绕过四周蛮夷的屏障，从海面上进入中华帝国之时，我们的唯一文明上国的迷梦才开始破灭。我们才忽然地发现，华夏文明之光并未泽被世界，被我们视为荒蛮偏僻之地的地方，文明早已跃升到更高的层次。他们来到中国，并非是来向中央帝国进贡，并非是来叩谢浩荡皇恩的，而是来打通贸易壁垒，是来向我们传播现代文明福音的。谁是蛮夷，谁是文明，到此已是毋须多言了。华夏之国的开疆拓土，中华文明的福音远播，华夏民族的华夷之分，只是让我们自己划地为牢，困守孤城。
  　　
  　　四周蛮夷，华夏居中。这种观念与现实，只是使这个民族收获了一点优越感，而失去了整个的世界。
•   　　以下不是书评嘿嘿
  　　　　台湾版本为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大陆版本为中华书局2009年第一版。我偶然把俩版本对照了一下 发现一处不同，在第11章，某处注释中：
  　　　　台版P187：“愿将花雨洗蛮风”是清乾隆时石泉（北川）县令姜炳章所作《白草歌》中之句﹐表现汉人县官对蛮夷之俗的鄙夷﹐及其期望以汉文化教化蛮夷的用心。
  　　　　大陆版P225：“愿将花雨洗蛮风”是清乾隆时石泉（北川）县令姜炳章所作《白草歌》中之句﹐表现汉人县官期望以汉文化教化“蛮夷”的用心。
  　　　　二者比较之下，可见后者删去了“对蛮夷之俗的鄙夷”之句。看起来，中华书局的编辑认为，汉人县令“对蛮夷之俗的鄙夷”是政治不正确的，或曰不和谐的；于是编辑就给咔嚓掉之！这一招剪刀手，虽没有曲解原意，但如此之“谨慎”，简直到了怯懦的地步，让我觉得可悲可笑——我简直要出离愤怒了。我不惮于恶毒的猜测，该编辑的这种“谨慎”只是出于自我审查而已。或许人家长久以来不得不自我审查，以致于自审惯了，思路已经完全被同化掉，已经跟出版总署完全同步，达到了出版社与出版总署天人合一的境界？也许我不该愤怒，而该同情？？难道这是中华书局的苦肉计么？？？
  　　　　大陆的纸版书如此不靠谱，简直是逼我放弃纸版转投电子版嘛，可我实在不习惯在电脑上看长文，那么是不是需要搞个kindle之类的试试咧。。。所以我再次不惮于恶毒的猜测，这编辑是kindle的托儿吗？照我看，kindle的大陆市场，托了这种编辑们的福，完全有理由比原产地还红火的呀
•   　　所谓“历史”，无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因此长期以来传统史观均倾向于认为，著史便意味着对这些事件确切、客观的记述，强调秉笔直书。然而人毕竟有着主观意志，任何“事实”总是受到人们观念和立场的制约，根本没有完全客观的事实“摆在那儿”——电影《罗生门》已经揭示了这一点：每个当事人对事件的回忆都有一套自己的叙述，有着不同的细节和强调，以至于根本无法判断谁说的才是真相。而史学家同样是人，纯粹客观叙述的史学也是不存在的。
  　　
  　　这种纷繁多线的历史叙事，在各种彼此歧异的传说中尤其显著，因此以往人们常常感觉对此无从措手，只能将之视为荒诞不经。王明珂则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从社会记忆入手来理解这些看似一团乱麻的故事——与“历史”不同的是，记忆是人们相信发生的事情。因此问题就在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这些故事？
  　　
  　　记忆是一种需要
  　　
  　　在他对羌族的研究中，王明珂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同一条沟的三个村庄，都传说其祖先分别是一起来此开荒的三兄弟。在他看来，“兄弟”这个符号暗示着这几个人群之间既合作、又区分和对抗的关系：他们共同享有和分配当地资源的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为了对应这一社会现实，人们的记忆和历史叙述就被如此设想了。
  　　
  　　从这一点推延出去，他意识到这类传说的广泛存在，例如根据布朗族的传说，开天辟地时天上漏下四兄弟，佤族是老大，老二布朗和拉祜是双胞胎，汉族老三，傣族老四——这样的情节在西南各族中广泛流传，虽然细节时有不同。常说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当代强调民族团结的口号，它也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有其不容忽视的内在力量，这也是它为何能一直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历史记忆中，几个祖先弟兄的后裔往往涵盖本地“所有的人”，在这种“历史”所造就的社会族群关系中，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居民与外来者，各族群处于对等的共有、区分与竞争关系之中。而对“过去”的记忆、叙述本身又造就和强化了这种群体关系和社会现实——几群人出自同一祖先这一“事实”暗示了所有人，他们本来是联系紧密的一家人，而兄弟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显然并不是剧烈对抗。它不但将现有社会关系合法化了，事实上也阻止了这种关系的恶化或极端化。
  　　
  　　同时，一个所有人共同相信的“起源历史”，对群体的凝聚至关重要——王明珂将之称为“根基历史”。基于此，这种祖先起源的模式便具备一种功能性价值：例如自《史记》的经典书写之后，汉人普遍自视为“炎黄子孙”，英雄祖先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占据一个核心地位。而上古传说中蚩尤等帝王与黄帝的关系，将整个中国大地上不同地域和部族的祖先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记忆网络不断的编织，几千年来中国很难维持一个长期统一的局面，因为这有赖于所有人的认同和记忆；反过来，这种统一局面又促成了相关历史记忆的生成。
  　　
  　　自从黄帝被设想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之后，以他为祖源的记忆便开始逐渐向外扩散传播，例如原本是异族的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之后，就宣称自己的祖先其实也源出黄帝。这种宣示本身没有历史依据，但正因此它才耐人寻味：为什么需要构造这样一种联系？答案是：这种历史记忆的改变可以赋予当事人现状以合法性。日本古代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至最初辅佐天照大神的神灵，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显得更加理所当然。唐朝时几乎所有姓氏都声称源出上古帝王或大臣，以至于武则天曾幽默地询问：这么说来，难道上古没有百姓吗？
  　　
  　　当然，这种扩散本身也有赖于人们的主动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所有的边缘都出于社会认同感而卷入到这种历史记忆的构造中来——不论是文化边缘（初民、土著）、空间边缘（边疆）、时间边缘（古代），还是社会权力边缘（社会下层）。明清时西南各地的大姓和土司都声称自家源出内地名人，例如广西壮族土司常常攀附说先祖是北宋名将狄青的部属，本是山东青州人。这些模式化的情节普遍存在，正说明了相应的社会情况也普遍存在。通过这样的建构，边缘的历史就被编入和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历史中来，原本的歧异被掩盖，而共有的认同得到了强调。
  　　
  　　反过来，对不同历史记忆的选择，也与群体心态有着密切互动。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朝鲜的两个起源传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相信朝鲜最初是殷商时代的仁人贤臣箕子东迁后才立国的，朝鲜本国文士也长期因此自称“君子之国”、“小中华”，这深深影响了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政权的政治态度；但近现代的朝鲜民族知识精英则更崇信檀君为开国君主——传说他是天神与熊女所生，这个神话长期被视为荒诞不经，但它的本地起源色彩更适合于朝鲜人建立起一个摆脱华夏的自我认同的情感需要。
  　　
  　　连瑞枝《隐藏的祖先》一书中曾同样运用社会记忆理论来诠释云南大理的历史：在崇信佛教的南诏大理时代，人们发起一连串的寻找佛陀圣迹的活动，佛教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思想；而到元朝在云南建立文庙之后，一个思想上颇为不同的地方社会就被逐渐建立起来，到了明清时代，云南当地墓志中均自称祖先是元明时有功名官职者，祖籍常常是南京或江西。所有这些历史都昭示着一个事实：不同的社会需要不同的记忆——记忆不仅仅是对已发生事实的客观陈述，更是对现状的认可和解释。
  　　
  　　想象的联系
  　　
  　　虽然对相关历史记忆的剖析使我们意识到，任何一种集体记忆都不是单纯地保存往事，而往往是根据现在来重构“过去”。但王明珂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构这一点，并指出那些历史记忆都是虚构的谎言；他仍认为这些是值得尊重且耐人寻味的叙述，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不带自我观念地去回忆，而且，这些看起来互相歧异或不合理的记忆本身，正折射出一个普遍的心态：任何社会秩序的成员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否则他们就无法共享经验。
  　　
  　　这正是现在许多族群冲突中最突出的问题，例如中日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和叙述分歧很大，这使得两国人民和政治家都无法达成共识，造成严重问题，正因此才要倡导东亚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在现代民族主义冲突中，族群边界在竞争中愈发显得清晰明确，而这又导致了对立双方往往无法采取妥协的立场。在所有现代族群冲突中，无论是巴以还是北爱尔兰，对立双方都有一套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来支持己方的行为。与这些残酷而长期的冲突相比，西南各族的弟兄祖先传说在强调区分、对抗的同时更强调像一家人似的合作，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关系，这种想象的联系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使人们感觉生活在同一个生活世界之中。正如王明珂在书中所强调的，反思这种发生在边界的多元、模糊、跨越、漂移的现象，能很好地有助于我们反思各种社会情境和人的处境。
  　　
  　　以往经典的人类学理论常常认为个人认同的某些方面是“给定的”，不可能轻易改变；例如血缘、语言、种族联系都是所谓“原始关系”，人们由此发展出自我认知，并成为政治忠诚的基础。王明珂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些也并非完全不可更改，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新设定，人们跨越这些边界都是可能的，至少使这些边界显得模糊化了，而这反过来倒是更有利于一个共同秩序下和谐共处的族群关系。无独有偶，另一项对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研究也证实：“约鲁巴族人为了更好地配置经济和政治利益，长期以来很有策略地重塑了他们的祖籍城邦认同”（《找回国家》）。这一案例可以有力地佐证中国历史上相似的现象：西南各族明明是土著，却自称祖先是南京、孝感或江西迁移而来的汉人。
  　　
  　　哈布瓦赫的经典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曾说：“声名流传下来并为后人记住的祖先，只是那些对他们的记忆已被人们变成了崇拜对象的先辈，他们与这些先辈至少保持着虚构的联系。而其他的祖先，则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大众的一部分。”确实，人们与祖先的联系，往往是一个英雄形象的符号的联系，这也是群体凝聚的需要。这与其说是事实记忆，不如说是一种情感记忆：在这里，事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个符号性存在。就像康有为自称祖上十三代均是读书士人，从未做过其他行业，虽然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但这反映了他自身的价值认同。
  　　
  　　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进行，世界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全球史”第一次真正成为一种可能。此前欧洲统一进程也伴随着一种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记忆，这使得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将自己视为“欧洲人”而不仅仅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很快，我们就有必要构造一个属于全人类历史的记忆，“弟兄民族”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倒正暗示着那个人类很久以来的和平梦想——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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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心理学上的选择性记忆的扩大化。
•   很好的文章，但是要是摆在现在的中国貌似不是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