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09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日)武邑尚邦 页数:335 译者:杨金萍,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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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说,“因”是指推理的根据、理由,“明”是知识、智慧,所以因明是通过宗、因、喻等所组成的论式,进行推理、证明的学问。从思想上说,因明包括逻辑学和认识论。因明的逻辑学部分是为了研究逻辑规则和逻辑错误,逻辑规则是宗、因、喻三支或五分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定,陈那新因明的主要内容有因三相、九句因、合与离等;逻辑错误称为“似宗”、“似因”、“似喻”,总称“过失”,包括宗九过、因十四过、喻十过等。而认识论(又称“量论”)部分研究现量和比量,即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在学派纷争的年代,为了证明本派学说的正确,指明对方学说的错误,辩论的方法成为至关重要的工具,在长期辩论中,逐渐形成了推理形式。最早起源于古印度正统婆罗门哲学派别关于祭祀的辩论,其中正理派深入研究了逻辑问题,以五支作法为中心,初步归纳出正确推理的基本规则和错误推理的原因、类型。在佛教内部,大乘空宗代表人物龙树著《方便心论》,较早地总结了佛家的逻辑学说。他又著《回诤论》、《广破论》,以真空假有的观点破斥正理派的逻辑学说。
内容概要
以前的研究者将陈那《集量论》开创的新量论置于体系核心的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逻辑学研究。然而,以陈那《因明正理门论》和天主《因明入正理论》,特别是以后者为中心所展开的中国和日本的因明研究,却是有着与此完全不同倾向的逻辑研究。虽然传说《集量论》曾由义净译为汉文,但译出十四五年后便失传了。因此,那种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逻辑学量论研究最终没有在中国和日本生根发芽。不过,中国和日本自接受因明以后,便将其作为佛教研究的基础加以学习和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在南都北岭的佛教各宗派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竖义制度中获得了稳固的地位。因此,研究者层出不穷,且留下了众多的撰述。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澄清上述因明研究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和传播状况。
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武邑尚邦 编者:释妙灵
书籍目录
著者序译者序第一部 因明研究史 序论 因明的形成及其背景 一、逻辑思想在印度的起源及知识论的形成 二、因论师的出现——量论的形成及其发展——《遮罗迦本集》的逻辑论——《方便心论》的逻辑论 三、正理派的逻辑论——般阁多足(Prasastapada)的论点——陈那的逻辑论 四、陈那的因明改革及其以后印度逻辑学的发展 第一章 中国的因明研究 第一节 因明的传承和传人 一、五明论的诞生——《瑜伽师地论》的七因明论 二、慧远的量论——因明的接受——中国因明研究的发端——唯识比量——因明的接受与中国佛教的特征 第二节 中国对因明的接受 一、《因明人正理论》的翻译及其研究——研究者及其著述——神泰—文轨—净眼—玄范—文备—基—靖迈—吕才—明觉—壁—玄应—元晓—灵隽 二、《因明正理门论》的翻译——研究者及其著述——普光—神泰—圆测—文轨—净眼—玄范—憬兴—胜庄—定宾—文备—道证 三、中国因明的确立——慧沼—智周的著述——其后的研究——崇俊—从芳—太贤—利涉—利明—清斡一道献—道邑—俊清—道宪一如理—择邻—圆悟——宋代以后的因明研究 第二章 日本的因明研究 第一节 因明的传人——初期的因明研究 一、因明的传人——南寺系的传承(道昭—行基—行信—法隆寺的孝仁—元兴寺的平备—神睿)——北寺系的传承(玄肪—大安寺的庆俊—愿晓)——护命(元兴寺)的因明研究 二、北寺系的因明研究及其影响——善珠的因明研究 三、因明研究在日本的发展——研学竖义制度与因明研究——行贺—修圆—春德 第二节 因明研究在日本的展开 一、课题分类研究的展开——延寿的《宗镜录》——守宠(元兴寺)—明诠(音石)—真惠(三松寺)—隆光(药师寺)—惠畛(东大寺)—道诠(法隆寺)—诠律(池边)—平智(药师寺) 二、南都的普通研究者和著述——元兴寺的研究者(贤应—延保)——东大寺的研究者(忏安—长载—愿建—延义—圆超—忠最—泉球—观理—法藏)——法隆寺的长贤——药师寺的长朗——大安寺的庆俊—玄睿—仁觉 三、兴福寺系统的因明研究——维摩会的竖义制度——研究者(空晴—真喜—仲算—守朝) 四、喜多院(本院)的因明研究(主恩)——法差别意许问题一胜胜、胜劣、二他用的三传——林怀的《三十三过本作法》问题——研究者与著述(经救—真兴—清范—真范—赖信—隆禅) 五、永超的《东域录》——其后的研究者(湛秀—赖信—永缘—慧晓—觉晴) ……第二部 敦煌出土因明著述的研究 一、文轨著《因明人正理论疏》——解说与文本 二、敦煌写本《净眼的因明书》——解说与文本 三、敦煌写本《因明论三十三过》——解说与文本 附录:中国·日本的因明学者及其著作一览
章节摘录
二、《因明正理门论》的翻译如上所述,在对《因明人正理论》做注释性研究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对被认为是因明改革者、新因明创始者的陈那的因明理论给予了密切关注。可以推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因明正理门论》才应要求被翻译出来的。在《因明入正理论》被翻译出来仅两年,即正值《瑜伽师地论》刚刚翻译完成不久的贞观二十三年,《因明正理门论》的翻译也随即完成,这一事实可以构成上述情况的佐证。虽然玄奘的弟子们也曾就《正理门论》撰写过注释书,但其状况与前述之《入正理论》的情形不同,似乎并没有那么踊跃。显而易见,大多数人只是在注释《人正理论》之际,从《正理门论》中寻求因明解释的依据。至于因明本身的研究,仍然以《人正理论》为依据。亦如前所述,陈那的《集量论》把量论作为组织体系的根本,明确知识的确实性,然而中国的因明研究,并不是这种知识性的东西,而是以《正理门论》的能立、能破为中心展开论诤的逻辑,而且,一直从究明论诤的逻辑向以论式的误谬为主的研究方向发展。换言之,印度的论诤技术,就是在国王面前取得论诤的胜利以确保国王对自己教团外部保护的手段,这一学问发展成为中国所接受的因明,明确论式中的误谬,追求正确的论式。后世推出和论证因明三十三过,可以说正是这一状况的表明。在这种状况中,中国的因明与印度的因明传统之间产生差异,独自地发展起来。以下将列举被认为是对玄奘当时的《因明正理门论》所作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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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学的起源与发展》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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