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历史

出版时间：2007-4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李开元  页数：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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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作者李开元教授，历史学界的福尔摩斯，刘邦与秦始皇，是两代人吗？陈胜的大军为何在戏水止步不前。赵高，真的是太监吗……李开元教授，如同老练的侦探，穷搜史料，亲历现场，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真相，让久远的历史一一复活起来。阅读之前，没有真相。以极为有限的史料复活无穷无尽的远古，需要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证和推理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历史学家，宛若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克里斯蒂笔下的波罗。国破山河在，人去屋宇存。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历史，往往有空间的遗留。复活历史的触点，常常就在你一脚踏上往事旧址的瞬间。——李开元《行走在历史当中》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在秦始皇手里诞生。但是，十五年后它就崩溃了。在历史的行进当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秦始皇、赵高、李斯、陈胜、刘邦、项羽……这些显赫一时的人物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历史学家李开元教授带领我们穿越2200多年的时空，揭开历史尘封的帷幕，体验历史的复活。　　人，只有通过镜子才能看见自己；当代，只有通过历史才能认清现实。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伟人，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帝国。二千多年以来，秦帝国成为中华帝国的象征，秦始皇也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形象代言人。　　然而，伟大的秦帝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五年。秦始皇突然死去，戍卒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楚国旧贵族项梁、项羽起兵江东，叱咤风云；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这一段秦失其鹿、群雄竞逐的历史突然而猛烈，千百年来，留下了无数的教训和谜团，也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断言残迹。　　断言可以解读，残迹可以修复。最不可思议的是新出土的文物，既属于过去，又属于现在，只要看到它们，你就会确信历史曾经存在；只要触及它们，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坠入欲知往事的诱惑；只要体察它们，你就会直观地感受到历史正在复活。　　历史能够复活吗？历史怎样复活？复活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作者简介

　　李开元，四川成都人，曾经是科学少年。北大历史系毕业，成为史学青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以人文学者自任。　　北大毕业，留校协助恩师田余庆先生任教。东大毕业，接任恩师西*定生先生之教席，供职于日本就实大学，任人文科学部教授。　　景仰司马迁，钦佩罗素。致力于学术创新，追求贯通文史哲的风格。已经完成研究·叙述·理论的写作布局，著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复活的历史》、《长篇系列》、《历史的镜像》，自称“史学三书”。　　自画像：飘泊的华人，历史的行者。　　大宏愿：与天下有志者共勉，共同建设与英文字文化鼎立的汉字文化。

书籍目录

历史可以复活吗？（代序言）第一章 刘邦的战国时代一 跟秦始皇本是一代人二 平民的一家三 出生的神话四 访丰县龙雾桥五 公元前256年前后的战国世界六 沛县山川地理七 从模范少年到浪荡游侠八 战国时代的游侠风尚九 信陵君窃符救赵十 门客侯赢、朱亥、张耳十一 刘邦的追星历程十二 进退两难的指臣第二章 秦帝国的民间暗流一 沛县归了秦国二 泗水亭长和他的哥们儿三 酒色婚配新生活四 韩国贵族张良五 博浪沙的一击六 黄石公传下兵书七 刘邦见秦始皇八 亭长做了亡命徒九 刘邦的梁山伯第三章 大厦将倾前夜一 秦始皇突然死了二 赵高的机会来了三 赵高不是宦官而是全才四 奉行老鼠哲学的丞相李斯五 赵高与李斯的博弈六 沙丘密谋背后的纠葛七 帝国继承人扶苏之死八 蒙恬与蒙毅九 最后一位秦王的神秘身世十 杀蒙氏兄弟十一 杀骨肉至亲十二 来自坟幕的远古消息第四章 天下乱了一 阿房宫和始皇陵二 驰道和直道三 亡国的前兆四 陈胜吴广反了五 张楚政权的建立六 项氏叔侄起江东七 刘邦也拉起了队伍八 “亡秦必楚”的真意义第五章 章邯撑危局一 失衡的帝国防务……第六章 项羽的崛起第七章 刘邦西进运动第八章 秦帝国的崩溃大事年表秦末大事月表参考书目举要行走在历史当中（代结语）感谢辞

编辑推荐

　　选取秦末群雄竞逐的这一段历史，检索史料，考察实地，体察文物，以期复活当时的历史。历史的复活，需要大家一起参与。下面提供四种不同的历史情景供读者朋友浏览，而历史复活的过程，就浓缩在这里。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作者说要打通文史哲，就是讲历史故事，有“闻”则录，五“闻”则猜，但因为是历史专业出身，猜想有控制，却加上了当下对历史遗迹的现场考察，大的关节做到了前后条贯左右旁通，太细节的东西只好缺如，毕竟是2千多年前的事情了。也不过是朝廷内的权力争斗和战场上的生死搏杀这点事，加上主要人物的生平介绍性格分析。这样说话其实是习惯了一种“历史叙事”：人命如草芥，动辄几千几万人就没了。杀人如麻，自杀也轻易，还有“屠城”“坑杀”，冷兵器时代受伤人更多，又不知如何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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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开元：用写作向司马迁致敬
  　　　　
  　　　　　　“欢迎！欢迎！开元兄被海峡两岸顶级的出版机构簇拥着来我们清华做讲座，佩服之至！”2007年秋日的一天，当我们到达清华园，迎上前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国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被他呼为“开元兄”的人是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李开元先生，两岸出版机构指中华书局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这天下午，李先生受邀到清华做一个讲座，我和中华书局编辑部主任宋志军以及联经总发行人林载爵陪同。前一天，台湾的林先生从日本直飞北京，专门同李开元见面。这一切都跟李开元名为《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的新书有关。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以刘邦、项羽为中心，再现秦帝国的崩溃过程。全书融文献考证、推理联想和现场考察于一体，对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极为有限的信息进行深入解读、贯通，力图恢复历史的整体面貌，把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缺环修补了起来。今年4月，这本书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引起网络、报纸、电台等各类媒体广泛的关注和报道。9月初，林先生来京参加国际书展，宋主任向他推荐这本书。他一读之下，马上决定要从中华书局引进繁体版权，介绍给台湾的读者。他认为，这是黄仁宇之后的第二本讲历史的好书，非常难得。书展结束后他到日本公干，一直惦记要同李开元见一面，才足以表达敬意，于是有了清华的一幕。
  　　　　　　早在2005年底，我就开始与李开元先生以电话、电邮进行交流。之后李先生数次回国，我们都有见面，并参加了相关的系列讲演和访谈。如果要向国内读者介绍远在日本执教的李开元教授，谈谈他的梦想之路，如何从欢乐的成都少年成长为严肃但又活泼的历史学家，也许是不无意义的吧。
  　　　　　　
  　　　　　　曾经是科学少年，偶像是牛顿和爱因斯坦
  　　　　　　李开元的少年时代，是在故乡成都度过的。少年时代的记忆里，一片田园风光，菜花黄，豌豆绿，他曾和伙伴们一起在金沙小河里捞鱼戏水。少城里，祠堂街，将军衙门，都曾留下少年李开元游玩的欢乐身影。
  　　　　　　“我当时喜欢的是数学和物理，志向是做理论物理学家，心中的偶像是牛顿和爱因斯坦。”李开元回忆起少年时代学习情形时说。不过，当“文革”这场浩劫袭来，他失学了。虽然失学，但梦想仍在。他坚持自学数学，从高中课程一直学到大学的微积分。上山下乡运动来了，继续上学的希望彻底破灭，苦闷之余，李开元大量阅读文史哲图书。和人文学科的不解之缘，就是这时结下的。
  　　　　　　1977年恢复高考，顺理成章，他准备考理科。谁料考试前领导安排他到沈阳出差，他心急如焚，又不耐东北严寒，结果大病一场，没能参加高考。科学少年的梦，就此到头。但是，就是直到今天，李开元还坦言他喜欢浏览经济书和科普书。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少年时代的追求。次年，李开元参加高考，考虑到年龄渐大，不利于学理，便改考文科，如愿考上北大历史系，成为北大“文革”后中国史专业的第一批学生。
  　　　　　　
  　　　　　　呼吁变革的史学青年，立志学司马迁
  　　　　　　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史学家，无疑是汉代的司马迁。他留下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不知让多少后人为之沉迷、倾倒。青年李开元无疑也是其中之一。“我喜欢《史记》。《史记》是伴随我一生的读物，我已经记不清读了多少遍了。我手边的一部《史记》，已经是封面脱落，断线掉页，可以说是读破了。《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顶峰，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深藏微露的思想，是《史记》魅力无穷的所在。”在李开元为《南方周末》“秘密书架”专栏写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李开元说他当初报考北大历史系，也是幻想着要做一个司马迁式的历史学家，到处走走，按自己的想法写历史，记载历史，解释历史。等他到北大报到，一上课，才发觉自己错了。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并不是培养司马迁的地方。学史，就要按照规矩，按照科学的方法，写那些论文，才被视为正途。“当年报考北大历史系，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就是景仰司马迁，以为历史系是司马迁的领地，我将来可以学太史公写出真实美丽的历史来。进去以后才发现不是那回事。历史系是历史科学系，历史研究才是历史学，至于《史记》和司马迁么，不过是历史研究的材料和对象而已，很有些失望苦恼。我是费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下来。尽管适应下来了，也在既定道路上走得不算差，童年以来的天性和心愿虽然压抑在心，却一直没有泯灭。”李开元说。
  　　　　　　李开元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跟司马迁有关:《司马迁下吏受刑年考》。这篇文章是一篇地道的史学考证文章，打开了史学青年李开元的学术之路。1982年，大学毕业，他留校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给田余庆先生当助教，在田先生的秦汉史专题课里插讲，同时，开始给北大非历史专业的学生上通史大课，学生遍及文理科和留学生。那时的李开元还想继续深造，考上了田先生的在职研究生。如果不出意外，青年李开元的学术之路将会是这样:讲课，写论文，撰专著，由助教而讲师，一直升到教授、博导。实际上，当年留在国内的同学、朋友，很多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稳定而又平静。
  　　　　　　大概在1984年暑期的时候，田先生要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去讲学一年，临行前表示，希望在这期间李开元能研究出土的简牍。在秦汉史研究中，出土文献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来说，田先生的这一期望是寓意深远的考虑。田先生甚至亲自为李开元选定了老师，领着他登门拜师。拜完师回来，李开元思之再三，还是不甘心纯粹地去研究出土文献。他对田先生说，简牍我可以研究，但只能把它作为我需要的史料来用，而专门研究它，可能与我的天性不合，我还是跟从先生，等先生从美国回来吧。田先生同意了。这个时候的李开元，心中挥之不去的还是司马迁的影子，他不能想象纯粹是为了考证而去考证的历史研究法。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已有数年，全国经济有了新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存在着改革与反思的潮流。1985年下半年开始，一批青年史学工作者不满史学领域僵化、教条的研究现状，提出史学变革的要求，从而引发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全国性史学大讨论，讨论范围涉及史学方法论、史学功能、史学人才建设等方面。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应的结果就是1987年《史学理论》杂志的创刊。“当时，受到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动的冲击，北京高校的一批年轻的历史学者感到历史学必须改革创新，开始酝酿新史学运动，希望在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我记得是李零来找的我，还有师大的刘北成(现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人大的高王凌等，后来我又去把阎步克叫上，开始串连活动，写文章，到高校讲演，准备出书。这次活动，得到《历史研究》、《文史知识》等媒体的支持而有了声势。”李开元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在《文史知识》编辑部组织的“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讨论会上，李开元大声疾呼“史学危机”:“我们认为，从史学研究的状况，人才流动的走向，史学在学术界和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化诸方面来看，‘史学危机’是存在的。……旧史学的哀鸣，正是新史学的啼声。以文化史为内容，以各种新方法为特点的新史学浪潮正在蓬勃兴起，终将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史学危机”概念的提出，有力推动了讨论走向深入，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并参与进来。在当时讨论的学者中，既有像李开元、李零、阎步克、茅海建、杨念群这样的青年才俊，也有像罗荣渠、李侃、傅衣凌这样的前辈学者；讨论展开的园地，既有《光明日报》这样全国性的媒体，也有《安徽史学》这样的地方性专业杂志。这一场讨论真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史学盛会。这场大讨论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将史学研究从“影射史学”、“御用史学”的怪圈中解放出来，也促进了一大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使之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对弟子们热烈参与的这一场讨论，田余庆先生在1986年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上发言说:“近几年来，一部分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当前中国历史研究状况感到不满，认为研究课题不够丰富，思路局限，视野狭窄，方法陈旧。有的年轻人还提出中国史学处在危机之中。他们要求借鉴西方史学，借鉴史学以外的学科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史学作若干改造。他们的呼吁和努力，引起了史学界广泛的注意，同好者有之，附和者有之，观望者有之，疑虑者有之。这是史学界的止水涟漪，反映了全国改革声中史学界有志青年的新的追求，新的探索，是史学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他肯定了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热情与探索。“有的年轻人”，指的就是李开元。
  　　　　　　距离八十年代史学变革运动已经十五年，2000年，李开元所著《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同时在日本由古典研究专门出版社汲古书院推出日文版。“在座的诸位同学、朋友，已经成名成家，我的第一本著作才出版，真是让我非常惭愧。”在三联书店召开的图书座谈会上，李开元说。这话带有调侃的意味，但也是实情。八十年代活跃的那一批年轻人都在各专门领域卓有建树，是现在青年学生专业追求上的楷模人物，而李开元却少有人知。原来，李开元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1986年，李开元获得日本文部省的国费奖学金，赴日留学，在信州大学读完硕士。1989年考入东京大学，指导老师是尾形勇先生，同时得到从东京大学就任于就实大学的西嶋定生先生的直接指导。 1992年3月，西嶋先生退休，李开元就接任了他的教席，一直到今天。“那时我们受到出国浪潮的冲击，大家星散世界各国，新史学运动中途夭折。后来有朋友对我说，八十年代的新史学运动是失败了。我觉得尚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也许，当时播下的种子，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回顾往事，李开元说。
  　　　　　　李开元长期在日本留学、工作，因此与国内读者不免有些隔绝，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他能够重拾青年时代的梦想，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进行历史叙事的创新尝试。“二十年国外经历的意义，一言难尽。眼下最能感受到的意义，就是我自己边缘化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我是自放于学术主流之外。这种景况，给了我相对的自由，可以避开大道的车水马龙、红绿规矩，得以独行于乡间小路，随心采摘一两枝野放的花草。没有这种景况，我也许不会写出《复活的历史》。”李开元说。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出版后，有评论者认为李开元的写作是在向司马迁致敬。李开元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接受《出版人》采访时说:我用自己的写作向《史记》致敬，向司马迁致敬，呼唤人文叙事的新史学的到来。我向司马迁和《史记》致敬，既出于情也出于理。我感觉到，科学主义自从近代传到中国以后，我们对历史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议。我们力图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这是非常宏大而有益的工作，可是我们由此忘记了历史学本身所特有的内涵。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可以说是百读不厌，但是后来的历史著作，真的就不忍卒读了，因为完全失去了美感，失去了叙事能力，纯粹变成单纯的历史记事，近代以来更变成了问题研究。我在写《复活的历史》的时候，就是在真实的基础上还应该加上一个“美”，历史学本身具有的美感，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想追求的东西。
  　　　　　　
  　　　　　　历史的行者，心系秦汉时代
  　　　　　　李开元从事秦汉史研究已有三十年，对秦汉先民的历史、生活、心态了解得极其透彻。“我与秦汉先民对话多年，秦汉的历史早已活在我的心中。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区别。情思涌动之下，我萌发一种终生之志:将已经复活在我心中的一段历史，即秦汉帝国的历史，作复活型的叙述。”李开元在《复活的历史》后记中如是说。
  　　　　　　早在八十年代，李开元对历史学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一味强调客观因素，其结果就是忽视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窒息了历史学的活力，断绝了历史学与大众之间的联系，使历史学的领地一天天萎缩。他因此提倡史学家要发挥主体意识，建设多元化的新史学。这一思想也完全体现在《复活的历史》的写作中，李开元宛若一位历史导游，带领我们走进历史情境:
  　　　　　　在《复活的历史》中，我自己旗帜鲜明地登场了，频繁地穿越时空，既感受且评点古代，也去现场访古问旧。这既是司马迁开创的传统，也以此明确新史学的观念。史书是史家和历史对话的结果，史家是连接往事古人和今天读者的中介，与其在所谓“客观的历史”的遮掩下躲躲闪闪，不如堂堂正正现身叙事，明确告诉读者，哪些是历史学界的共识，哪些是我的个人看法，这样反而客观，读者更清楚。这种作法在写作上带来的好处，就是既有第一人称写法的亲切，也有第三人称写法的冷静，可以慷慨抒怀，也可以冷眼旁观。我由此获得一种表现的自由。
  　　　　　　李开元的学术之路，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年，走到今天，既是对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学叙事传统的回归，也是向中华文化的回归，李开元自己总结说:“我的历史学的道路，由考证起步，以理论开路，作新旧融合的问题研究，再回归理论反思，终于回到历史叙事。国内国外，近三十年，也算是一种完整的历程。”
  　　　　　　在日本留学，由硕士到博士，最后到讲授中国史的教授，李开元其实一路走得顺利，但是青年时代的苦恼始终未曾消去。虽然以历史学为志业，但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他几乎不看任何历史资料，只看闲杂书。如果不能写出像《史记》那样优美的历史作品，做这些历史研究又有什么意思呢？在做出博士论文之后，他开始尝试进行历史叙事的写作。他要写，就写心中的秦汉时代，就写中国人的历史。
  　　　　　　李开元是爱旅游的人，手持地图，背负行囊，行走在大漠荒野中寻找故迹遗踪，这也是他少年时代以来的梦想。入史学之门之后，他国内走得多了，东渡日本以后，国外也多走了。东南亚，北美大陆，澳洲，欧罗巴……各地风土人情，历史文明，李开元无不亲履流连，然而游子的心最终定格于故乡。李开元如此描述他多年行走的心绪:“那时候，点点滴滴美丽的偶遇遐想，最是哀婉甜酸；丝丝缕缕爬上心田的情绪，竟然是我那遥远的故乡，日渐远去的童年回忆，青春岁月，连带着故国山河的旧创和顽强的生命。人生若旅，我仿佛行走到半生的尽头……多年来的东西南北，岁月长久的飘来游去，我心中总是无根，我感到失去自我的彷徨。当种种新奇浮华消退以后，一种质朴的返祖归根的情绪由我心底浸润开来。”他终于要回归中国人的文明，回归中国人的历史，执意以《复活的历史》写出他心中的秦汉时代。
  　　　　　　这时候，他追随了司马迁的传统，写到哪里，脚步也就踏到哪里。秦始皇陵，芒砀山，殷墟，秦长城遗迹，鸿门宴故地……种种曾经演出过历史活剧的地方，李开元都一一亲访，探索历史的和沧桑。“西安是我游踪最多的古城；骊山始皇帝陵，比比多有流连的足迹。始皇帝陵千古雄伟，兵马俑坑赫然惊世，在临潼的山原丛林之间，处处是历史的遗恨和隐秘。”李开元这样描述他的考察心得，也带领读者走进活生生的历史现场，发现历史的 。
  　　　　　　“我是历史的行者，当我行走在历史当中时，历史就复活在我的心中。我将复活的历史停留于纸上，笔录写成书。”李开元说。《复活的历史》系列计划写三到四部，《秦帝国的崩溃》是其中第一部。目前，李开元除了在日本教学之外，不时回国行走在祖国大地上，为后面的几部作品积累素材。
  　　　　　　行走着的李开元是快乐的，火热的。今年9月，他沿着刘邦、项羽最后决战的路线走过一遍，回日本后给我来信说:“最近将考察的照片和笔记整理了，热气腾腾的感触，第二部非得马上完成不行。”
  　　　　　　这种复活型历史叙事的形式大大地促进了李开元的历史学研究，新的课题新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只愁没有时间一一整理出来。“我只能先将草稿放在计算机里，留待《复活的历史》系列完成，我走不动了，内心的火也熄灭了的时候，再闭门在书斋里作纸上的整理，平静地归回到历史中去。”李开元笑着说。
  　　　　　　我们希望李开元心中的火感染更多的人，更多的人能够走进秦汉时代——那是一个与今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时代。
  　　　　　　
  　　　　　　人物档案
  　　　　　　李开元，四川成都人，著名人文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自称“漂泊的华人，历史的行者”。上世纪80年代，自创历史学的层次模式理论，提倡多元化的新史学观念，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著有《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近年来尝试历史叙事的创新，将推理、联想与史学研究融为一体，撰成《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
  　　
•   　　还算不错的一本书，虽然不如期望的那么高。
  　　
  　　作者主要的观点是秦末这段历史应该用战国的眼光来看，因为这段历史的大部分主角如刘邦等人大部分是出生于那个年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项羽为什么在机会极好的情况不谋求天下一统，而只封了自己一个名义上的霸王，颇有点战国遗风，到底是英雄少年。
  　　
  　　书写的很散文，比纯学术要生动些，但有些时候太酸，白的不够彻底。
  　　
  　　
  　　
  　　
  　　
  　　
•   　　这本书的角度很特别，以前读历史书，很少与今天的中国版图仔细联系在一起过，很多古老的地名，也没费神考证过具体的方位。这本书把秦末汉初的那段历史，几路军队进攻长安的路线详细的图解出来，同时作者仿效司马迁，书中大量收录了古地今昔的考证和介绍，让人第一次把中国大地上上演的那段历史了解的那么清晰。
  　　想起当时自驾车从洛阳进西安的时候，一路的穿山过桥到达潼关，潼关的收费站造的颇有气势，由此入关，与飞机直飞的印象完全不同，遥想当年秦帝国雄据关中，各路英雄相约先入关者为秦王，让人不由不发思古幽情。
  　　读书和行路，使人充实。历史和地理结合，这本书读罢，行路变的更有趣味了。
•   乃行万里路,读万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