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饶的苦难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环球人物》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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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刘扬忠    两年前的夏天，人民日报社《环球人物》杂志编辑部准备在他们的刊物上开辟一个新的专栏——“历代文人传奇”。编辑部把约稿对象定为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诸位同行，于是找到了当时担任研究室主任的我与我的老搭档——当时为副主任、现已接替我主任职务的蒋寅教授，请我俩为他们组稿。我俩欣然应允，并按时交出了第一批稿子。2010年9月6日，该刊当年第24期(总第125期)把我撰写的《苏轼，其实没那么豪放》作为此新栏目的第一篇稿子登了出来，并请蒋寅教授在拙文之前写下了一段《开篇的话》，意在说明这个专栏将要刊登的各篇文章的共同写作目的与特色。其略云：    清代诗人黄景仁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在中国古代，文人是社会中最骄傲的群体，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群体，但却从来没能摆脱地位低下的境遇。因为文人无权势，只能凭借才华效力于君主，寄食于豪门。文人本来就是最敏感的，命运注定他们要品尝更多的痛苦，“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少数天才人物敢于自信的豪言；多数文人只能长恨“枉抛心力作诗人”。文人又是最心怀天下的，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悲悯之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还有一种慷慨之义，念念不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文人的命运，在史书中是极为独特的章节。他们给后人留下无数可歌又可泣的故事。本栏目，将给读者讲一些古代丈人的遭际——细看之下，其实历史离我们没多远。    这里仅举书中的几个例子，来看一看我的同行们是如何向普通读者生动有趣地讲述古代文人传奇性的、可歌可泣的人生遭遇与独特性格的。    比如，蒋寅先生精心结撰的《漫话阮籍的诗与酒》一文，通过讲述阮籍嗜酒的故事，结合对魏晋之交政治社会环境的分析，得出了过去阮籍及其《咏怀》诗研究者所见不及的下述结论：“我初读《咏怀》诗，有一点深感不解：其中竟绝口不提他日常借以遁世的酒！虽然这颇符合他拉开抒情主人公‘我’与真实自我距离的表现方式，但比起后来高唱出世情怀的诗人，如陶渊明、王绩、李白的言不离酒来，终究有些奇怪。后来我终于想通了，饮酒于阮籍既属于人生苦难的逃避，就必不是快乐的行为。在饮酒中忘却痛苦，也就意味着忧生之嗟的消解，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既得忘我意，乃知嘿自遗’。只有从酒精的麻痹中醒来，忧生之嗟重又占据胸臆，才一度一度泛滥于诗歌。而此刻，镇痛作用既已失效，作为麻醉剂的酒精便不再有意义，诗人也就懒得提它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么？由此我忽然解悟，成天将饮酒挂在嘴边、写进诗里的五柳先生陶渊明、诗仙李太白，其实都清醒得很哩，或者说他们的痛苦还远不到阮籍那种不可克服的程度。是啊，为五斗米折腰于督邮，为皇帝写写歌词，比起杀身之祸、室家性命之危，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种‘借酒浇愁愁更愁’的热烈言说，适足表明那愁之轻漫，尚可作审美的玩味：若真正痛苦到阮籍的地步，那就真的‘只愿长醉不愿醒’，也就没有关于酒的闲话了。”    又如，李芳女士的《李渔，乱世中求快活》一文，通过生动地讲述与主人公有关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活泼泼的、生活化了的大文艺家和全能文化人李渔的形象：“他既是一位受人追捧的小说家，又是经营有方的出版家；同时他还是能写能演的剧作家，甚至亲手调教出了一个很专业的戏班子；他更是会享受生活的人，对美食、养生的认识，都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闲时自己还会搞点生活中的小发明创造。他的性格也很独特，文人本来清高，李渔却爱财色甚于爱面子；文人本执着于功名，李渔却没有像他的若干前辈那样，考科举考到白发苍苍，而是完全解脱出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再如，我所撰写的那篇揭示明代文人唐伯虎悲惨遭遇之真相的文章《唐伯虎，被冤案误了一辈子》，就通过解析一些有关他的真真假假的故事，“透过他(唐伯虎)狂放的外壳，真正了解其颠沛曲折的人生经历，方知唐伯虎并不是一个嘻哈成性的喜剧人物，而是一位尝尽人世辛酸、一辈子坎坷失意的落魄文人！”对于从古到今都在中国社会广泛流传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我是这样评论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其实算不上精彩，却流传了近五百年，一方面说明人们普遍都对封建伪道德心怀不满，对唐伯虎这样的风流才子十分羡慕；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伯虎对封建伪道德的反抗，采取的只是一种温和的甚至有点庸俗的方式，所以在当时和后世都很容易被世俗社会接受和认可。这个故事，对于读者和观众来说，当然是一出挺好玩的喜剧，但对于丧失自己人格尊严和文化品位去讨好官僚之门的文艺家唐伯虎来说，不如说是人生的一大悲剧。文画双绝的唐伯虎，折损于仕途，不得已而放浪一生，真是令人可惜可叹。”    我们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的诸位同人之所以乐于做以上这样的普及工作，而且一定要把《环球人物》所约的这批文章写好，除了近年来随着学术文化环境的飞速变化，我们大多具备了较为浓重的学术创新意识之外，还与我们很好地继承了本单位早已行之有效的一种学术传统有关——这就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学术师长和前辈学者从建所初期就实行过的“两条腿走路”，即边搞研究边做普及工作的正确方针。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我们的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二位就先后倡导和建议老专家们在做好专门性研究的基础上，搞出一批优秀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当时，对二位所长的主张响应最热烈，所出版的普及读物最多、影响也较大的，就是我们古代室的第一任领导余冠英先生(当时古代室还称为“古代组”，余先生为组长)。这位上世纪30年代在清华园读书时就被誉为“人物也一样非常之‘清华”’的学者兼作家，几年间出版了在全国古典文学读者中影响很大的《诗经选》、《诗经选译》、《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乐府诗选》等多种选本。很快地，在那几年中，我室二级研究员王伯祥的《史记选》、一级研究员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级研究员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等书籍都陆续出版了！多么强大的专家阵容！多么具有社会影响的一流选本！几年前，我就在所里的一次学术论坛上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室的这一段光荣历史做过回顾，指出：我们古代室同仁应该向建所初期的那些国内闻名的古典文学大家学习，“两条腿走路”，一是做好专业性和理论性很强的学术研究，二是做好面对大众的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工作。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书，毋宁说是我室学术传统与新一代学人创新意识两相结合的产物。而对于社会大众而言，这样像说书先生讲故事似的既有普及性又有趣味性的文化读物，远比一般的纯学术著作更能引发他们的欣赏兴趣和高度关注；他们读起这种“故事书”来，也会比读那些正儿八经的选注本更觉得轻松愉快。    无论如何，《丰饶的苦难——中国古代文人传奇》作为一种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产品已经问世。它在我们文艺百花园中是一个新品种，理应坦然接受广大读者的文本解读和审美品评。我们希望它能胜利地接受这样的解读与品评！

内容概要

《丰饶的苦难(中国古代文人传奇)》由《环球人物》杂志社编，主要内容：在中国古代，文人是社会中最骄傲的群体，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群体，但却从来没能摆脱地位低下的境遇。因为文人无权势，只能凭借才华效力于君主，寄食于豪门。文人本来就是最敏感的，命运注定他们要品尝更多的痛苦，“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是少数天才人物敢于自信的豪言；多数文人只能长恨“枉抛心力作诗人”。文人又是最心怀天下的，他们有一种天生的悲悯之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还有一种慷慨之义，念念不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文人的命运，在史书中是极为独特的章节。他们给后人留下无数可歌又可泣的故事。
    《丰饶的苦难(中国古代文人传奇)》适合大众阅读。

作者简介

环球人物》杂志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是国内第一份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物类期刊。依托《人民日报》的资源优势，《环球人物》300余位国内外记者遍访全球，追踪报道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热点人物，为读者反映全球时事，解读人生智慧，揭示成功秘诀。

书籍目录

序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  司马相如，只为帝王写文章  韩愈之死的千年疑团  柳宗元：大起大落的“名门之后”  苏轼，其实没那么豪放  辛弃疾，为抓叛徒敢闯五万人敌营  耶律楚材：蒙古铁骑中的读书人  纪晓岚，官场上的“不倒翁”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  陆机，放不下出身的“包袱”  宋徽宗的错位人生  钱谦益，一生最爱柳如是  吴梅村，至死不原谅自己  黄宗羲，为何坚持裸葬自己  八大山人，书画里都是谜  孔尚任，活在矛盾中汝辈何知吾自悔，枉抛心力作诗人  杜甫，曾是富贵公子哥  陆游，一生多少无奈  汤显祖，明代官场里的“硬骨头”  蒲松龄，一生都想进“体制内”  曹雪芹晚年为何困居西山  龚自珍，名声毁在儿子手上诗狂酒癖总休论，病里时时昼掩门  漫话阮籍的诗与酒  中国第一位山水诗人的人生悲剧  温庭筠，干什么都有一套  米芾，人狂字更狂  唐伯虎，被冤案误了一辈子  徐渭的癫狂人生  冯梦龙，士大夫眼中的另类  金圣叹，临刑也把玩笑开  李渔，乱世中求快活  赵执信，抢着去当替罪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曹植，有一段谜样的恋情  元稹，背了一身情债  才女鱼玄机，敢于大胆求爱  柳永，沦落得精彩  姜夔，忘不了“合肥情事”  纳兰性德，为何活得不快活

章节摘录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蜀中，孕育了无数文人雅士，西汉的司马相如便是其中之一。他以“赋圣”之名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斑驳绚丽的一笔。但此外，司马相如头上的光环还包括：浪漫的情种、酒店的老板、阔绰的富绅、杰出的策士、开拓性的边境外交家。    赴宴会结缘多情女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年时，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小名“犬子”。长卿读书时，知道了蔺相如的故事，为了表示对蔺相如的羡慕之意，便更名为相如。    公元前144年，蜀中。“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在这样一个歌舞升平之地，司马相如僻居的槐树街绿竹巷却是个清静的所在。回乡已经数月，三十五岁的司马相如依然一贫如洗，不免有些郁郁。    想当年，他二十岁出头，诗书满腹，又剑术超群，独闯长安，在汉景帝手下为武骑常侍。可景帝不好辞赋，司马相如有志难申。多亏在公元前150年遇到梁孝王刘武。两人一见如故，于是他随梁孝王到了河南商丘，在梁园度过了两年优游的生活。梁孝王赞他才情高华，不仅以礼相待，还赐给他一把名叫“绿绮”的古琴，琴上面刻有“桐梓合精”(即桐木和梓木的精华)四字，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名贵乐器。    那段日子里，司马相如精心写了一篇《子虚赋》，描述诸侯游猎的盛况，辞藻华丽，极尽雕琢之能事。他靠着这篇文章出了名。只可惜，梁孝王却突然魂归九天，门客四散。司马相如也无可奈何，黯然回到了故乡成都。此时，他的父母已经双亡，家业败落。    这一日，同窗老友、临邛县令王吉造访。原来，临邛首富卓王孙喜好附庸风雅，听说司马相如曾在朝中为官，文采非凡，就托王吉送来请柬，盛宴相邀。    面对众宾的祝酒，司马相如频频起身，向大家拱手答礼，只见他嘴唇翕动，却没有说出一句话。原来这司马相如自小略带口吃，不善高谈阔论。王吉眼见他一副窘态，立即起来圆场：“我有一个不情之请，素闻司马兄雅善音律，当此良辰美景，何不抚琴一曲，以助雅兴？”卓王孙立刻同意：“我家中藏有古琴，愿献司马先生弹奏。”王吉说：“不必不必，司马兄向来琴剑随身，车上有琴囊，可以马上取来。”司马相如不好推辞，就端坐案前，静气凝神，抚琴调弦。这“绿绮”琴已被司马相如操练多年，自然别有韵味。    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也喜好琴艺，她在后堂听到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琴声乐韵，不禁心中一动：这分明是一曲久已失传的《风求凰》！卓文君估计，今天在场的听众，不会有别人懂得其中的精妙与琴音外男子的求偶之意。她感觉脸颊发烫。这弹琴的男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接下来发生的细节史书没有记载，但我们还是知道了结果，英俊潇洒的男子和美丽富有的少女几经私会，最后做出了在那个时代惊世骇俗的决定——私奔。为生计甘当卖酒郎    卓文君跟着司马相如，到了成都，本以为这位郎君风流倜傥，又曾在朝中为官，定会有些财产，哪知他家徒四壁，而自己从家里仓促逃出，没有多带金帛。无可奈何之际，只得把随身首饰拿去换粮。数月后，衣饰都快卖完了。    司马相如眼见妻子受苦，也觉得无限凄凉。卓文君便对他说：“你这样穷，我们今天凑合明天对付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如再回临邛，我去向家里借些钱财，也好营谋生计。”司马相如答应了。    到了临邛，二人先打探消息。听人说，女儿私奔后，卓王孙几乎气死。现在女儿过得穷苦，有人去劝他帮忙周济。卓王孙却盛怒不从，说是女儿不守妇道，不忍杀她，就叫她自己饿死算了。    司马相如暗想，卓王孙如此无情，文君也不便去借钱。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如今穷途末路，也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索性就在他家门口开个小酒店，让他自己看不过去。    司马相如将身边仅有的车马变卖，作为资本，租借房屋，备办器具，择日开店。店中雇了两三个酒保，他也改穿短脚裤，一派劳动者模样，还吩咐卓文君准备卖酒。    小酒店开张那天，门庭若市，热闹非凡，晌午时分便人头攒动，酒楼里外，水泄不通。有进酒楼来喝酒的，有在酒楼外往里瞅的，要瞅瞅大美人卓文君怎么卖酒，还要瞅瞅大文人司马相如怎么收账。夫妇俩也无所畏惧，笑口揽客，琴瑟和鸣，生意红红火火。    许多亲戚再次去劝卓王孙：“何苦让文君出丑呢？两人都已私订终身，你也没法追究。司马相如毕竟做过官，文采也不弱，不见得终生埋没。你手上又不是没钱，有你在经济上提携，他也好尽早翻身！”    卓王孙见此情势，也只得屈服，给了夫妻两人百名家僮，又陪嫁了无数钱财。司马相如乐呵呵地将酒店一关，带着美人与钱财回到成都，做起富翁来。    领皇恩御前施才能    公元前138年的一天夜里，雅好辞赋的汉武帝偶然读到《子虚赋》，击节叫好，大为欣赏，却不知是谁写的，不禁暗自叹息：“可惜寡人没有和此人生在同一个时代！”这时，替武帝管理猎狗的太监杨得意恰好在旁侍候，他告诉武帝，这篇《子虚赋》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所写，且此人尚在人世。武帝一听，又惊又喜，立即传旨，召司马相如入宫。这个对文人来说渴求己久的机会，终于降临到了司马相如头上。    再次来到长安城，司马相如有了一种新的感觉。十多年前，他失魂落魄地从梁国返回成都时，曾在长安短暂停留，那时是何等狼狈。这次奉召而来，一路风光无限，连骑的马都仿佛笼罩了一层光辉。    三天后，未央宫正殿，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不免有些紧张，甚至又犯了口吃的老毛病。但他毕竟做过景帝的武骑常侍，对朝会、觐见并不陌生，因此很快便平静了下来。武帝先是问了司马相如的身世，做梁孝王游士的情况等，随后，便兴致高昂地谈起国家大事。    武帝说话时，司马相如悄悄瞥了一眼他的容貌，心下一惊。这位皇帝虽年仅十八岁，但眉宇间却充溢着老成持重、深谋远虑的气质，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情。司马相如不禁感叹：“大而至极，才能体现出美。如今大汉盛世，千载难逢，又逢武帝这样的雄才少主，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充溢着昂扬奋发的气象……”想着想着，他文思泉涌，向武帝禀奏说：“陛下读到的《子虚赋》，是我十几年前随便写的诸侯打猎之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写一篇。”    公元前137年，汉武帝读到了司马相如新写的《上林赋》，大喜，然后拜司马相如为郎官。    除了写得一手好文章之外，司马相如为官期间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开发西南。他为官第三年，正赶上中郎将唐蒙在修治西南蜀道，由于工程艰巨，征集民工过多，又杀了西南夷首领，巴蜀人民惊恐不安，引发骚乱。汉武帝闻听奏报，决定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让他写一篇文告，向巴蜀人民做一番解释。    于是，司马相如写下了一篇温情脉脉的文章，号召巴蜀百姓要“急国家之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代表皇帝给了地方很多恩惠，招抚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回到长安，司马相如向武帝提出意见：应该在邛(今西昌)、筰(今雅安)一带恢复设置郡县，这对西南蜀道的开通更有效果。武帝采纳，并亲派司马相如负责这件事。再次到蜀后，司马相如雷厉风行地拆除旧关，架设桥梁，开辟道路，造福了西南一方。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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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历史长河，数不尽文人传奇。《丰饶的苦难(中国古代文人传奇)》所收录的，是《环球人物》杂志“历代文人传奇”栏目的部分精华文章。在芸芸众生中，这些文人以飞扬的文采、远大的抱负、不羁的性情脱颖而出，被一代一代的后人铭记。他们留下的，是一段段文坛佳话，是一首首爱情高歌，是一串串政治不幸，是一个个历史传奇。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文人传奇近来好的版本不多，这本是我最近搜罗到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