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社会历史评论

出版时间：2009-0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唐力行 主编  页数：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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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目前开辟有理论探索、学术评论、江南经济、江南文化、江南社会等栏目。我们的办刊宗旨，一是重视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二是重视新资料的挖掘，包括档案、碑刻、口碑、实物资料等；三是提倡社会史的新视野，例如在超越地域社会疆界的广阔视野中进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在长时段的视野中研究中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整体史视野中审视地域社会的变迁等；四是倡导历史评论，在学术批评中推进学术的发展。

书籍目录

　　理论探索　　　唐力行　　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徽州和江南研究的若干思考　　陈忠平　　明清江南城镇研究中理论模式的反思——以平望和乍浦为中心　　徐茂明　　明清以来士绅文化权力的结构性演变—一以江南地区为中心　　小田　　地域社会往昔：田野气息的吐纳一倾向于江南的案例　　江南经济　　范金民　　钱泳《履园丛话》所反映的江南社会经济　　邢丙彦　　清末民国时期松江的土地租佃费用变化　　——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租佃契约文书研究之一　　江南文化　　戴景贤　　戴东原论学之基本观点及其认识论立场　　王瑷玲　　论清乾隆时期唐英剧作之“以花入雅”与其经典性建构　　洪煜　　近代上海报刊与江南城市近代化——以苏州为例　　江南社会　　权仁溶　　从《茗洲吴氏家记》看明中期徽州的里甲制　　王振忠　　瞻彼淇奥：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　　熊秉真　　乾隆歙医许豫和人事初考　　臼井佐知子　　由诉讼文书管窥徽州社会的侧影——亡夫后的寡妇的生活处境　　钱杭　　萧山湘湖史上的何氏祠主复位案　　池子华　李勇　　近代苏南渔民的宗教信仰　　李明　汤可可　　苏州市民公社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联系——近代基层民众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　　学术评论　　唐力行徐茂明　　从区域研究到区域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以“徽州与江南的文化认同与地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中心　　2007年下半年江南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章节摘录

　　理论探索　　超越地域的疆界：有关徽州和江南研究的若干思考　　詹力行　　内容提要：研究地域社会要守住疆界，同时又必须要超越疆界，因为区域社会总是在与其环境的互动中生存发展的。超越疆界，除了要注意横向的区域集散效应圈，还应注意纵向的地方与国家的互动。区域比较研究是超越疆界研究之难点。本文归纳了区域比较研究的类别，探讨了区域比较的理论与方法。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无论从理论上或是方法上都应该是多元的。深入开展区域比较研究，将使整体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关键词：区域区域比较方法论整体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我国蓬勃兴起，学者们以整体史的新视野重新审读历史。不再满足于政治史和精英史，而是将耳光向下，关注长时段的文化、心态、习俗、信仰、仪式、组织、结构、区域、普通人的生活、地方社会对国家的制衡等等。而这些长期被忽略的历史要素大多是沉淀于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因此，社会史的研究必然导向区域史研究。怎样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这就需要我们在一个个具体而入微的研究中进行思考。本文拟就笔者在徽州和江南研究实践中的若干思考，诸如守住疆界与超越疆界，超越疆界的区域比较等问题，略陈浅见，以就正于同好。　　一、守住疆界与超越疆界　　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可至一村、一镇、一县、一城，大可至一省或数省，以至一国、一洲。但是，每一个特定的区域总是有其疆界，而疆界又与区域之自然地理环境大致对应。徽州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以山区为主，“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①。“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②。所以，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20》中说徽州疆界的特征是，“徽郡保界山谷”。道光《徽州府志》卷1《地理?形势》记述了徽州疆界的四至：“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徽州府下辖的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便在这“险阻四塞”的疆界之内。多山的地理环境赋予徽州区域以特定的气候、物产、交通、经济乃至人文景观。徽州区域史研究是以该区域的整体历史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因此，举凡该区域曾经出现过的人以及因人的活动而形成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事物均属其研究范畴。举其大端，则有经济方面的商人、土地制度等；文化方面的方言、文书、教育科举、民居园林、地方戏曲等；社会方面的宗族制度、民间组织、风尚习俗、社会生活、社会分层、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等。那么，是不是我们将区域内所有的人和事一一研究过来，它们的总和就是区域整体的历史呢?显然，这是做不到的，即便能做到，也是与我们整体史的概念大异其趣的。　　这里，要充分注意的是系统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整体大于局部相加之和。因此，当我们研究区域时，首先要将该区域的要素（即局部）提炼出来，从局部与局部以及局部与整体的互动中来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以徽州而言，它与一般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社会不同，是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徽州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①。在经济方面，康熙《休宁县志》就徽商的兴起论说道：“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而商之通于徽者取道有二：一从饶州鄱、浮，一从浙省杭、严，皆壤地相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鱼贯尾衔，昼夜不息。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②在社会方面，则是宗族制度最为严密。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是一个避乱的理想世界，避乱是徽州移民的第一位原因。根据我对《新安名族志》的统计，中原士族向徽州的迁徙，主要发生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时期。这三个时期正是中原地区战祸连天、社会动荡、北方人民南迁的三次高潮时期。而其中唐末五代移民人数最多，占54％。从移民的原因来看，不明原因的始迁约占29％，而因战乱和“爱山水清嘉”者达52．3％，占一半以上。可见，因动乱而突显的地理要素是历史上世家大族迁徙徽州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些世家大族在群山怀抱的谷地中定居下来，将古代中原地区消失了的宗族制度保存了下来。汪道昆《太函集》云：“新安多世家强盛，其居室大抵务壮丽，然而子孙能世守之，视四方最久远，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无论期功强近、尊卑少长以齿。以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③在文化上，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宋代淳熙《新安志》的作者罗愿勾画了徽州文化变迁的大致走向：“其（新安）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寝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歙风俗礼教考》中亦有相近的记载：“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而元明以来，英贤辈出，则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在科举与理学方面，徽州又被称为“故文献国”、“朱子阙里”。　　徽州社会以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造成了一个特有的区域社会生活体系：徽商、徽州宗族与科举理学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中。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宗族为了在山地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争得生存发展的权利，必得依靠科举张大门第。徽商为宗族聚居、为文教科举提供物质条件。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又是徽州商帮特别强固、富于竞争力的内在机制。徽商借助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借助宗法制度，控制从商伙计；借助宗族势力，投靠封建政权。徽商投资教学、培养子弟业儒人仕，正是他们成为官商、取得商业特权的捷径①。区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使大多数徽商成为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素质。汪道昆曾精辟地指出徽州贾儒互动的关系：“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岂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②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上述三要素构成良性循环系统。徽商在明清时代数百年间执掌中国商界之牛耳；徽州科举在明清与苏州并驾齐驱，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徽州宗族则是“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徽州区域社会还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语言学界将全国分为8个或10个方言区）。总之，徽州社会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系统，崇山峻岭把徽州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使徽州区域社会系统能稳定运行，新安江、阊江、青弋江又把徽州与江南联系起来，通过商人、士子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使徽州区域社会能持续运行。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系统便是徽州区域社会的整体特征。　　区域整体史的研究，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当我们把握了区域的整体特征后，我们对区域的每个局部，就会有深刻的认识。反之，我们在对局部研究逐渐深入的情况下，也较为容易去把握整体的特征。但是，区域整体特征的揭示，绝不能以区域的疆界为限。因为，除了区域内部的互动外，区域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也是揭示区域整体特征的重要方面。以上我们所揭示的徽州经济、社会、交化三要素以及它们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整体的系统，都是超越了徽州的疆界。区域内在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区域疆界外在的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外在的环境是指该区域的区位、对外的交通及与其相邻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