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法]托克维尔  译者：冯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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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的经典著作

书籍目录

导言《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
前言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第三章 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第四章 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第五章 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第二编
第一章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第三章 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第七章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第八章 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第九章 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第三编
第一章 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第二章 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第三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五章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注释
附录一 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
二 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译名对照表

用户评论 (总计8条)

•   　　看书还是要找好的版本，这书错字及不通顺的地方多如牛毛看书还是要找好的版本，这书错字及不通顺的地方多如牛毛看书还是要找好的版本，这书错字及不通顺的地方多如牛毛看书还是要找好的版本，这书错字及不通顺的地方多如牛毛看书还是要找好的版本，这书错字及不通顺的地方多如牛毛看书还是要找好的版本，这书错字及不通顺的地方多如牛毛看书还是要找好的版本，这书错字及不通顺的地方多如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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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根据托克维尔在前言的叙述，本来应分为两个部分——“旧制度”与“大革命”，但是作为第二部分的“大革命”尚未完成，托克维尔就去世了。因此，只出版了作为第一分部分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其重在回答“法国为什么会爆发大革命”，而根据第一部分可以推测，如果托克维尔完成了第二部分，他将重点回答“为什么大革命之后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难以在法国真正建立”。整本书结构分为三编，虽取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但只有篇幅很小的第一编较为直接地论述了大革命，其目的也是为了引出对旧制度的思考。而其余两编主要论述旧制度孕育大革命的机制，篇幅最多的第二编侧重于论述旧制度本身及其导致的种种弊病，而第三编则是论述由旧制度所衍生出来非制度层面的原因，例如文人政治，非宗教倾向等。
  　　　　
  　　　　托克维尔探讨了非常多的原因和各种复杂机制，本文以社会学中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三大机制——结构、变迁、话语作为切入点，并以革命前的“政权合法性危机”作为连接点，重新整合、梳理托克维尔的对旧制度孕育大革命复杂机制的论述，并试图说明行政集权、期望型相对剥夺和启蒙话语三者如何导致了波旁王朝彻底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多年来行政集权的成功扩张既破坏了旧制度中仅存的程序合法性——三级会议，同时也导致了波旁王朝将政权合法性逐渐建立在不稳定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上；启蒙话语中的“人民主权”的兴起则削弱了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路易十六的波旁王朝不敢也不愿意主动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君主立宪的程序合法性基础上。路易十六在大革命前夕的改革不利，在民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期望型相对剥夺，使仅剩的政绩合法性丧失，最终波旁王朝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彻底爆发。
  　　
  　　结构、变迁和话语三大机制下的大革命爆发原因的探讨
  　　
  　　（一）结构：过度行政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和高度疏离的社会阶级结构
  　　1、行政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
  　　　　托克维尔首先区分了中央集权的两种类型：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他认为，前者的集权程度是适度的，并与地方自治相结合。而后者的集权程度则是过度的，并且会自发膨胀，从长远看，会压制公民精神、政治自由和社会活力。
  　　　　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属于过度的行政集权，托克维尔指出，它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之前旧制度的遗留，而且是旧制度被大革命扫荡后唯一留存下来的部分。事实上，法国从太阳王路易十四开始，王权便不断扩张，贵族在与王权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路易十四建造了凡尔赛宫，将大贵族变成了他宫廷的成员，解除了他们作为地方长官的权力，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而巴黎成为全国精英聚集地和绝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一个整体，大革命之前的贵族既丧失了在中央的参政权，也丧失了在农村的对农民的治理权，作为交换和补偿，贵族只保留了以往经济特权并获得了免税权。
  　　　　贵族退出政治舞台后，国家取代了贵族开始直接管理地方人民。托克维尔在书中引用了达尔让松伯爵的《回忆录》来说明这种行政集权的特点。“我从不敢相信我任财政监督时所见的那些事。你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总督统治的。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会议，没有省长，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30位在各省任职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
  　　　　随着行政集权不断膨胀，各种社会中层组织被破坏，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被取消，最后政中央府事无巨细地把各种问题都直接管了起来，结果政府管得越多，人民就要求越多。虽然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仅仅是“琐碎私利”，不是政府管辖的事情也要政府解决：“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帮助他们开发土地；工业家恳求总督给予特权，避免于己不利的竞争。”
  　　　　由于政府本身并没有人民主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和选举的程序合法性，如果说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强大的君主威权和手腕尚能压制住人民，但是到了路易十六时期，开明温和的君主却开启了改革，并以各种社会福利措施把统治人民的执政合法性建立在执政绩效上，于是，一但执政绩效承诺不能兑现，则合法性危机爆发，人民一致地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托克维尔这样描述到，“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 也责怪政府。”
  　　　　于是本来地方性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例如公共物品的供给）一旦处理不好，统统怪罪中央政府，转化成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长期专制统治下的人民政治上十分不成熟，加之政府和政体合一，政府危机便是政体危机。一旦一场运动的条件具备，本来只需要推翻一个领主或者更换一个省长，而现在不仅要推翻一个国王甚至是要摧毁整个旧制度。
  　　　　
  　　2、高度疏离的社会阶级结构
  　　 托克维尔首先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开始分析阶级疏离的根源，几代国王们出于短期财政利益的需要，又为了保证中央集权而不激起贵族反对，于是国王以贵族经济上的免税权换取了其政治权力；然而又为了补偿贵族那一部分财源，并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几代国王变本加厉地向资产者出售官职，财政越拮据，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所有新职位的报酬，最终，“如此庞大的重担唯独落在农民身上，落在农民中最穷苦无告者身上。”结果，导致了一种最荒谬的局面：富人免税，穷人交税。
  　　　　甚至，又为了解决农民逃税问题，由农民轮留担任收税员的制度产生了，“在这样的捐税制度中，每个纳税人都确实有直接的和长远的切身利益去窥伺邻人，向收税员告发邻舍财富的增加；人人被挑唆去嫉妒、告密、仇恨。”
  　　　　托克维尔还进一步指出，路易十六之前的国王们为国库捞钱的需求无穷，虽然摊派如此不均的捐税收益十分有限，但国王们却不愿意召开三级会议，也害怕向贵族征税会导致他们要求召开此类会议，“正是这种阻止国民索还自由、只向国民索钱的愿望不断地促使各阶级彼此分离，使它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至政府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单枪匹马的寥寥数人。”
  　　　　另一方面，由于贵族不再管理人民，他们对人民的各种义务也就随之消失了，大贵族集中到宫廷，小贵族定居外省却一无所为——贵族就这样与人民分离。这样一来，丧失政治权力后的贵族阶级依然保持捐税方面的特权，成了食税阶层，与此同时却又不断彰显强化自己的贵族身份，这就尤其令资产者和农民感到不满。
  　　　　虽然资产者开始变得富有，并开始接近贵族的教育与生活方式，但是这两个阶级彼此也更加隔离。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召开得越来越少甚或停止，地方自由随之毁灭，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资产者在经济地位上崛起，但是他们的社会威望远远不如贵族，衰弱却依然傲慢的贵族也鄙视这个新兴的阶级。同样，从农民中产生的资产者也与农民分离，为了逃避军役税，农民中的富裕者宁可出租财产遁入城市，不久便丧失对田园的嗜好，对留在农村的同类人的劳动和事务变得陌生。
  　　 而农民在这种疏离孤立的社会结构中处境最为糟糕，托克维尔指出，此时“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
  　　　　中央集权摧毁了原来的阶级联系，而捐税不平等加剧了阶级不平等并使得农民税负沉重并且被边缘化。于是阶级之间高度疏离孤立，缺乏整合和交流，整个社会趋向原子化、碎片化。这种状况已经将残留的旧制度至于火山口，一旦冲突的能量爆发，由于没有任何整合的力量能够作为缓冲，这种冲突能量瞬间会蔓延整个脆弱的法国社会，并最终摧毁整个旧制度。托克维尔这样描述到，“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倾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2）变迁：期望型相对剥夺
  　　
  　　　　在此书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十分吸引人眼球的问题：从地点上看，为什么革命不是发生在中世纪封建保留得最多的地方（例如德意志），而是相反，发生在法国这个大多数农民已获得土地并且摆脱了贵族领主统治的国家？从时间上看，为什么大革命革命不是发生在更为专制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而是发生在改革正在推进，人们生活逐渐改善，经济欣欣向荣的开明君主路易十六时期？
  　　 这两个问题也被很多中国人用来映射当下现实，被称之为托克维尔悖论。 如果说，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和高度疏离的社会阶级结构奠定了一场宏大革命的客观基础，而相对型期望剥夺则提供了一个主观基础。社会学家默顿的提出的相对剥夺理论是指，一个社会价值能力和个体价值期望均在提高，但社会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满足个体的期望，从而导致价值能力与期望之间产生落差，就会产生“期望型相对剥夺”。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一方面，路易十六非常尊重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并且实施大量的公共工程，摆脱农奴制后的法国农民的财产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而持续的经济繁荣和改革趋向使得法国人民对未来的期望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国王和政府官员虽然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也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但是这些改革却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托克维尔这样描述，“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他不断的刺激这种新的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他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话语：文学政治和启蒙运动
  　　
  　　　　当一场革命的客观阶级基础和主观情绪都具备后，它还需要一个提供指导的意识形态话语，这一任务则由而18世纪中叶以来法国文人发起的启蒙运动完成的。托克维尔指出，这个特殊事件（也即启蒙运动，托克维尔本人称之为文学政治）“最终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
  　　　　18世纪中叶的法国文人既不像英国同行那样卷入日常政治，也不像德国同行那样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和纯美学。法国文人则醉心于讨论形而上的问题，诸如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人类的原始的权利、习俗的合法性直至那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体制的基础。
  　　　　这些文人之间或有分歧，但在一件事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应当用十分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和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勾画出重建世界的崭新草图。到了路易十六时期，持有政治理想主义观点的法国文人却成了国家的首要政治家，而普通百姓饱受旧制度弊病之苦，却看不到医治社会的良方，于是便爱上了文人们充满正义和激情的“文学政治”，最终文人的激进理念主导了法国的社会舆论。而这场法国文人发起的启蒙运动宣扬人的理性，否定“君权神授”和教会权威，强调“主权在民”和制约权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由于“文学政治”波及广泛，深入人心，实际上瓦解了路易十六君主专制权力的合法性，人民不再认为国王执政是理所当然的。
  　　　　
  　　　　有趣的是，“文学政治”也受到贵族们支持，他们把文人奉为座上客，赞助他们的写作，将这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甚至连国王路易十六本人也受这种文学政治理念的影响，“早在大革命之前，的路易十六的赦令便经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权。”
  　　
  　　　　托克维尔对这种“文学政治”现象持批判态度，“在作家身上引以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他认为菲纳隆、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先哲终日谈论政治，事实上对政治经验一窍不通。他们盲目相信理论，生活远远脱离实际，在政界无所作为，也所知甚少。被称为“革命思想理论上的奠基人” 的菲纳隆，基于纯粹的道德标准评判政府问题，总是告诉人们设想中那些完美的人会怎么做，并且坚定地以文明美德来判断一切问题。再如卢梭，其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在民众中引起激烈反响，尽管他的推理有些似是而非、不够严谨，而且“历史事实也证明，他心目中这种源于日内瓦的理想的小城镇直接自治模式，无法推展至一个大帝国。”但他的表达充满激情，又赋予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令人无法抗拒。民众对这些思想家言听计从、衷心拥戴。托克维尔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二、政权合法性危机：行政集权、启蒙话语和期望型相对剥夺如何导致了政权合法性危机
  　　　　一般来说，国家政权合法性来源有三个理想类型：意识形态合法性、政绩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即当大多数的民众都认同国家所推崇的某一意识形态时，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笼络人心的道德性依据，而且为社会整合提供了一个“核心价值观”。韦伯的提出的传统型权威便可归入这种合法性中；政绩合法性，即一个政权通过领导经济发展、提供公共服务、保卫国家和民族等政绩来获取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承载着具体的承诺，而经济发展本身便是不稳定的；程序合法性，类似于韦伯提出的法理型权威，这种合法性基于一套合理民主的选举程序，并通过将政体和政府相分离，通过选举定期更换政府来保证政体本身的稳定性。
  　　　　
  　　　　历代国王们采取行政集权的一个目的本来是为了更直接地统治人民，以绕过地方性的贵族领主统治和城市自治，直接从基层获取更多的税收来弥补由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但是实际上，这种行政集权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能力和控制能力却低于其对基层社会的榨取能力。结果财政危机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并且导致了一个意外的后果，便是将统治直接暴露于所有人民，使自己的政权合法性逐渐依赖于为民造福的政绩合法性，这在为安抚民心而建设大量公共工程的路易十六时期尤为突出。如果说路易十四时期尚能以“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和强力的专制取得统治，但是路易十六时期，“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已经受到启蒙话语的“人民主权”的挑战，其合法性已经式微。而且，长期以来旧制度中仅存的一点程序合法性—“三级会议”也一直遭到不断扩张的中央集权的破坏，而路易十六的波旁王朝也不敢也不愿意主动将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君主立宪的程序合法性的基础上。
  　　　　
  　　　　更致命的是，依赖政绩合法性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它承载着具体的承诺。当将政权合法性依赖于政绩承诺时，路易十六的政府就必须设法来兑现这些承诺。如果这些绩效承诺得到了兑现，民众的欲望就会提高，幷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政府则不得不把民众不断提高的要求作为新的、更新的，甚至是即时的工作目标。但是，一旦政府不能够兑现其承诺时，这一国家马上就会爆发政权合法性危机。托克维尔有句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路易十六统治末期，实际上，政府已经不自觉地对政绩合法性产生了过度的依赖——把一切都系于不一定能够实现的具体承诺。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路易十六温和的专制却比路易十四强势的专制更令法国人民难以忍受，因为开明路易十六的统治面临着更多的合法性危机。
  　　　　
  　　　　甚至，这也可以解释后来为何法国人民拥护一个更为专制的拿破仑皇帝，与其混乱的民主，法国人民宁选择一个稳定的专制。因为依靠稳定的专制短期内更能保证实现各种政绩承诺（例如保卫国家、提供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等），迅速建立起政绩合法性。站在自由主义立场高瞻远瞩的托克维尔将法国人民的选择嘲讽为“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其实这也是作为贵族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与底层人民的在价值取向上的区别，前者似乎更珍爱自由，而后者则基于现实更渴求平等。
  　　　　人民的两股激情—自由和平等在大革命早期聚在一起推翻了旧制度，而到了后期，他们便开始分裂，最终作为经济基础的人民的“甜头”战胜了作为上层建筑的贵族的“政治自由”。托克维尔十分惋惜大革命把旧制度下仅有的贵族自由也毁于一旦，而人民转而忘却了自由，拥抱了拿破仑专制下的平等（托克维尔称之为奴役下的平等）。
  　　　　然而，自由，究竟是贵族的还是人民的？如果托克维尔能够完成第二本书，他的回答将是：人民。
  　　
•   　　想起了在动物农庄里，奥威尔传达出来的思想，或者那根本不是一个思想，而只是诠释了一种无奈的现实。就是人类在权力运作之下的追求和主义——一切都是乌托邦，民主自由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也许这些主义并非乌托邦，真正的乌托邦应该是人类追求的那种理想的完美状态，也就是追求本身。追求是一切希望、失望以及冲突的原罪吗？它没有罪，它是变化的动力，是差异之间的协调者和调和剂，是天使与恶魔相互转化的灵丹妙药，所以，主义总是让我们狂热抑或是痛恨，所以，胡适说“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
  　　
  　　历史就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在时空的经纬中，无论何种社会形态，权力剥削和民众抵抗的冲突成为永恒。权力意志的世界是巨大的没有终点的生成事件，在它的内在法则中，所有的优先性和等级都消除了，因果逻辑的绳索松绑了，严密的秩序崩溃了，深度与表象的区分消失了，这一切都消失在力的差异的大海中。“世界是一个有限之力在无限时间内的永恒游戏。
  　　
  　　所以，大革命的发生无非是力在角逐中溅起一朵浪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它前后高高耸立着的是集权的怒涛沧海。
  　　
  　　“民主天然有一定的中央集权倾向”，托克维尔最终想警示的，恰恰是大革命的潜在倾向：在民主中抹杀个人自由，一切都追求平均，以及危险的全民公投制度。
  　　
  　　“多数票表决的概念本身，助长了抽象化、概念化和异化的过程”（弗洛姆）。民主并不意味着多数就是对的，而只意味着宁愿多数人错也不应让少数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不过，今天的民主有了这样的涵义：多数人的决定被当做证实其正确性的主要依据。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错误，因为真理本来就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然而，选民一旦投了票，他便把自己的意志放弃了，让渡给了代表，选民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宣传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在群众运动的浩荡声势中，就像被某种炫目的商品摄住了欲望，把自己的政治意愿交给强大的政治机器中的一个。在传媒业与营销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我们交出的甚至不是自己纯粹的政治意愿，有时候我们让渡的仅仅是对偶像虚浮的仰慕，仅仅是非理性情况下的一时冲动。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多数统治（民主）只是少数统治（集权）的替换形式。
  　　
  　　除此之外，托克维尔还讲到——“他们虽然挣脱了主子的统治，却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者允许他们拥有的那些错误观念、陈规陋习、不良嗜好的束缚”，“人民有时竟然会像奴隶那样行使自由权”。
  　　
  　　这一点，最让人警醒，于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谓“工人失掉的只是自己的枷锁”就值得怀疑了，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心理学缺口。马克思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自身的需要和规律，他也没有充分看到根植于人性的感情和奋斗精神，那些非理性的力量使人害怕独立和自由，使人产生渴求权力的贪欲和对权力的依赖。与此相反，马克思的思想中假设人性本善，一旦人从经济枷锁中解脱出来，这种善良的品性就会自动表现，工人失掉枷锁的同时，也会失掉带着枷锁时形成的那一切非理性的需要和满足。
  　　
  　　这一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相信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也使他们没有明白的注意到新的道德方向的必要性，最后，他们认为把人从剥削中解放出来就会自动产生自由的人，对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感到乐观，低估了人的非理性的带破坏性的感情力量，而这类道德和感情往往不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于是，一幅奇怪的图景诞生了，即使在所谓新的不再有奴役的社会形态中，民众竟然麻木的像奴隶那样过着自由的生活。
  　　
•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所做的生动描写，反映了当时处于高度中央集权阴影下的民众所表现的私欲和贪婪。可笑的是，如果用这一段来描写当下的中国也最贴切不过了。
  　　
  　　 当代中国是一个众声喧嚣而又面目模糊的年代，我们的社会不断在否定与重构中迅猛挺进，高速的物质发展却与精神的空虚相形见绌。高校学生同室操戈，一批教师愧为师表，倒地老人无人敢扶，饮食卫生让人堪忧等等，举目望去一片喧嚣、聒噪，整个社会充满一股戾气。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到底怎么了？”
  　　
  　　 这是我和身边的朋友谈论最多的。我们看到了现在中国人情的冷漠、社会安全感的缺失、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对统治者的一切宣传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戒，但是也认定中国的未来要成功过渡到平稳的阶段，还是需要通过下层的抗争来引起顶层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最终实现。我觉得在这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最难、也最可贵的就是如何保持自己的一份特立独行的世界观，做到不人云亦云，尤其在中国大陆，来自家庭、传统、社会、国家给你的无形羁绊太多，如果没有一个坚定、完善的自我价值体系，扭曲的社会价值观也会不可避免地给个体带来投射。
  　　
  　　 我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在整体上而非单一的沦陷，与政治权力对人性的干预过多有关。民众价值观的混乱引起自我迷失，整个社会缺少拥有独立人格的理性公民。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已经由浅层物质的满足进入到了深化个体发展的艰难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开始酝酿着巨大的变革。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人类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必然会提出更高层次的需求。反映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曲线上，便是生活于威权体制之下的民众必然会在物质得到一定满足之后开始呼唤向公民社会的转变，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必然由单元政府领导民众模式过渡到政府与民众的二元机制，并最终走向民众的自我管理模式——一种公民参与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只有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管理成本才会降到最低，而公民的权利也实现得最大化。
  　　
  　　 我认为，一个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便是每个公民都具有相当独立的人格——即拥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依赖于任何政治权威与外在力量，从而通过自己的价值体系对事物作出理性的判断。独立人格的培育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这取决于对自身所处社会的了解。我们知道，如果大陆人与港台人走在一起，光看外表气质就有很大的区别，这就在于制度氛围下个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气质。
  　　中国人的拘谨、无奈、窝里斗、随遇而安、忍而不争都深深打上了制度的烙印。中国的专制统治已经深入每个人的骨髓，再加上民众意识现代化的不足，个体的迷茫与彷徨就其实折射的是中国专制社会长期以来对人性的压抑。而且，个体的迷失在于我们社会长期没有一个最贴近人性的普世价值观，社会树立的只是一个个被政治阉割的产物。由此，怎样认识政治对人格独立的干扰、怎样了解统治者进行价值宣传后面的别有用心？对我们保持人格独立显得尤为迫切。
  　　
  　　 我认为，在当代的公民社会呼唤的独立人格，必须恰当处理好权力与人格独立的关系：
  　　
  　　 首先，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一个制度的好坏就在于是否符合人性的发展、是否能抑恶扬善，要做到这的第一步就是限制权力。权力可以说就是集中了着人性的全部恶，中国儒家思想也曾近试图通过宣扬道德与天命来告诫君主实施仁政，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历来都不是鼓励个体自由发展的社会，中国的专制历史实质上是一部鼓吹奴性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单靠自我道德是难以驾驭权力这条猛兽的，只有公开、透明的制度，让讳莫如深的帝王术还原成人人易懂的制度、规则，让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后，个体才有发展的空间，这时才有人格独立的前提。对人性的解放是人的自然本能，这份渴望是任何压迫都改变不了的。
  　　
  　　 其次，培育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理性的社会，人人拥有独立人格，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战争不会被随意挑起，人群不能被轻易煽动，个体的理性与权利得到最大释放。这就是公民社会，即真正的“天下为公”。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必然会由单元政府领导民众模式过渡到政府与民众的二元机制，并最终走向民众的自我管理模式——一种公民参与程度相当高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有利于减轻国家的负担，公民自治使得政府的管理成本降到最低，而公民的权利也实现得最大化。生活于威权体制之下的民众必然会在物质得到一定满足之后开始呼唤向公民社会的转变，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除非统治者想被推翻。所以，政府必须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引导民间力量的发展，因为权力是把双刃剑，放任权力膨胀也是自我灭亡的开始，而公民社会的培育有利于限制公权力。当今中国虽然仍然被威权笼罩，但是我深信领导们站在笼子里讲话的那一天必将不远。
  　　
  　　 最后，完善自我价值体系。有人喜欢追逐权力，有人天性推崇仁爱，我认为只要在制度之内，都没有对错之分，关键是怎么让自我的价值体系联系社会制度，然后实现两者的最大值。这就最终需要自我不断总结、思辨、提升、完善的过程。依据自我的体验，我认为自我价值体系的树立得找准自我价值的中心，这个核心必须是令你无比信服又具有引领性的，自我必须愿意围绕这个核心来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比如我相信人性仁爱，为此我注重亲情、家庭、朋友以及其他人际关系，崇尚与人为善，这是我的处事原则，进而推及到工作、理想等等各个方面，这就是一个系统的自我价值体系构建过程。
  　　
•   　　 正如维尔托克所说，这不是一本旨在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类书籍，而是一本描述人类如何通往自由和获得权力的社会类书籍。
  　　
  　　 部落的消失、国家的兴起、政权的更替与社会制度的不断演变等的历史，充斥着自由和权力的争夺。我始终坚信被剥夺的大部分权力还是会慢慢回到民众的手里。
  　　
  　　 读完之后明白新中国政权为何会变得如此的强大，强大过一切之前的所有政府，集权到恐怖。
  　　
  　　 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仅广东一个省都富可敌国，比肩韩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但受教育的成本、饮用水源的质量和人均医疗可享用的资源都处于世界的较低水平，空气质量则直接是全球倒数，这才是国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急需中长期去解决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国家如果仅凭领导者的反省和良知来改进的进度肯定是非常慢的，唯有通过制度来约束，可是制度成立之前肯定还需要一次大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只剩下货币的时代，我们都值得一读！
•   　　　　如果非要选择人类史上最令人震惊和复杂的革命，笔者认为绝对是法国大革命。它以推翻专制的名义进行，却落入另一种专制；它以自由的名号，屠杀了数万同胞，在《双城记》中狄更斯描写整个巴黎的街道都混合着一种红色的泥浆，每天都有铡刀因为杀人太多而坏掉；它通过战火向整个欧洲输出意识形态，并且改变了整个欧洲君权神授的历史，一个一个封建王朝在他的战火下消失，它甚至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意识形态。在拥有欧洲最强大常备陆军的国度，整个起义过程竟然是在无领导情况下完成，要知道，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双方都要临时组织军队，因为英国没有太像样的常备军队，如此国家竟然还打了两次内战。
  　　 整个大革命中，仿佛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谜语，在《全球通史》中甚至这样提到，在拿破仑之后，欧洲人民才第一次将国家感情置于宗教感情之上。
  　　 《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最近几十年才被发现并研究的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当中作者托克维尔提到一个观点提到“一个坏政府在开始改革的时候是最危险的。”这给予了大家研究法国大革命一个更独特的角度，他并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答案——至少我认为不是。而且他在讲述过程中许多地方一笔带过，对于自己的论据只提出不朔源（比如提到18世纪全民大会不再进行全民选举，却不说原因），造成许多章节的论据呈一种暧昧的色彩，并不能让人信服。
  　　 当然作为一篇读后感，笔者也无法带领大家纵观整个大革命，它的起源错综复杂，甚至许多年以后这个命题也影响着太多方面，笔者只能从比较显要的角度稍微结合当前的实际，进行论述。
  　　
  　　 一，意识形态的实验场。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这种观念的集合来自于你所受的教育，你的经历，你的阶级，你处的国家，它最终成为一种你观察事物的倾向性观点的源头。这种观念集合的背后多半起源于一种或者几种理论，然而这种理论往往隐而不发，在大众面前却是这种理论形成的幻象，大众则被幻象所引导，忽略了背后真实存在的理论，甚至大多数时候，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将不正当行为变为正当的辩护词。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正是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抬头之时，以前的封建制度以及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早已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的需求。资产阶级率先革命的地方不是法国，而是在英国，通过两次内战以及光荣革命，但是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彻底，更像是一次资本与王权的妥协，但却给整个欧洲带了一个启示，新的资本主义时代就要来临。
  　　　　 它如何来临？新世界又是什么样子？这都依旧是一个迷，在英国之前也有许多理论，他们未能在英国一展身手，但他们在法国寻到了一片热土。这些理论诞生的源头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抬头，而且还有科学的发展和宗教保守的对立，由于那个时候的封建关系意识形态多半发源于宗教的“君权神授”理论，而击毁这个理论基础无疑是击毁整个意识形态的最便捷的方法。于是启蒙运动中（当然法国大革命还受空想社会主义，重农学派影响，但最大的无疑是启蒙运动），不管是开明专制，三权分立，还是人民主权，最终都落到与宗教对抗上来。
  　　　　以至于整个大革命中，由4万名以上的神父流亡异地。
  　　　　在这里笔者要强调一下，意识形态的最终幻象，那就是短促有力的标语似的口号，比如整个法国大革命中贯穿的“自由，平等，博爱”，但这三个看上去如此和平的三个词语，却带来了法国人对几万同胞的屠杀。它背后真正的追求被隐匿了，成为一个战斗符号，大众被革命热情点燃，根本不会去理会背后高深的理论背景，总之一切行为的正当性都源自于我喊出了“平等、自由、博爱”。就好像《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大部分教士们恪守着宗教原则，怀着仁慈的心，为何最终却成为了革命对象。
  　　　　当然神父不是这种幻象唯一的牺牲品，法国大革命后意识形态的冲击更加严重，这不是推测，从山岳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无套裤党，热月党人的轮番登台可以看出，整个法国大革命的灾难，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分裂，对于私有财产的态度，对于君主立宪的态度，都是屠杀的理由——在1792年的监狱屠杀中，上千名支持君主立宪的手无寸铁政治犯被全部屠杀。
  　　　　其中最荒谬的可以说是处决路易十六，因为为了杀掉路易十六，甚至取消的法庭，要知道，路易十六取缔法庭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这里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的一段演讲可以说明这种幻象的严重程度，由于是读后感，所以我无意去寻找原话，大意如下：我们不能用法庭来审判路易十六，因为法庭有可能判他无罪，如果他无罪，那么我们反抗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就成了一群闹事的小丑，他不死，新的祖国就没有办法诞生。
  　　　　最终他们经过了一次简短的投票，以一票的优势成功的杀掉了路易十六——这个仁慈却软弱的君主——正是因为他，拥有最庞大常备陆军的法国没有陷入内战，也正是因为他，御林雇佣军没有向群众开枪。
  　　　　
  　　　　二，牢笼中的资本主义
  　　　　说到经济方面，笔者研究的对象更多偏向于税制（职业关系），因为税制很多时候是制约一个地方资本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里我想要对比的是英国和法国，因为英国最早进行资本主义革命以及工业革命，而法国紧随其后，但法国爆发的方式远远比英国更加惨烈和彻底，当中究竟资产阶级的压抑程度有多高呢？从税制可以窥见一斑。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军役税，但实际上这个税种大多加诸于农民头上，但是托克维尔没有看到，这场革命的发起者和最后的当权者都不是农民（工人发起，资产阶级当权），笔者在对大革命后制宪议会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掌权派吉伦特派中只有一个人是农民的后代，其他全部出生资产阶级以及手工业主。
  　　　　所以，军役税这种使穷人更穷的税种造成的后果是市场消费力不足（托克维尔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大多法国的大资产阶级都从事奢侈品制造，以及金融行业。但他们的处境并不乐观，在1717年，法国逮捕了1500名金融人士，整个金融业受到毁灭性打击。
  　　　　当中受害最深的要算手工业者，一方面是市场消费力不足，一方面，税制简直是令人发指的抑制了商品流通。
  　　　　当时法国的商品流通方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税种是关税，举个例：现在中国只有进出口商品涉及关税，也就是属于国与国之间才有关税。而当时法国则非常特别，他一共有三个地区，第一个地区叫“etendue”，这个地方由12个连续的省组成，互相不收关税，但是向其他法属省份交易要收关税，所以这十二个省中的小资产阶级还发展比较好。第二个地区是由21个关税区组成的集合，也就是说，互相贸易要收税，向“etendue”贸易也要收税。第三就是新进入法国的阿尔萨斯等省份，这种是最荒谬的，它对外国贸易，不收关税，对内贸易却重重关税。
  　　　　再比较英国，英国国内不但互相没有关税，并且由于其管理漏洞，对外国贸易中，经常收不到关税，这造成了英国简直成了资产阶级的天堂。
  　　　　然后接下来是税制，法国的税制最终决定权逐渐由三级议会收回了国王，这使得18世纪出现了许多新的税种，并且大量的买官者在税收司法系统中存在，造成其税制极其混乱，要知道，对于商业来说，税制混乱就等于是让人无所适从，自己的生意能否赚钱得看国王脸色。而英国的制税权在议会，资产阶级早就能参与税制的制定，这也是资产阶级和王权的矛盾减小到了可以协商解决的程度。
  　　　　在加上法国海外战场的失利，使得法国的大资产阶级也瞬间丧失了大部分海外市场，当繁华不再，资产阶级必然要谋求更新的出路。
  　　　　
  　　　　三，缺乏政治强人的改革
  　　　　法国一直以来都在寻求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从削弱贵族开始，到三级议会的取消，到总督制又到省议会，它力图于制定一种中央集权的模式，但这种模式直到法国大革命才真正确立。从大革命之后一直到督政府成立，可以看出，法国人民的倾向并不是“平等，博爱，自由”而是一种强大的统一法国的中央集权模式，他们推崇人民是唯一的主宰，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主宰，于是一直在寻找一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以人民的名义处理一切事情，直到顺利达成改革。
  　　　　这种行为在各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时都可以见到，那个被选中的人便被称为政治强人，比如英国的克伦威尔，通过独裁确立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地位，而叶利钦，通过炮打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俄罗斯的转型，包括中国的邓小平同志，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他，中国也不可能顺利转型。
  　　　　只有一个牢牢把握全部局面的政治强人，才能逐步的实施自己的改革，就像《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伏尔泰在对路易十六的取消高等法院的改革击节赞叹的时候，整个法国却都在攻击王权，认为是一次倒退。因为这种改革预示了变化，这种变化即使是好的很可能被视为不稳定和王权扩大的一种，特别是路易十六这个软弱的政府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他没有强力的手段来保证改革的推行，他也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理论支持，他想要想富人征税，改变整个国家糟糕的税收现状，但是无力克服来自于教会和贵族的障碍。他不能制服上层阶级，只能互相指责，造成他们所有应该隐藏的缺点都暴露在大众之下，他想要恢复三级议会，但是一触及根本他又退缩了。
  　　　　他完全对整个形势没有把握，法王第一次取消三级议会时（1356）年，便引起了巴黎起义，他好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果然重蹈了覆辙，面对砖瓦之日，和巴黎工厂暴动他毫无预知性任由其发展，既没有果断的改革，也没有进行抵抗，而是幻想着别国军队的解救以及保王党的掌权。
  　　　　最后他只能和整个旧法国一起灭亡，让法国大革命最终成长成一个怪物，引发了欧洲的全面战争，他有太多机会通过和平又强力的手段让法国过度到君主立宪，但是都被他一一毫无远见的错失，他在变革的漩涡中完全不知所措，他寻求的盟友全都是被革命的对象，至死不明白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所以他的改革一败再败，并不是因为他减轻了民众的痛苦反而让民众感觉到了其他痛苦的剧烈，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操纵全局的能力，他的改革反而让一切更混乱，人民看不到他的决心，而特权阶级只看到了他的懦弱。
  　　　　
  　　　　四，只能摧毁不能逾越的阶级鸿沟
  　　　　法国人的骄傲和阶级思想在十八世纪简直是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其中很明显一个例子，在《旧时代与大革命》中也曾提到大部分贵族和教士阶层都意识到军役税的不合理，它只向第三阶级征收，使得穷人更穷，富人则安然无恙。但是他们却无意放弃这项特权，而是希望通过捐款来弥补这一差别，他们将这种免税特权当做一种象征，一种阶级身份的象征，即使有的贵族穷得连马都买不起了，他们还是希望有一种东西来区别贵族和平民。
  　　　　这让我想起了《二十二条军规》中，那位准备做战前祷告的上校，意外发现士兵和军官都是信奉同一个上帝后立刻取消了战前祷告。
  　　　　如果说每个时代和阶层都有鸿沟的话，那么无疑当时的法国非常巨大，《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夏特莱夫人经常当着仆人换衣服，以为她不确定他们是否算人。”在狄更斯的《双城记》中也提到，贵族在压死了穷人的孩子后只需要赔偿一个金币就可以了。
  　　　　我无从考证这是谣言或者小说塑造还是真实的大革命前的法国，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当时的法国贵族从来不和平民交往，这使得即使是谣言民众也无法辨别，而所有的苦难都化为了仇恨，贵族，教会，王权不管好的坏的，都成了民众仇恨和想要埋葬的对象。
  　　　　这种怒火一旦得到途径宣泄，整个上层阶级便会被埋葬，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巴黎起义后，所有的犯人都被当成了被压迫的对象获得了解放，而所有的贵族都被当成了必须屠杀的对象，从大人到小孩，无一幸免。甚至化学家拉瓦锡也被押上了断头台。
  　　　　整个法国到处都在搜捕贵族，在大革命初期，资产阶级追求的是一种可以任其发展的制度，而民众追求的却是复仇。
  　　　　就像《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自由成了最后一个想到的诉求。
•   　　我还依稀记得，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王岐山被推选为七大常委之一，便向领导层推荐了托克维尔的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当时我不曾阅读过这本书，只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关于这本书的一些评论，说这本书描述法国1789年的那场大革命，在大革命前夕的旧制度中与当今中国现行的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这本书对于中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我想王岐之所以想向我们推荐这本书，是想让我们可以借鉴法国的历史，试图在现今这个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能够避免像法国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吧。
•   　　
  　　
  　　很久以前，就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慕名已久了，作为门外汉，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恶补一下这些社会科学类书籍。
  　　
  　　最近天天坐地铁，利用闲暇时间看完了这本书，感觉内心虽然空落落的，但是总想说点什么的。
  　　
  　　看之前就知道，本书还是国家领导人推荐过的，想必会很有一番味道。看完之后，我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它了：怎么会有反思自己社会到如此深刻的一本书呢？作者虽然是法国人，但是用冷静得几乎是冷漠的语气，从旁观者的角度，狠狠的剖析了法国一番，结论入木三分，就算社会科学这么发达的今天，依然是上乘佳作，可以拿中国博士百篇优秀论文了。
  　　
  　　这本书的字，虽然我全认识，但总体感觉有点看不太明白，或者说能看明白书的内容，或无法用自己的话来复述。为什么呢？估计我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些事件，简单带过，自然也加大了我对其结论的理解难度。
  　　
  　　因此，你在看这本书前，最好先恶补一下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否则这本更像是一本社科论文的书，只是用来讨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功效和地位，会让你觉得意犹未尽。
  　　
  　　从书中描写的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社会现状来看，和我们当今社会太类似了。书中的条条框框的结论，也适合于当今中国。只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引以为豪的方块文字，也能出一本站在旁观者角度、用冷静得快要冷漠的语气，用简炼到快成摘要的文字，来讨论中华社会的渊源与历史？
  　　
  　　薄薄的一本书，我竟然无法就其内容本身摘要、写出感想，寥寥记上几笔，也算是我看过本书的痕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