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美]玛格丽特·米德 页数:205 译者:周晓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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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有理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很遗憾,人类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还是很冷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都要培育一个号称“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专业群体。这个群体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被期望扮演多少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个本分,就是把呈现“社会事实”作为职业的基础。社会科学的分工比较细密或者说比较发达的许多国家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扎进社区里搜寻社会事实,然后用叙述体加以呈现的精致方法和文体,这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旅行者、探险家的游记,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被归入一个文体,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在风格上的异域情调(exotic)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具有专业素养的人类学家逐渐积累了记述异民族文化的技巧,把庞杂而散漫的民族志发展为以专门的方法论为依托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就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的民族志”。人类学把民族志发展到“科学”的水平,把这种文体与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学人所从事的规范的田野作业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知识论和可靠资料的基础,因为一切都基于“我”在现场目睹(I witness),“我”对事实的叙述都基于对社会或文化的整体考虑。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砺出来的学术利器。后来也被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发展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或日非西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致起来的,但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文体。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的奠基人,涂尔于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民族志依据社会整体观所支持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社会事实,对整个社会科学、对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中国古训所讲的“实事求是”通常是文人学士以个人经历叙事明理。“事”所从出的范围是很狭窄的。现代国家需要知道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民族志是顺应现代社会的这种知识需要而获得发展机会的。通过专门训练的学者群体呈现社会各方的“事”,使之作为公共知识,作为公共舆论的根据,这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是在极大地超越个人直观经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展开的,由专业群体在深入调查后提供广泛的社会事实就成为现代社会良性化运作的一个条件。现代世界不可能都由民族志提供社会事实,但是民族志提供的“事”具有怎样的数量、质量和代表性,对于一个社会具有怎样的“实事求是”的能力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新闻在呈现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现代世界还需要社会科学对事实的呈现,尤其是民族志以厚重的方式对事实的呈现,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明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学术群体没有一个基本队伍担当起民族志事业,不能提供所关注的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太不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没有民族志,没有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扩散,关于社会的学术就难以“说事儿”,难以把“事儿”说得有意思,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图像,难以在社会过程中理解人与文化。因为民族志不发达,中国的社会科学在总体上不擅长以参与观察为依据的叙事表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运作中所需要的对事实的叙述是由文学和艺术及其混合体的广场文艺来代劳的。收租院的故事,《创业史》、《艳阳天》,诉苦会、批斗会,都是提供社会叙事的形式。在这些历史时期,如果知识界能够同时也提供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国社会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判断和选择会很不一样。专家作为第三方叙事对于作为大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在内部维持明智的交往行为是不可缺少的。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关于我们社会的完整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出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要超越这个局面中我们杂糅着不服与无奈的心理,就必须发展起自己够水准的民族志,书写出自己所见证的社会图像供大家选择或偏爱、参考或参照。这个译丛偏重选择作为人类学基石的经典民族志以及与民族志问题密切相连的一些人类学著作,是要以此为借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推动民族志研究,尽快让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在学术上够水准、在观念上能表达中国学者的见识和主张的民族志。我们对原著的选择主要基于民族志著作在写法上的原创性和学科史上的代表性,再就是考虑民族志文本的精致程度。概括地说,这个“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入选者或是民族志水准的标志性文本,或是反思民族志并促进民族志发展的人类学代表作。民族志最初的范本是由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等人在实地凋查大洋上的岛民之后创建的。我们选了米德的代表作。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最重要的开创之作,好在它已经有了中文本。我们今天向中国社会科学界推荐的民族志,当然不限于大洋上的岛民,不限于非洲部落,也不应该限于人类学。我们纳入了社会学家写美国工厂的民族志。我们原来也列入了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描写英国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中学毕业后成为工人之现象的民族志著作《学会劳动》,后来因为没有获得版权而留下遗憾。我们利用这个覆盖面要传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研究要走向全球社会,既要进入调查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要深入西洋东洋的主要发达国家,再高的成本,对于我们终究能够得到的收益来说都是值得的。这个译丛着眼于选择有益于磨砺我们找“事”、说“事”的本事的大作,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本事的不足是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软肋。关于民族志,关于人类学,可译可读的书很多;好在有很多中文出版社,好在同行中还有多位热心人。组织此类图书的翻译,既不是从我们开始,也不会止于我们的努力。大家互相拾遗补缺吧。高丙中2006年2月4日立春
内容概要
这本书曾风靡整个美国,并使其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成为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家,也由此使人类学这一学科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 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米德带着这些问题去到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 米德以萨摩亚的“反例”得出的结论,使这部初版于1928年的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也因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论争。
作者简介
作者:(美)玛格丽特·米德 译者:周晓虹 李姚军 刘婧
书籍目录
致谢新世纪献言常备书经典版序言1928年序言1973年版序言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萨摩亚一日第三章 萨摩亚儿童的教育第四章 萨摩亚人的户第五章 姑娘和同龄群体第六章 社区中的姑娘第七章 正常的两性关系第八章 舞蹈的作用第九章 对待人格的态度第十章 普通姑娘的经历与个性第十一章 冲突中的姑娘第十二章 壮年与暮年第十三章 从与萨摩亚的对比中看我们的教育问题第十四章 为选择而教育附录一 各章注释附录二 本研究的方法论附录三 今日萨摩亚文明附录四 心理缺陷和精神疾病附录五 分析所依据的材料索引和词汇译后记
章节摘录
致谢我非常感激国家研究委员会生物科学基金会的慷慨解囊,正是它们提供的资金才使得这次调查能够得以完成。我必须感谢我的父亲,因为这次往返萨摩亚岛的旅费是他送给我的一份礼物。谢谢弗朗兹·博厄斯教授赋予我灵感,并为我的迷惑指明了方向,他为我准备从事这样一项调查提供了很好的训练,并对我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有益的批评。我非常感谢B.P.主教博物院(Bishop Museum)的主任赫伯特·E.格雷格里博士,以及该博物院的E.C.S.汉迪博士和斯塔拉·琼斯小姐,他们提供的合作使得我在太平洋上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因为我的工作获得了美国海军斯蒂特将军的认可,以及司令官欧文·明克的友善支持,我得到了萨摩亚医疗界权威的配合,他们的帮助使我的调查变得更为简单和迅捷。我必须向护士长埃伦·M.霍奇森小姐、全体护士、萨摩亚裔护士,特别是我最先接触的并向我讲授萨摩亚语的G.F.佩珀表达我的谢意。感谢药剂主任爱德华·R.霍尔特先生及其夫人好客、慷慨和充满同情心的帮助。在我寄宿于霍尔特先生家的四个月里,他们向我提供了一种绝对中立的基础。基于此,我才能够研究这个村庄里的所有个人,同时远离当地的纷争并保持清晰的界限。这次调查的成功有赖于数百位萨摩亚人的配合与兴趣,但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一述及。我要特别感谢维托吉(Vaitogi)的片区酋长乌夫提和他所在户的所有成员,感谢议事酋长罗洛使我对萨摩亚人所特有的和谐的社会关系模式有所了解。
后记
我们常常会感叹“岁月易逝,光阴如梭”,但其中的真义并不是每一次感叹之际都会真切体会的。不过,年初应商务印书馆之邀,重新修订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中译本,这样一种感受却着着实实地浮现在心头。是呀,从1986年完成米德的这本著作的翻译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过去了。我已经从当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研究生,成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而我的好友、本书的另一位译者李姚军,在南开大学英语系研究生毕业后入复旦大学任教,不久便负笈英伦留学,现在已成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我想,米德著作的翻译在我们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多多少少都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第一次读到玛格丽特·米德的名字还是在1984年刚刚到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在一本薄薄的美国版的公共外语教材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玛格丽特·米德论青年”。如果不是由于专业的原因,我会把这篇文章忘得一干二净;但随着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日渐了解,有一天我终于得知那篇文章选自一本1970年代风靡美国的小册子,书名是《文化与承诺》,副标题是“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而它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更是一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位和居里夫人、珍妮。古多尔、西蒙·德·波伏娃齐名的杰出女性。敬佩之余,几次打算找几本米德的著作好好读一读。但找了一两年,除了找到了我的兼职导师费孝通教授1947年根据米德的《枕戈待旦》(And Keep Your Powder Dry)改写的《美国人的性格》一书外,米德著作的中译本一本也没见到。渴望了解,但又没有现成的书好读,这就是当年我在北京图书馆一气将其所藏的米德著作全部复印下来带回南开大学时的心理,也是我和李姚军、宋践等同窗好友试着翻译米德著作时的心理。在这点冲动的推动下,我和李姚军翻译了《萨摩亚人的成年》、宋践和其他同学翻译了《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这两本著作都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发行,翌年由台湾远流图书公司出版了繁体字本),接着我还和周怡教授合作翻译了米德的《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几本译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席卷中国大陆的“文化热”中多多少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20年前的那个版本相比,这次新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最大的不同是根据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2001年的最新版本,我们约请刘婧小姐补译了5万余字的致谢、序言和附录,其中包括米德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森专为2001年的新版撰写的“新世纪献言”。这为读者了解《萨摩亚人的成年》的出版动机、社会影响及学术争议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知识。本书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章由周晓虹翻译;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章由李姚军翻译;米德的“致谢”、玛丽·凯瑟琳·贝特森的“新世纪献言”、玛丽·比弗的“常备书经典版导言”、弗朗兹·博厄斯1928年写成的“序言”、米德的1973年版的“序言”以及全部五个附录,则由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2002级学生刘婧小姐翻译。应该说明的是,在新版的校对过程中,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副教授仝亚莉小姐给予了诚挚而热情的帮助,并校对了近3万字的附录部分;我的研究生张戌凡小姐则帮助编制了十分繁复的“索引和词汇”。本次出版,受李姚军教授委托,笔者重新校对了全书,并作了少许修改。错译和失妥之处,敬祈读者予以指正。周晓虹200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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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以萨摩亚的“反例”得出的结论,使《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初版于1928年的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也因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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