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何顺果 页数: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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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我在北京大学所从事的教学和研究,主要涉及三个领域或层次:一是历史理论,这是我的宏观史学;二是资本主义,这是我的中观史学;三是美国历史,这是我的微观史学。在写作有关专著的过程中,有时则是在出版专著之后,会就某些研究心得写点小文,二十年下来竟然积累下三四十来篇。由于它们也是笔者从事研究和写作时,常常不得不考虑的三个角度或维度,故把这个集子称为《三维集》。但我最初的研究其实是从美国研究开始的。这与我1970年毕业留校时的工作分配有关,当时我被分在美国史教研组。我只记得,当我真正进入我的角色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感觉便是我所能利用的美国史教材其实是很不完善的,最大的问题是只讲13个州的形成而不讲50个州的形成,因而合众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其实是不完备的。它迫使我去研究美国西部的历史及其与美国整个历史的关系,而为了研究它又不得不重新定义和解释当时主要作为批判对象的美国“西进运动”的定义和内容。为此,在我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篇论文《美国“西进运动”初探》一文中提出,美国“西进运动”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它首先是一个群众性的移民运动,其次它还是一个不断的领土扩张运动,第三它也是一个大规模的开发运动;三者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领土扩张”。这篇文章虽然是在1983年才发表,但基本思想在“文革”结束之前已经有了。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主要对历史理论资本主义和美国史作了探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西方“文明”概念的局限性》《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三大学派》《“自由殖民地”——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模式》《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源》《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与经验》等。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作者简介
何顺果,1944年生,四川忠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和《北大史学》等杂志编委。1988-1989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研究。长期从事历史理论、资本主义史和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人类文明的历程》、《美国史通论》、《美利坚文明论:美国文明与历史研究》、《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美国“棉花王国”史——南部社会经济结构探索》等,并曾发表《马克思考辨》、《一种积累型文明发展模式——试论美利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论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等几十篇专题论文。
书籍目录
自序历史与理论 文明史研究的任务 西方“文明”概念的局限性 生产方式≠社会形态 小农制:一种普遍而长命的生产方式——兼论“生产方式≠社会形态”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考辨 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论考释 土地问题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性——评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 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资本主义史 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 马克思“资本原始形成”理论研究——重读《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三大学派 市场在西欧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历史命运 资本主义首先产生于农业领域还是工业领域——兼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 关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的性质问题——释马克思的“接种”论 东欧“再版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性质问题——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比较 “自由殖民地”——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模式 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论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附:劳动时间不再决定价值——大转变的一千年 “经济殖民地”概念问题——读陈其人著《南北经济关系研究》美国史研究 美国历史概论 美利坚文明的历史起源 略论美国农场主阶级的形成 关于早期美国黑人的地位及其演变 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 关于美国国内市场形成问题——兼谈三大区域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 解读“暴发式”发展之谜——西进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西部的拓殖与美国工业化 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 美国西部城市的起源及其历史类型 美国西部拓荒农场主的形成和演变附论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重读F.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附:F.特纳“边疆假说”的一个翻译问题 不能简单地把“西进运动”归结为“领土扩张”——美国“西进运动”初探 美国西部开发的历史与经验 大西部的开发与美国的现代化 略论美国西部开发模式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序言》所列“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和《形式》所列“亚细亚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的“对应关系”,并在概念的使用上留下线索。由此,透过《序言》在概念使用上残留的《形式》一文的遗迹,不难发现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上述重要论断,原本是社会进化论和多线发展论的有机统一。如果抽掉了其中蕴涵的“社会进化论”,就看不到几种生产方式排列的高低和先后关系,从而错误地把它们视作“并列”的几种生产方式或类型;而若忽视或否定“多线发展论”,则不仅找不到《序言》和《形式》中两种排列的真正关系,还可能陷入某种形而上学的“单线”发展论的泥潭。当然,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能把马克思的上述论断,视作有关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逻辑公式”,排除社会形态演进中任何“超越”的可能性。这里,还应说明,这一观点并非是我们对马克思观点的演绎和推理,在他的上述论断中也可以找到根据。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论断原文中,本用有动词“bezeichnet”一词,该词在德语中作“标志”、“标明”解①,只是由于照顾汉语表达的习惯,“标志”这一概念才未在中译文中出现。由此可见,在上述论断中,包含着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上述各生产方式应是其所在“时代”,即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否则不能被视作该时代的“标志”;同理,既然在一个“时代”即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那么就一定还存在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
后记
在本文集即将付梓的时候,有些话是不能不说的。因为它几乎涉及了我此前的整个学术生涯,因而也凝结了本人及太多人的心血。我要感谢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为我们授过课的全体教师,他们是讲授中国史的孙淼、张传玺、田余庆、汪、邓广铭、许大龄、张寄谦;讲授世界史的魏杞文、朱桂昌、欧阳可璋、郑家馨、徐天新。魏杞文老师不仅在写作上给我许多指点,还为学生找到难得的避难之所,使我在“文革”武斗期间仍可安生。在当时几乎看不到任何学术著作的情况下,杨人楩和张芝联先生多次送书给我,包括中外文书籍在内,真有“雪中送炭”之感。在十年动乱中,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有一位老师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每周都要抽半天给我辅导专业外语,并在研究方面不时给予指点,他就是博学多才的张广达先生。“文革”结束后,谭英华先生和张芝联先生率先在国内开设系统的《西方史学史》课程,我不仅全程聆听并阅读指定参考书,还多次与谭先生促膝交谈请教,成为该课程最大受益者。在学术上观点常常相左的罗荣渠和潘润涵两先生,同时都是我敬重的两位世界史老师,我几乎聆听过他们开设的全部研究生课程,如《欧洲史》、《西方殖民主义史》、《美国史通论》等,真是获益匪浅。马克先生和陆庭恩教授,虽不是我本科时的授课老师,但他们单独为我作的中世纪史和非洲史辅导,指点迷津,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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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集:历史理论、资本主义和美国史研究》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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