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社会

出版时间：2005-10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阿兰·佩雷菲特  页数：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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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谓发展？是什么促成了现代性，进步和经济增长？自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直到费尔南·不布罗代尔，人们不断地探究“国富”或国穷的根源。大多数思想家都强调物质原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气候。会不会是思想观念和行为态度构成发达或不发达的要素吗？　　为了考量这个可充分发挥的假设，阿兰·佩雷菲特提出重新审视15世纪到18世纪西方基督教民族的历史。他特别证明了欧洲的发展缘于他称做“信任品性”的东西——一种禀性，他打破了传统禁忌，促进了创新、移动性、竞争、理性而负责的首创精神。　　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找回的不正是这种信任吗？如何找回呢？

作者简介

　　阿兰·佩雷菲特(1925-1999)法兰西学院院士、伦理及政治学院院士。

书籍目录

前言——关于“即将出版”的注解引论同一个谜—“发展”何时出现—循环往复的解释一宝贵的实验经验—非物质因素决定一切—信任的动力—起始问题—宗教分歧—发展的差距—同时代人的眼光—诸种发展理论的死胡同—罗马教廷，从反动到进化—品性学方法—差距的剩留现象第一篇 差距出现之前第1章　推本溯源：“腾飞”抑或“辐散”?中世纪前奏曲—难以把握的开端—发展的出生证第2章　西方基督教民族状况一览5600座水磨坊—“交易规则”—圈地与驱逐—破产与替罪羊—美第奇家族的世纪—堂吉诃德的最新历险—乡村成就斐然—国家，新来者第3章　大鼠疫的挑战或：人少多办事劫难与重振—欧洲农业的震颤—手工业行会陷入混乱—欧洲制造业—城市生产专业化—最初的“兴业者”—在政治监护之下—城市，变化的关键—晕船的人—介于垄断和冒险之间第4章　在谷登堡的影响下“印刷厂街”—会签字者分布图—关联关系抑或亲缘关系?—迟开化的欧洲—博学的女子第5章　伊拉斯谟时期一种信任教学法—从精神能量到创新文化—在表面谴责的背后—在经济问题上独立判断—倡导自由—从红衣主教到遭禁：伊拉斯谟受到排斥第二篇 宗教分歧第6章　在天主教会的监视下强大的禁锢力量—大喊大叫反对商人—“价格公道”与交易自由—赞成交易，不赞成谋取利润—蒙田的怀疑第7章　放债禁忌放高利贷权，讨伐权—以教会法反罗马法—“出借吧，但不要期待回报”—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证—穷追罪孽直至其藏匿之所—用益权的缺陷第8章　忽冷忽热的宽容世俗政权为天主教会效力—可疑情况：商业贷款—机智巧妙反法规—当铺，抑或“不敬神的山?”—凡有盈利的地方就有罪孽第9章　加尔文，抑或区别的解放力量受商人熏陶—“上帝压根儿未禁止一切盈利”—“我承认孩子们所见的”—上帝与凯撒：新的诠释—正确运用律法—积极的人类学—施舍乞丐，却不维系行乞—梅兰希顿眼里的教权与俗权—生活是一列车商品—良心与信任—“为我们的欣悦和娱乐”服务第10章　禁忌经久不散分歧加剧—《论高利贷通谕》(Vix pervenit)：模棱两可的通谕—高利贷战：“要么服从，要么不再做基督徒”—从禁忌到替罪羊—两个世纪的落后第11章　封闭的公会议结束词—上帝安排的秩序—信仰与善功：以天主教的虔信对抗新教的自信—不信任之遗产—经籍书文与传统—信任遭禁—持异议者：萨尔皮第三篇 发展的差距第12章　两种巨变之间含糊不清的伴随现象自由社会—欧洲在转向—欧洲的新腓尼基人—阻遏宿命论思潮—赞成或反对自由主义的加尔文宗教派第13章　英国的腾飞：肇始日期之争更早一点?—抑或更迟一点?偶然与必然—“工业型”结婚—商业带动工业第14章　殖民模式差异与帝国对立的事业，与领地对立的市场—烟草与蔗糖—取而代之—信任是劳动工具—新法兰西还是新型法兰西—无用的治疗方法—创业精神的冬眠第15章　西班牙的衰落腓力二世的失败—不求利润的荣誉与利润的荣耀—社会冲突—宗教裁判所的作用：谴责不对吗?—对经济的影响—葡萄牙呢?—虔诚的停工休息—救济社会维系着贫穷—精彩的娱乐聚会—“西班牙成了外国人的印度”—“繁荣流逝迅如春水”—征服精神：真实还是虚构?第16章　法国与英国：创新的差异经济成功中的薄弱环节：贸易—工业革新蓬蓬勃勃—法国创新的特点—绕道英国—法英差距—破坏机器或阻止机器引进—英国的动力—介于科学与经济之间的发明家—长期蓄势而发—创新观念—杜尔阁：重新激活竞争和工业第17章　重商主义的分野从处心积虑保护货币到保护工业—谁谈论这个问题?—法国重商主义的犹豫不决—向自由主义过渡第18章　法国与英国：差异的政治后果政治差异—地位差异与财政差异—管理的差异：规章与调节的对立—从不信任到挑战—竞争，拒绝还是渴望—劳动与穷人第19章　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版图叠合—用数字标出卡斯蒂利亚农夫的宿命论—天主教国家也发展吗?—波兰：发展中断—特雷弗—罗珀的争议—不仅仅是加尔文宗教徒?—是偶然成为加尔文宗教徒的吗?—比加尔文宗教徒还要性喜移民?—教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僚主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同价值的选择—“新事物”：主要罪状—和解或排斥—教会的强势与政治独立—蒙田步亚里士多德后尘：反对创新第20章　移民与发展迫害与该赚而未能赚到的钱—敕令、声明、法令和规章—不可替代?—胡格诺派教徒的贡献—胡格诺派教徒和英格兰银行—从避难到腾飞—胡格诺派的加速作用—主张召回移民—移民观念—移民与创新第四篇 同时代人看差异第21章　欧北诸国一瞥“要说，这些人啊”—开明专制者：利益—伏尔泰与民族精神—坦普尔：首位差异问题理论家—德意志人的精神实用主义—长期的事业第22章　纵观西班牙戒信箴言—贤妻良母—贸易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宁做食利者不做商人—亨利四世的指导神甫的惊诧—天鹅绒外衣底下虱子成堆—一位葡萄牙犹太人的看法第23章　称颂商人“吾儿，长大后做个商人!”—拉弗玛，或模棱两可的赞扬—维特眼中的共和国与贸易—从法的精神到商业精神—奢侈型商业和节俭型商业—一种商业带动另一种商业—“不排除同任何国家做生意”—对一位法国商人的称颂—告诉我你跟谁交往—顾奈论著重见天日—真正的商业神—尊重商店第24章　“有失贵族身份”的顽念下贱的锁匠职业—感染效应—卑贱的“百工之业”—恢复“货币存在的现实”—经商体面—“法国人心灵手不巧”—“毫无卑劣和低下可言”—“商人贵族与哥特式思维的残余对垒”—“把法国与世界连结起来”—霍尔巴赫与精神柯尔柏主义—“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不做”第25章　宗教和政治问题弥尔顿与言论自由—相信自由审度—洛克：教会如自愿会社—维特：政教之间的亲缘关系—贸易与宽容—贸易自由与宗教自由—从宽容到避难第26章　面对法国病症一个行医的法国人—敢想之罪—手脚捆绑的天才—循序渐进，不要大刀阔斧—行会体制：这就是大敌—尽善尽美的欲望过强—1776年敕令，或付诸行动—从英国镜子中看法国病症—涅索斯的内衣—无法消除差异，那就歌颂差异(1825)第27章　思索自由：斯宾诺莎，洛克Ⅰ．斯宾诺莎或必然性体系—自由的理论基础—实际自由：哲学家独享的权利—Ⅱ．洛克，宽容与信任—权力之起源—信托与信任—私有财产是基础—思考将发生失误第五篇 发展理论的死胡同第28章 亚当·斯密：商业社会体制分工—历史还是本性?—必然交易的社会—“商业社会”：机械装置还是阴谋诡计?—无形之手出现何处—制度中的自由第29章[略]第30章[略]第31章　韦伯研究西方差异的方法资本主义，企业的合理筹划—从复杂的原因到遗传假设—社会达尔文主义—既不要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也不要历史唯物主义—信任是源头—未充分探索的矛盾—做补鞋匠的天主教徒和做金融家的新教徒—路德的职业(Beruf)观念—寻找上帝恩典的迹象—异端的假设—教派的矛盾现象—“合理性与定量分配”—树木与森林—个人有能力主导自己的生活—中世纪的隐修院第32章　布罗代尔，或没有演员的历史清除演员—在拉布吕耶尔的学校—差距还是幸运—精神退化—等待历史学家的历史第六篇 天主教会与现代经济第33章　罗马教廷与自由罗马教廷的沉默——反宗教改革症侯群—《禁书目录通谕》(Syllabus)，或决裂之言—“天大的嘲笑”——1888年：《自由通谕》(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自由与进步第34章　1891年：《新事物通谕》大喊大叫反对进步—劳动和所有权—教会，惟一的权能机构—国家保护人—世俗社会还是基督教社会?第35章　1931年：《四十年通谕》第三条道路—兴业箴言—不承认市场的调节作用—行会秩序与辅助原则第36章　《慈母与导师通谕》连续与决裂—天主教会垄断告终—接受现代性—颂赞能动性第37章　《劳动通谕》和《社会事务关怀通谕》通过经济创意成为更有人格的人—创造还是分享财富—财产为经济发展服务第38章　《一百周年通谕》：取消数百年的清规戒律谴责的理由—自由和真理的游戏—承认精神因素—市场、利润、企业—向存在发展第七篇 品性学研究方法第39章　发现信任要义的里程碑孟德斯鸠，或“气候”说的歧义—独立程度—黑格尔眼中的信任品性—美洲的差异—清教主义，自由化精神的因素?第40章　巴师夏：商业心理学与国家精神病私有财产、自由与国家保护人—国家是莫大的虚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系谱—饮鸩止渴—从圣赫勒拿岛看大陆封锁—批评殖民主义的第一人—一幅疑忌社会的画图第41章　熊彼特：企业主赢利与赌注—为成功而奋斗—创造性的破坏第42章　哈耶克：注重微观经济从微观经济出发—谁拥有信息?—反对畏惧变化一统计的错觉一价格信息第43章　当经济学家发现未知数——精神要素——之时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不明物—丹尼森：增长率的差距—看法问题—两种企业品性—企业管理与变化—人力资本—弗卢瓦拉因素第44章　人本发展理论进步的动物—自由的大脑—多样化与可逆性—3种疑忌教育模式第45章　康拉德·洛伦兹：关于未完成人的行为学自由品性学道路上的障碍—从生物学到文化—人的未完成性—人类内部的对抗第46章　信任品性学介于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走出两难境地—蛋与鸡—信任品性—商业经济的启动—最民主的制度—经济发展的多元组合—发展的人力代价—始终存在的可能—隐而不露的品性—扩大发展—腾飞的跑道结论　为明日而战没有发达社会—信任和怀疑在每个人身上斗争着—可靠的训诫—国家危机与辅助原则—不要金钱崇拜，也不要金钱禁忌—未来的摇篮—对企业的威胁—砸毁机器者，里昂的丝绸工人—分工—希望发展附录 差距剩留现象注释索引致谢译后记

章节摘录

　　中世纪前奏曲　　不管怎样——腾飞也好，辐散也好——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活力不　　是自发产生的，也不像雅典娜一样从宙斯的大脑里产生出来时就已全副武装　　好的。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全部困难就在于能否抓住发展的起始点，确认　　发展的各个阶段，了解过程的重大变故。培凯特(Peuckert)认为“伟大的转　　折”发生在16世纪。沃勒斯坦则回溯得更远。他描绘了一部“中世纪前奏曲　　”。这是一个音乐比喻。这一回，它反映了一定程度的谨慎，因为前奏曲并　　非赋格曲。　　再说，这个形象是模棱两可的。这个“前奏曲”究竟是一首乐：曲的第　　一部分，展示了随后即将演绎、但确已存在的主题?抑或只是试试调门，寻　　找一部当时尚难预见、但在某个时刻将会出现的作品的音调?换言之，这是　　真正的开端，还是简单的准备?　　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两种可能。我们可以用农业开始进入不再仅仅为确保　　衣食生计这样一个阶段为例，作为差异的征兆之一。　　这个情况12世纪起就开始出现。诚然，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居民仍是农务　　缠身。农民用实物支付领主的杂税之后，虽略有盈余，但只是偶然的结果。　　不过，这些剩余农产品的处理却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谷物的买卖确已存在　　。它在意大利北部的港口城市已成为一项主要活动，而不是次要的或临时的　　销售市场。1150年起，城市市场就“为领主领地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为领　　主因收纳的实物杂税经年累积的巨量农产品安排了出路”。　　这是井然有序的经济发展的开始?还是某些人善于乘机牟利——摸索式　　前奏曲——的一种饱和体系暂时的溢出?　　难以把握的开端　　“只有可测量的才算是科学”?那就让我们设法测量测量，界定可用数　　量确定的域值，计算“指数”吧。我们曾试图采用今天通常用以衡量发展程　　度的指数，如人均收入，或者还有城市化比率、产量及交易量、生产率、运　　输、通讯、能源消费等。发展程序已经启动后，这些指数才确切可靠；可发　　展刚刚起步时，这些指数就说明不了问题而且无确定性了。这些指数将一切　　压缩为平均数，无法突出在总量中不变的有序或无序之外出现的新情况。在　　我们看来，这些指数无法一针见血地反映某种变化的明显事实。　　此外，平均数只有在其描绘的社会结构达到相当高的均质性时才有意义　　。然而，小块土地连成片的程度恰恰是发展的征兆：因此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发展的标准主要是在它所描绘的结构确已发展起来时才有意义。　　寻找既能适用于不发达社会、又能适用于经济发达国家的更加中立的标　　准，在很长时间里都未能产生令人信服的结果。但是，皮埃尔·索努作了尝　　试，他研究了能源消费的概念，根据各种不同的能源(畜力、人力、火力、　　水力、风力)加以分析。他认为15和16世纪时，欧洲人平均消耗的能源是中　　国人的5倍。这说明欧洲发生了某种大事，但什么事?是能源的家用挥霍还是　　普及?是能源贬值还是征服了新能源?是手工业的浪费还是产量提高?这种简　　单的观察并不能提供答案，而只能增加各种不同的问题。　　发展的出生证　　我们并不放弃量化分析史取得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成果，但我们承认，阈　　值只具有相对性、表征性，它既不是绝对的，也不能解释原因。仅靠它们是　　无法确定西方经济发展诞生于何时，并给其出生证签署日期：根据所选阈值　　的不同——如何不带任意性地选择呢?——起始期将顺着时间的刻度表升降　　。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收集有意义的史实时，应当关注这　　样的世纪，其时，某些计算，即使是粗略的计算，都昭示了类似发展的现象　　。不论中世纪是否是个“前奏曲”，我们都应当洗耳恭听我们多少有点熟悉　　的最初的音响。不是为了追溯性地发现一些先兆：事后诸葛亮未免太容易，　　好像一切都可以预见似的。相反，引起我们注意的将是难以预料的新事物。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信任-----读《信任社会》所获　　来源 价值中国网 王燕梅　　　　何谓发展？是什么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经济增长？自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直到费尔南·布罗代尔，人们不断地探究“国富”或国穷的根源。大多数的思想家们都强调物质原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气候。会不会是思想观念和行为态度构成发达或不发达的要素呢？　　　　为了考量这个可充分发挥的假设，阿兰·佩雷菲特提出重新审视15世纪到18世纪西方基督教民族的历史。作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横跨经济史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批判了机械决定论等经济思想后，提出了研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比较品性学。品性学指研究人类不同族群各自的行为和观念，研究这些行为和观念在交易、文化流动性、地理流动性以及创新方面构成激活因素还是抑制因素的学科。通过对近4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史的研究，作者在开篇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问题：是什么启动因素在15世纪到18世纪使荷兰，继而使英国，继而使北欧，从饱受瘟疫、饥馑和流血冲突威胁着传统社会状态步入发达社会的呢？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作者细致地勾勒了精神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信奉新教的社会与信奉天主教的社会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信任社会”与“疑忌社会”之间在经济成就方面的差距。“西方基督教民族16世纪末起就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差距。北欧诸国后来居上，超越了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成了创新和现代性的策源地。“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经济日趋衰落，而进行了新教改革的欧洲国家经济腾飞，蒸蒸日上。”佩氏运用大量详尽的史料与相关评论来说明“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尽管表现形式极不相同，却是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行为的精髓。”然而有些遗憾的是，在本书中，佩氏并没有追根溯源地阐释为什么信任因素在新教中会占主导地位引导并约束着新教徒的经济生活？佩氏试图通过对文化因素的剖析来证明“以信任为核心的自由”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他用原子反应堆辐散来做比喻。“辐散是在原子黑暗的运动中酝酿的，是连锁反应的形式，是各种原因和条件综合的结果。有些社会（信任型社会）就这样辐散了，这是缓慢的，几乎看不见的发展过程的结果。但是，这些程序一旦启动，就将持续下去，连贯反应，相互作用，是不可逆转的，通过自身不断产生的能量的作用下自动发展。”他认为“并不是技术的偶然发明造就了工业革命，而是长期有力的经济发展促使技术革新破土而出，由此带动了人类生产的革命。这是一个长期蓄势而发的过程，它首先萌发于人类思想观念，其后从16世纪末起见之于实践，此后一直持续不断。”书中用大量的事例说明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决定并促进了发展，而非“不小心中的文化彩票”。他认为“信任是任何规章都取代不了的精神动力、治国动力。倘使上级机关生性怀疑，紧抓职权不放，喜爱吹毛求疵，那么通过规章，也就是说靠一纸之约下放权力是无济于事的。”同时，佩氏同意孟德斯鸠的思想：一个民族俞发达，物质原因对其影响俞小，精神原因对其控制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论，甚至宿命论，是不求发展的观念。精神因素摆脱物质因素羁束的学说则是求发展的观念。佩氏认为当一个社会信赖自己，生活在信任之中时，这社会就会发展。

编辑推荐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法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用户评论 (总计8条)

•   　　（一）
  　　对中国读者来说，阿兰•佩雷菲特是个不陌生的名字。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张芝联在《人民日报》上如此评价。他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写了四本以中国为主题的著作。他的铜像树立在武汉大学校园内。他18次访问中国，曾受到周恩来、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他被法国媒体评论为“一生有两大爱好——戴高乐与中国”。他的巨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在1993年中文版发行后，一时间洛阳纸贵满城争说，大多数中国读者也正是通过这本书记住了佩雷菲特的名字。
  　　不只在中国。他是戴高乐最信任的官员，他有关戴高乐的回忆录是战后法国史研究中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他曾8次出任政府部长，先后当过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是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33岁起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以后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他在1968年五月革命风暴中时任教育部长，是造反学生的矛头所向，在与学生谈判破裂后引咎辞职。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任司法部长时，与法国左派交恶，与《世界报》舌战十年。他逝世后，左右两翼政治领袖都对他表示哀悼，他的政敌也对他的人格深表敬意。他被希拉克总统盛赞为“伟大的记者、教育家、天才的作家、杰出的部长、严格的政治家”。
  　　不只在政坛。他青年时许下志愿，“十年干外交，十年干政治，十年干学术”。他发表了20多部学术著作。他先后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两个头衔。他晚年涉足经济学领域，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经济史——在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代，时尚潮流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自1948年起就为一个写作主题作准备，他坦言近50年的20余部著作都是为那“最后一本”进行积累。他69岁时在索邦大学为“最后一本”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不是为了教授职位——法国的惯例是65岁之后不再有资格升任教授，而只是为了请国际公认的专家为自己半个世纪的思考结晶作出评判。
  　　这本人生的压卷之作，就是《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
  　　
  　　（二）
  　　从19世纪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发展，或者叫做现代化。个人和国家发展的概念起源于启蒙运动和18世纪时关于国家和个人进步的思想。在那之前，社会、国家和个人都被认为是固定于时间的一种状态之下。那时既没有发展和进步的意识，也没有现代化的可能；生活只是简单地延续着以往，又或是一种循环往复。当奥古斯丁断言“异教徒的时间观是循环的，基督教徒的时间观是线性的”时，他根本没有为发展——商品和劳务生产能力长时段的增长——留下空间。只有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关于国家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的观念才变得流行起来，并为越来越的人接受。通过实业、理性和教育，社会和国家能有所进步，在经济上获得发展并实现工业化。在这一背景下，19世纪开始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国民财富和社会发展的学者。经济学家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孔德……他们提出的许多思想和观点，被20世纪的许多学者继承发扬，用以解释发展问题。
  　　经济学者一马当先。为什么会有发展？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是因为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为什么会有资本和劳动的增加？索洛认为是因为技术进步。为什么会有技术进步？诺思说，是因为出现了有效率的制度——一种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个人面临强烈的激励去进行创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有效率的制度呢？经济学家解释开始捉襟见肘了。
  　　社会学者不甘落后。帕森斯提出三对“模式变量”比较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区别；勒纳认为发展是缘于大众交通通讯的改善；卡尔•多伊奇和李普塞特罗列是发展的前提条件——高识字率、广泛的社会动员、现代交通通信、对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基本共识。但社会学家的努力距离解开发展奥秘还很远。
  　　一些国家早已进入自我持续的发展阶段，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世界财富分配金字塔的顶端，如英国；一些国家却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被归为不可救药的“失败国家”，如中部非洲；一些国家经过自身努力与机缘巧合，从贫穷状态跻身发达世界，如日本……在纵贯两个世纪的发展研究中，各门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贡献了才智，甚至包括人类学者。但我们发现，对发展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讨论，历史学家却很少参与其中，即使涉及也是长于描述而鲜有解释。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的缺席，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其他学科的学者则很少能拿出有说服力的史实以支持自己的宏大理论与精美模型。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不由得会想到历史学者麦克雷的感慨：社会学是未下苦功的历史学，而历史学则是不用头脑的社会学。
  　　
  　　（三）
  　　接着麦克雷的话，我们可以说佩雷菲特的这“最后一本”著作，代表的是“下了苦功的社会学”与“用了头脑的历史学”。这个历史，不是事件史，而是观念史。严格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这本观念史不能算作历史著作，但是，只有一门社会科学即研究社会的科学。只要是关注社会的读者，无论他是更多地关注历史、政治还是经济，都会从这本书中获益。
  　　作者关于“发展之缘起”的论点简洁明了。资本和劳动只是次要因素，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或者说是观念因素、精神因素；最强大最能产生积极社会成果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所谓信任，就是自信、他信、信任人、信任上帝。信任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信任文化的盈亏决定了新教社会与天主教社会之间，或者说“信任社会”与“疑忌社会”之间在经济成就方面的差距；疑忌社会是畏首畏尾、赢输不共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共同生活是一种“零和博弈”（你赢我就输）甚至是“负和博弈”（我输你也输），这种社会易搞阶级斗争，适宜国内国际的艰困形势，倾向于社会忌妒和自我封闭，盛行侵犯他人权利的相互监视；信任社会是一种扩张的、共赢社会（你赢我也赢），这是一个团结互助、共同计划、开放、交换和交流的社会。
  　　作者是在欧洲的发展差距中剥离出信任这一决定因素的。为什么南欧的发展远逊色于北欧，即使在1500年左右欧洲发展起步时，法国和意大利的条件看似更优越——集中了丰裕的财富、技能、知识好奇心和统治的欲望？作者从宗教中发现了秘密：南欧普遍信天主教、而北欧则多信奉新教；“善功赎罪”与“因信称义”的对比，正是“疑忌文化”的“信任文化”的对比。
  　　毫无疑问，这个发现并不多么新奇——100多年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最早表达了类似看法。但韦伯正是一位“未下苦功”的社会学家，其书阐发立论相当精彩，惜乎史实证据严重匮乏。也难怪每一位读者在读完韦伯后，于惊叹作者的瑰丽想像与磅礴雄辩之余，总不免心生“疑忌”：“真是这样么？”就“史学”看，佩翁的《信任社会》，延续了他在《停滞的帝国》中的风格，资料之丰富、考证之严谨，真令人叹为观止，也许今后持相同论点的作者在史据上很难有所超越了。本书中有一篇题为“同时代人看发展”，计七章凡百页，几百年前的文献——大到官方公告、学者雄文，小到某个生平早已渺不可考的商人写的家信、一个偏远乡村教堂作的结婚记录、无名文人写的小册子、一部歌剧的唱词……都被作者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来、拂去其上经年灰尘，在作者与读者的视域中鲜活起来。
  　　佩雷菲特专门写了一章评论韦伯。作者击节叫好于韦伯最早提出了发展的“精神要素”，但批评他只把精神、文化与宗教当作一个次要因素。这一涉及“史识”的争论，一时间难以尘埃落定，本文也就存而不论。
  　　《信任社会》虽然是煌煌800页的历史解释，但读者完全不必视为畏途。全书观点鲜明、结构合理、行文流畅、叙事生动，反映了作者的高超“史才”。举例来说，作者在附录部分通过比较新教国家（姑且用这个词指涉那些新教信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的表现，来揭示不同文化对人类创造力起了促进或抑制的作用。体育和市场一样都推崇优胜劣汰的争胜精神，作者从不同的“文化中人”对体育的不同态度做类比，独辟蹊径而别开生面。根据书中所说，17世纪法国人在击剑和赛马运动中最重视的是华丽的仪表和高雅的姿态，体育运动向炫耀、排场偏移——炫耀、排场正是“疑忌社会”的特征；而同时期英国人，更热衷于对体育成绩下赌注，赌注激励了人们去创造记录。作者说，这一差异影响深远。比如在奥运会上，新教国家赢得奖牌的比率远远高于天主教国家；又比如，新教国家在个人竞赛项目占优势，而天主教国家在团体项目上占优势——拉美在单人体育项目上远远落后、在足球上却独步天下。依据作者的解释，都是因为信任文化盛行的地方，人们对自己的能力抱有信心；而在疑忌文化盛行的地方，人们只得依托于某个团体才能获得安全感。作者用这个例子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信任品性的作用正是鼓励个人负责、激发竞争，让爱好体育的现代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心领神会。
  　　作为读者，在韦伯与佩雷菲特的两部主题相同、论点相似的著作之间，我尽量公允地“定华王优劣”——论史识，韦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自然极具启发性，佩翁更“激进”的“文化决定论”（佩翁肯定不愿意使用这个词，他说：不是宗教决定经济，而是经济行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有择亲合势”。）尚有待时间检验；论史学与史才，韦伯确实应该感叹“后生可畏，当仁不让于师”。
  　　
  　　（四）
  　　当然，并不是说这本书就无可挑剔。依笔者看，至少有三点佩雷菲特处理得失策。
  　　首先是理论阐述部分令人感到意犹未尽。信任文化为什么是引起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作者对这个微观过程的解释还不充分，主要集中在该书的引论部分，并在随后二十余章中夹叙夹议。解释的分散稀释了解释力度，如果作者将解释部分集中起来，似乎效果更好。作者应该更为明确地阐明，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经济交易更加频繁、创新活动更为活跃，从而为经济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如此这般，不仅论证更加丰满，而且与社会学中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研究，结合得更加紧密，使读者能更全面地把握关于信任研究的学术脉络。
  　　其次是在材料运用上，一些论据并非没有疑问。以上面提到的足球为例来说，诚然拉美足球水平天下第一而单人项目却叨陪末座，但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团体运动水平高超正说明了社会信任程度高，很难想像在球员彼此疑忌的时候能有什么精妙的配合。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是不是说明天主教比新教更能培育信任文化呢？另外，我们还可以在足球中发现其他反例，比如说，意大利南部——这个社会学家眼中信任文化最低的地区，这个欧洲天主教最盛行的地区 ——足球水平却远远低于意大利北部。这是否又说明“天主教的疑忌文化”培育了个人争胜精神而“新教的信任文化”却培育了团队门派意识呢？
  　　最后一点尤令中国读者感到疑惑。作为非常关注中国的法国知识分子，作者将法国和中国当作“反面教材”，认为两国都是“疑忌社会”，因而发展程度不如英美等国：法国是相对缓慢，中国则长期是“停滞的帝国”。这让我们既想起吴宓在日记中的判断——西方人中唯法国人和中国人最像；也想起了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与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的结论——法国、中国、意大利南部是世界上信任这一社会资本最低的地区。笔者对法国并不了解，但就中国的情况笔者认为：中国并不是“疑忌社会”。从传统上看，中国在2000多年前即建立了庞大的统一社会，没有信任这一粘合剂是不可能做到的。虽然几十年前的“阶级斗争”很符合佩翁界定的“疑忌社会”特征、近二十年“道德理想国”幻灭后又走向犬儒主义，但这几十年并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常态。此外，假定中国为疑忌社会所以发展迟缓，那么何以解释同处儒家文明圈的日本的成功发展？毕竟日本被现代化理论认为是最成功的后发发展典范。汉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认为，如果仅比较中日的现代化得分，那么日本要高于中国；但是如果在世界范围内作比较，则中国和日本是全球后发现代化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所以，结论或者是信任无关宏旨，或者是中国非疑忌社会，二者必居其一。认清这点，作者恐怕还是会承认中国并不是疑忌社会吧。
  　　
  　　（五）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笔者猜测，不仅是因为几十年来对发展问题的不倦求索，也是因为作者注意到了西方社会的信任危机——具体表现为行政危机、金钱观危机、生育危机、企业危机、工业危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近些年的信任危机是全球危机的一部分，并非因为中国是疑忌社会。）因此，作者认为“发达状态”（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作者认为“没有发达社会、所有国家都处于发展中”）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发达国家不能捍卫信任文化，完成可能重新陷入贫困之中；于是作者呼吁要“为明日而战”，呵护好信任文化。给笔者感触最深的是，信任危机其实也是人类自信过度的产物；如果说信任文化给了人依托自身努力改善处境的信心，那么金钱观危机就是人类自信心爆棚的表现——以为金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过犹不及，信任导致发展，信任的放纵产生了信任危机又抑制了发展，实在是历史的反讽。
  　　向译者邱海婴致敬。邱海婴女士是索邦大学语言学博士、巴黎《欧洲时报》资深编辑，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语系，是著名法国语言文学专家何如先生的高足。她生长于中国久居在法国，翻译中穿插了很多在中国常见的政治语汇，如“文化革命”“鱼水关系”，这不仅提高了我们的阅读亲近感，也帮助我们从中感悟到一丝丝中国的信任问题。
  　　此书中译本尚有一处美中不足。既是谈发展、既是谈观念，则无论如何马克思是绕不过去的——马克思既深入理解资本主义，也试图兼顾物质与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事实上，佩雷菲特专门花了两章的篇幅讨论马克思的观点，可惜这两章在中译本中没用译出。考虑到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巨大影响，想必这两章对中国读者评判本书、或者对中国读者依此书评判马克思，都有很高的价值。在网络上可以查到这两章的标题——Marx : penser l'échange ou refuser de le penser （互通思想，或拒绝思考），Marx : l'édifice de la defiance （怀疑的本质）。大致可以推断佩雷菲特对马克思以批评为主。这两章没有译出实在可惜，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对读者的不信任，又不知道这算不算中国乃“疑忌社会”的佐证。
  　　
•   强烈赞一个
•   读了评论，没看过书，有点文化决定论的味道。
  对法国人的‘旁征博引’，存个小心就对了。
•   我买了那书，不是文化决定论的，他是用方法来证明文化的先进性，局限当时的视野，但是一些分析结果对现在中国社会很有帮助的。
  特别是关于信任社会构成的解读，很有意义
•   提到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那就太让人伤心了。研究信任问题的几大家，都不看好中国。
•   恩，跟信仰有关系,社会基础如此,所以现在弄新儒学嘛,不要弄成犬儒就好了
•   信任基础的丧失正是中国的一大病症。这是当今中外很多学者的共同看法。这也是我们现在很我觉醒的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一个真实的感觉。而且我们可以从现实中找到无数的论据，比比皆是。正是冲着中国这一深刻而普遍的再会现实我才决定购买这本书来研究的。希望能解惑！
  楼主评论得相当精彩。对我们读此书有指导作用。希望不是误导！呵呵！
•   广度够深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