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6-8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汪和建 页数: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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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学仍处于其学科发展的十字路口。而本书正是我过去六年来探索经济社会学之新发展路向的结晶。西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社会学”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作为“旧综合”的结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的困局,但是,其诸多的限制也注定了它应当且可能被一种更具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所超越。我把这种新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取向概称为“新综合”。 对这种“新综合”虽然尚难以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是,通过.本书的探讨,我们至少已获得了对这种新的研究取向的若干特征的认知。首先,它并不企求建构某种单一统括的综合性经济社会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了这种企图),而是对建立多元有限的综合性经济社会理论感兴趣。其次,它反对那种认为经济社会学只研究社会对经济的影响,而不研究经济对社会的影响的观点。新综合主张保卫经济社会学应有的研究空间,既是为了维护其多样性的研究路向,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已在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日益彰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再次,与新经济社会学将其研究集中于某个既定的维度不同,新综合对整合各种可能的研究维度或视角有着极大的兴趣。依据不同面向及层次的研究对象,整合相关的研究维度或视角,是建立多元有限的综合性经济社会理论的关键。最后,新综合旨在将方法论的综合与各种视角的整合联系起来。这种结合既有助于达到建立多元有限的综合理论的目标,同时也可为发展某种新的本土的经济社会理论提供基础。 1999年发表的拙作《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一书,可以看作是我走向探索新综合经济社会学的开端,虽然我在该书使用的是“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术语。为表明其研究性质、范围和方法论特点,同时将其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区别开来,我于次年发表了“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一文(参见本书附录1)。在该文,我已决意将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视为“通过理论整合建立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努力”。
内容概要
本书在审视和吸收国外经济社会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不仅继承了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传统,而且还立足于中国,用新综合的观点和方法解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建构了一种富于解释力的新的经济社会学理论。这种新综合解释框架,对于正确理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颇具启迪意义。
书籍目录
自序
第1章 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经济社会学的定位问题
一、引言
二、社会经济学:何以不是经济社会学?
三、制度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之关联
四、经济社会学:研究什么?如何研究?
五、结论
第2章 超越纯粹经济理论:韦伯的探索及其现代意义
一、引言
二、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与“庸俗政治经济学”批判
三、“社会经济学”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
四、通向“经济社会学”
五、结论
第3章 “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一个批判性述评
一、引言
二、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回应
三、网络分析的支持
四、“嵌人性”与“社会建构”:思想和方法论的补救
五、结论
第4章 经济秩序与工作伦理:转型期中国人面临的工作伦理的变迁与选择
一、引言
二、经济秩序转型与工作伦理变迁
三、集体主义的终结
四、家族主义之再生
五、消费主义的兴起与迷失
六、通向合作主义
七、结论
第5章 经济道德的社会建构:再访涂尔干
一、引言
二、对经济学“去道德化”的批判
三、道德的现实的社会建构
四、一个例证:雇佣关系中道德的社会建构
五、结论
第6章 人际关系与制度的建构:以《金翼》为例证
一、引言
二、中间性人际关系
三、为何与如何编织关系网络?
四、组织内:流动的信任关系
五、组织间:派系斗争游戏
六、结论
第7章 企业的起源与转化:一个社会学的诠释
一、引言
二、家户经济共同体的转化
三、亲属关系控制下的家族企业:动力与限制
四、向现代企业转化
五、结论
第8章 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江村经济》再探讨
一、引言
二、研究背景与意义
三、理论建构
四、方法论特质及其修正
五、结论
第9章 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一、引言
二、“新传统主义”的权力结构
三、新理论模式的未来走向:转换还是修正?
四、自我行动:一个概念的提出
五、自我行动的逻辑:过程与后果
六、结论
第10章 市场进入的社会建构:理论与经验
一、引言
二、自我行动与市场进入:逻辑与假设
三、个人自治与自主经营
四、特殊主义关系策略与资源获得
五、结论
附录1 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
一、引言
二、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涵意
三、研究性质和范围
四、方法论特点
五、结论
附录2 作为“乌托邦”的市场均衡理论:一个批判性概述
一、引言
二、自然建构论的谬误
三、形式主义均衡分析之偏差
四、结论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家族企业转化为股份制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外在的和内在的条件。首先,家族企业须受到足够强度的市场竞争的压力。当市场竞争对家族企业形成足够压力即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或持续发展时,家长或业主就不能不在保持家族控制和企业转化之间作出抉择。其次,对家族企业转化形成压力的还有现代工业技术对于庞大资本的需求。家族企业同样需要适应新的工业技术,要采用新的工业技术,就要进行数量庞大的固定资本的投资,而要达到大规模筹集资本的目的,势必要进行面向能够公开招股的股份制企业的转化或制度变革。 内在条件的形成对于家族企业的转化或许更为重要。扩张中的家族企业迟早会遇到企业发展与家族对企业控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或者说从中作出抉择,取决于家族首脑或业主的伦理观念,即他是更注重企业发展还是更重视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一般而言,视家户经济共同体为目的的家族伦理,会导引一种注重企业发展的伦理观念,由此在遇到企业发展与家族对企业控制的矛盾时,会毅然采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调整。相反,在一种以家庭亲属共同体的延续和荣耀为最终目的的家族伦理中成长的人们,会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为首要的伦理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他们会试图在企业发展与保持传统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之间作出某种妥协和折中,尽管这很困难甚至根本难以摆脱家族控制对企业发展的限制。这种情况往往可能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王安(1986)在处理他的公司(王安实验研究公司)发展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的问题时,即表现出一个中国人的强烈的家族文化与家长制作风的伦理观念的影响。王安不能容忍他作为家长以及他的家族在公司中地位的削弱。他不想看到他的公司因为要扩大资本合作(招股)而使其控制权落入外人手中。家族主义的思想使他既想保持公司的发展,又想维护家族在企业管理与控制中的中心地位。然而,最后的事实表明,王安家族因为不愿意放弃其对公司的控制权而使企业的发展失去了各种机会。 这说明,家族企业要转化为股份制企业,除了要有足够强度的市场约束和资本需求以外,还必须要有某种放弃家族控制的伦理观念的建构。建立此种伦理观念对于那些处于将亲属共同体视为家族活动的最高目标的文化中的人,是尤为重要、也是最为困难的,但是,如果不在这一问题上获得突破,则家族企业的转化以及企业的长远发展将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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