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亚洲创新系统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内容概要

《转型中的亚洲创新系统》由研究国家创新系统的代表人物伦德瓦尔等主编，是以处于“转型期”的八个亚洲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形成的创新系统案例集。全书共十二章，根据研究内容和主题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至第四章，从整体上对亚洲的八个经济体进行了分析，重点研究这八个经济体如何通过不同的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摆脱要素成本竞争，进入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模式；第二部分是第五章至第八章，分别对泰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四个经济体的创新系统进行了案例研究，重点分析了这些经济体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第三部分是第九章至第十二章，选取日本、印度、新加坡和中国为研究对象，在前三个案例中，主要讨论了日本、印度和新加坡如何向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模式转型，对于中国的研究，重点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创新系统转型过程中进行政策学习的必要性。
作为案例集，《转型中的亚洲创新系统》的可读性较强，可供政策制定者、各级科技管理干部、科技政策研究者以及相关领域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作者简介

编者：（瑞典）B-A.伦德瓦尔 （泰国）P.茵塔拉库纳德 （丹麦）J.万格 译者：王海燕 梁洪力

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 前言 第一章转型中的亚洲创新系统：概述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创新系统 第三节制度与发展 第四节对创新系统“转型”的理解 第五节学习型经济的全球化及外部变化的压力 第六节新兴经济体的含义 第七节本书结构及各章内容 第八节 以知识为基础展开竞争的亚洲国家（地区） 第九节转型期的亚洲国家（地区）创新系统 第十节亚洲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和政策学习的需求 第十一节不同创新系统转型面临的挑战 第十二节值得学习的经验教训 第十三节发展研究的终结 第二章亚洲经济体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中迎头赶上的机会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知识与创新在打造竞争优势中发挥的作用 第三节尽管创新系统薄弱，但仍要迎头赶上 第四节作为经济治理任务之一的技术追赶 第三章跨国社群、离岸外包和建立海外子公司：印度IT服务业的案例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超越交易成本经济学 第三节从制度视角看外包和离岸 第四节印度的跨国社群与印度IT服务和软件业 第五节讨论 第六节总结 第四章 国际、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的融合：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案例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为连接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和国际创新系统的选择 第三节促进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发展的不同维度的创新系统 第四节印度与印度尼西亚超级国家创新系统特性比较：成功与失败的因素 第五节总结 第五章泰国：处在转型中的创新系统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方法论和研究范围 第三节泰国创新系统的演化 第四节总结 第六章香港：挑战区域整合和发展高技术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概念和方法 第三节香港发展的历史背景简述 第四节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整合 第五节香港知识产业的发展政策 第六节总结 第七章印度尼西亚：处在十字路口的创新系统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处于十字路口的印度尼西亚创新系统 第三节政治经济 第四节印度尼西亚创新系统 第五节展望未来 第八章韩国：产业创新的绩效与源泉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韩国创新系统的研发及企业绩效 第三节韩国创新系统中的产业创新之源 第四节韩国创新系统的缺陷与政策问题 第五节总结与经验教训 第九章 日本：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及创新系统变革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日本国家创新系统 第三节同韩国和中国台湾比较 第四节 日本的商业系统和变革 第五节基于科学的产业的显著特征 第六节改革 第七节总结 第十章印度创新系统和IT能力：对东盟新成员国是否有借鉴意义？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国家创新系统和印度IT发展 第三节东盟新成员国的新技术 第四节总结及对东盟新成员国的经验借鉴 第十一章新加坡：积极参与全球竞争的创新系统 第一节简介 第二节新加坡的创新和高技术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转变之路 第三节借助科技园构建研发能力 第四节发挥中小企业优势：反向技术流动与跨国公司 第五节培育集群发展：裕廊岛化工产业集群 第六节总结 第十二章中国：政策学习成为转型的关键环节 第一节创新系统、经济发展和政策学习 第二节创新与发展的演化和系统特征 第三节政策分析需要范式转换 第四节工业化及政策学习的多种途径 第五节适应性的创新政策和政策学习的极端重要性 第六节总结 附录原书编著者简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四节印度尼西亚创新系统 下面将通过考察激励体系、技术政策、其他产业政策、培训教育体系、辅助机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来描摹印尼创新系统。我们发现印尼创新系统很弱小，与私营企业也缺乏联系。最显著的发现是印尼创新系统是割裂的，并且这种割裂体现在不同层面：不同时期盛行不同的经济传统，导致了不同的贸易、投资和竞争制度；国有“战略性产业”和私营企业应用不同的技术政策；同样，辅助机构也是割裂的。 一、激励 我们将考察以下几个针对企业激励结构的要素：宏观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法规以及竞争。随着占据优势主导地位的发展传统的更替，激励结构一般会发生很大变化。新秩序时期（1966～1998年）政府有三大发展阶段：调整阶段（1966～1973年）、进口替代阶段（1974～1985年）和出口导向阶段（1986～1996年）。如前所述，在经历了旧秩序时期（1948～1965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预算赤字之后，1966～1973年，通过调整和向外国投资与贸易开放，进口替代政策取得了成功。1974年之后，受石油税收的不断上涨和排外情绪的刺激，印尼更加强调发展国内产业，政策制度也变得更加严格。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直线下降，世界趋势转向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受此激发，印尼经济变得更具出口导向，进口限制也减少了，对外国投资也更加开放（EIU，1996；Bhattacharya and Pangestu，1993）。 新秩序时期，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受到了广泛称赞：根据希尔（Hill，1995）的研究，自1966年起，印尼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是表现最好的国家，而且，在世界银行关于18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中，印尼的宏观经济管理名列前茅（Little et a1.，1993）。作为企业投资、贸易和财务往来的先决条件，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尽管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分析带来了一些问题，贯穿整个新秩序时期的宏观经济基础对一个强大创新系统发展是有益的。 至于贸易和投资体制，在1973年前的调整时期，由于预算约束，产业发展几乎没有得到提升（Soesastro and Pangestu，1998）。资源依赖型的中小企业在制造业部门占主导。1967年颁发的外国投资法案非常自由，允许100％ 的外商所有权，并包括了免税期、加速折旧和资本货物进口免税等激励措施。 1974～1985年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保护和贸易壁垒不断加强并关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效率问题（Soesastro and Pangestu，1998）。20世纪80年代前半叶，通过减少进口还是增加出口来控制经常项目赤字，政府感到非常矛盾，虽然提出了一系列进口数量限制条件（Booth，1995），但是，最终政府还是果断地转向了出口。1995年，贸易体系进一步自由化，大多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得到了实质性削减，并声明进一步削减，直至2003年。 关于投资，从1986年之后投资制度就在不断松绑：简化和改进了申请程序，可以申请终生许可证，并且产能扩张的30％都可以免于申请许可批准。1986年，允许外资所有者开办出口导向型企业，同时放松了对外国投资撤资的相关规定。1989年，禁止外商投资领域的较短名单替代了投资优先部门的长名单。在1994年5月的一揽子主要政策中，关于外国投资的大多数限制都得以解除：允许外资所有权达到100％；从根本上解除了外资撤资要求；明显降低了最小投资额度；合资企业可以承接外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内销售的业务及产品出口。一个目的是吸引零部件供给部门的中小投资者。这一揽子政策对认可外国投资具有实质作用。1996年6月放松管制的政策包为出口企业引入了“信息高速公路”设施，这促进了海关、税务和银行等部门的服务，并允许外国企业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可以成为批发商。 最后，我们考察一下竞争。竞争的影响并不显而易见。一方面，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保护论认为新竞争者的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或一段时间的补贴以应对更有能力的竞争者。另一方面，通常认为竞争需要遵守一定规则，对企业绩效和创新产生压力。对世界产业区的研究表明，企业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模式具有潜在益处。东北亚应用竞争的秘诀是既在出口市场上竞争又对国内产业实施保护。诚如我们所见，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的印尼改革逐渐降低了关税壁垒和进口数量限制，这加剧了进口竞争。加工出口区（export-processing zones）企业可以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25％产出的规定既受制于关税和税收，又使国内制造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即使对国内竞争只有较少约束，许多国内企业仍然是在更具保护性的制度下建立起来的。 这些激励措施能为我们揭示哪些关于印尼创新系统的信息呢？以往的一些政策建议实际上不利于国内生产者，其他政策建议又在管理上过于复杂而不便实施。保护政策没有与绩效要求或与目标产业和技术升级战略结合起来。没有激励企业使之增加出口，而且，来自进口和国外新对手不断增加的竞争并没有与出口支持或激励措施结合起来，这与东北亚既限制来自国外的竞争又鼓励国内竞争和出口的正面经验不一致。萨斯特罗和冯慧兰（Soesastro and Pangestu，1998）认为有利于最终耐用消费品生产，而不利于资本和中间产品生产的保护结构，导致严重的反出口偏好，而且其结果是日用消费品配送商的后向关联发展薄弱。总的来说，推动出口导向所采取的措施聚焦于改善“高成本商业环境”、建设零部件产业以及吸引外国投资等方面。然而，它们并没有特别提出要发展高效能的国内市场，催生更高附加值产业或提高企业绩效。可是，考虑到各种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保护制度的进一步弱化，国内产业的生存能力和绩效日益依赖于后一方面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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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亚洲创新系统》主要是由研究亚洲创新系统及其相关主题的学者合作而完成的。其中大部分内容已经在2004年召开的第一届亚洲创新系统和集成会议上发表。继《AfricaFirst》之后，《转型中的亚洲创新系统》集中研究了某个特定区域内的各国创新系统。这本书在创新系统理论和案例研究方面都比较深入，它在全球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详细的分析了泰国、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印度、新加坡和中国八个亚洲国家的创新系统。尽管这些被研究的亚洲国家从支持新创企业创新的制度安排、政府政策和产业结构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这些国家都处在转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