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社：王国豫、 刘则渊 科学出版社 (2012-11出版)  作者：王国豫，刘则渊 著  页数：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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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科技悖论现象及其哲学反思高科技的突飞猛进，正深刻改变着世界的各个方面乃至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征，也向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正因为如此，中德两国哲学界同行在中德科学促进中心的全力支持下，把高科技中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作为继2003年中德科学技术伦理研讨会（柏林）之后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与对话的主题。　　高科技（high-tech）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专业术语，但人们对高科技的认识并不一致。它又被译为高技术，还因为与新技术相关联而被称为高新技术。高科技以高投入、高智力、高产出、高回报、高风险、创新速度快、生命周期短、渗透领域广为显著特征。我们之所以使用“高科技” 这一术语，一方面，是因为technology源于德国人梯姆普勒（Clemens Timpler）于1606年最早使用的technologia，1777年德国经济学家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定义technologie 是一门传授以人工方式对自然物进行加工以便满足社会需求的实用学科，即“工艺学”或者“技术学”，以区别于technik（技术）。但德语中的technologie（工艺学）和technik（技术）两个词，在英语中就变成一个词technology了。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语源、语义和语境上，technology本来就有“技术学”、“科技”和“理工科”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还在于高科技通常是指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上的技术，甚至可以说它同时包含基于科学的技术和关于技术的科学的双重含义，蕴涵着当代科学和技术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的新关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技术、能源科学与技术等，都被公认为高科技的主要学科领域。因此，用高科技一词，更能反映high-tech的语义、内涵和外延的特征。　　在这种高科技语境之下，对高科技现象进行透视和反思，彰显出普遍存在于高科技活动中的“二律背反”，也可以称之为“高科技悖论”。这种“二律背反”或“高科技悖论”， 对不同领域高科技的属性、 本质和后果， 在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它对我们的挑战， 使我们面临无所适从、 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这里， 不妨让我们列举一下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两种关系上发生的若干“高科技悖论”现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政策学家司托克斯（Donald E.Stokes， 1927~1997）于1997年提出用科学研究的“认识目的应用目的”二维象限模型来考察高科技，表明高科技既不在以认识为目的的纯基础研究的玻尔象限（Bohr‘s quadrant）上，也不在以应用为目的的纯应用研究的爱迪生象限（Edison’s quadrant）上，而是同时在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和理论导向的应用研究的新巴斯德象限（new Pasteur‘s quadrant）上，这就进一步论证了高科技既是技术，又是科学，既有明确的应用目的，又具有基本的认识职能，基于科学的技术和关于技术的科学同时并存，从而形成了科学和技术关系的新范式。既然如此，那种基于科学和技术的传统界限，沿用“科学无禁区，技术有限制”的非此即彼的理念来确定伦理规范的惯例，显然不适用于高科技。　　高科技创造的信息网络世界，使人们更容易获得信息和知识，信息逐渐成为人的生活的需要、内容和手段。人们轻轻一点鼠标，便可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全球风光尽收眼底。“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已变为现实。而人们生活在信息海洋中，这又加大了信息选择的难度。虚拟现实变为虚幻世界、海市蜃楼，亦真亦假，是非莫辨。信息网络技术正打破各个国家、民族、阶层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共享，推动全球化、族际化和层际化。但现实生活也同时存在另一番景象，“数字鸿沟”、“知识鸿沟”甚于收入差距，加剧了贫富分化。　　高科技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手段与文化形式——现代动感电影、立体影视艺术、分形艺术、电脑绘画，等等，既是技术又是艺术，既是科技文化又是人文文化，展现出“斯诺命题”（Snow’s proposition）的“两种文化”融合于高科技文化现象的统一体之中，但在对传统文化与艺术形式的替代上却又表现为空前的冲突。　　人们凭借高科技工具揭示了生命与人体的奧秘，也开始充当创造生命的角色，并可能充当创造“亚当和夏娃”的“上帝”角色，这确实表现出人比肩“上帝”的高度智慧与尊严，也同时暗示人作为人工制品的愚钝与卑微，这远比劳动异化造成的人本身异化为商品更值得深刻反思和慎重应对。　　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传统技术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灾难，它是黑色的，高科技则不然，它是清洁的、绿色的。其实，高科技的高风险特征并不限于与其经济高效益相伴而生的高风险性，无论是安全、清洁的核能科技，还是新兴的纳米科技，其对环境、生物和人类的安全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污染与威胁）。它相对于传统科技是安全的、绿色的，而潜在的后果可能是不安全的、非绿色的；某些看似安全清洁的治理污染的高科技，甚至可造成新的二次污染。例如，化学清洁剂清除了海上油污，却形成更难清除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无论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但造成事故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强震及海啸造成的福岛核泄漏事件，还是军事用途的核武器威慑与核武库国家之间的核均势，以及战略导弹攻击体系与战略防御体系等一系列高科技武器的矛盾，高科技带给人类的似乎既是安全又是恐惧，既是和平安宁又是战争威胁。高科技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更自由、更美好、更安全，但高科技的军用历来先于和优于民用，不断制造出能更加巧妙地毁灭人类自身的高科技武器，使人类依然生活在恐怖主义与战争威胁之中。　　总之，高科技的每一个进步，都给人类带来更加温暖与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之火”（Prometheus‘fire），同时也在人类头顶上高悬着更加危险与可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Damocles’sword）。　　高科技的模糊语境和双重后果，对经典的科技观、价值观和伦理观提出了挑战。或者说，这一系列“高科技悖论”或“二律背反”更深刻地表现为不同科技观、不同价值观和不同伦理观的冲突。高科技依然存在三种矛盾的伦理观：要么像阿基米德那样为防止成果的滥用而拒绝研究，要么像伽利略那样为追求真理而不计利害，抑或如爱因斯坦那样既讲是非，亦计利害，既求真，又谋善。然而，在我们看来，“高科技悖论”或“二律背反”的破解，并不能像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那样从先验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去寻求，而要在高科技自身的理性的社会实践中探索可行之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两种关系上化解高科技悖论，确立以人为本的科技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引领高科技造福人类社会，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自由和发展。　　正是本着这一目的，中德两国学者在高科技的哲学与伦理学研讨中展开了广泛深入并富有成效的对话。应当肯定地说，2005年在大连的研讨会，对高科技领域一系列新的哲学和伦理问题所进行的探讨，把中德两国学者之间业已开展的跨文化对话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自中德两国的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从不同视角对不同高科技领域的哲学和伦理问题发表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前沿性的独到见解，使会议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基于此，我们决定将会议论文的德文、英文原作译为中文，公开发表，与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分享。　　在本书出版之际，笔者作为这次会议的中方主席之一，首先要特别感谢德方两位主席波塞尔教授和胡比希教授，他们不仅和我们一起精心策划了会议的主题，而且分别就高科技哲学及伦理学、绿色基因技术的伦理准则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同时要感谢会议主持者和组织者、时任大连理工大学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特聘教授李文潮博士和副主任王国豫教授，他们为会议筹备和组织做出了努力和贡献；还要感谢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特聘教授、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延明博士，他积极主动参与了会议组织与服务工作。　　本书得以出版问世，全靠王国豫教授及部分教师和研究生的辛勤劳作。他们认真地整理、翻译和编辑文稿，将这些高科技哲学与伦理学的论述和见解整理成书。在此，笔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和热忱的慰问。　　刘则渊　　2012年7月6日于大连新新园

内容概要

　　《高科技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分三个章节，第一章总论部分是关于高新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伦理问题的反思，包括高科技现象的哲学反思、现代技术的思想性特征与实践智慧等主题；第二章关于生物和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包括大规模推广转基因食品技术的若干伦理问题、理解生物伦理的文化挑战、绿色基因技术调节的伦理标准和尺度；第三章关于纳米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伦理问题，包括纳米技术的伦理视角、纳米技术的社会风险、信息传播中的伦理冲突、网络功能设计的伦理学反思；第四章关于技术、文化与人，涉及到不同文化在技术的伦理问题与什么是人的问题等方面的不同观点及其论证。

作者简介

王国豫，哲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伦理学、技术哲学、中西方比较哲学、欧盟科技政策。刘则渊，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科学学、科学计量学与科技管理、技术哲学、发展战略学。

书籍目录

前言关于高科技的本质的反思高技术及其基础科学中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波塞尔马克思关于技术伦理和经济伦理关系的思想及启示刘则渊论现代技术的思想性特征与实践智慧孔明安高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公正朱葆伟明智伦理与高科技卢克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程哲学盛晓明 王华平信息与网络伦理问题扩展的技术可能性导致更多的冲突——以普适计算为例考尔瓦克斯信息传播中的伦理冲突甘绍平网络经济民主的脆弱性伦理学反思——一个案例研究刘钢网络功能设计的伦理学反思王前 刘文宇 李良敏生物与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伦理学也要与时俱进——克隆技术和伦理学问题何祚庥干细胞研究及其临床应用的伦理管治翟晓梅 邱仁宗混合生命体的伦理与认识论问题尼克•C.卡拉菲利斯生物和信息技术背景下的智能人格哈德•甘姆胚胎干细胞研究能否得到伦理辩护沈铭贤基因技术中人的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评价的方法论问题乔治•罗曼转基因技术伦理问题绿色基因技术调节的伦理标准和尺度胡比希大规模推广转基因食品技术的若干伦理问题曹南燕从预防原则看转基因技术及其伦理问题杨通进从和谐伦理看转基因植物的风险与机遇王国豫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纳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伦理学视角邱仁宗纳米科技对社会影响的可能性分析洪晓楠纳米技术的伦理维度戴克尔 格鲁恩瓦尔德灰色忧伤——纳米技术的社会风险费多益感知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文化条件舒迈尔后记

章节摘录

高科技悖论现象及其哲学反思高科技的突飞猛进，正深刻改变着世界的各个方面乃至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征，也向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正因为如此，中德两国哲学界同行在中德科学促进中心的全力支持下，把高科技中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作为继2003年中德科学技术伦理研讨会（柏林）之后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与对话的主题。高科技（high-tech）一词，是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专业术语，但人们对高科技的认识并不一致。它又被译为高技术，还因为与新技术相关联而被称为高新技术。高科技以高投入、高智力、高产出、高回报、高风险、创新速度快、生命周期短、渗透领域广为显著特征。我们之所以使用“高科技”这一术语，一方面，是因为technology源于德国人梯姆普勒（Clemens Timpler）于1606年最早使用的technologia，1777年德国经济学家贝克曼（Johann Beckmann，1739~1811）定义technologie是一门传授以人工方式对自然物进行加工以便满足社会需求的实用学科，即“工艺学”或者“技术学”，以区别于technik（技术）。但德语中的technologie（工艺学）和technik（技术）两个词，在英语中就变成一个词technology了。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语源、语义和语境上，technology本来就有“技术学”、“科技”和“理工科”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还在于高科技通常是指建立在最新科学成就基础上的技术，甚至可以说它同时包含基于科学的技术和关于技术的科学的双重含义，蕴涵着当代科学和技术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的新关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技术、能源科学与技术等，都被公认为高科技的主要学科领域。因此，用高科技一词，更能反映high-tech的语义、内涵和外延的特征。在这种高科技语境之下，对高科技现象进行透视和反思，彰显出普遍存在于高科技活动中的“二律背反”，也可以称之为“高科技悖论”。这种“二律背反”或“高科技悖论”，对不同领域高科技的属性、本质和后果，在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它对我们的挑战，使我们面临无所适从、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这里，不妨让我们列举一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两种关系上发生的若干“高科技悖论”现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政策学家司托克斯（Donald E.Stokes，1927~1997）于1997年提出用科学研究的“认识目的应用目的”二维象限模型来考察高科技，表明高科技既不在以认识为目的的纯基础研究的玻尔象限（Bohr's quadrant）上，也不在以应用为目的的纯应用研究的爱迪生象限（Edison’s quadrant）上，而是同时在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和理论导向的应用研究的新巴斯德象限（new Pasteur's quadrant）上，这就进一步论证了高科技既是技术，又是科学，既有明确的应用目的，又具有基本的认识职能，基于科学的技术和关于技术的科学同时并存，从而形成了科学和技术关系的新范式。既然如此，那种基于科学和技术的传统界限，沿用“科学无禁区，技术有限制”的非此即彼的理念来确定伦理规范的惯例，显然不适用于高科技。高科技创造的信息网络世界，使人们更容易获得信息和知识，信息逐渐成为人的生活的需要、内容和手段。人们轻轻一点鼠标，便可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全球风光尽收眼底。“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已变为现实。而人们生活在信息海洋中，这又加大了信息选择的难度。虚拟现实变为虚幻世界、海市蜃楼，亦真亦假，是非莫辨。信息网络技术正打破各个国家、民族、阶层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信息和知识的共享，推动全球化、族际化和层际化。但现实生活也同时存在另一番景象，“数字鸿沟”、“知识鸿沟”甚于收入差距，加剧了贫富分化。高科技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手段与文化形式——现代动感电影、立体影视艺术、分形艺术、电脑绘画，等等，既是技术又是艺术，既是科技文化又是人文文化，展现出“斯诺命题”（Snow's proposition）的“两种文化”融合于高科技文化现象的统一体之中，但在对传统文化与艺术形式的替代上却又表现为空前的冲突。人们凭借高科技工具揭示了生命与人体的奧秘，也开始充当创造生命的角色，并可能充当创造“亚当和夏娃”的“上帝”角色，这确实表现出人比肩“上帝”的高度智慧与尊严，也同时暗示人作为人工制品的愚钝与卑微，这远比劳动异化造成的人本身异化为商品更值得深刻反思和慎重应对。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传统技术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灾难，它是黑色的，高科技则不然，它是清洁的、绿色的。其实，高科技的高风险特征并不限于与其经济高效益相伴而生的高风险性，无论是安全、清洁的核能科技，还是新兴的纳米科技，其对环境、生物和人类的安全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污染与威胁）。它相对于传统科技是安全的、绿色的，而潜在的后果可能是不安全的、非绿色的；某些看似安全清洁的治理污染的高科技，甚至可造成新的二次污染。例如，化学清洁剂清除了海上油污，却形成更难清除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无论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但造成事故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强震及海啸造成的福岛核泄漏事件，还是军事用途的核武器威慑与核武库国家之间的核均势，以及战略导弹攻击体系与战略防御体系等一系列高科技武器的矛盾，高科技带给人类的似乎既是安全又是恐惧，既是和平安宁又是战争威胁。高科技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更自由、更美好、更安全，但高科技的军用历来先于和优于民用，不断制造出能更加巧妙地毁灭人类自身的高科技武器，使人类依然生活在恐怖主义与战争威胁之中。总之，高科技的每一个进步，都给人类带来更加温暖与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之火”（Prometheus'fire），同时也在人类头顶上高悬着更加危险与可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Damocles'sword）。高科技的模糊语境和双重后果，对经典的科技观、价值观和伦理观提出了挑战。或者说，这一系列“高科技悖论”或“二律背反”更深刻地表现为不同科技观、不同价值观和不同伦理观的冲突。高科技依然存在三种矛盾的伦理观：要么像阿基米德那样为防止成果的滥用而拒绝研究，要么像伽利略那样为追求真理而不计利害，抑或如爱因斯坦那样既讲是非，亦计利害，既求真，又谋善。然而，在我们看来，“高科技悖论”或“二律背反”的破解，并不能像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那样从先验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去寻求，而要在高科技自身的理性的社会实践中探索可行之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两种关系上化解高科技悖论，确立以人为本的科技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引领高科技造福人类社会，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自由和发展。正是本着这一目的，中德两国学者在高科技的哲学与伦理学研讨中展开了广泛深入并富有成效的对话。应当肯定地说，2005年在大连的研讨会，对高科技领域一系列新的哲学和伦理问题所进行的探讨，把中德两国学者之间业已开展的跨文化对话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自中德两国的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从不同视角对不同高科技领域的哲学和伦理问题发表了许多具有前瞻性、前沿性的独到见解，使会议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基于此，我们决定将会议论文的德文、英文原作译为中文，公开发表，与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分享。在本书出版之际，笔者作为这次会议的中方主席之一，首先要特别感谢德方两位主席波塞尔教授和胡比希教授，他们不仅和我们一起精心策划了会议的主题，而且分别就高科技哲学及伦理学、绿色基因技术的伦理准则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同时要感谢会议主持者和组织者、时任大连理工大学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特聘教授李文潮博士和副主任王国豫教授，他们为会议筹备和组织做出了努力和贡献；还要感谢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特聘教授、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延明博士，他积极主动参与了会议组织与服务工作。本书得以出版问世，全靠王国豫教授及部分教师和研究生的辛勤劳作。他们认真地整理、翻译和编辑文稿，将这些高科技哲学与伦理学的论述和见解整理成书。在此，笔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和热忱的慰问。刘则渊2012年7月6日于大连新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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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可供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伦理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教师和学生阅读，也适合对科学技术伦理学及德国科学技术哲学感兴趣的大众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