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国平 页数:338
内容概要
《城市与区域管理丛书:面向世界城市的北京发展趋势研究》力图全景展现面向世界城市的北京发展及未来图景,从分析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地位和基础出发,详尽地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空间发展四个方面对面向世界城市的北京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和展望。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本书汇集了22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对北京发展和建设世界城市的见解和观点,为判断未来北京发展趋势,以及认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差距、问题、路径和战略等提供参考。最后,本书提出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模式及其策略。 《城市与区域管理丛书:面向世界城市的北京发展趋势研究》的内容和一些观点能够为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以及相关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也可为北京城市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书籍目录
总序(王铮)前言第一章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分析第一节 北京的城市发展历程第二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决策第三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机遇和挑战参考文献第二章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分析第一节 世界城市网络及北京的地位第二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区域基础第三节 北京城市发展与主要世界城市的比较参考文献第三章 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第一节 人口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第二节 资源供给与利用的现状及趋势分析第三节 环境现状与趋势分析参考文献第四章 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第一节 经济发展历程与总体趋势分析第二节 工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第三节 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参考文献第五章 社会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第一节 居民收入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第二节 科技创新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第三节 社会保障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第四节 公共服务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参考文献第六章 城市空间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第一节 郊区化与城市空间结构发展趋势第二节 产业空间布局与发展趋势第三节 城市交通发展趋势及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参考文献第七章 2030年的北京:专家咨询意见分析第一节 北京的城市发展定位第二节 北京的人口发展第三节 北京的经济发展第四节 北京的资源环境第五节 北京的城市空间发展第六节 北京的社会发展第七节 结论参考文献第八章 北京2030:面向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模式与策略第一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第二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经济与空间模式第三节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策略参考文献附录北京2030:面向世界城市的首都发展趋势分析和展望专家调查问卷
章节摘录
第一章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背景分析 第一节北京的城市发展历程 北京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所谓“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俯中原,诚天府之国”(于敏中等,1983),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为北京的城市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城市发展历程中,北京在不同的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城市职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历次城市规划对其城市性质和发展定位进行了调整,伴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今天的北京不仅是世界著名古都,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从北京的城市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1949年前的北京城――封建皇权的象征 早在3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广阔的平原为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北京地区农业经济发达、物产富饶,更是南北交通枢纽,不仅是历朝历代的北方军事重镇,更是中原汉族与北部游牧部族贸易和文化交往的中心(高福顺,2000)。唐宋以后北京的地位更进一步提升,金代正式建都于北京,当时北京地区的人口已超过100万人;此后元、明、清各朝均建都于此,北京正式成为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首善之区,人口超过200万人。 作为全国首都,历史时期的北京城商业繁荣,人口密集,水源是城市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此外,受地理条件和城市功能定位的影响,生产功能已远远不能满足城市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粮食及商品往往需要依托外部运入,因而我国历代城市建设者在城市选址时都十分关注水源的选择和水利工程的修建。从北京城的发展历史来看,金中都的建设主要依托莲花池水系,而元大都建设时,考虑到莲花池水系水源的不足,即改为依托高粱河水系新建都城,因而都城选址也向东北部迁移,构筑了北京城的雏形,并成为明清北京城的建设基础。此外,通惠渠工程成功解决了漕粮入境的困境,在京杭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将粮食、商品运入京城的同时,更进一步加强了北京在南北交通枢纽方面的重要功能,保证了北京城的物资需求。 明清北京城以紫禁城为中心,按中轴线东西对称的原则设计,集中国传统都城建设之大成,是此后北京城市建设的基础。尽管伴随着城墙的拆除和20世纪80年代后城市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依旧可以在红墙绿瓦之间寻找到当日宏伟的北京城的印迹。这座繁荣的古代都城,汇集了南北文化,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二、1949~1980年的北京城――高速发展的工业新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正式开启了北京城市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先后开展了五次总体规划的编制,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实践过程中,不断对城市发展定位进行修正和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战乱后的北京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新中国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为充分贯彻中央精神,1949年4月16日,中共北平市委即制定了北京市恢复改造和发展生产的工作决定。结合对西方工业的反思和对京津冀大北京地区发展的思考,梁思成提出了对这一决定的深刻担忧和建设环境优美的行政中心城市的美好愿景,并与陈占祥等学者一起提出了保留古城、疏散功能、另建新城的宏伟设想(王军,2003)。然而这个影响北京学界半个多世纪的宏伟设想,并未能成为引导北京城市建设的蓝图,随着1953年由北京市委规划小组编制完成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的出炉,北京市进入了全面工业化和旧城改造阶段。 《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将北京的城市性质定位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以全市的中心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将行政中心设在旧城中心部位,四郊开辟大工业区和大农业基地,规划20年左右城市人口规模达到500万人、城市用地面积扩大到600千米2,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北京城建设的基本方案。 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及北京建设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的建设方针指导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北京初步建成了大中小企业配套齐全的工业格局。 1955年在原有的《改建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基础上,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与编制工作,于1958年编制完成并以草案形式发布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这次总体规划进一步强调了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建设大工业城市的定位,反映了当时国家工业化的战略要求,以及通过工业化道路恢复和发展生产、实现强国富民的迫切需求。 规划进一步确定了北京的定位,即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并应迅速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同时在城市布局上提出了“分散集团式”和“子母城”的布局形式,在工业发展上提出了“控制市区、发展远郊”的方针。1962年,北京市委指出,北京已经实现了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正式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地区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2。77亿元增长到1962年的29。59亿元,第二产业比例增长至55。09%,与此相伴随的正是城墙的全面拆除和城市空间格局的巨大变化。 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阻挡北京的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1972年11月北京市规划管理局恢复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1973年10月8日提出了《北京地区总体规划方案》和《北京市区总体规划方案》。这一方案虽然未予讨论,但是方案中已经明确指出北京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城市规模过大、工业过于集中带来了严重缺水、环境污染、用地紧张等。历史证明,北京在水资源及矿产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过度发展工业,不仅给自身造成了严重的城市问题,也由于京津经济同构发展,导致了天津的衰退(王军,2003)。 三、1980年后的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国际城市 改革开放为北京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城市的商业活动开始繁荣,城市服务功能逐渐增强。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北京建设工业城市的定位开始受到质疑,1982年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编制的新一轮《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成为北京城市建设的转折点。该轮方案对北京的城市定位进行了调整,明确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取消了“经济中心”的提法,并提出了严格控制城市规模,坚持“分散集团式”城市布局,发展远郊卫星城,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城市发展目标,另外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对保留、继承和发扬文化古都风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总体规划方案强调经济发展要适应和服从城市性质的要求,调整结构,根据资源情况重点发展能耗低、用水少、占地少、运输量少和不污染、不扰民的工业,对现有重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并提出改变工业过分集中于市区的状况。 在不断加大的全球化影响之下,以举办1990年亚运会为契机,北京的对外开放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为适应国际国内日益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1993年编制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再次对北京的城市定位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明确北京的城市性质是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并提出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明确提出城市发展要实行“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即全市城市发展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广大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并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纳入总体规划,把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和环境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这是首次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突出北京城市的国际功能,提出建设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充分反映了国际交往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时代背景下,首都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对北京功能定位的明确,北京工业布局的重心逐渐向郊区转移,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2000年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64。81%;同时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对外开放水平快速提升。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北京的城市性质,具体来说:国家首都,即按照中央对北京做好“四个服务”的工作要求,强化首都职能;国际城市,即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名城,要求弘扬历史文化,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名城;宜居城市,要求创造充分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建设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宜居城市。在这一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的首都职能、居住功能和文化特色得到强调,并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将世界城市作为北京城市建设的努力目标。 第二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决策 经过60多年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北京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8年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后,北京的国际声望大幅提高,首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北京对城市发展定位和未来目标有了新的判断。2009年年底召开的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上,提出了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意味着北京城市国际化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将以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世界城市”为发展目标。 一、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 作为学术术语,“世界城市”一词最早由英国学者格迪斯提出,用以表述“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谢守红等,2004)。英国学者霍尔在其1966年的著作《世界城市》(WorldCities)中,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描述和研究了世界城市,并为现代世界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础(Hall,1996)。霍尔针对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莫斯科以及德国莱茵鲁尔区、荷兰兰斯塔德区7个世界城市开展了详尽的研究,认为世界城市是那些已经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世界城市的形成取决于其具有全球影响的复合的城市功能,包括政治、贸易、交通、金融、教育、文化和科技等。霍尔认为,世界城市的具体特征是:①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②国家的贸易中心;③主要银行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④各类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⑤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⑥大的人口中心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⑦娱乐业已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 霍尔所描述的世界城市延伸了格迪斯提出的概念,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取决于其具有全球影响的复合的城市功能,包括政治、贸易、交通、金融、教育、文化和科技等。这是从城市化过程中全球性国际大都会的角度对世界城市的理解,而并未将世界城市的发展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体系的变化以及全球资本运行不平衡的地理格局相结合,即并未将对世界城市的理解与全球化过程结合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促使全球政治、经济空间格局进行重构。世界城市是全球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全球化过程中关键的协调者、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力量。全球化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新国际劳动分工是理解世界城市的重要基础。1986年,弗里德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世界城市理论(Friedmann,1986)。弗里德曼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城市可以被看做跨国公司在管理全球劳动配置与分工中的控制中心,由此将地方与全球经济整合起来。在整合过程中,新国际劳动分工决定了城市的功能和城市体系的结构(苏雪串,2006)。一些城市不再直接生产工业品,而是成为集聚和扩散国际资本的枢纽,并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和控制全球生产和市场的关键力量,而这些城市则处于全球城市体系的最高层级,即是所谓的世界城市(蔡建明,2001)。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的生产过程,而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是指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其产生取决于特定部门的集中和快速增长,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国际金融、国际交通和通信、高级商务服务等。 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学者萨森进一步发展了世界城市理论(Sassen,1991)。萨森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弗里德曼提出的世界城市体系的观点,并着重强调了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萨森认为,全球化过程中金融产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国际化以及向特定城市的集中,使这些城市成为全球生产服务和创新的中心,从而获得管理和协调全球经济的战略能力。她把这些生产服务高度集中,服务于全球资本运行的战略性地区称为“全球城市(globalcities)”,以强调它们在全球化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萨森重点研究了纽约、伦敦、东京,她认为全球城市是:①世界经济组织中高度集中化的控制中心;②金融和专业服务的中心;③创新的生产地,即创新中心;④产品与创新的市场地,即消费中心。 目前,学术界对世界城市的普遍认识是:世界城市是全球城市体系中最高等级的城市;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是全球化经济的空间节点;承担着世界性资源的调控和集散功能,占据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制高点;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分工的重要载体。世界城市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能够对政治、经济、技术、劳动力等高端生产要素发挥协调和控制作用。世界城市本质上是指一种“世界城市地位”,即那种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城市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由世界城市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大城市的功能所决定的。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其具体特征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决策控制中心、国际活动聚集地、信息发布中心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五个方面,并具备以下六个支撑条件:一是一定的经济规模,二是经济高度服务化、聚集世界高端企业总部,三是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四是国际交通便利,五是科技教育发达,六是生活居住条件优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发展目标以后,来自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的国内学者,结合西方世界城市理论,陆续开展了一系列世界城市研究,从世界城市的内涵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性、长远性,以及面临的困难等多方面,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北京确立世界城市目标和明确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庚等(1996)、庞效民(1996)即指出,北京在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基础上,具有领先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机遇和潜力。20世纪90年代末,李国平(1999,2000)首次探讨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本定位,指出:北京世界城市的建设,需要以发展全球政治、科技文化中心为先导,带动其他全球功能尤其是全球经济功能的发展,同时通过发挥其他全球功能与全球政治、科技文化中心功能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推动全球政治、科技文化中心的发展,即北京世界城市将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职能高度统一的整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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