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2012-04出版)  

内容概要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内容简介：1975年7月，胡耀邦受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1月，因“四人帮”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再次被打倒。虽然他在1977年3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后才正式离开科学院，但他在科学院实际只工作了120天。《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描写了胡耀邦面对当时充满惊涛骇浪的政治生活，以及奄奄一息的经济和科技，在这120天中进行思想整顿、拨乱反正，整顿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工作秩序、组织编写《汇报提纲》、制订科技规划、解决群众困难问题，端正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思想，批判“四人帮”反革命路线，把科学院重新纳入“以科研为中心”的正确轨道。

书籍目录

缅怀耀邦同志 促进改革创新(序)前言第一章 形势第二章 工作一、“挤掉脓包,搞好组织整顿”二、“落实政策,要只争朝夕”三、“拼了一点老命”起草《汇报提纲》四、“五子登科”为科技人员解忧五、制订规划,抓科研工作第三章 思想一、关于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二、关于专业科研机构的作用三、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以及要重视基础理论的问题四、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和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五、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六、提倡“拿来主义”七、动员进行“新长征”第四章 风骨一、共产党人的骨气二、非同寻常的调查研究三、好学勤思第五章 挫折第六章 影响附录一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附录二 胡耀邦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附录三 胡耀邦整顿科学院纪事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形  势 中国科学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这里，领导权被篡夺了，科研机构被拆散了，科研秩序被打乱了，许多科研工作被迫停顿了，科技队伍遭受摧残，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被搞乱了。 胡耀邦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1975年7月17日，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受邓小平的委托同胡耀邦谈话，委派他担任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是郭沫若），领导科学院的整顿工作。华国锋转达邓小平的指示，要求抓紧对科学院整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搞好安定团结。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他着重指出，科学院思想整顿的任务很重，并交代了三项具体要求：一是了解情况，准备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名单。 整顿科学院，这是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军队系统、铁路系统的整顿取得明显的成效后，及时把他们的经验推向冶金系统、煤炭系统，以及国防科技、国防军工系统，也都迅速使它们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改观。邓小平作为一位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高瞻远瞩，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潮流，洞悉科技在国家发展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中极端重要的地位，深知科研必须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同时，他对科学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也有深切的了解。这从他后来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78年6月5日他接见日本来宾时也说：“四人帮”的干扰，在工农业上有破坏、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在科学教育方面，这方面耽误了十一二年的时间。他还说：其他方面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这样。邓小平担心科研拖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后腿，因此，他对科技整顿十分关心，十分重视，在全面整顿中把它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他把胡耀邦派到科学院，也正说明了他重视的程度。大家都知道，胡耀邦15岁就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来参加了红军的长征，他年轻有活力，又勤奋好学，是长征队伍中出名的“红小鬼”。由于工作出色，24岁时就担任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邓小平后来曾说过：“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做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① 胡耀邦就是邓小平慧眼所识的人才。 胡耀邦当然领会邓小平的思想。特别是在他来科学院前不久，在中央读书班聆听了邓小平的讲话。当时，邓小平十分严肃地全面讲述了国家的严峻形势，他指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铁路、财政都面临危机，到了非整顿不可的时候，必须下大力气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肩负邓小平的嘱托，胡耀邦深知责任重大。作为一个政治家、战略家，他不会只满足于做些一般的调查、写个报告、编个规划，而是要同“四人帮”的帮派势力正面交锋；要收拾烂摊子，开创新局面；要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重新端正到正确的轨道；要鼓舞人们的信心和干劲，立志把科研搞上去，为四化建设作贡献。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 但是，胡耀邦所面对的是被“四人帮”破坏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的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是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研究机构基础上成立的。1950年初建时，只有22个科研机构（18个自然科学方面的，4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技术人员不足300人，年经费287.2万元。经过17年的努力，特别是通过《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实施，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科学院已有105个科研机构，6万多名职工，其中研究技术人员22000多人，年经费3.55亿元，已经成为学科门类齐全、拥有优秀科技人才、能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一些重大科技问题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它承担着“尖端（新技术）、重大（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基础（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工作）”三大方面的任务，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技术方面，除新建了电子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等领域的研究机构外，还开辟了高温合金、特殊化学材料、超纯金属、超纯分析、高能燃料、水声、稀有元素地质、地球化学、高空物理、微波技术、红外技术、爆炸力学、新型光学仪器等诸多新领域。全院有近半数研究机构中的半数以上的研究技术人员从事新技术和国防方面的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如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加速器、第一个晶体管，而最突出的是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所作的贡献。 在基础科学方面，集中了数、理、化、天、地、生等方面国内的优秀人才，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突出的成绩，如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有限元方法的创立，叶轮机械三维流动理论的发展，吗啡镇痛作用机理的阐明等。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如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低产田的改造、水产养殖、灾害性天气预报、稀土元素的分离、钒钛铁矿的冶炼，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 以及新型合金材料、催化剂、合成橡胶、人工水晶、甾族药物、抗疟药物、计划生育药物的研制等。 摸清本国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是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首先必须做好的工作。科学院在1955年就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先后组织了15个综合考察队、组，对黑龙江流域、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西南地区，以及华南和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盐湖、沙漠等进行了考察，足迹遍及东北、西北、西南、华南占我国面积60%左右的边远地区。此外还有海洋生物考察、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土壤普查等。参加单位除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机构外，还有高等学校、有关部委和地方的研究机构与生产部门，参加人数共约1万多人次。通过考察，基本查清了我国边远地区自然条件的特征和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及一些分布规律，为自然资源开发和生产力布局提出了综合开发方案和远景设想，并培养了一批科学考察人才，帮助边远地区建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在调查过程中以及在调查的基础上，还解决了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提出水土保持的基本方针、沙漠化土地的整治方针等，并在沙坡头试验成功固沙措施，保证了包兰铁路的长期安全通车，等等。 就是这样一个科学院，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 下面，以统计数字反映一些的情况。 表1-1  中国科学院机构和人员的变化状况（1965~1978年）（单位：人） 机构 人员  年份 独立机构 其中科研机构 固定职工 总数 高级 其中研究技术人员中级 初级 196513510560258219376882874183751973685335157134714141768112891975806348716170545051874146751978153110797553089412611038019253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统计资料，其中缺1966~1972年数据。 表1-2  中国科学院历年经费情况（1965~1978年） （单位：万元）年份 合计 经常费 器材费 1965  35548.5 12745.0 20 803 .51973  15682.7 7006.5 8676.21975  16240.5 5942.5 10298.01978  32611.3 12595.0 20 016 .3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统计资料，其中缺1966～1972年数据。 从表1-1和表1-2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科学院的机构、人员和经费都锐减。人员由1965年的6万人减至1973年的3.5万人，到1975年才恢复到近5万人；经费由1965年的3.55亿元减至1975年的1.6亿元，减少约56%。科学院的科研机构已由105个锐减为1973年的53个，有47个新技术方面的研究机构划归了国防科委，使科学院伤筋动骨，失去了综合、配套的优势。所剩的53个研究机构中，有13个是直属的，其他均下放地方，成为科学院与地方双重领导的研究机构。被下放的研究机构中有些同地方发展很少有直接联系，地方对接收这些研究机构也没有多少积极性，相反却感到是负担。甚至有的地方把研究机构全部打散，按着本地农林牧副业的实际需要整编成服务性质的专业队。如广东省9个研究机构就被编为粮食队、林业队、畜牧队、经济作物队和水产队。其中的畜牧队是以中国科学院中南昆虫研究所为主，经济作物队是以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为主。很难想象，这些被下放到畜牧队和经济作物队的科研人员如何能再从事昆虫或植物的研究工作。事实上，在整编结束后，就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科技人员，被分派到全省各地，长期下放插队。表面上看，是同群众一起搞科研活动，实际上主要任务是劳动锻炼。 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有几十年的历史，从事中国水生生物资源调查和利用的研究，研究水平颇高，下放给湖北省后，“立足湖北，面向全国”的科研方向被否定，不能再从事全国性的水生生物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 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部分研究机构被撤销，后来虽然陆续恢复，但是撤销带来的损失却是难以估计的，下面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1.北京植物园被撤销 北京植物园创建于1955年，其前身是早在1946年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建立的小园子。“文化大革命”前夕，已是一个拥有各类植物4000余种的初具规模的植物园。其中有从世界各国搜集来的葡萄品种600余种，居全国之首。温室拥有各类植物2000多种，也颇具规模。其中保存有外国元首送给中国领导人的珍贵植物。植物园同世界几十个国家进行种子交换，它所拥有的种子标本在全国首屈一指。北京市的园林品种，大多由此引出。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植物园一再被扣上“搞花花草草”和“封、资、修”的罪名，备受批判，终于在1970年被宣布撤销。科研人员甚至工人全部下放干校。随之，中央警卫部队进驻植物园，这里就被作为给中央首长供应副食品的基地，除了种菜还养猪、养鸡，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场。600余种珍贵的葡萄品种被砍倒锯掉，改为菜园；小柏树被挖掉当柴烧。600余种温室花木中最好的被送到当时一些领导人的家里，第二类由北京几个公园任意挑选，第三类拿到花摊上出卖，其余的任其放在温室，无人管理。朱德送给植物园的名贵兰花也都散失。到1973年重建植物园时，原有2000多种花木的温室，只剩下一株薜荔孤零零地攀缘在温室的墙上。冻死的珍贵花木中包括斯里兰卡总理送的菩提树、胡志明送的叶子花及卡斯特罗送的若干棵香蕉树等。植物园原有700多种木本植物，因无人管理，几年中只剩下100多种；数十亩供研究用的果园无人施肥，又遭虫害，几乎全毁；新培育的五六十种正待推广的草莓荡然无存。种子标本和图书资料在撤销后的搬运中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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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原拟于中国科学院建院六十周年时作为院史的重要篇章出版，因核实资料、收集图片等，延至今日面世。但作为历史记忆，编者们认为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以及从中可以汲取的经验，仍有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