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作者：许宏  页数：233  字数：307000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利用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辅之以出土与传世文献及相关学科的材料，以二里头遗址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东亚历史上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即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全书既有宏阔的视野，又不乏细致入微的观察，小到二里头王都内遗迹遗物的描述，大到对全球文明史总体框架，以及距今万年以来的中国史前社会的发展历程的勾画。

作者简介

许宏，博士。1963年7月生，辽宁省盖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石研究所研究员、夏商周考石研究室主任兼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石系教授，中国考石学会理事。
　　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石专业，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1989年获硕士学位；同年

书籍目录

解题——[中国]的由来　什么是[中国]？　看看文献怎么说　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国]指向洛阳盆地开创纪元——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　“满天星斗”的英雄时代　文明时代的三大台阶：邦国、王国与帝国　“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时代　一点一面：最早[中国]的两大特质全球视野——中国文明兴起的世界背景　六大文明，影响世界历史的两大体系　[旧大陆]的大河文明　还有学者认为，爱琴海也是一大发祥地　文明古国异同观　全球文明史中的中国文明　历史清晰度：另一视角的比较　为什么早期中国的纪年不确切寻梦之旅——发现与研究历程　由已知推未知的探索　徐旭生寻[夏墟]找到二里头　半个世纪的巨大收获雾里看花——都邑的王朝归属之谜　文献记载的早期王朝史可信吗　王系的疑窦　[古史辨]扫荡传统古史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　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　研究史的启示地灵中原——[第一王都]的诞生背景　东方[大两河流域]：农业起源的温床　中原：重瓣花朵中的花心　四方辐辏的交通战略要地　两大农业区的交汇带　两大自然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　洛阳盆地：形胜甲天下的[地理王国]　二里头：[文化杂交]的硕果王都气派——城市规划的先端　绝妙的都邑选址　二里头的今昔：聚落演变大势扫描　人口高度集中的超大型都邑　都邑的复杂化与功能分区　中心区的路网系统　大[十字路口]的发现　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建中立极——宫廷礼制的形成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想]出来的宫城　中轴线规划的官室建筑群　中庭可容万人的朝堂建筑　规模浩大的[凝聚力工程]　宏伟的宫城南大门　东路建筑群：宗庙与祭祖场所？　宫室建筑的[营造法式]　早期宫室的冰山一角　[朝廷]与[礼制]的形成国之大事——祭祀与战争　祭祀遗存区的发现　礼器：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　从陶酒器到铜酒器　陶鬶与[鸡彝]　第一青铜酒器爵的发明　从祭玉到礼玉　东风西渐：大型有刃玉礼器群　柄形器之谜　昭示等级秩序的玉器　无乐不成礼：乐器一瞥　有骨无甲的占卜习爷　中国最早的礼兵器　钺·军事统帅权·王权　小箭头的大启示都邑社会——人口构成与层级文明气象——世界管窥巧夺天工——官营手工业的高度城市民生——经济生活举隅海纳百川——对外交流的兴盛强势辐射——[中国]世界的雏形

章节摘录

　　解题——[中国]的由来　　什么是[中国]？　　做学问最讲究概念的准确。要讲清楚最早的“中国”是怎么来的，先要与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中国”一词的来龙去脉。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A；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　　应当指出的是，早期国家在空间上是由若干“点”组成的，这些不同等级的聚居点以中心城市为中心形成统治网络，现代观念中划定边境线的国界的概念，那时还不存在。最早的“中国”也仅是指在群雄竞起的过程中兴起的王国都城，以及以都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实体所处的地域，尤其是它的中心区域。其后，随着东亚大陆由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随着历代王朝政治版图的扩大，“中国”一词作为地域、文化和政治疆域概念，它的内涵也经历了不断扩大和变化的过程。同时，它的由来也逐渐不为人知，人们往往知“中国”而不知最早的“中国”在何处，它是如何崛起的，又有过怎样的辉煌。　　看看文献怎么说　　由上述分析可知，最早的“中国”应当就是最早的王朝都城和它附近的京畿地区。在古典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尚书?梓材》是周公教导他的弟弟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告之词。其中“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即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的先王治理。这里的“中国”应指关中至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而《诗?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中国”则与“京师”同意。殷墟甲骨文中也有“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带有文化本位色彩的、对本朝王都的自称，其含义应与西周时代的“中国”相当。　　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国”指向洛阳盆地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级的重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到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就有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曾祭告上天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欲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这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周本纪》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引用周公的话，认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司马迁的《史记》中即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史记?封禅书》）；其后，又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代在此营建都邑。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其中，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　　开创纪元——由“多元邦国”到“一体王朝”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遗址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其时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著名的“二里头文化”即由此而得名。　　如果我们把视野在时空两个方面放得更远的话，就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在华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满天星斗”的英雄时代　　在东亚大陆，从大体平等的史前社会到阶层分化、国家形成的文明社会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在广袤的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它称为“龙山时代”（约相当于公元前3000～2000年左右）。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这些小的社会组织在古文献中被称为“万邦”（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或“万国”（如《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现在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应当就是早期国家，也有的学者称其为族邦，或认为它们相当于西方学术界所指的“酋邦”（Chiefdom），换言之还到不了国家的水平。这些名实之辩作为学术问题还会持续下去，但它们已属于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却是大家都同意的。那时还没有出现跨越广大地域的强势核心文化，天下形势可以用“群雄竞起”或“满天星斗”来形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把这一风起云涌的时代形容为中国的英雄时代，那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文明时代的三大台阶：邦国、王国与帝国　　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众多小的政治实体并存竞争的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也有人称为“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等，意思大致相近，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实体因兼并而从多到少乃至归一，而中心王朝的统治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史载禹时万国，周初三千，春秋八百，战国七雄，至秦汉一统为帝国。与社会组织——国家的由多变少相对应，其权力中心——都邑则由小变大，有一个从中心聚落到小国之都、王国之都直至膨胀为帝国之都的过程。　　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王国即早期王朝的诞生。这时的社会多个层次并存，既有地处中原的王国，也有周边的邦国（它们与王国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的时服时叛。相对于中央王国，它们或可称为“方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酋邦一类“复杂社会”，甚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较邦国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王国中可能还包含着方国等政治实体，因此也可以通俗地被形容为“国上之国”。因此，包含“中央”、“中心”、“王都”、“京畿”等含意在内的“中国”的概念，也就不可能上溯到小国寡民的“邦国时代”，它应当是与最早的王朝，也即“中央王国”同时出现的。　　最近，瑞典东方古物博物馆推出的以中国史前彩陶为中心的展览，名为《中国之前的中国》（China before China）。这一展名的含义是“借以展示生活在今日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远古人们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力，这是发生在中国这个国家成立或说定了名称数千年之前的事”。这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是一致的。　　从考古发现看，属于“邦国时代”的龙山时代，城址林立。据初步统计，在后来二里头文化兴起的黄河中游地区，已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即达10余座，面积一般在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随着面积逾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都邑——二里头的崛起，各地的城址相继废毁，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应是中原地区从邦国时代迈入王国时代的真实写照。　　“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时代　　随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时期。龙山时代并存共立、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断裂”现象在中原腹地的嵩山周围虽然也存在但却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王朝文化。这匹一鸣惊人的黑马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文化格局。　　当然，这并不是说“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状况就此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态势。但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由于二里头文化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我们称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为“二里头时代”（目前的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这里仍暂时依照考古学的惯例，用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这一时代）。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

编辑推荐

　　古老而神秘的青铜器何尊上，最早出现了“中国”二字。其实，早在西周王朝建立前数百年，“最早的中国”已开始展开她广袤而悠长的画卷……

用户评论 (总计13条)

•   我们考古老师推荐的
•   纸张不错。内容还好。
•   同学写读书报告用
•   不过是普及读物。专业学者可以不看。
•   长见识，
•   可以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   　　《最早的中国》是一部考古普及著作，所以它的内容、布局甚至文字编排都是向考古普及靠拢的，非专业人士读起来也感觉很“舒服”，不乱。同时，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正如上面的“一草”所说，这部书给读者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能够激发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而且，这部书将中国早期文明与世界其他古文明进行比较，以此深化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识，这在当下的中国考古学界是不多见的。另一方面，很这部书不仅讲述了最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也描写了中国考古学界近百年来是如何探寻“不为文献所记载的中国”。
•   　　 最早的中国在哪里？
  　　
  　　 作为一个考古爱好者，或是普通的中国人，对于“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所经历的不断扩大和变化的过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是中国人而不知中国历史，更不知最早的“中国”在何处，它是如何崛起的，又有过怎样的辉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考古学家许松的这部新作，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着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的思想，全面梳理了二里头文化考古团队的探索历程，从广阔的视角来看二里头乃至它所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本书中包含了作者对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历程的再认识，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作为中国人不可不知的“中国”的由来。
  　　 在这本16开、233页的“小书”中，许松教授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全景式画卷，从多个侧面展示了早期中国形成期波澜壮阔的历史。本书之所以称为“全景式”的画卷，主要表现为：
  　　 首先，本书作者开宗明义指出，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就是当时的“中央之邦”；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洛阳盆地乃至中原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它的崛起也给人腾空出世、异军突起的感觉。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其次，二里头的都邑所在的洛阳盆地“背邙面洛”。无论从交通、地理条件、自然气候以及文化的“杂交”等方面，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种坚实的物质基础。二里头遗址的宫殿群、交通要道以及功能区的划分无不显示出二里头遗址是一个经过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第三， 自古以来，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乐分贵贱，礼别尊卑”，是对礼仪之邦的一种诠释，因此礼制是理解中国文明的钥匙，作者以“礼制”的研究作为主线，从酒礼，祭祀和战争，礼器，礼乐等方面细致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这种阐释不仅包括上层结构的“王权”和“礼制”，还包括下层结构的“生业（官营手工业）”和“生活”。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玉器乃至后来的瓷器，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二里头的青铜礼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如作者中所言，“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二里头则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看作是“中国文明”的早期形态。
  　　 第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二里头时代已经告别了“小国寡民”的 “邦国”时代，经进入了王朝时代，天时，地利的优势，使得二里头文化接受四方冲击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涅槃”升华；同时也得四方之赐，东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发展和政治的成熟。而二里头文化的强势辐射，与其说是自二里头文化积极地、有系统地向外进行信息传送，不如说是以各地的接受方为主体，有选择地加以吸收。
  　　 《最早的中国》一文中还体现了更深一层的思想内涵。没有光辉灿烂的二里头文化，也就没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二里头文化作为一个光辉的源点，以青铜礼器为标志，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致最早的“中国”——王朝文明的辉煌。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帝王将相，公侯王卿还是贩夫走卒、布衣百姓，都是历史的推动者，都或多或少对文明的兴起以及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知道最早的“中国” 在哪里，它的崛起与辉煌的过程，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继续发掘并服务于我们现今的社会，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于国家的建设，都具有颇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本书首先应该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它又是一部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概念的著作，是一部面向文化大众而非仅为学界的学术著作。这本纯文字不足10万字的小书，插进了近300幅图、表和图版，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几乎是讲到哪儿，图和照片就跟到哪儿，体现了作者作为考古工作者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文章气势磅礴，一气呵成，是出自名家之手的大手笔，大气魄之作，布局谋篇独具匠心，叙事娓娓道来，它深入浅出的阐释、流畅清新的笔触，即使那些不熟悉考古学的普通公众，也能从行文的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对考古事业的挚爱，对历史的崇敬，对二里头遗址寄予的激情，正是这种潜在的激情与热爱，引领着本书的读者仿佛梦回历史长河的那一瞬间，感悟到历史的辉煌起点，对历史的那份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这部书是作者呕心沥血奉献给广大普通公众考古爱好者的一顿饕餮盛宴，更是考古著作中的一朵奇葩。与其说是作者学术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倒不如说是从中国考古人的考古迈向公众考古的的转折点。
  　　《最早的中国》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
  　　
  　　《最早的中国》许宏著 科学出版社 2009年8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   　　　　原载《文景》2010年3月号
  　　
  　　　　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了著名考古学家许宏教授的新著《最早的中国》一书。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首先应该是一部学术著作。说它是学术著作，是因为它是学者秉持有一说一的学术原则写就的。但它又是一部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概念的著作，是一部面向文化大众而非仅为学界的学术著作。”作者自陈：“当越来越浓重的社会责任感被激发起来时，当我以此为契机开始全面梳理前辈和我们这个团队的探索历程，开始从比较文明史的宏阔视角来看二里头乃至它所代表的最早的中国，开始试图发掘一件件文物背后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时，我已经不把这本书的写作看作是学者的一项副业，它已经成为我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逼着我又读了许多书，搞清了不少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我进一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他认识到了“本书的成稿，可以看作是考古人努力面向公众的一个青涩的果实”。
  　　
  　　　　这本书想要回答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作为全球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一些大的本源问题。
  　　
  　　　　正如作者所述：“我自己给这本小书的定位是：以二里头为切入点，实说、精说和深说‘中国’诞生史”。目前为止，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那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定位在所谓的“洛邑”，即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里，这块为西周王朝所青睐的、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居然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作者看来，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献典籍流传于世。但有关早期王朝历史的文献掺杂传说，且经数千年的口传手抄和人为改篡，不能一概视为信史。历来就有学者们就此提出种种质疑。清代以后，经过学者们的逐渐考证和研究发现，即使为学术界所公认那些最早的文献如《尚书》，其中谈论上古史的《虞夏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名篇，也大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就连《商书·盘庚》也是经过周人改写过的产物。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周王朝的式微，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各国的君主都自诩本国为“中国”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谱系上推到传说中的圣王，为此而伪造圣王传说的例子也不少。20世纪初年兴起的“古史辨运动”让传统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传统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动摇了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体系，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推动了中国早期历史和金石考古学的研究。在这样的大的学术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中国考古学家与其研究对象间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探索不同于西方学者对其他文明的所谓“纯客观研究”。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就矢志追求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现在，经过近百年来几代学者的努力，终于建构起了对中国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框架性认识。早期的“中国”可以说跃然纸上。
  　　
  　　　　作者在本书中处处结合考古现场的故事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叙述了一幅考古中国和历史中国相结合的历史轨迹。
  　　
  　　　　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这一成果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当时也十分乐观地推测：“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于《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那么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几乎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
  　　
  　　　　为此，作者指出：是文字（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才最终使晚商史成为信史。我们认为，这一环节也是确认夏文化、夏王朝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要素。在能够说明夏王朝史实的直接文字材料发现之前，靠单纯的考古学研究是无法最终证明夏文化、确证夏王朝的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商文明的研究与夏文化的探索在性质上尚有重大差别。
  　　
  　　　　二里头早于一般认为属于商代前期都邑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本来是在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他根据文献记载以及1950年代当时对二里冈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仍推测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达二十年之久。19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说法层出不穷，邹衡先生的观点又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从早于二里头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从早到晚的各期（考古学家一般把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直到其后的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在对此有关的考古活动中，作者本着“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这样的一种信念和工作思路，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
  　　
  　　　　如果说殷墟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和早期王朝文明的极盛，那么二里头则具有开启这个新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我们把视野在时空两个方面放得更远一些，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在华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等，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从“多元”的邦国到“一体”的王国的转变就发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王国文化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文化格局。二里头文化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以及前所未有的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
  　　
  　　　　作为考古学家的乐观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作者清楚地明白并且主张：目前的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进展，尚不足以支持以夏王朝的史迹为核心内容的“夏文化”以及“夏代”的最终确立。
  　　
  　　　　这对那些相信夏朝存在的知识界和社会上的考古粉丝们，是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
  　　
  　　　　作为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东亚大陆，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真正拥有了可以与其它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从考古发现看，二里头都邑所显现的许多制度，都可以说是开中国古代王朝文明之先河。这一文明模式往往被概括为“礼乐文明”。古代中国祭政一体，其规范就是“礼”。“礼”字本来写作“礼”，表示用“醴（酒）”来举行仪式。礼是各个族团以血缘秩序为基础，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整合出的社会规范。礼与贵族的社会生活相关联，用礼来建立并维系贵族社会的秩序。从考古学上探讨礼制的起源，主要是从与礼仪相关的宫室建筑和礼仪用器两方面入手。中国古代的宫室，由王侯贵族等进行日常生活的居室、从事政务和礼仪的宫殿，以及祭祀祖先的宗庙三部分组成。这时的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且也应当是举行各种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可以说，二里头都邑大型宫室建筑具有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象征意义，是君王召集下属从事各种政务、举行各种宫廷礼仪的“朝廷”之所在。作者勾画出一幅早期的“中国”时代和原始礼制的出现息息相关的历史画卷。
  　　
  　　
•   　　中国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有着许多不可解得的神秘面纱，但随着考古工作者的细心探寻，让中国的古老的面貌开始在国人面前逐渐呈现，这不能不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通过考古的进一步发现，人们会对探寻中国的古老文化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会使更多的人投入到探寻中国古迹的行列中来，为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而努力。
•   一草~
•   顶，要静下心读书啊
•   敢问刘老师是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