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江津晚歌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钟法权  页数：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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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一座暗隐的大山。历史人物以不朽的风骨，挺立在时间的长河里，成为人们探寻这座大山的路标。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不朽的历史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他的英名永载史册。他被毛泽东喻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五届中共中央负责人，l927年被解职，1929年被开除出党。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先后五次入狱，最后一次是1932年。1937年获释后辗转入川，客居江津，直至病逝。写陈独秀的书很多，我在该书中只是写了陈独秀客居江津那段最后的人生岁月，同时也交叉写了邓燮康一家人。历史碎片像散落在沙漠里的珍珠，只有慧眼识珠，将其串在一起，才能发出耀眼的光芒。    写完《陈独秀江津晚歌》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还时常惦记着，有时甚至感到有点痛苦。有一天，我翻开《仓央嘉措的情诗》随意阅读，其中一首诗像黑夜中的星火，隐隐约约地闪亮，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心灵为之一颤。    我无数次地反复吟诵：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    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    这佛光闪闪的高原    三步两步便是天堂    却仍有那么多人    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仓央嘉措的诗，看似简洁明快，实则蕴涵着深厚的哲理和佛教意味，读过之后，能让人从中感悟，把琢磨不透的问题想通，让放不下的事情从心灵深处解脱，这就是佛教对人精神世界的滋润啊！    其实，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有的人因为摆在眼前的路多了，一生都在选择，而一生一事无成；有的人选定了要走的路，终其一生，用坚定的信仰走向那理想的灯塔；有的人性格多变，遇事傍徨，心事重重，眼看到达终点，却以为离得很远，最终一生也没有走到一个理想的终点。    人生的路有正道、大道，也有歪道、斜道。既有顺水顺风的通畅道，也有荆棘和崎岖的羊肠小道。正如刘少奇之子、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在《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序言中所说：“眼前，不是没有路。而是路过多：大街小巷，曲径天路，阡陌纵横，眼花缭乱。说得再好，走不了，行不通，瞎掰；看着再靓，走太慢，行路难，边儿靠！路，是要人行走的。选路，历来作大难。唯一的标准是实践的结果。”陈独秀用他的一生，探寻科学民主的理想之路。他没有赢得鲜花，却一辈子披荆斩棘。晚年，他孤独无助，没有追随者，可他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发展之路。他的理论是否全部正确，我们尚且不谈，单他在1940年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集权统治，预言苏联集权统治时间不会过长，就可以说很有先见之明。陈独秀在晚年，虽然没有能力去实践自己提出的理论，但他一如既往地坚信自己指出的道路适合中国。这条路，需要时间和实践来证实。其实，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适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探索就是最有力的回答。    陈独秀抱定建设“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和信念，竭尽一生不移其志，但因背负大革命失败的种种原因，他被开除出党。革命理想化为泡影之后，他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当汉奸，建立伪政权，落个身败名裂；没有像张国焘那样背弃信仰，叛党求荣，身死异乡；没有像一些人那样意志动摇，放弃人格追求，出国当寓公。在人生暮年，无论多么穷困艰难，他始终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节操，坚守当初革命的誓言，不改变自己的理想追求。只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对革命实现路径和追求革命道路实践样式的理解不同，他没能自始至终与党同舟共济，在关键时刻与自己的革命同志分道扬镳，选择了凄凉孤寂的路。这是他性格的悲哀，是他人生的悲苦。但无论怎样，他还是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陈独秀的可贵，在于不苟且偷生，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悲苦，他坚决不投靠国民党。当然，因为性格的原因，他没能走向革命根据地，没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最终落下个凄苦的晚年。活着受冷遇，死后遭不公，做了几十年没人敢于凭吊的孤魂野鬼。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中国共产党以大海般的胸怀包容了他。毛泽东和党的几代领导人都给予了他较为中肯的评价，他革命者的形象，得以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重新矗立。    邓燮康一家人，从他爷爷辈邓石泉开始，便有着古道热肠、急公好义的情怀。这种渗透到家风和血液中的道义，在邓氏精神家园中得以血脉相传，成为邓氏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在他们的人生中，赚来的钱从不用来奢华享受，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始终想着贫困的大众，设义仓，救济灾民，兴办学堂和实业，以悲悯之心，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抱定教育兴邦、实业救国理想的邓燮康，在新中国解放之后，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把祖辈积攒的万贯家产和自己一手创建的四川商业银行捐献给了国家。邓燮康不仅自己向往光明，跟共产党走，他的子女邓敬苏、邓敬兰、邓硕曾等也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邓燮康和他的子女们，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性的运动中，因家庭出身和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而受到牵连。无论遭受多大的冲击，经受多大的屈辱，他们无怨无悔，充分体现了信仰的力量。    邓燮康可以称得上像荣毅仁一样的红色资本家。对于他的进步追求和对新中国的贡献，邓燮康二女儿邓敬兰教授建议我摘录江津中学第一任校长罗昌一所写的《奋乎百世》中的片断。罗昌一在《奋乎百世》中对邓燮康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    1930年聚奎兴办初中，邓燮康先生为首任校长，与师生同甘苦．共建校。任期虽不长，但他主持校政形成的团结一致、开拓进取的校风传递至今，青春犹在。    抗战时期，燮康先生处身金融界，仍对江津教育投入巨大的支持，帮助渝女师等一批学校迁入白沙。尤其是多方引进外来的人才资源，以提升师资素质，促使白沙成为陪都周围三大文化区之一。也促使聚奎成为川渝名校。    1946年以后，法币大贬值，国民经济崩溃。在此艰难时期，燮康先生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地支撑聚奎办学，直至江津解放。燮康先生是我的父执，从小即有缘拜见。当时只觉得这位长辈和蔼，亲切，举止从容，潇洒。以后经聚奎多年的工作，才领会到他的遗德遗泽。以及他热心桑梓教育的高尚情操和对聚奎、对白沙教育发展的贡献。    以三卷本《战争和人》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王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避难江津，认识了邓燮康，几十年后写下了《重逢邓敬苏，怀念邓燮康》一文。作者满怀深情地对邓燮康的才学、人品、人格给予了较高的赞扬：    人生常有奇妙的事，这样的事每每使人生变得多彩，也每每给人带来不尽感慨，无穷回忆。同邓敬苏大妹在分别五十多年后巧相逢，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1942年秋，我作为一名流亡学生到了大后方，用“王洪溥”的本名在四川江津上国立九中。当时家在沦陷区，我依靠在江津做律师的堂兄王洪江接济，假日总住在他家——江津南安街九号。当时的房主即是江津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干、银行家邓燮康先生。    燮康先生曾任江津农工银行总经理、四川商业银行总经理。他比我大十四岁，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不但爱国，而且急公好义，为人朴实热诚。他与夫人胡道芬同我堂兄洪江及堂嫂凌伯平因住处邻近，平日常多来往，见到我也总要笑着招呼，说几句关心话，给我留下亲切和蔼的印象。渐渐地，我了解到他的为人和一些事，倍感敬重。    他特别重视教育，继承邓氏先辈办学传统，为江津白沙的教育事业出钱出力，担任过聚奎中学校长、董事长。他既关心别人子女的教育，也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认为既有子女，就定要把他们教育培养好，使他们将来成为社会需要的人。他们夫妇很爱孩子，子女极多。    他在江津有多处房屋，例如南安街九号里面就有不少房屋是让给“下江人”住的；东门外有个“鼎庐”，里面是许多西式平房及小洋房，也都全部租给下江人居住。当时，逃难来到江津的人不少，他认为这些人为了抗日，不愿做亡国奴离井背乡，是“义民”，因此让出房屋来接纳他们。起先收很少租金，后来则完全不收租金。他默默这么做，并不沽名钓誉。    1942年5月，流寓江津鹤山坪的陈独秀病故后，因贫穷无法入殓，邓燮康及其叔邓蟾秋老人慷慨为陈独秀办理丧事，捐赠衣衾棺木，予以厚葬。江津大西门外鼎山脚下有燮康先生的住所“康庄”．面对波涛汹涌的长江，后倚松竹郁郁葱葱的青山及桔林，陈独秀的墓就建在了康庄旁的宅园地上。当时，办这件事颇有阻力，但燮康先生具有唯物主义观点，力排众议，不畏风险，坚决默默地做了，并不倚名人而张扬。    他力主抗战，爱国从不落后。冯玉祥将军到江津发动献金，他与家人踊跃带头捐献，得到冯将军和政府表彰。    1944年，我高中毕业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才知道燮康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市政系，其夫人胡道芬也是复旦大学肄业的。无怪乎平日谈吐常给我渊博温文的印象。他们是老学长，我是后进，但同时是校友，思想感情上自然更加亲近。    燮康先生夫妇的孩子很多，几个大的，我常能见到。我比他们的大女儿敬苏大六岁，比他们的二女儿敬兰大七岁。我高中快毕业那年，知道敬苏、敬兰也就读国立九中，我们成为校友。她们姐妹在我的印象中都是文静秀丽、教养很好的姑娘。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离开四川回到上海，就未再见过邓氏一家人。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四川解放，我从报上知道燮康先生以民主建国会委员、爱国民主人士身份，被选举为重庆市人民代表，特邀市政协委员。以后，又知道他被交通部任命为长江航运管理局的领导，颇多建树。他受到市政府、市委统战部门的重视，使我感到欣悦。    此后，我萍踪漂泊于上海、北京、山东，一晃几十年，一直远离四川，未再同邓家的人接触。1983年，我由山东调到成都，曾向友人打听燮康先生，友人说：“这是个好人，可惜1978年已病故了……”又告诉我一件轶事：“文革”中，邓先生从长航局领导岗位上被拉下马，下放劳动，替船舶刷漆，他干得既认真又负责。工人们对他很好．下班后见他仍在刷漆，常好心地说：“邓局长，该下班了！”“邓局长，别再干了！”但他总是仔细把活干完了才回家……听到这些，我不禁怅然若有所失。问及他子女的情况，友人也弄不清。想不到今年春天，在国立九中成都校友会上，竞见到了邓敬苏。故人重逢，喜出望外，谈及往事，心情自然欷歔激动。    我送了我的作品给敬苏，扉页上我写道：抗战时期1942年秋，在四川江津有幸得识邓先生燮康前辈。燮康前辈是江津名人，银行家，一位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民主人士，为当时避难到江津的下江人做了许多急公好义的善事，获得众口好评．令人难忘。1944年我由江津国立九中毕业考入北碚复旦大学，是年，燮康先生的女公子敬苏升入九中高二分校。我们成了校友。我在江津南安街九号见过她。光阴如同流水，一晃五十余年，谁料今年在成都九中同学会上竞能再度相逢。相谈往事，不胜感慨之际，遂写数行，赠此书作为纪念并借以表达对燮康前辈的崇敬追思之情。    我关切地问过敬苏有关她弟弟妹妹的情况，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她开列的其弟妹的简况表，真是洋洋大观：二妹邓敬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核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弟邓硕曾，北京阜外心脏病医院麻醉科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三妹邓敬萱，湖南广电中心文艺部编辑，歌舞表演艺术家；二弟邓介曾，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知道邓氏姐妹兄弟在建国以来的几十年风风雨雨中虽也各自受过考验，但祖国好了，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他们的情况都很好。我真为邓燮康先生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后代感到欣慰。邓燮康先生本人对中国有过贡献，子女们贡献更大。这样的家庭令人钦羡，简直可以写一本书。    从王火的字里行间中，我品味到了作家对邓燮康一家人的崇敬之情。    鉴于陈独秀在党内的特殊性，有很多文学圈内的朋友，都劝我不要写，说费力不一定讨好，还可能引出什么麻烦。‘可是我相信一个人，他是我的老政委孙长新少将，他鼓励我写，还出了很多主意，基于此我下定决心完成了此书。    我曾想请一位领导或者一个名家为《陈独秀江津晚歌》作序，因为作品的特殊性，我担心会给他增添麻烦，带去不必要的烦恼。我只好提起拙笔，自写为序。    钟法权    2011年11月1日

内容概要

　　作品讲述陈独秀客居江津那段最后的困顿人生岁月，以及鲜为人知的一家人在艰难岁月中帮助这个不平凡的落魄之人的感人故事陈独秀用他的一生探寻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之路：暮年，他却孤独无助，没有追随者，成为一个病痛和穷困缠身的老人。邓燮康一家拥有大量实业，富有平和，且有古道热肠、急公好义之情怀，始终心系贫困大众，以悲悯之心帮助困窘中的人。陈独秀的谢幕，别有一番人情滋味。

作者简介

钟法权，湖北荆门人，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政治委员，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业余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情书撰写人》、《行走的声音》，长篇报告文学《大师，大师》、《那一年，这一生》、《废墟上的阳光》。曾有多部作品获奖。

书籍目录

轻装才能前行（自序） 康庄清晨 在客轮上 上海记忆 避难江津 收获爱情 初陷困局 尽展才华 邓氏挚友 因难见爱 嗣母仙逝 初任校长 识字教本 金融实业 寄人篱下 向何处去 退避山舍 最好家教 聚奎讲学 教育为先 秋风落叶 金榜题名 重庆治病 初露尖角 回石墙院 情窦初开 民主见解 大德必寿 在所不惜 白发书生 油漆工人 孤苦相守 身受牵连 希望破灭 雨后残阳 有心不死 最后告别 入土为安 立碑定论 离开人世 世纪情缘 大悲与大善（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五天之后，陈独秀在《青年向导》第三期上发表了《论游击队》。由于他对中国抗日态势掌握不准、战略战术研究不透，致使《论游击队》观点偏差，语言偏激，违背了中国抗日的力量现实。城市固然是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农村却是中国赖以生存的基础，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占据广大农村，等于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短时间内占领中国的梦想。游击队在抗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广大农村成为中国抗击日寇的大后方的作用不可忽视。《论游击队》的失误，很快让陈独秀得以反省，最终他自己否定了自己。 重庆是一个“火炉”，再加上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陈独秀的文章像一颗颗重型的炸弹，搅得重庆上层难以安宁。 陈独秀是一个不达到目的不肯罢休的人，他在重庆各大报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评点时事。对此，重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早已心生厌烦，陈独秀却不管这些，照样对时事发表尖锐的评论。 陈独秀来到重庆后，暂借住在重庆石板街十五号川原公司老板黄炯明家中。 那是一个十分闷热的下午，陈独秀躺在竹凉床上，握在手中的芭蕉扇一刻不停地扇着，汗水仍淌个不止。血压随着温度升高，他脑袋瓜子昏沉沉的。 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大门被推开了，一个戴着遮阳帽，穿着一身白色绸缎西装的人走了进来，操一口浙江话说道：“天太热，先生难以安心吧？” 陈独秀听了话音，便知来者是谁，起身说：“沈监察，大热天来访，一定不是为了问安吧？”

后记

大悲与大善(后记)    2011年春节前夕，我乘朋友的汽车，从汉口出发，沿武黄高速，一路向东，过鄂州、黄石、梅县，从界子墩进入安徽境内。所到之处景色迷人，那起伏的丘陵，风光无限，潜山的天柱山巍峨壮观，月山的湖泊波澜壮阔，铺彩叠翠的龙山让人心旷神怡。从月山十七公里处下高速，直奔叶家冲，那里是陈独秀园。    当天气温很低，阴冷的西北风干刮着，前几天下过的雪一片片残留在田间地头和山川之中，好在当天是个晴天，有阳光的地方还比较暖和。    陈独秀园建在独秀山一箭之地的浅山之中，四面环山，路是水泥路和沥青路，路上车少人少，十分冷清。    朋友将车停好，我们走下车，只见一面很大的墙上，写着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语，我用相机将那全文照了下来。也许是要过春节了，纪念馆里空无一人，没有解说员，我们只好自行参观。由于纪念馆面积不大，陈放的实物不多，我们用了不到半小时就看完了。    从展览馆出来，进入墓园。大门旁，建有几十米长的功德碑，上面刻满了捐资单位和个人，捐款数额都不大。    在前方约百米的地方建有一座汉白玉牌坊，正中写着“独秀园”三个大字，两边写着陈独秀一生追求的理想：民主与科学。牌坊后立着陈独秀身穿西服的全身铜像，铜像呈褐黑色，虽然底座很高，人物却显得并不高大。那褐黑色的铜像上似乎有一层白色的东西，待走近了，才发现陈独秀的铜像上落满了厚厚一层白灰，细心观察发现，是雕像后面那火龙山正在开山放炮，山脚下的水泥厂正冒着烟尘。我在心里感叹，陈独秀一生跌宕起伏，坎坎坷坷，死后墓葬由四川迁到此地，在天堂里也难得安宁。    铜像后是陈独秀一生最伟大的杰作之一——《新青年》杂志雕塑。那是二十世纪初的雷电，那是点亮黑暗世界的一盏明灯，在他魂归故乡几十年后，成为他人生最闪耀的历史见证。    山脚下，就是陈独秀的墓，墓冢高四米，直径七米，半球形的墓顶。两层平台的墓基，四周平台有雕石栏杆。黑色的大理石碑有两米多高，上面刻着“陈独秀之墓”几个大字。墓葬四周，全是挺拔的杉树。    应该说陈独秀的墓园是一块风水宝地，后靠山，前有水，藏风聚气。只是墓后的火龙山正日益遭受破坏，高高的山头被削去了一半，按照那每日开采量，几十年后，陈独秀墓园背靠的大山将消失，好风水将不复存在。    从陈独秀园出来，开车想到安庆寻觅陈独秀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由于几十年的发展，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只有那耸立在长江边的振风塔依然雄风犹存，塔下的迎江寺照旧香火缭绕。当时已过正午，我们在市里找了一家土鸡餐馆，一罐土鸡清香味浓，再泡以当地的炒米，堪称一绝。吃在兴头上，与老板聊天，问及陈独秀老家，他说在怀宁七公里处的独秀山。吃饱肚子，有了热量的补充，走出门不再寒冷，便决定去看陈独秀的老屋陈家大洋房子。    斗星移转，几十年过去后，陈家大洋房子像一张美丽的油画留在了时空的记忆里，一切都成为幻化的想象。世道沧桑，人去楼空。一个下午，在怀宁方圆几十公里的乡间公路上转来转去，每问一个人，要么摇头不知道，要么知道一个大概。转到独秀山脚下，村人说由于陈家无后入管理，陈家大洋房早已倒塌，遗迹全无。我只好拿着相机，对着独秀山拍了几张照片，算是不枉此行。    在车上，我和朋友交流说，陈独秀一生坎坷多难，到了天国也几经折腾不得安宁，难道去走访他的故乡也是曲曲折折吗？我又在心里琢磨，为什么在陈独秀展览馆里见不到达官贵人和巨富商贾去拜谒的留影。    在《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这本书里，我主要写了陈独秀与邓燮康一家人，那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地点以四川江津为中心向外辐射，故事写陈独秀落难江津后人生最后的苦难岁月，邓燮康等人的怜悯之心、善意之举。    刚开始，我不知道怎样写这本书，是完全写陈独秀在江津呢，还是写邓燮康如何资助陈独秀？是写陈独秀在江津的艰难和人格的坚守，还是写邓燮康儿女们的成长历程？陈独秀是名人，关于他的传记和文学作品已经很多了，我再写他，如果路数不对，角度不对，就有可能步后尘、落俗套。一次我与老首长孙长新政委谈及此事，他让我融合去写，重点写陈独秀晚年在江津如何保持本色和坚守知识分子做人的底线以及邓燮康等人的怜悯善良之心，通过反映人落难之时的大悲，张扬中国人崇高的善良。听了老政委的话，我顿时豁然开朗，于是采取了交替式写法，写一章陈独秀在江津的窘迫生活，然后转笔再写邓燮康等人对陈独秀的帮衬，让人阅读起来有新意，线条也清晰明了。    陈独秀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江津虽然过得穷困潦倒，但他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原则，没有为改变生活艰难而投靠到国民党的怀抱。没有因为无钱治病，同意托派的安排，到美国求医，以获得生命的延续。他始终坚持自己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毛泽东对陈独秀的人格和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早在一九一九年就给予了很高的赞许。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说：“陈独秀是提倡近代思想最力者，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崇高品质赢得人们普遍赞誉。”可见，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陈独秀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他在悲惨与凄凉中演绎了人生的完美和崇高。    陈独秀一生功过，不是本书所要表现和叙述的。我只是写他在江津最后一段人生经历和苦难，写他晚年孤苦贫困，如何坚守一生的理想和追求。这是人性与意志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坚毅人格的锻造过程。在我们革命的队伍中，有很多人，革命之初信心满怀，几经挫折，灰心丧气，革命前后判若两人。有的人革命一生，一旦经受革命重大挫折，人生重大变故，便消极沉沦。陈独秀在他人生最低谷、人生理想渺茫无望、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艰难的岁月，他依然故我，意志坚强，信仰永固，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人说，一个人的善，来源于他的怜悯之心，悲悯之情。一个人没了怜悯，他也就有可能失去了善的基因和元素。邓燮康等不忍心一个早期革命领导人饥不果腹，千方百计帮助他，给他先生之礼。陈独秀无处安身，邓燮康竭尽全力，帮他解难化困。陈独秀客死他乡，邓燮康出钱舍地，给他以厚葬。“文革”时期，邓燮康因陈独秀身受牵连，他无怨无悔。    人生因大悲而付出生命代价，人生因向善而奉献仁爱之心。陈独秀在大悲中完成了不朽的人生，邓燮康在大善中实现了人性向善的追求和完美。    感谢第四军医大学首长对此书的支持和对我本人的厚爱，感谢江津党史办提供《陈独秀在江津》等资料，感谢邓敬兰教授配合采访并提供《康乐芬芳》一书供参考。    钟法权    2012年元旦

编辑推荐

《陈独秀江津晚歌》编辑推荐：伟人谢幕凄凉晚景，邓氏一家鼎力相助，战火纷飞的年代，五四运动的旗手与名贯川渝实业家庭鲜为人知的情谊。还原陈独秀最后的时光，《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出版，历经四年，由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钟法权创作的，又一部长篇纪实新作《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2012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独秀江津晚歌——一个人和一家人》讲述陈独秀客居江津那段最后的困顿人生岁月，以及鲜为人知的邓氏一家人在艰难岁月中，帮助这个不平凡的落魄之人的感人故事。陈独秀用他的一生探寻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之路，暮年，他却孤独无助，没有追随者，成为一个病痛和穷困缠身的老人。邓燮康一家拥有大量实业，富有平和，皆有古道热肠、急公好义之情怀，始终心系贫困大众，以悲悯之心帮助困窘中的人。伟人的谢幕，别有一番人情滋味。陈独秀1938年避居四川江津。作为政治上的落魄之人，身处抗日的后方，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陈独秀面临的不仅是立场、世界观，改造中国、民主与科学这些他所寻求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还面临自身生存的尴尬与艰难，尊严和困苦同样给予伟人人生的命题。索解这道命题因历史的丰富而深含意味。有别于反映陈独秀在江津多从政治人生去把握的书籍，这部作品把陈独秀放在一个普通的贫病交加的老人，他所面对的严酷现实，他所遭遇的人和事，因而这部作品的资料丰富，史料价值强，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冷与热是这部作品的特质，它更多从细微之处讲述伟人暮年的冷寂，更多从人情冷暖上触及读者内心柔软的部分。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度。作品以双线索结构，还完整地讲述了名冠川渝的实业家邓燮康及其一家人的故事。历史的丰富在这一家人的经历中得以延伸。一对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有着令人羡慕的事业、爱情和家庭，更有着乐于助人的情怀。他们一家在建国前依靠实业名响西南，建国后把自己的大量积蓄献给国家，还培养了十几个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好儿女。两条线索交相呼应，重大历史人物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还原。作者钟法权以实地考察、采访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式，以娓娓道来的口吻，平实地讲述了那个战火纷飞年代中偏居一隅的伟人在历史光鲜的舞台背后默默忍受的艰辛，而那富有而朴实的邓氏一家则给这幕后老人灰暗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温暖的一笔。此书的出版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度重视，中央党史办专家在审定后，对此书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专家认为，将陈独秀与江津邓燮康一家人放在一部书中来写的，这是第一部。作品将陈独秀与邓家的关系写透了。还原了陈独秀在江津的真实处境。政治观点正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陈独秀江津晚歌》的作者钟法权为军旅作家，现任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政治委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多次荣获全军文学奖。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永远的斗士和有良知的一家人的故事。
•   内容新颖详实，很好的刻画了陈独秀晚年的悲凉生活，很值得现在的人学习
•   很多书籍，在自己所在城市的书店不一定会有，但是这里却能找到。省去了去书店的麻烦，送货又很及时，非常好的购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