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晬语笺注

出版时间：2013-5-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沈德潜 著,王宏林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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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例言一、本书以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教忠堂刻《沈归愚全集》本为底本，与嘉庆三年（一七九七）单刊本（简称嘉庆本）、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刊青照堂丛书本（简称青照堂本）、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刊啸园丛书本（简称啸园本）、玉鸡苗馆丛书本（简称玉鸡苗馆本）、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上海文明书局刊《清诗话》本（简称民国五年清诗话本）、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四部备要本（简称备要本）和上海古籍一九七八年版《清诗话》本（简称一九七八年清诗话本）互校，凡有异文，均作校语。其中异体字、通假字径直改正，不再出校。二、本书标点，参考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霍松林先生校注本。三、注释为重要论诗术语、人名之解释及诗句、典故之出处，为使读者参看方便，节省翻检之劳，征引稍详。四、笺语重在说明《说诗晬语》理论之渊源。首列沈氏文集、诗选相关论述，次列前人或时人相关论述。笺中所引沈氏著作，均不具名。五、案语为《说诗晬语》相关条目理论内涵的分析，侧重于补充说明、评定得失及综述相关研究。因学力所限，浅陋谬误诚不可免，希望能引起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六、文中征引文献如有卷数与页码，均明确标出，以便复核。前言一、沈德潜生平沈德潜（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乙未（一七三九）进士，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乾隆第二次南巡时（一七五七）赐礼部尚书，卒谥文悫。沈德潜早年困于科场，六十七岁方举进士，入仕后并无显著政绩，然诗颇为乾隆看重。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和《宋金三家诗选》中对历代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各种诗体的典范作品以及诗歌的创作鉴赏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意见，作于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的《说诗晬语》以诗话方式对早年诗学主张进行系统归纳，代表了清代格调派的诗学主张，颇为后世所重。（一）少年读书（一六七三—一六九四）沈德潜出生在江苏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之家。祖上没有显赫的功名，祖父沈钦圻（？—一六八〇）字得舆，号种花农。明诸生，擅诗。沈德潜《先祖行状》云：“生平诗不一格，初喜模刘随州，中年感时伤乱，师杜少陵，后出入于乐天、剑南。”（《归愚文钞》卷二十）沈钦圻入清不仕，《行状》载其临终语曰：“我家德薄，富贵功名不汝望，惟乡里称善人，愿足矣。”体现出江南士人普遍不与清廷合作的心态。父沈钟彦（一六五四—一七一九）字美初，遵从父命，以布衣终生。可知沈钦圻和沈钟彦皆为儒家传统士人，沈德潜生活在这种浓鬰的儒家文化氛围之中，对其论诗是有一定影响的。沈钦圻去世之后，政治形势渐趋稳定，清政府一改此前的文化高压政策，大力推崇文教。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举行博学鸿词试并编订《明史》，陈维崧、朱彝尊等相继出仕，黄宗羲也委派门生万斯同、子黄百家进京参与《明史》编纂，清政权渐被士人接纳。在这种时风下，沈钟彦先后延请施灿和蒋济选教授沈德潜时文。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二十二岁的沈德潜被录为长洲博士弟子。沈德潜幼年即表现出一定的作诗天赋，《自撰年谱》云：“五岁，初识字，先祖教以平上去入之声及一切谐声、会意、转注，略能领悟。”“六岁，初读书，先祖问以平上去入及某平声下有入，某平声下无入，一一应对。又问：‘何以无入？’曰：‘去声下不能有声也。’先祖曰：‘是儿他日可成诗人。’”不过，在时人观念中，作诗有碍科举，故沈德潜师长对赋诗并不鼓励，《自定义年谱》记载道：“年十八，时文、八家间读，曾咏绝句四章。师（施灿）止之曰：‘勿荒正业，俟时艺工以博风雅之趣可也。’”直至取得秀才，方继续为诗。（二）困于科场（一六九五—一七三八）取得秀才之后，沈德潜以坐馆为生，并积极参与当地诗坛活动。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四月，在诗友张维岳的带领下拜叶燮为师。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一），沈德潜到尤鸣佩家坐馆，为尤鸣佩堂兄尤珍所欣赏。尤珍（一六四七—一七二一），字谨庸，号沧湄。尤侗之子，与王士禛关系尤善，以诗名于时。沈德潜《自定义年谱》云：“年三十，沧湄先生每以索和，见予《吴江道中》诗有‘湖宽云作岸，邑小市侵桥’句曰：‘何减刘文房？’见《和亦园书兴》诗有‘半壁夕阳山雨歇，一池新涨水禽来’句曰：‘何减许丁卯？’”其《王新城尚书寄书尤沧湄宫赞，书中垂问鄙人，云：“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不胜今昔之感，末并述去官之由，云与横山同受某公中伤，此新城病中口授语也。感赋四章，末章兼志哀挽》也表明尤珍曾把沈德潜的诗作寄给了王士禛，王士禛回忆了与叶燮的交往，并对沈德潜称赞有加。这些前辈诗人对沈德潜的褒奖，无疑给年轻的诗人带来莫大的鼓励。沈德潜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应方还之聘来到方家坐馆。《清史稿•文苑传》云：“殿元，字蒙章。康熙三年进士。历知剡城、江宁等县。置祭田以赡兄弟，而自携长子还、次子朝侨寓苏州。父子皆有诗名。所称‘岭南七子’，幷其二子数之也。殿元着《九谷集》；还，《灵州集》；朝，《勺园集》。”（卷四八四，页一五二四）方殿元两子皆好诗，有诗名。方还字蓂朔，方殿元长子。沈德潜《方蓂朔灵洲诗集序》云：“吾友方子蓂朔为九谷先生长子，九谷雄长南粤，所著《环书》自成一子。诗文集鸿丽浑厚，苍然蔚然，故其教子，直令其不读唐以后书。蓂朔少岁耳目擩染，每在《选》、《骚》，一切西昆、西江、剑南、石湖、四灵诸体，诗人所奉为鸿宝者，从未游目。”（《归愚文钞》卷十三）方朝字东华，一字寄亭，晚号芬灵野人，方殿元次子。沈德潜《方东华勺湖集序》云：“诗自《风》、《骚》后，汉、魏至盛唐时吟诵，元和以后亦不与。故所成诗文，无一切纤佻柔靡之习，而于诗学尤深。”（《归愚文钞余集》卷一）在方家坐馆对沈德潜宗唐思想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吴中宗宋之风颇为浓厚，方家崇汉、魏、盛唐，沈德潜在这里遇到了难得的知音。《唐诗别裁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编撰的，这是沈德潜系列诗歌选本的第一部，奠定了沈氏诗学的基调。《唐诗别裁集》于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完成之后，沈德潜即编选《古诗源》，对唐前诗歌精心选评，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完成。通过这两个选本，沈德潜建立了推尊汉、魏、盛唐，重归七子格调立场的论诗体系。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沈德潜与方还、方朝、张畹、张釴、尤依、毛橱杞、洪钧、沈用济、周准等结北郭诗社。北郭诗社存在约两年。在此之前，沈德潜与这些诗友们即常在方家论诗。从诗学宗旨来看，诗社诸人均有明显的宗唐倾向，并有意区别于当时吴中的宗宋之风。雍正三年（一七二五），沈德潜开始选编《明诗别裁集》。在序中，沈德潜认为陈子龙等人所编《皇明诗选》对嘉靖以下之诗选择不当；钱谦益《列朝诗集》抨击七子、云间，独标孟阳，存在门户之见；朱彝尊《明诗综》虽无门户之见，但杂出错陈，不利于学诗辨明源流正变。从选诗意图而言，沈德潜认为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诗歌发展有升降盛衰之别，故立足于宗旨、格调和神韵对明诗的发展进行梳理。这种选诗观念与《唐诗别裁集》、《古诗源》是一致的。编选《明诗别裁集》期间，沈德潜在雍正九年（一七三一）正月至三月完成了《说诗晬语》。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成书，乃是此书只是把《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和《明诗别裁集》相关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略微增删而成，是沈德潜对早期诗学思想的系统概括。此期沈德潜饱受科场之困。沈氏一生历经十六次乡试失利，痛苦、无奈甚至绝望是不难想象的。其《行路难》云：“客歌长歌声亦长，客歌短歌声亦短。成名须当少年时，毋令秋霜镜中满。昔为明堂诗，亦拟长杨赋。赋剪秋空云，诗浥金茎露。巧手织成锦绣段，三年空挂珊瑚树。出门偶逢乡里儿，金多位高志气舒。归家便欲焚笔砚，还闻武帝慕相如。词赋烂漫复何益，致君更有万言书。可怜不逢杨得意，白首下帷空踌躇。”（《竹啸轩诗钞》卷二）慨叹自己不被君主所赏。随着一次又一次乡试的失利，沈德潜也由自信、悲伤变得失望、无奈，甚至不乏退隐之意。《六十初度》云：“昔我五十时，身留卞山村。与客日赋诗，取乐无昏晨。今年届六十，高枕灵岩云。中间岁月驶，恍似波流奔。往时覉旅客，半已为陈人。而我幸好在，须髪俱如银。景短念自长，道蕴蕲探真。自伤衰朽质，官骸渐眵昏。世味虽已踈，理趣仍难亲。还思假我年，勿使终无闻。”（《归愚诗钞》卷六）壮年兼济天下之豪情已经荡然无存。尽管困于科场，但沈德潜诗名渐着，与达官显宦的交流渐渐增加。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沈德潜到魏荔彤家坐馆。魏荔彤，字念庭，直隶柏乡人。魏裔介之子，魏裔介曾任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进太子太傅。魏荔彤此时在江南任观察史。两人情谊非同寻常，《归愚诗钞》有《简魏念庭宪副》、《寄魏念庭宪副》、《过柏乡魏氏怀念庭观察》等诗，直到晚年沈德潜还忆起两人的友谊。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沈德潜到苏州知府温而逊家坐馆。此年，浙江巡抚李馥去职寓吴，特向沈德潜索要诗稿。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三月，浙江总督李卫聘沈德潜参与修订《浙江通志》，参与者如沈翼机、傅玉露、陆奎勋等均为归里显宦，惟沈德潜以诸生身份参与此事。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长洲县令沈光曾荐沈德潜参加博学鸿词。可知沈德潜在吴中声誉日着，诗学影响力渐增。（三）京师为官（一七三八—一七四九）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沈德潜中举，仕途的阴霾好像完全涤去。不但进士考试异常顺利，还被选入庶常馆。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散馆，沈德潜被授予编修，乾隆帝看到这位须眉皓白的老人，才知道他就是江南老名士，命和《消夏十咏》，此后对其特加优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三月，晋左春坊左中允，五月，晋翰林院侍读，六月，晋左庶子掌坊，九月，晋侍讲学士，十二月，授日讲起居注官。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六月，晋詹事府少詹事，并任湖北正主考。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月，晋詹事府詹事。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三月，授内阁学士。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六月，命入上书房辅导诸皇子，授礼部侍郎。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沈德潜患病，次年归里。京师十年，是沈德潜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之前他不过是江南一位名士，而今一跃而为乾隆帝的文学侍从。乾隆号称十全老人，对自己的文治武功十分自负，尤喜与臣子倡和。此期沈德潜创作了大量应和诗，多讲究用典，字字求工，用韵谨严，说教意味十足。后来袁枚讥讽沈德潜有“襃衣大袑”气象，用来指这时期的创作可谓恰当。不过，沈德潜诗学思想并无明显变化，反而由于此时的地位，使他的文学思想披上了官方的外衣，进而影响整个文坛。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沈德潜回乡葬亲，乾隆以诗饯别：“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初。从来称晚达，差未负耽书。方藉通元笔，胡悬韦孟车。其如感风木，暂许返林闽。南国欣归陆，东门漫拟疏。江乡春兴懒，能不忆金除？”（《沈德潜给假葬亲诗以饯之》，《清诗纪事》乾隆朝卷，页一一五四）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沈德潜因病辞职归里，在离京之前，乾隆将自己的十四册诗集让他修改润色，云：“朕与德潜以诗始，亦以诗终。”并赐诗曰：“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向每诵新句，犹然见古风。行歌非杜误，晚达胜郊穷。三载春卿署，扁舟故国鸿。还朝嘉尔信，毓德启儿蒙。辞老思莼碧，遗荣解组红。岂能频强起，且以风谦冲。近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侍郎沈德潜以能诗受知，因命编校御极以来诗集，既竣事，念其年将八秩，许之归老吴中，赋此以赐》，《清诗纪事》乾隆朝卷，页一一五五）乾隆所为，恐怕只是政治家常用的策略，借褒奖沈德潜来提倡崇儒学古的文化氛围，但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沈德潜诗坛的影响力。（四）归里赋闲（一七四九—一七六九）归里之后，沈德潜仍与乾隆保持着密切联系。十六年（一七五一）、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三十年（一七六五）乾隆四次南巡，十六年（一七五二）、二十六年（一七六一）沈德潜两次入京祝皇太后寿，乾隆都接见沈德潜，仍旧让沈德潜校阅御制诗集，且为沈德潜的诗集做序，誉为“远陶铸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使沈德潜在诗坛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归里时期，有两件事颇引人注意：一是应江苏巡抚王师之邀，沈德潜于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出任紫阳书院院长，直至去世。沈德潜之前院长为王峻，之后有钱大昕。沈德潜执掌书院之时，干嘉学派的许多大师如王鸣盛、戴震、王昶、钱大昕都曾入院学习，从这里踏上仕途，他们后来的显赫地位也壮大了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的声势。二是与袁枚的交往。和沈德潜相似，袁枚幼年家境贫困，亦喜为诗。乾隆元年两人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一同落榜，又同时于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考中进士，同入庶常馆。但散馆之后，袁枚外放为官，沈德潜留馆，在京任职。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沈德潜因病归里，袁枚也辞官居于随园。由于有同年之谊，又均以诗闻名，故交往比较频繁。《小仓山房诗集》共有十首诗专为沈德潜而作，《沈归愚全集》中也有六首与袁枚的应和诗。袁枚以李白、贺知章、张昭喻沈德潜，“诗律长城在，群儿莫诋呵”，对沈德潜颇为推崇。从私交来看，李果、许廷鑅、薛雪、汪俊等人都是两人共同的诗友。总之，两人相互推许，私交显得颇为密切。沈德潜归里之后的诗学活动主要是编选《国朝诗别裁集》、《宋金三家诗选》，修订《唐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保留了清代前期许多不太著名的诗人的作品，特别是和沈德潜早年相识之人，这是研究沈德潜和清代前期诗坛的重要数据。时值文字狱频发的乾隆中期，此选却以钱谦益冠首及入选钱名世，颇犯时忌，不过乾隆只是令加以改正，并未深究。《宋金三家诗选》是沈德潜最后一部诗歌选本，入选苏轼、陆游和元好问。沈德潜于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九月骤然去世，苏轼作品未及评点。此选并未改变沈德潜一贯的宗唐贬宋的诗学主张，而是为了迎合《御选唐宋诗醇》等官方选本，站在儒家诗教立场，对三家诗有所接受。沈德潜在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对《唐诗别裁集》进行了增订，对儒家诗教传统大为强调，并对中晚唐诗人有所接纳，这两点也正是明清格调派的主要区别所在。综观沈德潜的一生，其经历颇有传奇性。一是享年九十七岁，极为长寿；二是参加岁试、科试几十次，乡试十七次，应博学鸿词两次，其仕途可谓艰难。但是，他又在中进士之后短短几年官居二品，仕途通达，并从政治上确立了诗坛盟主的地位；三是与皇帝关系密切。乾隆自称与沈德潜以诗始以诗终，并为沈德潜文集作序，誉之为高启、王士禛，确立了沈德潜在诗坛的盟主地位；四是沈德潜去世不久被扑碑夺去谥号。其经历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是相当独特的。二、沈德潜诗学思想沈德潜诗学呈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且贯穿其诗学思想发展的始终。儒家诗论首重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沈德潜论诗，一直坚持宗旨、格调和神韵的综合。其《唐诗别裁集序》曰：“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庄者，庶几一合焉。此微意所存也。”这种作法与七子派大不相同。陈子龙《皇明诗选序》谈及选诗标准时道：“揽其色矣，必准绳以观其体；符其格矣，必吟诵以求其音；协其调矣，必渊思以研其旨。大较去淫滥而归雅正，以合于古者九德六诗之旨。”主要从体、音、旨三个方面来选诗，最先考察的是体裁和音节，之后为审查宗旨，这正是七子派格调论诗最鲜明的特征。沈德潜则是先审宗旨、继论规格、最后以神韵衡量诗作。所谓“审宗旨”，即是以儒家传统作为衡量作品的首要标准。从早期的《唐诗别裁集》、《古诗源》到晚年所编《清诗别裁集》、《宋金三家诗选》，其对作品的选择和典范的推崇无不贯穿着“诗教”标准，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强调诗歌反映现实。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是我国诗学的悠久传统，传统诗论认为诗歌与社会政治是相当吻合的，诗可以观社会之盛衰。故后世基于儒家传统论诗，均重“诗可以观”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沈德潜诗歌选本对作品的选评来看，沈德潜所推崇的历代典范不是格调是否继承汉魏盛唐的传统，而是用“实事”、“实录”这样的赞语，从内容的角度称赞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沈德潜非常推重曹操，有意把他和曹植进行区别，多次以“汉末实录”、“以乐府写时事”评价其诗作，正是由于曹操更好地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至于其对六朝民间乐府的选择、对杜甫、陆游、元好问、明七子四大家、清初诗人的选评，均侧重于分析作品对个人遭遇、政治弊端和民生疾苦的反映，儒家诗教标准是贯穿始终的。其次是重视情感的雅化。长期以来诗学界多把“诗言志”和“诗缘情”看做两种对立的文学观。但从早期一些材料来看，情、志内涵颇有共通之处。从后世诗学的论争来看，各家对诗的本质特点争论的焦点不在真伪，而是雅俗。袁枚云：“诗写性情，唯吾所适。”（《随园诗话》卷一，页三）又云：“凡古人已亡之作，后人补之，卒不能佳：由无性情故也。束皙补《由庚》，元次山补《咸英》、《九渊》，皮日休补《九夏》，裴光庭补《新宫》、《茅鸱》：其词虽在，后人读之者寡矣。”（《随园诗话》卷二，页三五）认为好诗的标准在于真假而不关雅俗。沈德潜论诗同样主张表达性情的真实，但又指出情感的内涵必须起到积极的现实作用，与诗教相合，即“真”与“雅”的统一。故清代论诗，性灵派常指责格调派虚假，格调派则讥讽性灵派俚俗。在评选历代典范时，沈德潜尤重阐发诗篇所蕴含的崇高之情，对那些“温柔乡语”的个人私情是极力排斥的。应该说，就诗歌内容而言，沈德潜排斥那些有违儒家诗教的个人私情，提倡情感要沉淀、净化，这是清代中期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和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诗学理论的根本差异所在。沈德潜遵从儒家诗教并不意味着对艺术特征的忽略，也并未像乾隆所言：“诗者何，忠孝而已耳。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御制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徒然视诗歌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沈德潜选评诗歌能够兼顾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审美特征，这正是其诗选流传深远的重要原因。与强调诗歌的政教作用相联系，沈德潜在诗歌的表现方式上主张温柔敦厚与比兴手法。“比兴”是中国古代含义颇为复杂的一个诗学范畴，郑玄在《周礼•大师注》中认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注疏》卷二十三，页七九六）将感情倾向和比兴联系起来。但从汉人具体的解《诗》语境中，可以发现汉人所谓的兴，实为比喻或譬喻。如《毛传》释《关雎》首二句曰：“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毛诗正义》卷一之一，页二七三）郑玄笺更明确地指出：“兴是譬谕之名。意有不尽，故题曰兴。他皆仿此。”（《毛诗正义》卷一之一，页二七三）钟嵘之后，诗坛论比兴开始重视其艺术审美效果。其《诗品序》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诗品集注》，页三九）明代李东阳则明确论述了比兴与审美效果的关系，其《怀麓堂诗话》曰：“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怀麓堂诗话校释》，页八〇）认为“正言直述”的表达“难于感发”读者，故诗人需用比兴手法。沈德潜继承叶燮诗论，指出诗歌内容不外乎叙事、说理和抒情三个方面，但表达方式却贵在“托物连类”、“借物引怀”，显然沈氏所言比兴也侧重韵味深长、含蓄不尽的审美效果。应该说，沈德潜对儒家传统诗论的尊崇是极为全面的，既重诗歌的政教作用，又反复重申“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和《诗经》常用的比兴手法。虽然沈德潜一再明示“恐失温柔敦厚之旨”（《清诗别裁集•凡例》）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对一些无关政教的诗作也加以推崇，可知其论诗比较宽泛，并不把儒家诗论视为惟一标准。沈德潜常被视为格调派的代表，格调论的基本特征是重视对体制的分析，通过考察前代创作来总结各种诗体的体制规范和审美特征，寻求具有“本色”之美的“第一义”作品，为后学指明师法对象和悟入途径。“格调”作为一个范畴，其基本含义指诗歌的艺术风貌，接近于“风格”的内涵。就常人的阅读经验而言，最先感受到的是浅层的格律声调，之后体会深层的艺术风貌。正如胡应麟所言：“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诗薮》内编卷五，页一〇〇）在表达这一概念时，格调派诗论家往往用“体”这一范畴来表示，故明七子与沈德潜皆重视“辨体”。通过辨体，七子派把汉魏古诗和盛唐近体视为“第一义”，确立了古诗尊汉魏、近体宗盛唐的基本主张。这种诗论的长处是改变了唐宋以来以境象批评为重点的特点，开始以体式批评为核心，对揭示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也存在一些缺陷，一旦过于注重体格声调这些形式要素，其对诗人身世、时代精神等其他方面难免会有所忽略。沈德潜是通过《古诗源》、《唐诗别裁集》等选本对各期诗作详加考辨，并在《说诗晬语》中对各种诗体的源流发展、代表诗人和体制特点进行系统论述。在论诗方法上，沈德潜与明七子基本一致，只是在“第一义”的认定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沈德潜所树立的正宗典范于古体诗对六朝诗人多有接纳，近体诗则吸收了相当多的中晚唐诗人，突破了明七子“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极端复古主张。由于其对近体诗的重视，在评价谢朓等南朝诗人时，对他们诗作所呈现的近体风格特点同样宽容。此外，沈德潜对传统高格的尊奉态度和艺术审美效果的论述也有自己的特色。就尊体而言，沈德潜心目中的正体比明七子更加宽泛。比如成熟于唐代的七律一体，大致有两种风格：一是从初唐沈、宋到盛唐王、孟、高、岑等人所形成的气格高华一派，内容侧重赠别、游赏；二是杜甫为代表的沉郁顿挫一派，侧重怀古、咏史。在关于唐人七律压卷之作的争论中，何景明曾把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推为第一，明显把前者视为正格。后七子则不然，独推杜甫《登高》为七律第一，立场已经有所变化。沈德潜则对这两种风格兼容并取。在各种诗体的论述中，沈德潜颇能得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观之真谛，既主张尊重各种诗体在长期发展中渐次形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同时又强调在作品风貌气质和艺术表现方面善于创新。在考察宗旨和格调之后，沈德潜也重视神韵的标准。神韵论诗，明代胡应麟《诗薮》和清代王士禛均大加提倡。沈德潜论诗注重神韵，乃是对王士禛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其论诗不同于明七子的最重要表现。神韵要求写出事物的最本质特征。“形”指人们直观所看到事物的现象，“神”指事物本质特征，凡是具有神韵的诗作一定是通过外形的描写使人真切感受到所描写的对象，做到“以形写神”。在沈德潜看来，能否传达出事物的“神”是诗歌成败的关键。神韵还意味着审美效果的含蓄不尽。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序》中说王氏《唐贤三昧集》“盖味在盐酸外也”，正是重述神韵重在韵味深远的特征。总体来看，沈德潜的格调论与明七子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都是在古体和近体诗两大体系并驱而行的创作背景下，为学诗者所树立的正宗和典范。正宗的确立需要考察各期创作，归纳整理各种诗体在发展流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传统审美特征，这一过程正是诗歌史的建构。从当代人所书写的文学史来看，其间吸收最多的仍是明清格调派论述，可见格调论对后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过沈德潜所代表的清代格调论和明七子格调论相比，至少有三个不同：首先，沈德潜主张格调时并不废弃儒家诗学传统，郭绍虞先生说：“昔人之述归愚诗论者，或举其温柔敦厚，或称其重在格调，实则仅得其一端，归愚诗论，本是兼此二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页五〇八）由于儒家关注现实、注重政治功用的传统，因此沈德潜格调论能够避免七子派常见的肤阔之弊。其次，在正宗的确立上，明七子最推崇前世高格，他们所建构的价值体系是格以代降，体以日衰，因此第一义的正宗皆为最早之作，故复古意味十足。沈德潜由于受到清初至叶燮以来注重新变思想的影响，在正宗的确立上吸收了中晚唐之作，并指出宋代直至明清皆有符合正宗的典范作品，大大拓展了师法对象。再次，同为学古，明七子以神似古人作为最高追求，易导致复古有余、创新不足。沈德潜是以“神韵”作为最终境界，倡导生动传神和缥缈悠远的审美效果，能够部分弥补复古之弊。三、《说诗晬语》版本及其理论体系《说诗晬语》刻本甚伙，据蒋寅先生考察，有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刊《归愚诗文钞》附刊本、乾隆间刊本《南巡诗》第一册、诗触本、嘉庆三年（一七九七）刊本、日本文政十三年（一八三〇）江户须原屋伊八刊本、道光六年（一八二六）皇都温故堂刊本、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刊青照堂丛书三编（一卷）、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刊宏远堂丛书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刊啸园丛书本、谈艺珠丛本、诗法萃编本、玉鸡苗馆丛书本、萤雪轩丛书本、三家诗话选本（一卷）、四部备要本、台湾弘道印书馆诗话丛刊本、香港志豪印刷公司一九七八年版苏文棹诠评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本（一卷）。（蒋寅《清诗话考》，页三一四—三一五）此外，尚有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教忠堂刻《沈归愚全集》本、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上海文明书局版《清诗话》本、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上海医学书局版《清诗话》本（文明书局与医学书局版完全相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清诗话》本等。以上版本中，就卷数而言，有二卷与一卷之别。《说诗晬语》早期刻本均为上下二卷，应是此书原貌。后世青照堂丛书本、三家诗话本和丛书集成本均为一卷，并不符合沈德潜本意。就文字而言，《沈归愚全集》本校勘最精，除第五条“然无有”的“”字可能是“枵”的异体外，其他均无讹误。后世版本均不同程度存在校勘不精的情况，尤以嘉庆刻本为甚。就条目而言，据《沈归愚全集》本，此书上卷应为一百二十二条，下卷为九十六条，共二百一十八条。各条目的区分采用古籍常见的另起一行的方式，如果某条之后没有空格，就在最后一字的左下加符号“∟”以示区分。个别条目内容较多，沈德潜有时用符号“○”来划分层次。后世整理者所标示的条目的数量各不相同，如《清诗话》本上卷作一百二十七条，下卷作九十九条；霍松林先生校注本上卷做一百二十二条，下数作九十五条；苏文擢先生诠评本上卷作一百二十六条，下卷做九十九条，这种差异可能是整理者对这两个符号的失察而导致的。《说诗晬语》不同于侧重闲谈的传统诗话，而是具有相对严密的理论体系。卷上前十一条为总论，涉及诗歌性质、宗旨及沈德潜崇尚儒家诗学传传统的诗学立场。第十二条论上古歌谣。十三至三十六条论《诗经》体制风格、艺术特色及其典范作用。第三十七至四十三条论楚辞的体制风格及其艺术特色。以上两部分是对“风骚”传统的详细阐释。第四十四至四十六条论乐府，第四十七条论四言诗。第四十八至八十条论从汉至唐五言古诗之流变。第八十一至九十六条论由汉至唐七言古诗之流变。第九十七至一百零六条论唐代五言律诗之流变。第一百零七至一百一十四条论唐代七言律诗之流变。第一百一十五条论排律。第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二条论唐代绝句之流变。以上为上卷，前四十三条为沈德潜诗学宗旨，先总述，然后结合《诗经》、楚辞加以具体阐述。第四十四条后辨别各种诗体在唐前的流变，沿袭明七子“辨体”思路，为学者指明学诗门径。下卷第一至二十九条论宋、金、元、明诗之发展，一改卷上分体论述的方式，以时间为序论述了四个朝代著名诗人创作之得失。第三十至三十八条论诗歌如何立意，大意谓贵真、贵新。第三十九至四十九条论不同题材诗歌的作法。第五十一至七十条论用字、用韵、对仗，也是注重有所创新，但又不可完全背离传统。第七十一至第七十七条论如何进行诗歌批评。第七十八至八十一条论前代著名唐诗选本之得失。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条论诗人之修养。第八十六至九十六条为考证，指出如何正确理解诗歌。综合来看，下卷主要考察了宋、金、元、明四个时代的诗歌流变，然后对诗歌创作、诗歌编选、诗歌批评进行系统解说。综合全书可知，《说诗晬语》比较明显地继承了严羽《沧浪诗话》所开创的诗话传统，呈现出体系严密、规模宏大、理论深刻的特点。《说诗晬语》旧有大陆霍松林先生校注本和台湾苏文擢先生诠评本。霍着成于一九六四年，一九七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收入郭绍虞先生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霍先生比较重视引语的出处和有参考意义的材料，但过于简略。限于体例，霍先生未对《说诗晬语》众多论断加以阐释，读者无从理解诸多论断的理论渊源和诗学内涵。苏氏诠评本一九七八年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刊行，一九八五年修订再版。此书以乾隆教忠堂家刻本为底本，参以朱琰诗触本、葛元煦啸园丛书本和朝鲜皇都书林翻刻本，并偶尔引述朝鲜青照堂本李元春评语、日本萤雪轩本近藤元粹评语。苏着重在探究《说诗晬语》理论之渊源，并对沈氏所论加以辨正评骘，理论阐释稍详。但苏着也存在注释过于简略的不足，对个别条目的理论阐释不够准确深刻。鉴于《说诗晬语》的巨大理论价值，笔者欲对此书重新加以注释，以便更好地理解并吸收沈德潜诗学的精华。

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系列丛书

作者简介

作者：（清代）沈德潜 校注：王宏林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著名诗人。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成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很广。《说诗晬语》是沈德潜的论诗著作，其诗学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是清代乾隆时期很有影响力的一派。王宏林，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张剑、卢永璘等教授，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科研工作，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军事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并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著有《中国历代分体文论选》（合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合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水浒后传〉赏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辑萃》等。

书籍目录

前言一例言一原序一卷上卷下征引文献附录后记前言

章节摘录

一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一、善伦物二、感鬼神三、设教邦国四、应对诸侯五，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兴；六代六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七，徒视为嘲风雪弄①花草八、游历燕衎九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一〇，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一一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校①雪弄：青照堂本作“弄雪”，误。注一 理性情：涵育性情，使合乎温柔敦厚之道。《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朱熹《论语集注》云：“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卷四，页二九）二 善伦物：使人伦物理归于善道。《毛诗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正义》卷一之一，页二七〇）三 感鬼神：感应鬼神。《毛诗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毛诗正义》卷一之一，页二七〇）四 设教邦国：以《诗》教化民众。《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正义》卷五十，页一六〇九）五 应对诸侯：在外交活动中正确运用诗歌。《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集注》卷七，页五五）六 六代：史学言六代多指东吴、东晋和南朝之宋、齐、梁、陈，均以金陵为都城。唐李白《留别金陵诸公诗》云：“六代更霸王，遗迹见都城。”（《李太白集注》卷十五，页二八一）文学言六代多指晋、宋、齐、梁、陈、隋，为建安和唐代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清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絶句三十二首》之三云：“青莲才笔九州岛横，六代淫哇总废声。”（《渔洋精华录》卷二，页三二七）七 托兴渐失：诗作缺少深刻的内涵。托兴，寄托兴寄。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陈拾遗集》卷一，页一〇）八 嘲风雪弄花草：指诗作内容空虚。唐白居易《与元九书》：“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五，页四九〇）九 燕衎：与朋友宴饮。《诗经•小雅•南有嘉鱼》：“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衎。”（《毛诗正义》卷十之一，页四一九）一〇 “望海者”句：喻识见短小。唐刘恂《岭表录异》曰：“海鳅即海上最伟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吞舟之说固非谬也。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路经调黎，深阔处或见十余山，或出或没。篙工曰：‘非山岛，鳅鱼背也。’双目闪烁，鬐鬛若簸，朱旗日中，忽雨霡霂。舟子曰：‘此鳅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近鱼即鼓船而噪，倐尔而没。”（卷上）一一三唐：盛唐、中唐和晚唐，代指唐代。元方回《仇仁近百诗序》：“降及西都苏、李，东都建安七子，晋宋陶、谢，律体继兴，自盛唐、中唐、晚唐而及宋代，有作者虽未尽合宫商钟吕之音，不专主怨刺讽讥之事，而诗号为能言者，往往相与笔传口授于世，而不朽。”（《桐江续集》卷三十二）清叶燮曰：“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原诗》内篇上，页三）笺《唐诗别裁集序》：有唐一代诗，凡流传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间，不得谓正变盛衰不同，而变者衰者可尽废也。然备一代之诗，取其宏博，而学诗者沿流讨源，则必究其指归。何者？人之作诗，将求诗教之本原也。唐人之诗，有优柔平中顺成和动之音，亦有志微噍杀流僻邪散之响。由志微噍杀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诗教之本原，犹南辕而之幽、蓟，北辕而之闽、粤，不可得也。《清诗别裁集•凡例》：诗之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自陆士衡有缘情绮靡之语，后人奉以为宗，波流滔滔，去而日远矣。《施觉庵考功诗序》：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人徘徊自得于意言之余。三百年来，代有升降，旨则归一也。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纵放，而戚若有亡，粗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丧，其于诗教日以傎矣。（《归愚文钞》卷十一）《高文良公诗序》：天壤间诗家不一，谐协声律，稳称体势，缀饰辞华皆诗也。然求工于诗而无关轻重，则其诗可以不作。惟夫笃于性情，高乎学识，而后写其中之所欲言于以厚人伦、明得失、照法戒。若一言出而实可措诸家国天下之间，则其言不虚立，而其人不得第以诗人目之。（《归愚文钞余集》卷一）［清］雍正《御制诗经传说彚纂序》：朕惟诗之为教，所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用远矣。自说《诗》者以其学行世，释解纷纭，而经旨渐晦。朱子起而正之，《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而先王之诗教藉之以明。国家列在学官，着之功令，家有其书，人人传习，四始六义，晓然知所宗尚。［清］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夫《关雎》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转反侧。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页一五〇四—一五〇五）案中国传统文论家论及文学时往往表现出鲜明的“儒道互补”的特点：在涉及文学的政治功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时，多立足于儒家立场；在论及作家之修养、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时，又深受道家传统的影响。所谓儒家立场，其最高典范就是《诗大序》所代表的“诗教”传统，其基本内涵是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诗既是个人修身的重要内容，又是讽谏世事的必要手段。沈德潜也认为诗歌的艺术价值只是附丽于社会价值之上，仅仅具有声律辞采之美而缺少深厚的情感寄托的诗歌是没有甚么价值的。后人对沈德潜这种主张多有批判，认为一味强调诗歌的社会价值会影响作者情感的真实自由地表达，诗歌作为艺术应以审美为首要追求。客观而言，文学不是道德的传声筒，片面强调文学的道德意味难免会降低文学的美学价值，但是，古今中外真正伟大的作品，深刻的道德意味是其必不可缺的内容，道德不毛之地，即是文学不毛之地。沈德潜等传统文论家对文学政治功用的重视并不是以损害文学的艺术价值为前提的，他认为理想的文学应如《诗经》那样，既具有“善”的内涵，又具有“美”的表达。二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一。鬰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二。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三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注一 “事难显陈”句：此言“兴”。《周礼•春官•大师》最早提出了赋、比、兴这三个概念，《毛诗序》也提出了相同的“六义”说，但均未对这个概念进行解释，因此引起巨大的争议。传统经学家释“兴”，影响较大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一、譬喻。郑众言：“兴者，托事于物。”（《周礼注疏》卷二十三，页七九六页）陆德明《毛诗音义》曰：“兴是譬喻之名，意有不尽，故题曰兴。”（《毛诗正义》卷一之一，页二七三）视为修辞手法；二、引起正文。朱熹《诗经集传》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卷一，页一）三、感发志意。孔颖达《毛诗正义》云：“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卷一之一，页二七一）朱熹《论语集注》注“兴”曰：“感发志意。”（卷九，页七四）四、以兴喻善。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云：“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注疏》卷二十三，页七九六）文论家论兴，颇重意味不尽的审美效果，钟嵘《诗品序》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诗品集注》，页三九）沈德潜虽受经学家影响，以“托物”“连类”言“兴“，但更重视“兴”这种艺术手法意味不尽的审美效果，更接近传统文论家的立场。二 “鬰情欲舒”句：此言“比”。传统经学家论“比”约有二义：一是以“比”喻失。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曰：“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周礼注疏》卷二十三，页七六九）二是指比喻。朱熹《诗经集传•螽斯》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卷一，页三）文论家把“比”视为借客观事物的描写来寄寓个人的情感，为艺术表现的手法之一，如钟嵘《诗品序》言“因物喻志，比也”，沈氏也是立足于传统文论家的立场。三 中藏：内心。笺［梁］钟嵘《诗品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诗品集注》，页三九—四五）［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怀麓堂诗话校释》，页八〇）案比、兴有何分别一直是传统经学家争论的焦点。汉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周礼注疏》卷二十三，页七九六）不过从毛传所注“兴”诗的《柏舟》、《绿衣》等诗来看，并无“见今之美”的内容。故唐孔颖达曰：“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毛诗正义》卷一之一，页二七一）认为比是打比方，兴是托物起兴，由此引申出“比显而兴隐”，即两者在表现程度上有深浅之别。宋朱熹则认为“比”是所咏之物与表现主题有一定的联系，所谓“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螽斯》，《诗经集传》卷一，页三）而“兴”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诗经集传》卷一，页一），所咏之物与表现主题并非一定存在联系，所以他说：“《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纲领》，页二〇七〇）相较而言，文论家对比兴的区分比较明确，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文心雕龙注》卷八，页六〇一）比是比喻，用贴切的模拟来说明事物；兴是起兴，靠隐微的方法来比拟议论。钟嵘《诗品序》所言“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与刘勰类似，都是从表现方法和抒情效果两个角度来释比、兴。不过，传统文论家固然注意区分比、兴之别，但往往喜欢比兴合用。如果说“赋”是情感的直接抒写，而“比兴”则是借物抒情，是一种间接但更深厚的抒情手法。沈德潜虽然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但论“比兴”时乃是基于传统文论家的立场。沈氏完全抛弃比、兴与政教的关系，主要强调比、兴手法所带来的深厚不尽的表达效果。其评《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曰：“起四句比中用比。‘悠悠隔山陂’，情已离矣，而望之无已，不敢作决绝怨恨语，温厚之至也。”（《古诗源》卷四，页九〇）评“迢迢牵牛星”曰：“相近而不能达情，弥复可伤，此亦托兴之词。”（《古诗源》卷四，页九〇）所以他认为“言情不尽，其情乃长，后人患在好尽耳。读《十九首》应有会心。”（《古诗源》卷四，页九二）另外，沈德潜有时又把比兴看作是一种委婉的表现方式，其评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曰：“后半‘回首’以下，胸中郁郁硉硉，不敢显言，故托隐语出之。”（《唐诗别裁集》卷二，页五七）评杜甫《丽人行》曰：“极言姿态服饰之美，饮食音乐宾从之盛，微指椒房，直言丞相，大意本《君子偕老》之诗，而风刺意较显。”（《唐诗别裁集》卷六，页二〇六）可知沈德潜论诗，固然以儒家诗论为本，但对诗歌的艺术审美特征并非视而不见。

后记

本书的写作始于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一九九九年十月，在确定以沈德潜诗学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导师张健先生指导我从三个方面阅读文献并开展研究：一是详细考察康熙至乾隆时期的社会政治情况和诗坛活动，在此背景下解析沈德潜相关事迹，最终做一部翔实可靠的沈德潜年谱；二是细致阅读《说诗晬语》，按照戴鸿森先生《姜斋诗话笺注》的体例对此书重新注释；三是立足于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等诗歌选本，再结合《说诗晬语》、《归愚文钞》、《归愚诗钞》等文献，对沈德潜诗学思想加以综合全面的考察。这部书稿就是当年的第二项作业，由于学力和天资所限，直至今日纔算完成。本书的完成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少康和张健先生，还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指导过我的陈熙中、董学文、卢永璘、汪春泓、李铎等诸位先生，没有他们当年的悉心教导，我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学业并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另外，二〇〇九年三月，张健先生曾阅读了本书大部分条目，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值此书出版之际，特向诸位师长表达深深的谢意。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河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许多同事也曾给予不少帮助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特致谢忱。本书得到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感谢文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工作已经六年了，我渐渐感到这真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地方。在文学院资料室的书柜中，赫然摆放着民国时期出版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在我工作室外面的走廊上，悬挂着曾经在此工作过的范文澜、郭绍虞等诸多著名学者的照片。每天从这些照片前经过，翻阅着他们可能寓目的书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周绚隆先生，正是他的热情鼓励，逐步坚定了我把这部可能不太成熟的书稿献给公众的决心。我期待着来自学界同仁的批评。王宏林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于河大仁和寓所

编辑推荐

《说诗晬语笺注》编辑推荐：《说诗晬语》是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的诗学论著。沈德潜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鼓吹儒家传统“诗教”。此种思想在清代中期诗坛影响很大，不仅自成一派——格调派，还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这使得沈氏俨然为众目所向的文坛宗主。王宏林先生的《说诗晬语笺注》不仅对《说诗晬语》的版本做了十分细致的整理校勘，还对沈德潜的诗学思想做了深入地梳理，清晰地揭示了沈氏诗学思想的源流脉络。以此，《说诗晬语笺注》是一部具有很高参考价值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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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诗晬语二卷，沈德潜撰。乾隆十六年刊《归愚诗文钞》本附、乾隆十六年刊《归愚文续》本、《诗触丛书》本、道光十五年朝邑刘际青等刊《青照堂丛书》本（第四函，一卷）、《谈艺珠丛》本、《诗法萃编》本、光绪四年铅印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啸园丛书》（第五函）本、《玉鸡苗馆丛书》本、《萤雪轩丛书》本、民国八年上海广益书局刊王简《三家诗话选》本（节选一卷）、《清诗话》本、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与《原诗》、《一瓢诗话》合刊）。按此书成于雍正九年（据其自撰年谱）。“晬语”者，拟之小儿晬盘，遇物杂陈，略无诠次之意（自序），自是谦辞。实此前已编就多种大型诗选本，故《晬语》说历代诗乃水到渠成之举，所说颇为老到。撰者沈德潜（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字确士（一作碻士），号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乾隆四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加礼部尚书、太子太傅致仕。卒谥文悫。卒后九年被夺赠官，罢祠削谥。有《归愚全集》、《唐诗别裁集》、《古诗源》等。——《新订清人诗学书目》，第三四—三五页。——《说诗晬语》提要 张寅彭沈德潜撰，前有自序，后有雍正九年（一七三一）辛亥自序。沈德潜（一六七三—一七六九），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人。从叶燮受诗学，王渔洋晚年颇称其诗。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士，授翰林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谥文悫。有《竹啸轩诗》、《归愚诗钞》，选有五朝诗别裁集。事迹见彭启丰《芝庭先生集》卷十三所收墓志铭。据自序，此书为雍正九年春居小白阳山僧舍读书时答僧叩问诗学源流之作，其说颇与《唐诗别裁集》相出入。卷上先秦迄唐，卷下宋元以后，沿诗体演进之势，论体制格律之要，评历代名家之得失，散漫中自有经纬。世之言诗者习以归愚论诗主格调，顾此书成于五十八岁，论诗多着眼于气象，不专持格调之说也。既重人伦治化、温柔敦厚之传统诗教，又重性情襟抱之表达；既重格调法度，又主推陈出陈。强调“作文作诗，必置身高处，放开眼界，源流升降之故，了然于中，自无随波逐浪之弊”。其论诗史源流递变，植根于师说，而细腻过之，评泊历代诗家及历代选本，能超脱门户之见，裁量高下，识断最精。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下谓其“推论历代风雅源流，一一抒其心得，不袭《诗薮》、《巵言》之弊”，是也。盖沈氏究心前代诗学之专且广，王渔洋之后，一人而已。厚积薄发，固不比明人之肤廓大言矣。后出蒙学诗话及汇编诗话多采其说，亦以其要言不烦，语多精到也。所不足者，则囿于正统观念，时有迂腐之见，如评张籍、王建诗，讥《才调集》选《会真诗》之类，以道德绳之而失诗之风趣是也。潘清撰谓其“论诗多在门面上讲究，袁子才讥之是矣。（中略）当日论诗，天下推为宗匠，想因其位高望重，得君之宠有加，故人无敢有议其后也”（《挹翠楼诗话》卷一）。要之，此书对干嘉以后诗学影响甚大，传世版本亦甚多。有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刊《归愚诗文钞》附刊本、乾隆间刊本《南巡诗》第一册、诗触本、嘉庆三年（一七九七）刊本、日本文政十三年（一八三〇）江户须原屋伊八刊本、道光六年（一八二六）皇都温故堂刊本、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刊青照堂丛书三编（一卷）、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刊宏远堂丛书本、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刊啸园丛书本、谈艺珠丛本、诗法萃编本、玉鸡苗馆丛书本、萤雪轩丛书本、三家诗话选本（一卷）、四部备要本、台湾弘道印书馆诗话丛刊本、香港志豪印刷公司一九七八年版苏文棹诠评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本（一卷）。青照堂丛书与萤雪轩丛书有评语，诗法萃编本有许印芳跋语多则。——《清诗话考》，三一三—三一五页。——《说诗晬语》提要 蒋寅

用户评论 (总计4条)

•   这是一部古代诗话名著，本身就是我十分喜欢的书，今人——笺注者的水平也较高，读此书，每每有“英雄所见略同”、“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加之印刷、纸质俱佳！故十分满意！——虽然到货时间比其它几本长些，让我等得好不心焦！
•   原本还担心会有字迹模糊之类的问题，后来收到书打开一看，很清晰，字体大小稍微小那么一点，没什么太大影响。整体而言还是很不错的。
•   这本书集中体现了沈德潜的诗论观点，是研究和了解沈德潜的人必读的书，书有笺注，读起来也很方便。
•   非常满意，这套书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