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9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李欧梵 页数: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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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欧梵我的写作生活不算长,至少比学术生活短得多。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学,在环境影响下用英文写学术论文,不觉已有半个世纪,直到最近十年,才着力用中文写作。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习作。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称为“学者散文”,但没有解释,顾名思义,似乎指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写下来的随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来有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称之为“essay”,法文叫作“essai”(有尝试之意),这两个传统不尽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强称之为“杂文”,但又缺乏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作风。我从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评世界或人物——这一点“鲁迅风”我完全没有学到,虽然自己确曾研究过鲁迅。也许,对我而言,“生活”这个人文文本太丰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时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宝山。我每读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论中西,都觉得如在山下掘宝,越挖越兴奋,越发感到高山仰止,灵光灿烂。个人最中意的小文都与这类读书报告有关,如《狐狸洞书话》。生活加读书,人生的意义足够了。现在我的好友季进和黄育海、陈子善策划将这些中文作品和中译的学术著作,汇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为送给我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却之不恭,只好笑纳。这个作品系列不代表什么写作成绩,只是一种生活和读书的感受与潜思盼记录。这么多年积少成多,竟然有将近二十卷之多,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除了某种纪念意义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义:这些参差不齐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一个文本的“整体”,有点太“重”了,似乎当年的“狐狸”变成一个大“刺猬”。然而,我曾屡次提过,自己的文章绝对成不了系统,因为我的兴趣太广,在人文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岂能成为刺猬式的思想大师?我愧不敢当,只能说,这个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种积累,犹如重新发行的一套唱碟,希望价廉物美,消费者喜欢就好。这个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趋多元的兴趣。回顾起来,糟杂之中也自有脉络可寻,总而言之,可以用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电影和建筑这几项人文科目来概括。我学的是历史和文学,但兴趣遍及其他各项,加起来看,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者。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各种吊诡层面。我的时间范畴是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我游移的文化空间也遍及东西方。不知何故,近年来反而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和文化兴趣日增。别人可以在文化上落叶归根,我却不自觉地飘零四海,其乐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甚至把双语写作和阅读作为一种常态。这个系列中的各书出版次序可能不会以写作先后为序,因此我必须略作交待。如果把学术著作和杂文写作放在一起,很明显地可以归纳出一个轮廓:我是先从五四时期的浪漫精神出发,逐渐向不同的文化时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从五四走向一九三〇年代,而鲁迅研究则成为一个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觉对上海的都市文化产生兴趣,甚至为了摆脱鲁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欢的东西——十里洋场的摩登上海。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股“反动”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为上海怀旧浪潮的标志之一,这更激发了我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我的作品中的另一条空间脉络是香港和台湾。我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后在美任教三十多年后,退休到了香港,目前则在港台两地游走。从地缘政治而言,我似乎地处边缘,我也故意采用一种“边缘视角”,别人——特别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心主义”知识分子——可能嗤之以鼻,我却甘之如饴,甚至以此自我定位。对我而言,边缘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我不受“中心”情结的牵制,可以随意转变视角,扩展视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欧,甚至指向西欧的边缘小国如捷克(当然这也拜昆德拉所赐),近日兴趣又转向南美和南亚(如印度)文学,下一步可能是解放后的南非。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在边缘才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边缘视角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内容。我的不少想法往往和“主流意识”不同,不见得是“对着干”,而是不自觉地另辟蹊径,走个人的道路。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是“灼见”(insight),或创见,只能自嘲是“不按理出牌”的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我在和季进和陈建华的两本对话录中都曾仔细地自我分析过,此处不赘。 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现是感情。一般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观”之中或隐于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从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伐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对象,甚至自觉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寻徐志摩的踪迹。这一股浪漫情绪,见诸我早年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多年来这股“余绪”一直支持着我的内心生活,终于在十年前我和子玉结婚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我们夫妇合写了三本书,而且我在人生进入老年之际,从子玉身上学到一个“真”字,因此也把一股真情用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之中,笔锋常带情感,文章到处可以看见主观的“我”,这也是一种风格和立场。当然,有时主观会导致偏见,我也在所不顾了。从“浪漫”到“偏见”——但并不偏激——这也许可以总结我的心路历程吧。 以上的这些自剖,其实都是多余的话,文章写完发表,有它独立的生命,应该听由其自生自灭,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这个作品系列,除了献给支持我写作的妻子外(连这篇小序也是今早她给我的灵感),也愿意献给所有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朋友。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九龙塘
内容概要
北京奥运体育馆的鸟巢设计所标榜的不全是建筑物本身,而是内中挤满的观众——后者才是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的用心所在。 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国总统中有第一流文笔的恐怕只有肯尼迪一人,第二位就将是奥巴马了。相形之下,布什的口才和“文采”最多也只能得个C,即使有人为他“捉刀”也无济于事。古人说:“文如其人。”我认为奥巴马当之而无愧。 德军包围列宁格勒,疲劳轰炸,围城达八百七十二天之久。列宁格勒军民誓死抵抗,但城内补给逐渐枯竭,饿死和冻死的军民人数逐渐增多,甚至可能有吃死人肉的现象。全城死亡人数大约一百万,而德军始终未能攻克。这一段二次大战中可歌可泣的历史也变成了俄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最珍贵的一章。
作者简介
李欧梵,一九三九年生于河南,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哈佛大学等,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狐狸洞话语》等。
书籍目录
总序文本建筑 如何“解构”监狱?——有关香港中央警署的臆想 “形式”与“功能” 建筑变迁与时代变迁 沪港台都市文化与公共空间 建筑和权力 岛巢属于全民——奥运新建筑探讨之一 奥运建筑物的对话——奥运新建筑探讨之二 “建筑”和“建筑物”——参加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感想 实验建筑只剩冰冷装置——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观摩之一 东亚的建筑创新与文化——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观摩之二 后现代灵感来自传统美学——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观摩之三 把时间具体化——谈建筑与文学 建筑与音乐的对话文本阅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传奇 解画的艺术——试论《我的名字叫红》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经曲”——大岭南大学会 议上的发言 鲁迅与世界文学 人性和自觉——再谈印尼良心作家 余英时荣获人文诺贝尔奖 阅读吴鲁芹 奥巴马的“寻根”小说? 奥巴马的文采 西洋戏剧的改编艺术 阅读《奥赛罗》 从《老残游记》到《还魂香》和《梨花梦》 “万家之宝”——追忆曹禺 《游园惊梦》和《玫瑰骑士》 我和书的奇异约会——美国购书漫笔 我的阅读经验文本电影 老电影指南 夏志清和刘别谦 神鬼无光——马丁·西科塞斯凭什么获奖? 英格玛·伯格曼VS安东尼奥尼——天堂的对话 漫谈海盗片 重访《苏丝黄的世界》 《职业特工队》追本溯源 吴宇森的《赤壁》 英雄的“本色”文本记忆 战争反思录 奥运开幕式的反思 和斯坦福与伯克莱的缘分 母校新竹中学琐记 现代主义文学追求——外文系求学读书记 我逃不出网络风暴 高丽大学的人文空间 三游首尔的文化之旅 听马英九就职演说有感 台湾·单车·风的味道 地震后的梦靥 西九文化区计划,岂止是愿景?代后记(李子玉)
章节摘录
“形式”与“功能”在广播节目中偶然听到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的一段精彩演讲,颇有所感。曾司长提到他在八十年代初由美国返港任职时,于公务之暇,喜欢看港产电影,如《英雄本色》、《省港旗兵》以及《秋天的童话》等。这些影片皆充满创意,创作者思想又灵活,所以最终能影响到全世界。他也喜欢看香港漫画,虽然如今日本漫画已经席卷全球,但香港“本土制造”的成品仍能占据一定的市场。这些都是创意的例子。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没有创意,迟早都会被别人、别国,或别家公司迎头赶上。我对于这些观点深表赞同,因为我个人也是这样爱上香港文化的。曾司长又引用特首的话说:现在的香港人必须具备三大条件:专业、务实和有承担,否则仅是天马行空式地不切实际,最多也只能做一个旁观者,不能参与实际行动。我认为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本来就是一个“空谈”家,我的言论一向天马行空,并不务实,更不专业,甚至往往超越我的专业范围之外。对于香港文化我既有褒扬但也有批评,这是否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的论点?然而旁观者清,特别是在本地居住多年的旁观者——包括不少外国人和Expats,他们的观点往往较政府从外面请来的所谓“专才”更中肯、也更深入。我在香港前后已经居住七八年,逐渐发现目前香港最大的问题是在观念上不能改变,严守制度和程序反而造成不少意料不到的问题。曾司长说得不错,只重形式(Form)而不重功能(Function)就是无用。然而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八十年代我在芝加哥任教,每年夏天老是穿着同一件蓝色汗衫,上面印着一行大字“Form is Function”,这是芝加哥当年的建筑大师沙利文(Louis Sullivan)的名言,被所有学建筑的研究生视为金科玉律。然而建筑学上的所谓“形式”也千变万化,一代和一代不同。沙利文设计的建筑注重形式,甚至有点雕饰,以香港目前的官方标准来看,这种形式就是无用,不切实际。香港人口密度大,空间有限,所以一切以实际上的“功能”考虑为依归,因此造成居屋建筑上的“石屎森林”现象;也因此要拆掉皇后码头,为的是便利交通和提高行车的效率。这一切问题,大家都有目共睹,任何宣传和口号都改变不了,原因无他,到底是一个观念问题。其实沙利文的说法也和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建筑学上的“现代主义”理论相仿(但也有变奏)。一方面,以功能决定形式;另一方面,也在形式上创造新的功能,甚至新的生活品味和价值。形式绝非空谈,不重形式上的创意只会产生“石屎”!那么,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到底需要的是都市建设上的什么新形式,并以此建构新的“功能”?最近,我参加了三次论坛,由“深圳、香港建筑双年展”举办,第一次在深圳,后面两次在香港中环的中央警署。参加的观众很多。在论坛中与各位建筑界名家交换意见,我也获益良多。总结经验,觉得香港建筑界和设计界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创造新的空间,并以各种有创意的空间形式来重新“织造”香港这个城市。此次香港方面的展览主题就是“再织城市”。题目看来很抽象,但内中的设计却暗藏玄机。我细观部分建筑设计的模型展览才发现,大家都是在固定的空间形式上下功夫,而且都不是凭空臆想,而在构思上则处处和文化与历史的记忆连成一体。以主持人之一王维仁的设计为例,就是从传统的北京四合院原型出发,创出新式的蓝图设计,各种非高楼大厦的建筑(包括岭南大学的新校园),每一幢建筑之内皆有不少可以灵活运用的空间。我不禁想到香港的高楼大厦(包括学校和居屋)的典型模式,不必要的门太多,甚至一个小小不到八百平方英尺的公寓厨房都要装上一道门,而厨房本身却小得可怜,如何展示功能(Function)?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学大楼外观甚为壮观,里面却被一道道门隔了起来。我在该校客座一年,每每迷失其中。试问这层出不穷的“关口”对教师和学生心理的影响又如何?它似乎与“公共空间”和“人际空间”的观念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科学”,更无所谓“功能”可言。有一回偶经尖沙咀海运大厦,在朝天星码头出口处忽然被两道玻璃门迎面拦住,我开门进去,却感觉进到一个小玻璃监狱之中,必须先出来,拐一个小弯才可以乘扶手电梯下来,令我大为光火。这又是一个滥用空间的实例。如此例子不胜枚举,任何“旁观者”都看得出来,只不过香港居民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而已。只有我常常做“天马行空”式的臆想:这些门是否都成了“现代性”的建筑牢笼,无形中桎梏了我们的心灵?P7-9
后记
欧梵最近在校对他的新书《人文文本》。我们住在台北临时的家里,我闷极无聊,建议为他这本书写后记,他听后,举双手赞成。他说有许多话自己不好明说,由我从旁透露出来,比较自然。他说得对,我们共同生活了十年,对于他的作息生活习性和思维取向,我了如指掌。二〇〇四年,我们回港定居,至今转瞬又是五年光景。这五年里,欧梵从一个十足的学者,摇身一变,成了大半个文化人的身份。说得更准确一点,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更像文人,他的生活方式、思想爱好,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文本。记得多年前在哈佛他的退休研讨会上,他在会议结尾时,作了简短的发言,大意是说:“你们在这儿研究文化理论,我却要回到香港去,投身到文化中去实践,说不定不久的将来,我可能成为你们研究的对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像是在开玩笑,他的学生和同事听了半信半疑,但是我却深信不疑,而且禁不住有点感动——毕竟他那时已是年过六旬的人了。从回到香港的那一刻开始,他除了在中文大学做全职教授外,还兼做业余乐评人和影评人,几年前更迷上了建筑学,写建筑文化评论。古典音乐向来就是他的最爱,他听了几十年的音乐,每天从早到晚总听不厌,不单止在家听,也爱到音乐厅作现场欣赏。每逢到外地旅行,他一定先留意当地的音乐节目,有机会听到而后快。最难得的是,乐韵钻进了耳朵,非但滋润了心灵,还可以藉着笔锋,写成一篇篇乐评,文字颇有浪漫的气息,中肯动人。他孜孜不倦地写,为的是要推动年青人听古典音乐的兴趣。多年下来,写作劳累时想搁笔不写了,偶然在街上遇到一些乐迷跟他说:“李教授,我依着你介绍的唱碟来学习听音乐呢。”经此一说,他又再次提笔写稿了。如果说古典音乐是他的“大婆”,那电影应该是他的“二奶”了。我这样的比法,他是不同意的,他更正说:“你才是我的“大婆”,然后依次是音乐、食物、电影、文学、还有建筑……”我闻言当然喜不自胜了。说到电影这东西,跟他恋上“二奶”有关,时日已久,至少有半个世纪。他告诉我说,在新竹念中学的时候,时常逃课去看好莱坞电影。到了大学已开始写影评。当时曾把一百几十个西方电影导演的名字,牢牢地记在脑海里。到了美国念研究院,生活穷困,甚至把吃晚饭的钱省下来看电影,真是个大影迷!在哈佛教书的日子里,习性不改,每天工作到晚上,从办公室回到家,已是十时过后,吃过饭,必定打开电视机收看经典老电影台的节目,直至深夜二、三点钟才上床睡觉。我和他结婚后回香港生活,劝他早睡早起,他于是改成晚上七时半以后欣赏电影,十时半睡觉。如此一周下来,看过的电影少说也有十部八部了。每次到唱片行,他总禁不住买下许多音碟和影碟,把我给他的零用钱全部花光后,才喜气洋洋地离开。五年下来,家里的“两D”(CD与DVD)早已堆积如山,家中的客厅和书房竖起一个又一个的木架子,几乎没有我俩的“立足之地”了。去年他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准备写一本关于电影与文学关系的书。这下可不得了,他除了大看特看影碟之外,还重新阅读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家里本来书已是泛滥成灾了,现在为了参考的需要,他又大量购置英文文学名著。往往为了比较和对照,他重看改编自同一本文学作品的几个电影版本,又同时参考原著和其他学术书籍,简直成了“影痴”和“书虫”。我欲劝他也无从着手。他常说:“我什么都可以依你,只是做学问、写书和教学生,绝对不可马虎从事。”我为了怕他太劳累才劝他不要太紧张,没想到他越来越干劲十足,脑筋转动越发灵活,思潮如泉涌,五年没到,早已超乎退休时他为自己定下的目标。这只是我的看法,他自己却不满意,也没有意思停下来,仍然想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写一本更好的书。《人文文本》这书,是他近年来兴趣所系的记录。他想以后再写一本关于建筑的书,现在仍在初学的阶段,需要继续努力学习。他这种不断求进步、自谦自励的精神,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在悠悠岁月里,他不知不觉逍遥自在地进出文化圈子,把音乐、电影、文学、建筑等个人生活兴味,糅合在这本《人文文本》之中,娱己娱人。此为代后记。李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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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阅读音乐与记忆李欧梵作品:人文文本》自在进出各种文化圈子,把音乐、电影、文学、建筑等等个人生活趣味糅为一体,熔日常生活文化为一炉,娱人娱己,幽默而机智。名教授李欧梵是个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他的智慧总是充满趣味和人情味:谈建筑设计,他看见北京奥运体育馆鸟巢的设计师赫尔佐格用心所在不全是建筑本身,而是内中挤满的观众;读文学和历史,他发现美国总统中有第一流文笔的恐怕只有肯尼迪一人,第二位才是奥巴马;欣赏音乐和电影,他认为不看老电影是一大损失,犹如只吃方便面不吃八宝鸭,错过了真正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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