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的骡子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李兆忠  页数：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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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字：留学。自从1847年容闳等三名学子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东渡新大陆，首开中国人留学的记录，这一百六十多年来，留学潮由小变大，奔涌不息，期间尽管出现反复（如留美幼童中途撤回，“冷战”时期中国大陆停止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总体上呈现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国大陆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世界大串连”浪潮，至今方兴未艾。　　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胡适将留学比作摆渡西方文明的“舟楫”，将留学生比作“舵手”与“篙师”；季羡林将留学生比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现代化的报春花，都是可以成立的。举凡现代中国的一切，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莘莘学子从国外引进的。据统计，1900年至1937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的人数为十三万六千人；1854年至1953年的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二万一千人；另据1945年《联大八年》的纪念册统计：西南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中，留学生一百五十六名，占总数的87％。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留学，便没有现代中国。　　九十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外交危机激荡的结果，种子其实多年前早已布下，且与“留学”有直接的关联。其远因，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当时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惊破了中国人的千年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遂有后来的洋务运动及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留学生派遣；其近因，则主要由三件大事构成：以中国的惨败告终的1895年甲午战争，在宣告中日国际地位发生逆转的同时，也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产、西方近代文化的胜利，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十三名留学生，以此为开端，留学的大门正式开启，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进一步摧毁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其情形正如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之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三民主义第五讲》，1924）在沿海地区的知识界，留学渐成一种风气；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提前废除，釜底抽薪，断绝了中国学子历来的安身立命之路，是年留日狂潮勃兴，五千中国留学生一下子涌到东京，第二年激增到一万三千。至此，出洋留学之潮，已是沛然莫之能御。客观地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学子想接受地道的现代教育，成就一番事业，出洋留学几乎是惟一的途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如开弓之箭。此后十年，正是中国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学取代旧学的时期，日译的西方新概念、新名词，通过留日学子之手铺天盖地涌人中国；与之同时，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也不断地给故国输入新文法、新学理、新思想，尤其是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留美学子，在大洋彼岸酝酿了一场文学革命，不仅在理论上为新文学鸣锣开道，也在操作层面上为新文学的诞生作了示范。至此，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是呼之欲出。　　缅怀前贤的留学壮举，不由令人感慨万端。莘莘学子在异域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孜孜砣砣，遨游于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海洋，含英咀华，为沉疴深重的祖国把脉，并为其设计未来。鲁迅和胡适，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留学时代写下的《摩罗诗力说》、《非留学篇》，至今依然熠熠闪光。他们都具备文化圣人的气质，一个发誓“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立志“他日为国人导师”；他们的救国方略都抓住了根本：一个主张“立人”，从精神人手，改造国民性，建设一个“外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不失传统血脉”的新中国；一个主张“树人”，通过滴水穿石的教育，为未来“造新因”。他们的思想基石，在留学时代就已形成，回国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确实，没有他们的呕心沥血、唤醒国人、开启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及时地接轨，中国人的“球籍”恐怕真的不保。　　然而，留学给我们带来的并非都是风和日丽的美景。纵观20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处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傍，什么中国的杜威，中国的歌德，中国的席勒，中国的卢骚，中国的左拉，中国的泰戈尔，中国的曼殊斐尔，中国的赫胥黎，中国的毕加索，不一而足，本土的文化圣祖，不是被打翻在地，就是被彻底遗忘；同样，中国思想界、文坛上无休止的争论，多半是西方已有论争的翻版，中国学子们挥舞着从西方师父那儿舶来的利器，打得不可开交，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在这里冲折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一切惟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这一切无疑都是留学带来的副产品。　　追本溯源，留学本是西方强势文明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而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稳定”精神结构的农业文明古国，事情不能不变得格外尴尬。众所周知，中国人对留学的态度曾经历过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从将异域西方视若蛮夷鬼域，无人愿往，到对它顶礼膜拜，趋之若鹜，这个极具戏剧性的逆转过程，反映了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经受过七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文化自信心失落，由“中体西用”向“全盘西化”倾斜，文化思想主权不得不拱手相让的严峻现实。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扭曲和伤害是无法估量的，造成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分裂，精神定力的丧失。　　更何况，“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有英国式的，有法国式的，有俄国式的，还有日本式的。因此，如何西化，以哪一国为效仿的样板，便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客观的结果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学国的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年轻的中国学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谓“留日派”、“留俄派”、“留欧派”、“留美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中国学子的家庭出身、固有的知识教养，乃至个人的性格气质，也都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学子对异域文化的选择与认同，两者一经契合，便产生各式的西方文化代理人，比如胡适之于美国，丁文江之于英国，瞿秋白之于俄国，周作人之于日本；单独地看，他们自成体系，无懈可击，合到一起，便不免扦格，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到后来，在客观的态势上，形成了以胡适为首的留欧／美派和以鲁迅、郭沫若为首的留日／俄派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在社会矛盾不断升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冲突博弈，形同水火；而暗中操纵这一切的，是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俄、美超级大国。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是没有任何留学背景的毛泽东。这位自学成才的伟人一向瞧不起留学生，早在1920年给友人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对其有更严厉的批判——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地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毛泽东对留学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然而完全的否定，却也有失公平。毛泽东固然没有留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受留学的影响，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包括他用的词汇（如上述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很大一部分都是留学生从国外引进的，经过他的天才头脑的整合，变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广义地说，近代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留没留过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受“留学”的影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是西风东渐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宿命，其是其非，都包含在其中。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第一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如严复、陈寅恪、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但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这种学贯中西、兼具马驴优点的“超级骡子”越来越少，他们的遗产也越来越难以为后人继承。然而仔细想一想，也只好释然：既然产生这种“超级骡子”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骡子文化”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的事。到后来，“骡子”分成两大派：一派性近驴，姑且称“驴骡”，一派性近马，姑且称“马骡”；前者号称“寻根派”，后者号称“现代派”，他们争吵不息，经常上演“关公战秦琼”的大戏，表面上热闹，却少了祖先的眼光和气魄。“驴骡”个头小，势单力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由于血液里文化基因的作用，时时萌发返本的冲动，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古董，让辉煌的古典传统回光返照一把；“马骡”个头高大，气宇轩昂，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一直占据优势，隔三差五从西方师父那儿批发些新鲜玩艺儿，各领风骚三五天，其语言是中式鸟语，深奥如天书，故只能在一个极小的行家圈子里通行。有意思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运昌盛，国粹行情日渐看涨，“马骡”们也纷纷鼓吹起中国传统文化来，用的却是他们的洋腔洋调。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应当承认，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命运，我们无法对此作简单的臧否，只能心怀忧思，静观其变。众所周知，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　　十几年前留日归来，在反刍四年异域生活，写《暧昧的日本人》的时候，萌生了研究留学生文学的念头。当时只觉得这个题目有趣而且重要，上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凭自己可怜的知识学养，要想说清楚这个涵盖古今中西的题目，简直太难了。起初真是无从措手，中间几次都想放弃。能够坚持下来，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的鞭策，那种艰难，犹如西绪弗斯推着巨石上山。由于拙于理论思辨，只好采取最笨拙的办法：一遍又一遍地细读文本和相关历史文献，发现蛛丝马迹，摸着石头过河。惨淡经营十余年，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本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如果这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作出积极的反应，我的力气就算没有白费。　　2009年大暑中

内容概要

本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作出积极的反应。

作者简介

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曾长期游学日本，其亲身经历与理性剖析形成了他观察日本的独特视角，所持论点独树一帜、新意迭出，发人所未发，笔触直指日本人文化心理的底层。近年来致力于近现代留学生文学研究。著有《暧昧的日本人》等书。

书籍目录

孤独的摩罗诗人  ——寻访“原鲁迅”从东洋到西洋  ——丁文江的留学生涯“大中华”与“小日本”的恶性互动  ——《留东外史》解读设计中国现代文学  ——胡适文学革命的异域文化背景纵情的极限  ——郭沫若的诞生天堂中的地狱  ——郁达夫的东瀛之怨沉重的失态  ——解读成仿吾移根的代价与收获  ——陶晶孙的世界东亚启示录  ——丰子恺与日本想象的中华白马王子  ——张闻天与他的《旅途》错位的东方“康桥”  ——徐志摩与日本寂寞中的诞生  ——老舍与英国塞纳河畔的洗礼  ——傅雷与法国早熟的世界公民  ——巴金的异域题材写作眼泪引发的笔墨官司  ——郭沫若与徐志摩的一次碰撞自卑与超越  ——留学生写作中的“弱国子民”心态东风与西风  ——留日派与留欧／美派之争“假洋鬼子”的沉浮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

章节摘录

　　《呐喊》、《彷徨》无疑是《摩罗诗力说》的延伸与形象的演绎，将两者互文地阅读，人们在发出会心微笑的同时，定会沉重地叹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无疑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这些中国的摩罗诗人们，处境是如此地惨淡，他们不是疯掉，就是惨死，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立锥之地；洋溢在《摩罗诗力说》里的那份自信与豪情，此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绝望，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沉痛表白的那样：“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番话实际上宣告了“摩罗诗力救国论”的破产，但这丝毫也无损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场伟大的破坏。　　鲁迅在东瀛度过了整整七年青春岁月，留下了洋洋大观的文字。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文字中，七年的留学生涯几乎是空白，作者目光所及是西方，思虑所在是中国，对眼皮底下的东瀛仿佛视而不见，甚至连“日本”两个字都看不到。归国之后，鲁迅也很少回忆那段生活，除了在少数几篇文章里略有涉及；写留日生活的只有《藤野先生》一篇，那也是在时隔二十年之后，并且有特殊的背景（当时鲁迅在厦门大学，正受“现代评论”派人士的压挤，心情郁闷，作了一系列怀旧文章，名为《朝花夕拾》，《藤野先生》是其中之一，结尾还特意点出：藤野先生是作者抨击“正人君子”的自勉力量）。一个人不怀旧，无非两种理由：一是往事不堪回首，另一是往事懒得回首，都证明着那段生活并不愉快。　　确实，对于留日时代的鲁迅来说，日本只能是一个冷漠的、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其中虽有藤野先生那样的有正义感的日本教授的亲切关怀，但这只不过像漫漫暗夜里的一支微烛，反而将黑暗衬托得更加清楚。关于这一点，“幻灯事件”已有形象的说明，然而比起“幻灯事件”来，“泄题事件”更具杀伤力。鲁迅的学医成绩并不出色，第一学年考试分数平均为65.5分，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名第68，结果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疑心，以为藤野先生事先给他泄了考题，使他解剖学得了高分，于是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是查他的课堂笔记，使他饱受屈辱。关于这件事，二十年之后鲁迅这样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藤野先生》）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了一年半，就不辞而别，连退学手续都是委托他人经办的。　　然而，对于鲁迅这样的精神强者，小日本的歧视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伤害。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英雄，鲁迅不会为这类事耿耿于怀，事实上，对日本的岛国根性，鲁迅从未给过以牙还牙的抨击，这一点他与郭沫若很不一样；相反，他对日本的观察总是着眼于正面，结合鲁迅后来有关日本的零散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日本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发户”，虽然没有卓越的伟人与独创的文明，却比僵化的破落户的中国更有生存的希望，在一篇文章中，鲁迅借厨川白村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这样写道：“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越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学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了。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人物……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象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出了象牙塔·后记》）第二，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做事认真的气质，这种气质可以医治中国人的毛病。据日本友人回忆，鲁迅有一次同内山完造谈话时这样说：“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作‘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治不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日本人，但必须买到这种药。”（内山完造《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临终前，鲁迅还留下这样的话：“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岛崎藤村《鲁迅的话》）必须指出的是，鲁迅总结的这两点有特殊的语境，他对日本的肯定赞美并不是出于特别的喜爱，就像乃弟周作人那样，而是另有一个令人绝望的参照——中国的存在。由此可见，日本在鲁迅笔下的空白，既不是出于通常的“大中华”对“小日本”的文化优越感，也不是由于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鲁迅特殊的思维方式所然。确实，相对于鲁迅那样的博大深邃的胸怀，日本毕竟小了一点，也浅了一点，无法从根本上给中国提供充足的精神资源，这个国度里既不出尼采、叔本华这样的文化超人，也没有拜伦、雪莱那样的摩罗诗人，闻名于世的，只有那种接近“兽性爱国主义”的武士道、泯灭个性的集团性和礼仪繁琐的“人情美”，那些都是鲁迅不喜欢或者不感兴趣的东西。　　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认为：鲁迅留学时代的文学运动与日本文学并无干系，这一点与后来的创造社形成鲜明的对照。周作人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据周作人介绍，留日时代的鲁迅对于日本文学殊不注意，对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只有夏目漱石的讽刺小说《我是猫》、《虞美人草》他比较爱读，岛崎藤村的作品从不问津，自然主义文学盛行时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但并不感兴趣。（《关于鲁迅之二》）这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鲁迅感兴趣的日本作家（前四位）都有留学西方的背景，关注的是他们的翻译评论而不是创作；二、鲁迅对那些本土趣味浓郁的日本作家没有什么兴趣；这证明鲁迅读日本文学，为的是了解西方文学，日本文学对于鲁迅充其量只有媒介的作用。　　然而，这决不意味日本文化对鲁迅无足轻重，事实恰好相反，七年的留日生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影响至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和窗口，鲁迅了解了世界，发现了自我，形成了“立人”与“摩罗文学救国”的思路；第二，东瀛岛国的文化风土——那种非理性的悲情，对鲁迅的精神气质也有某种潜移默化之力。鲁迅本是一个理性丰沛的人，家道中落后饱尝世态炎凉所带来的心理创伤，给他的性格蒙上一层阴影，加上留日后受“弱国子民”的屈辱与岛国悲情的双重刺激，使精神天平倾向于非理性，形成了他特有的冷峻、深邃与虚无的思想风格；在此基础上鲁迅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遥遥领先于当时的中国文坛。然而，相对于鲁迅博大的胸怀与深邃的气质，东瀛岛国毕竟小了些，假如有机会到欧美留学，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方文化，鲁迅定当有更大的收获。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命运，我们无法对此作简单的臧否，只能心怀忧思，静观其变。众所周知，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　　　　——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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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

用户评论 (总计9条)

•   现在出国留学很容易，无论公费还是自费都一拥去了国外，我也要卷入这个大潮中了，总觉得在临行前该仔细看看先人们的留学经历。尽管时过境迁，中国早已不是曾经那个频临亡国的清朝，我们不需要抱着多大的责任出去，一切只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但不愿做“垃圾”的我更愿意相信今天的我们只要仍旧有先人那种摆正的心态，非物质的情感，去到国外将不只是挥霍钱财和饱览风景，年轻的中国学子要学的也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先进知识，回国做了“假洋鬼子”，我们应该在认清自己文化的同时深入他国文化，这不是金钱堆积的物质文化，而是既批判又欣赏地真正体验留学的成果，创新才是最终的梦想，而这一点，却又如此难做到。。
  这是一本好书，没有通过任何介绍就买了，一点儿不后悔，希望接下来出国的朋友们都看看！
•   深入浅出，有中学语文的文学知识就可以读进去，但是出来发现已经能从教科书的知识中走到当下来。对这些大师的解读能博采众家有新颖的角度和令人耳目一新。尤其对郭沫若、丰子恺的评价，赞叹作者的深厚比较文学的功底。而后面的专题可以对专业研究研究指导！
•   选取的人物和剖析都很经典，是的，那代人太不容易了，但是也反映了中国人从自我感觉良好到现实的过程。
•   作者的分析很有深度，可信度高。
•   当当换货太麻烦，应该像**一样把新书拿给客户换，不应该让读者邮寄！！！
•   买了一本看了，就是几个留学生的留学故事，但是故事性不强。有骗取稿费的嫌疑。
•   书名有些哗众取宠，但内容做得很细致，很好
•   质量好，发货快。有需要的书
•   题目起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