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9年9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赵园 页数: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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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年前,出版演讲录一度像是成了风气。为这风气所鼓动,我也试着将在高校及其他处的演讲整理出来,却终于放弃了——那是一些书面化的“演讲稿”,不但拟之于前,且反复修改增补于后。也曾发表过几篇“录音整理稿”,无不经了事后的润色,只能称之为“仿演讲体”。既然不能忍受口语的哕嗦、为演讲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废话闲话东拉西扯、随机的“生发”,也就不能不牺牲了文字间的“现场性”。于是重新设计,就有了这样的一本小书。本书的前一组文章,仍然以明清之际为时段,分别由几个较为具体的方面,讨论关于历史的想象与叙述:《瞬间》处理是关于事件的叙述,《忠义·遗民》讨论关于人物的叙述,《废园》则梳理某种象征隐喻在这一时段历史叙述中的运用。后一组文章是上述讨论的继续与延伸,而以明清直至当代有关元、明、清的叙事史学为分析材料。两组文章所取材料不尽相同,讨论的问题却有贯通且前后呼应。无论“想象”还是“叙述”,都非文学的专利。“叙述”之为课题,固然不只与文学、史学有关,“想象”作为能力,也非为文学者专擅;在本书的讨论中,更涉及精神史、心态史的层面,有思想史与其他学科的交集。
内容概要
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到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在我,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兴趣,对士大夫知识者的兴趣,对心态、精神现象的兴趣。明清之际吸引了我的,始终是人,是人物的生动性,和由他们共同构成的“历史生活图景”的繁富色彩。即使面对“事件”,吸引了我的也更是人。能感动,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是美好的事。 打动了我的,始终更是那些贴近士大夫的人生境遇的思想,更直接地反映着他们在这一历史瞬间的感受与命运,他们以之回应冲击、震撼的思想。还应当承认,某些言论材料的被我选中,也因了富于感染力的表达。士大夫的“精神气质”也系于他们言说的态度与方式,这一点往往被忽略。言说被抽离了具体情境中的具体生命,不再是曾经鲜活的个人的言说。无论明清之际士人的经世、任事,还是清理他们有关井田的谈论,我都曾感动于明代、明清之际士人立身处世的严正……在一个堤防随处溃决,似乎一切都漂移不定的时期,我的确怀念那种严肃:对历史的庄重承诺,对意义的追寻。在别人读出洒脱、飘逸的地方,读出严肃,不消说也出于对“晚明”、“明清之际”的感受的个人性。
作者简介
赵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等学术著作,以及散文、随笔集《独语》、《窗下》、《红之羽》等。
书籍目录
那一个历史瞬间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是日前后南一北山,湖,与海兵、贼、盗、虏、义军当面之敌裂变的家族方死方生废园与芜城明末士大夫之营园祁彪佳与他的寓园作为符号的废园与芜城忠义与遗民的故事再说祁彪佳其人忠义心事“污点忠臣”不经之谈最后的抵抗者忠义一遗民遗民一时间所谓“小一代遗民”想象与叙述——由明清之际说起关于“之际”想象明清之际“突围”路径关于明末清初的历史叙述再说想象与叙述——以明清之际、元明之际为例再谈明清之际元明一明清之际“元亡而实未始亡”知识人的元代记忆与想象宋元一明清之际[附]关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流星雨》——如何想象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附录一《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后记《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后记附录二思想·材料·文体——治学杂谈之一视野、境界及其他——治学杂谈之二寻找入口(代后记)征引书目
章节摘录
由此看来,时间点不应当如占卜似的随意拈出,尽管由理论上说,任一个点都有展开的可能。截取时间节点从来难以避免“意图”的引领。你只能尽可能设法脱出“意图”对想象与叙述的过度干预。我相信中国史五千年中,大有值得、禁得住“细读”的瞬间,问题在于有没有细读的能力。“细读”的确是一种能力。对于“历史”,我们的阅读往往太粗糙,“上下五千年”似乎可任由驰骋。此外应当随时想到,抽取尽可能小的时间单位,只是为了便于在严格限定了的范围内搜索共时空间中铺展开的“历史”,事件的诸种空间形象,逐层推展,开发出历史生活的丰富性与广阔性——“历史”的确曾经广阔地展开,且丰富到了不可穷尽。崇祯自缢、李自成军进城之外,甲申年三月十九日的京城各处,还演出着的各种故事。不同于我们的古人,当代人因了历史观的导引,已有可能关注大事件中的个人事件,即如“一个人的”三月十九日。这个人不妨是崇祯末年任翰林院检讨的方以智。明亡之际方以智的故事颇有几分荒诞。据那本被认为不足以“传信”的《甲申传信录》,这年的三月初七日,方氏曾“具疏请出淮上,招募豪杰”,未得到答复(卷一,页11。年谱告诉我们,方氏是年一月二十四日上《请缨疏》;三月十二日,请至淮上招集豪杰,未报)。原因有点微妙。据说前此曾有人提醒朝廷,京城的官员一旦出城,就会逃掉;那些谋求出京的官员,不过寻找借口避祸罢了。有这样的猜度,方以智势不能不陷在了围城中。至于在那关键的一天里方氏的经历,个别情节巧合得令人生疑。据年谱,那天方氏曾与魏学濂等集于金水桥图谋联络孙奇逢武装,后因李自成破宣武门,驰入内宫,方氏等人也就作鸟兽散(任道斌《方以智年谱》,页123)。《明季北略》卷二二《方以智》记方氏闻变,“潜走禄米仓后夹弄,见草房侧有大井,意欲下投,适担水者数人至,不果”。“次早,家人同四卒物色及之,则家人惧祸,已代为报名矣。四卒挟往见伪刑官,逼认献银若干,后乘间逃回”(页585)。其实在这种时候,并非谁人都能像倪元璐、施邦曜似的决绝,死得义无反顾。“图谋联络孙奇逢武装”,投井而适逢担水人至,未必不是迁延的借口。关于那一天的情状,方氏曾在南逃途中作过如下描述:“奔城南,走城北,炮声轰轰天地黑。女墙擐甲皆中官,司马上城上不得……须臾中宫、大门、东直门,贼营四布如云屯。此时张牙禁出入,蓬首陋巷阴风泣”(《方以智密之诗抄·瞻曼·哀哉行(四月二十三日济下作)》,《方以智年谱》,页126)。诗中那个仓皇地“奔”、“走”、“蓬首陋巷”者,自然是方氏本人。四月二十三日距三月十九日尚近,写在诗中的,是较为新鲜的记忆。冯梦龙所辑《中兴伟略》中,有关于京城陷落之际的《难民确报》,说李自成部曾传“假谕”:“百官俱报职名,愿留仕者留仕,愿回籍者回籍。于是满朝除死节之臣外,皆出递报单。”(页2,《冯梦龙全集》第17册)。被“家人”首告的方以智,处境不能不狼狈而屈辱。其时的农军首领以酷刑索要财物,方氏的被拷掠是不可免的。《燕都日记》记诸官遭拷比“夹死复飕”者,就有方以智(冯氏辑《甲申纪事》卷六,页109)。《再生纪略》记“贼将中,或原系降官而昔有交情者,委曲求宽”,“大减前派之数”,所举的例亦有方以智(上,同书卷四,页77)。能逃出京城,在方氏,无异于重生。《再生纪略》的作者自说曾与方以智相遇于南逃途中,将方氏归类为在京明朝官员中已向贼报名“而未授职者”(下,同书卷五,页87)。该篇自述南逃经过,详记道里及沿途见闻,应可资考方氏的逃亡所历。①方氏的噩梦,到此并未结束。《明季北略》将方以智归入“刑戮诸臣”。在明末清初的语境中,受刑即受辱,即玷污;不死而遭刑戮,与失节无异。冯梦龙《甲申纪闻》说在京明臣“名单一入,而此身已隶贼籍”(冯氏辑《甲申纪事》卷一,页8)。南京政权判断忠、逆,即依名单定谳,而无论是否曾与“贼”合作。②南京政府曾“禁北来逃官,不许入京”(顾炎武《圣安本纪》,《明季稗史初编》,页190)。“逃官”当其时,已成一种身份。官不可逃,倘若陷敌,惟有一死。覆巢之下,必不可有完卵。临难不死,臣节已自有亏。全身而逃者,人人得而怀疑之。其时的《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有“近者南归一辈,拷掠而逃,尚属偷生致讨。间关而至,谓其踪迹堪疑”云云(冯氏辑《甲申纪事》卷八,页156)。在军事对抗的情境中,认为南来逃人“踪迹堪疑”,也应当属于正常反应。
后记
事后看来,我的“进入”明清之际,略有一点偶然性。谢国桢自序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说他因了读全祖望的《鲒埼亭集》,而有对“明季掌故”的兴趣:一段学术因缘就肇端于此。我也有类似的经历。1992—1993年冬春之交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读全祖望,应当是后来所作明遗民研究的发端。发生在那间图书馆里的,是一个研究者与对象间的遇合。其实《鲒埼亭集》并不稀见,不必到香港才能读到。我只是碰巧在那里阅读并被其打动而已。由全祖望,我领略了一个杰出史家的文字魅力,文字间的情绪感染力。梁启超说过,“若问我对于古今人文集最爱读某家?我必举《鲒琦亭(集)》为第一部了。全谢山性情极肫厚,而品格极方峻,所作文字,随处能表现他的全人格,读起来令人兴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198)①不消说你绝非毫无准备地被打动。这里有所谓的“宿缘”。你既有的经验积累,已有的思考,准备了你与全祖望的遭遇,与明遗民的遭遇。当然,倘若没有机缘,你也有可能与对象交臂失之。学术工作中并非随时有这样的邂逅,邂逅之后的故事也有可能稀松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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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与叙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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