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之死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李锐  页数：326  字数：2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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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丛书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地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其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用方块字滦刻地表达自己。但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怎么才能算是深刻？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这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其实很苛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　　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但是我相信，无论多么独特、独创的写作者，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讽刺的是，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因为，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创新”的时候，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没了土地的农民；从排着长队用粮票、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名品专卖店；从“深挖洞，广积粮”的自我封闭，到高楼林立、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之剧烈，之深刻，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有入宣称，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典被读物取代，独创被复制取代，欣赏被刺激取代。总之，在“作者死了”之后，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可是在我看来，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像力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吁某一时代。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权力的剥夺，金钱的驱使，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刻骨的生命体验，勃发的想像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盛世”。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唯其如此，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　　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很单纯也很单调。写的东西也简单，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如此这般，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眨眼间，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真快。快得来不及感叹。所谓的反省和反抗，在落到纸面的同时，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创作是个人的事情”。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也很像那只衔来石子填海的笨鸟。　　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于草莽屋。

内容概要

本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　　本套丛书一共收入了作者的八部作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的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作者简介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年3月获

书籍目录

总序红房子运河风古墙传说之死黑白——行走的群山北京有个金太阳——行走的群山后记：留下的，留不下的李锐作者年表

章节摘录

　　红房子　　至今我一直都把自己认作是一个乡下人。　　至今我还一直记得那些耐人品味的村名：郭家场，双树，塔营，黑庄户……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怎么也弄不懂什么叫郊区。郊区……干吗叫郊区呀？我们不，我们这些同年龄的孩子把自己住的地方叫红房子。找不着边儿的浓绿的原野，包裹着一片红砖红瓦的房子，包裹着一个依稀的童话。　　一　乐土　　据说北京郊区的这片地方，过去曾是日本人的军马场，解放后就在这里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国营农场。从一条老远老远的黄土大道上来了很多人，来了很多机器，来了很多外国专家。苏联的，匈牙利的，捷克的，保加利亚的。那时候，连我们这些孩子，也会含糊不清地说一两句“达瓦里西”和“达斯维达尼亚”。至于日本人，我们是在电影上看到的。自从看了那个蒋二和蒋三兄弟俩打架的电影之后，我们便记住了：日本人就是仁丹胡子和“八格牙路”。这个电影曾叫我高兴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当弟弟的蒋三是个英雄好汉，而当哥哥的蒋二是草包汉奸。于是我便当然站在很有利的地位上，常常对哥哥挑衅，“我是蒋三！你是蒋二！”哥哥很恼火，可他一时又没有看过弟弟当坏蛋的电影，总有些气短。　　那时，我家的隔壁还住了一位美国友人，跟我们的关系极其融洽。他喂了一条大狼狗，家中摆一只很大的弹簧床。我们时常排了队，一个个挨着要他抱起来摔到颤悠悠的弹簧床上。有时甚至还趁他睡觉的时候爬上去，把小小的指头伸进他那个深得惊人的肚脐眼里去。他一面呵呵地笑着，一面用汗毛很长的大手把肇事者拿获。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他回国了。据说后来还写过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不知上边的这些趣事他写到书里没有。　　印象中的红房子，总是被淹没在漫天的青纱帐里，一条围绕的水渠为它们划出一道清亮的界线。水渠的外岸是合抱粗的柳树，挨着树是一圈土路。里岸是密得像风墙一样的紫穗槐，每到夏天，就吐出长长的闪着黄色斑点的深紫色的花穗，招来很多嗡嗡的蜜蜂。紫穗槐的背后是一道日本人留下来的铁丝网，场部的正门还有两个像木箱子一样的岗亭。大院子里有拖拉机站、奶牛场、马号、猪场、养鸡场、食堂、供销合作社、子弟小学，可是没有幼儿园，于是这个鸡鸣马嘶、百象俱生的大院，就成了我们的乐土。　　院子的中间，有一个砖砌的高台，台上挂着一口大钟。每天都是那个耳朵后边长着大肉瘤的张大爷敲响这个钟。钟声传得很远，很远，连附近几个村子里的农民们也都按这钟声计算作息的时间。敲钟人的手里，时常握着一个扁扁的方方的小酒瓶，一张永远是通红通红的脸。敲起钟来，耳朵后边的那鸡蛋大的肉瘤一颤一颤的，这奇怪的东西叫所有的孩子都怀了一点惧怕。我们捂了耳朵，围在他身子后边，每一声钟响都引起一阵尖叫和震颤，听着我们的叫喊，老人便敲打得愈发用力。敲完了，很神气地把铁锤挂好，对我们威严地命令着，“下班了，还不回家！”孩子们便像一群惊散的雀儿，四下跑开来。这长着肉瘤子的红脸老人，这颇有几分古朴的钟声，一直伴着我的童年，伴着那些也被原野染成了绿色的往事。　　妈妈一连生了我们姊妹九个，上边四个姐姐，从哥哥开始，下面的五个都是男孩。到家里来的客人们，总是惊叹着“真不少”！姐姐们都在城里上学，除了假日是不回家的。五兄弟中我排第二，哥哥只长我一岁，所以终日在一起厮混的是我们俩。哥哥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比我强：拳头比我硬，跑得比我快，弹玻璃球、扇洋画儿总是赢我，弹弓打得比我准，上学以后功课比我强，连字也写得比我好看。我成天在他屁股后边颠儿颠儿地跟着，真好像人家说的那样，是个“跟屁虫儿”。由于年龄太接近的缘故，我们俩从来不以哥弟相称，都是直呼其名。为些说不明的原因动起拳头来的事情时常发生，其激烈的程度不下于蒋二蒋三两弟兄。打得哭起来，便由妈妈出面裁决，各自哭诉一番理由，然后伸出手心来，被一根量布用的竹尺疼疼地各打五六下，兄弟俩便哭作一团。孩子太多，妈妈很费心，有时一天里这样的场面要经历十数次。妈妈自己也被气哭过，“我还活着你们兄弟就这样打，我死了你们该怎么办？”妈妈哪里晓得，正是在“文革”中她和父亲冤死之后，我们姊妹九人相依为命，以骨肉联成堤坝同卑鄙和野蛮抗争。可惜，这一切都已无从叫她看到，叫她看见。　　如果官司打到爸爸那里就糟糕了。爸爸很少有过笑脸，从来也不记得他抱过、亲过我们，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要求我们执行他的话。爸爸揍人是不许哭的，尤其不许哭出声，你越哭他就打得越凶，爸爸见不得眼泪。爸爸就像一个消声器，只要他在家里，我们举手投足都格外警惕。我最佩服哥哥的时候，就是我们俩一起挨揍的时候。因为他是哥哥，出了什么娄子落在他身上的巴掌总比我多。爸爸打人不像妈妈那样仔细地选择工具和部位，爸爸不，他随手拿起身边的东西就打。我们稍微大了一点的时候，哥哥就学会了忍着疼不出声，一声也不吭，爸爸打人的手便突然停下来。我在一旁看着，心想，我也不哭！可轮到我的时候，常常挨了第一下便哭起来。哭虽哭，有哥哥陪着心里就不那么害怕。往往在受了这样的皮肉之苦以后，到了吃饭的时候，爸爸会拣好吃的菜放到你碗里，一面夹菜，一面挖苦哭了鼻子的人：“你的泪水多，你是林黛玉！”　　挨打的时候不一定哭，可到这种时候就特别委屈，特别想哭，热辣辣的泪水顺着两腮滴落到饭碗里，爸爸夹菜的筷子立刻就会翻转来打到头上。妈妈不让了，一面挡住筷子，一面把我们护在怀里。每到这时候，我们就扎在妈妈热烘烘的怀里，忍不住放声哭起来……现在，自己也已有了孩子，可不知什么时候被突然触发了，热辣辣的东西仍会在眼眶里涌动……母亲已经永远地去了，命运所赐给每个人的那个热烘烘的怀抱，竟如此久远地温暖着我的心。　　因为只有一个小小的供销合作社，农场的职工买东西就比较紧张，尤其是到了月头买粮食就更紧张，总是要排一个长长的队伍。这种事情自然很烦人，也很费时的。于是排队的任务就常常由我和哥哥去顶替，快排到头时，大人才来解放我们。有一次，又分配了这样的任务，我和哥哥每人在路旁折了一枝肥大的蓖麻叶子顶在头上挡太阳，嘴里热闹地讨论着一本刚刚看完的小人书——《孟姜女》。最后一致的结论是：这本小人书不棒，好人都死了。哥哥忽然建议说：　　“东大院里有好多砖，咱们也去搭个万里长城吧？”　　我把蓖麻叶扯下来摔到地上：“走！”　　砖垛很高，我们就先搬些零散的砖搭一个台阶，哥哥站在台阶上往下搬，我往远处运，一块一块挨着摆过去，然后再一层层地加高。慢慢地，一道长长的矮墙从砖垛下愈伸愈远。我和哥哥来回奔跑着，手指磨疼了，衣服弄脏了，一直到听见妈妈焦急的喊声，我们这浩大的工程才停下来。我和哥哥不光误了排队，连午饭也早已耽误了。大人们又气又急，挨打是在所难免了，板子还没打到肉上，我的屁股已经紧得发麻了。为了万里长城，我们弟兄俩付出的眼泪，比孟姜女或许还要多些。　　父亲对待我们几个男孩子已远远超出了严格，也远远超出了严厉。小小年纪的我们，从七八岁开始，就力不从心地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跟他一起锯木头，按他自己的设计做活动门兔窝；跟他一起拧管钳子，在家里安装小暖器（也是他设计的）；跟他一起用水管子做自行车；跟他一起翻地种菜；跟他一起栽葡萄、种花草、夹篱笆，稍有不对，手边的工具就会打上身来。爸爸似乎是在很急躁地催我们长成一个如他一样能干的男人。现在我才懂了，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同自己童年的经历分不开的。　　爸爸是四川自贡人，自贡素以盛产井盐而闻名天下。他虽然也出身于盐商的家庭，但不到一岁便失了父母，所以小时是很苦的。在自贡，有王、李两大家族长期的明争暗斗。王家的买卖多一些，而李家除了钱财而外，还有做官人多、读书人多的优势。为了保持这个优势，李家的大户们出资办了族学，凡是李姓的，不论贫贱富贵均可免费就读。父亲最初的教育就是在族学中得到的。在族学里，父亲最爱做的事情不是读书，而是逃到江边去游泳。后来，当他和六姑连盐水煮蚕豆的饭食也无保障的时候，便只好辍学。爸爸说爷爷当年是只靠了一只锅、两只碗的全部家当创业的，随着贩盐的马帮，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彝人或藏人的区域，九死一生当中，竞让爷爷取得了成功。但爷爷一死，家境马上就衰落下来。父母双亡，子女们如失巢的鸟，各自投林找一条生路。父亲曾回忆说，当时他的一个姐姐出嫁了，按照习俗，姑娘离开娘家门时，要拿一把筷子从头顶朝背后撒下去，由新娘的弟弟在背后撑起衣襟接住，这种举动大约是取一个快快生子的吉利。可当爸爸撩起衣襟去接的时候，那十数根筷子竟从褴褛的衣衫中哗地一声纷纷坠落到尘埃中，做姐姐的不禁转身抱住弟弟痛哭失声……后来家中无米下锅的时候，爸爸就常常跑去找这个姑姑，但数次之后姑夫的脸色便难看起来。姑姑只好叫爸爸躲在后楼的窗口下，把饭团用荷叶包了投到爸爸怀里。爸爸辍学后，就是在这个姑夫开的裱褙店里做学徒。把担钩卷起来，挑着齐人高的木桶到江里去担水；握住擀杖粗的墨在石臼里研磨；站在木凳上拆卸比自己还要重的挡板；涮锅、洗碗、倒尿盆……父亲是极聪明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毛笔字竟有一天超过了姑夫，顾客们竞也要他把字写到匾上，而后堂堂皇皇地贴上金箔高高地挂起来。姑夫破天荒地提出来今后要付给他工资。可爸爸早已受不住这个牢笼了，他从别人手中转借到一本刘半农的《扬鞭集》，里面有一首诗叫做《学徒苦》，几十年后，爸爸依然能背出这首诗的前几句：　　学徒苦！　　学徒进店，为学行贾；　　主翁不授书算，但日“孺子学习勤苦！”　　朝命扫地开门，暮命卧地守户；　　暇当执炊，兼锄园圃！　　爸爸觉得这字字句句竟是在说他自己，于是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去江边担水的爸爸放下那副压了他多年的担子，毅然踏上一只货船，沿着滏溪河流进沱江，然后汇入长江一直漂泊到重庆。因为没有钱，他一路上就替船老大做杂工，淘米、洗菜、劈柴，什么都干。朝天门码头冰凉而赤裸的石阶，迎接了这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浩浩荡荡的长江，敞开了他探寻人生的视野。父亲先考进一所不收学费的教会学校，后来因为闹学潮而被开除。接着他又考进另一所学校，半天读书，半天做工，有时也靠给报纸投稿得一两个稿费。他开始读到这样的话：“人生最大快乐事，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他开始听到这样的诗句：　　一只两只三四只，五窝六窝七八窝，吃尽人民千万担，凤凰何少尔何多？　　抗日风云之初，在重庆闹得轰轰烈烈的学生联合会，有三位著名的领袖，都姓李，号称“三李执政”，其中做主席的那个“李”，就是当年沿长江漂泊而来的父亲。　　有着这样生活经历的人，自然是很懂得人生与社会的冷酷和残忍；有着这样生活经历的人，自然是最见不得随着鼻涕一起掉下来的叫做眼泪的那种东西。　　就像在族学里不断逃学跑到江边去游泳的爸爸一样，我和哥哥也总有办法冲破种种管束，找到自己的王国。早晨，上班的钟声响过之后，我们常常赶在拖拉机手的前面跑到拖拉机站，等着看那一台台的铁东西是怎么突突响着走起来的。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被拖拉机手们抱到座位上转两圈。看了拖拉机之后再去看什么，这要看当天的兴趣：也可能跑到奶牛场去，看电动吸奶器怎样把奶牛鼓胀的乳房吸扁；也可能跑到马号去看大洋马。喂马用的花生饼和盐水煮的黑豆，经常是我们偷袭的对象。趁人不备悄悄溜进去，不要命地塞满所有的衣兜。当看马人呵斥着追过来时，就没命地跑，一边跑，一边撒，不过总能剩下一些。这类东西吃多了，肚子里就叽里咕噜地响，接着就放起屁来，不论谁发出一个响声，大家就拼命地笑，一面笑一面唱，“一个豆儿，十个屁，十个豆儿，唱大戏！”有一天晚上，农场放映了一部苏联影片，演的是边防军的故事，其中有一匹神奇的白鼻梁儿的战马叫做“欧利卡”。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围在马号门口，对所有白鼻梁儿的马都欢呼着“欧利卡”。马队里有两匹绝顶漂亮的种马，一匹黑色的，一匹枣红色的。每天都要由两个骑手骑着它们跑出来遛遛。有个叫周胡子的骑手最威风，据说过去是个骑兵。他歪着身子抖起缰绳，像一阵黑色的旋风卷进田野，忽隐忽现。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等长大了当个骑兵团长！后来还认认真真地把这理想写进我的一篇作文中去。　　有一段时间，我和哥哥最爱去场部外边的那个养鸡场。墨一样的澳洲黑，雪一样的来航和斑斑点点的芦花，就在鸡舍四周一片开阔的苜蓿地里自由自在地觅食、追逐。只要喂鸡的刘大爷敲响一只铁桶，鸡们便漫天遍野地疯跑过来，在食槽前挤做一团。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刘大爷墙上的那支双筒猎枪。鸡场上空时常有盘旋的老鹰俯冲而下，惊慌的鸡群立刻在那道闪电般的影子下面瑟缩逃窜。这时，刘大爷的枪声就会轰地响起来。有一次，我们亲眼见着一只被击中的苍鹰从空中颓然坠地，当我和哥哥欢呼着跑上去的时候，它又艰难地飞起来，飘零的羽毛在空荡荡的天上翻卷……我有点可怜它：鸡们饿了的时候只要在食槽前挤一挤就行了，可它却要在枪口下俯冲。有些鸡在地里野惯了，就把蛋也下在外边。每天刘大爷都要挎一只大筐到草丛里去寻找。干这个活最能引起兴趣，拨开草丛，立刻像变魔术一样露出白花花的蛋来。有的时候，甚至有十来个鸡蛋排列在一起。我和哥哥就在这不断的发现中奔跑、喊叫，一直到远处传来召唤的钟声。　　最恐怖但也最引人的事情，是跑到食堂背后去看杀猪。农场因为有自己的养猪场，吃肉自然极方便。人怕出名猪怕壮，猪一肥末日也就到了。一根麻绳将四蹄绑缚起来时，那愚笨的生灵竟也懂得死期将至，于是死命地嚎叫起来。每当听到这嗷嗷的嚎叫，不管正在干什么，我们都惊呼一声，“杀猪了！”撒腿就往食堂背后跑。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李锐的书不错，反映了普通百姓在时代与历史面前的人性选择与被选择。
•   挚爱亲情真实流露,用一个幼儿的视角来展示.稚气质朴的语言,深情的讲述,让人油然而生出人间亲情是多么券的感慨.
•   我买这套书纯粹是因为它是李锐书中版本不错的一套，朱红的封面配合黑色大字很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