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寺
出版时间：1998-5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凌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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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淑華《花之寺》講了很多與新新時代不合群的人。她們絕不是時代的弄潮兒，不是在西方文明湧入之初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做摩登女性的，而是陰影處的一點寒意。有些笨拙，有些不明白，倒也不抗拒不憤慨的，倒也想著也學學就好了，然而終究是擺脫不了一些“舊式”的思想和情緒，終究是躊躇著彆扭著，反倒傷了自己，冷冷地覺得又傷心也可笑。舊式的小姐，年長了的獨身學監，有些拘束地還在執著于一些東西，又覺得自己這樣不合時宜，倒惹人笑話，然而也並不生氣地破口大駡的，只是默默紅紅臉，胸口痛，獨自惱怒也難過一番。看完不覺笑她們，又嘆她們，覺得究竟是無可奈何的。而她們也是只有歎氣著默默垂淚的，在房間里看著院子里花的影子，從白天挨到黑夜，再由黑夜挨到白天。
看完她的短篇简直没办法看分析的文章了，这些生硬的词语，“封建”啦“军国主义”啦“暴露了社会XXX”啦，用来概括总结她的文章，却全然失了她的韵味。她写什么都是不点破的，蒙着一层帘子一样，看完了虽对大意心知肚明，然而又能感受到那种恰到好处分分寸寸拿捏好了的韵味，比如看到黑夜里灯芯子发出的光晕，荡漾了一种若有若无的情感，却不需要熊熊大火烧开来的气势和清楚。我想起汪曾祺的《受戒》里小和尚明海看着大英子留在软泥上的脚印看傻了，“觉得心里痒痒的”，就是那种不捅破了不言明了，看完唏嘘一下，回味无穷的感觉。
- 《花之寺》是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集，一共收录了她在当时创作的12部短篇小说。其作品大多是以细腻幽雅的笔触刻画高门巨族及中产阶级人家中婉顺女性的枯寂和忧郁的灵魂。提起她，一个不可不说的关键词就是“婉顺”。这两个字，是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说的：“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 大抵是很谨慎的, 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 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 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 也就是世态的一角, 高门巨族的精魂。”
将“间有出轨”和“文酒之风”联系起来，我们不难想到她在1924年发表的成名作《酒后》。在一次小型的家庭宴会之后，夫妻俩的朋友子仪在沙发上醉卧不醒，夫妻俩在火炉边细语密谈。在酒后的丈夫永璋眼里，小家庭的一切在这一刻都是那么的温馨甜美。于是，他拉着妻子采苕的手，不住地用华美的词句来赞美她。可妻子却对丈夫的话充耳不闻，而是一直关注着醉卧的子仪，最后，竟向丈夫提出了吻一下子仪的请求。就是这样一个情节简单而又看似荒谬的短篇故事，其中却蕴藏了作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对女性问题的审视与思考。
冷静而平直的叙事
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总体上显得较为稚嫩。从叙述视角的角度来看，五四女作家中的大多数，如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和苏雪林等，都是以一种自传体或准自传体进行小说创作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采用，在她们的小说中占了较大比例。
而凌叔华在叙述视角的运用上，显示出了与其他五四女作家十分不同的路径。她直接借鉴、学习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尤其是受到了契诃夫小说中客观化叙事风格的影响，选用了在限制视野的处理上比第一人称更有难度的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在她的小说中存在一个“叙述者”，只冷静地记录人物的言论，描写人物外部动作，而不作主观的评价，不分析人物的心理。这种叙述方式的采用，使凌叔华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的、近乎于冷漠的叙事风格，同时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空间用来思索和回味。“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地观察，平淡地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沈从文）。
这种风格在日本近现代小说中也是很常见的。曾经有译者说，日本小说中最难翻译的就是人的对话，不带主语也没有问号叹号，完全不知道应该是以何种语气说出口的。在《酒后》一文中，我们虽然清楚的知道夫妻两人对话的内容，但对于其说话的目的与其内心的活动却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
“……他真可怜！……亲爱的，他这样一个高尚优美的人，没有人会怜爱他，真是憾事！”
“哦！所以你要去Kiss 他，采苕？”
“唔，也因为刚才我愈看他，愈动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怜惜情感，我才觉得不舒服，如果我不能表示出来。”她紧紧的拉住永璋的手道，“你一定得答应我。”
永璋面上现出很为难态度，仍含笑答道：
“采苕，你另想一个要求可以吗？我不能答应你……”
采苕不等他说完，便截住他的话道：
“我信你是最爱我的，为什么竟不能应允我这要求？……就是子仪，你也非常爱他，……”
“亲爱的，你真是喝醉了。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可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很喜欢你同我一样的爱我的朋友，却不能允许你去和他接吻。”永璋连忙分说。
这几句对话是全文的高潮，我们看到的仿佛是夫妻两人平常似的交谈，但事实上两人的内心都是在激烈的矛盾着。
就是这种严格限于人物视角的客观的场面描写，看不到任何作家的主观评价和感情流露，使凌叔华的小说像一幅淡墨留白的山水画，其画中之意还需读者自行体会。
冲和而哀愁的笔触
日本文学从俳句开始便有“物哀”的传统，指对所感之对象表现一种爱怜和同情混成的心绪。所以我们现在读日本的小说，总会觉得其中渗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凌叔华的小说中也有这样的一股淡淡的哀愁在弥散着，那是她对于中国传统女性命运深切的悲悯。而同时，她又仿佛置身事外，不关己事一般，显得异常的平静。因此，这哀愁只是“淡淡的”，而不会过分地浓稠激烈。
凌叔华的笔触平淡冲和，却又回转细腻，余韵绵长，似涓涓细流一般润泽流经的土地。她通过氛围的营造来构成叙事的情调模式。小说淡淡的叙事所营造的情调与氛围, 把我们带进一种寂寞、悲凉、感伤、苦闷的情绪之中。就连小说的情节都被浓郁的主观情绪淹没了, 从而情绪成为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被强调和突出。
此时子仪正睡的沉酣，两颊红的象浸了胭脂一般，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的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的轻轻的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这样子实在平常采苕没看见过。他的容仪平时都是非常恭谨斯文，永没象过酒后这样温润优美。采苕怔怔的望了一回，脸上忽然热起来。
在叔华的笔下，采苕当着丈夫的面欣赏男性朋友的做法竟显得如此美好而合理。叔华正是在女性狭小的世界中，用笔触去勘测着她们心灵与情感的深处。
与男性的世界相比较而言, 女性的生活是一种平淡的生活, 不参与社会的冲突, 这是由女性的社会角色决定的, 没有剧烈的外部矛盾, 复杂的人事关系, 她们的冲突是隐性的, 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感受着喜怒哀乐。接受了新思想新教育的女性是真的、善的、美的，可她们一旦步入了婚姻的围城，便依然如笼中之鸟一般被束缚了。她们诚然拥有独立思想，渴望自由，可也只能将才华施展于家庭之中，少被外人所知。而即使是家人，是丈夫，也只是欣赏她们作为温婉的妻子这一面罢了。凌叔华以和缓的叙事节奏，“描绘了社会大背景的屏风背后, 有着无限闺怨、焦困的女性世界”。
温和的幽默与反讽
“世界在她是狭窄的, 家庭在她却是最宽广的。”（苏雪林）看似平淡的家庭生活，二人世界，在凌叔华笔下却总能够演绎出新的内容，让人在会心一笑之后却又陷入沉思。凌叔华的小说，尤其是这篇《酒后》与其另一篇代表作《花之寺》，都较为巧妙地运用了幽默的笔触，婉转地讽刺了现代婚姻中的自由与“出轨”问题。
《酒后》中的反讽，主要是建立在丈夫的自我感觉与妻子的情感动向之间的相互错位之上的。由丈夫视角展开的第三人称叙述，使文本只能表述丈夫所看到的表象，而不能深入妻子的内心。这样，当妻子终于说出倾慕子仪的心事之时，就使丈夫此前所有的“艳福独享”的良好感觉，顿时变成了纯粹的自鸣得意，而小说对男性以自我中心的自大与自误的调侃与反讽便由此形成了。
在《酒后》和《花之寺》中，小说文本所设置的反讽都指向了婚姻中的男性，对他们自命风流的见异思迁、男性中心式的情感自大予以了女性的调侃与嘲讽。不过，这样的调侃与嘲讽并不会过于尖锐而使读者难以接受，而是以温和的方式进行的。正如其好友徐志摩的评价：“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而这也反映出了凌叔华对新式婚姻中男女情感问题的探寻。与传统包办婚姻相比，新式婚姻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基于男女情感的自由选择。凌叔华正是抓住了新式婚姻的这一本质，并进一步质疑：既然新式婚姻是建立在男女双方情感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一情感选择的自由在婚后是否应继续存在？如果存在，又是否应有一个限度？又应是怎样的限度？这样的质疑，已经使凌叔华的婚姻书写直接切入了现代婚姻的根本性问题。这涉及一个悖谬：现代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也正是它瓦解的隐患。而反讽，正是表现悖谬的最佳方式。
采苕渴望的那一吻，显然超出了当时异性朋友的交往界限, 并且还当着丈夫的面, 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一吻的纯洁性。采苕的大胆正体现了当时女性个性的张扬。而丈夫在迟疑后，果断地应允了, 也看出丈夫对妻子的理解, 夫妻间的相互信任。但当采苕真的走到子仪面前时, 却由面热心跳转为平静, 放弃了自己的初衷。最终采苕的个性张扬让位于潜意识中的传统理念。
五四时期毕竟还是一个转型、过渡的时代，完全的新与纯粹的旧都不能作为时代的典型画像，半新半旧才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生存状态。凌叔华笔下的知识女性, 虽然在思想上获得了解放,但现实的环境却不允许她们在行动上有所前进, 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凌叔华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女子真实的心灵写照，同时也为研究那个时代妇女的解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却依旧矛盾而困惑，无可奈何，作品中“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凌叔华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徐徐地叙述当时妇女的苦闷与无奈。在男女平等进一步得到认可，女子在社会上取得更多权利的今天，我们再来读叔华的小说，宛若重拾朝花，淡淡的幽怨之情仍旧无法释怀。 - 阅及凌叔华的短篇小说集《花之寺》，颇多感慨。近百年前的闺闼愁怨，观而今仍多应合。前几日有朋友诉初婚受婆家挤兑之苦，谈及心路更易，我突然感到，多么似凌叔华小说里的描写！凄凉处竟愈觉凄凉。也许时代轮转，人情却始终是旧时月色，圆缺明淡，还背负着百千年的包袱。
凌叔华出身世家，自幼受名士熏陶，多才多艺。她曾随辜鸿铭学习英文，又拜缪素筠为师学习中国画，画名文名艳绝于世。凌叔华的作品不是很多，多写民国女子闺阁生活，细微处见真情，见才气，亦见历史的跌宕。自1925年于《现代评论》发表成熟之作小说《酒后》以后，其佳作主要收入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小哥儿俩》、《女人》。另有英文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在英国获巨大成功。
我读她的第一篇小说便是《酒后》，叙一对年轻夫妇酒后微醉，女主人面对借宿的丈夫的朋友，欲吻又罢的一系列微妙心理变化。小说叫人想起英国女作家伍尔芙的《墙上的斑点》，同样侧重于对平凡生活中感觉细节的刻画。而伍尔芙的作品是指向个体内里，诉求意识流动的合理性，《酒后》却是外向的，不仅仅对自己，亦对丈夫（甚而对社会）诉求女子性心理的合理性；伍尔芙丝丝缕缕的去描写感觉，凌叔华则更喜欢用对话来展现这一切。
“你真的非去Kiss她不可吗？”
“是的，我总不能舒服，如果我不能Kiss他一次。”
“好吧！”永璋很果决的说。
她站起来走了两步，忽然又回来拉永璋道，
“你陪我走过去。”
“我坐在这边等你，不是一样，怕什么，得要人陪？”
“不，你得陪我去。”
“我不能陪你去。况且，我如果陪了你去，好像我不大信任你似的，你想想对不对？”
她不答的走过去，忽然又站住说：
“我心跳的厉害，你不要走开”
……
妻子采苕那种莫名其妙却真实得犹豫待定的感觉在对话中得以体现，最后点睛之笔，写到采苕紧张的走向永璋的朋友子仪，而他面目逐渐清晰，她内心的莫名冲动突然退去，一语不发，又走回丈夫身边。
“怎了，采苕？”
“没什么，我不要Kiss他了。”
平实的对话，烘托出妻子内心的变化。而其实作品要讲的，又不仅是内心感觉的变化与吐诉，更像是委婉地代言了一种呼唤，对女子所感所思所言被时代接受的呼唤。奇女子秋瑾东渡日本时曾言，“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原来金瓯残缺，龙泉壁上可以有秋瑾那般宝刀热血的锵锵鸣响，也容得下凌叔华笔底行间婉转细密的清幽韵鸣。《花之寺》后徐志摩另有美言，赞作品具有“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是赞文字精致美好。而我又觉得，这文字的清芬中是有力量的，它浸染着平凡女子的心事，诉着万不得已的苦闷与委屈，世俗的角落被她点亮了。
《花之寺》中有写待字闺中处于旧式与新潮夹缝里的小姐。像《绣枕》里写大小姐花费整半年精心刺绣了一对漂亮的大靠垫，送与白家。而转瞬，寄托着大小姐对美好婚姻向往的绣垫就被白家弄脏了，扔弃了……小说文字柔美处，却刺人心痛。尤其写大小姐忆起那少女时代的爱情梦幻，忆起刺绣时的细密心思：“她只回忆起她做那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黄的线，绣完了才发见；一次是配错了石绿的线，晚上认错了色;末一次记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线他洗完手都不敢拿，还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绣……” 旧式生活里长大，新式风潮已蠢蠢欲动，她们对传统角色既畏且危，但命运始终不曾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绣枕被描写的愈珍贵，梦幻破碎的愈沉痛。最是那清浅一句“光阴一晃便是两年，大小姐还在深闺做针线活”，叫人唏嘘。时光流逝，应当物是人非，但物也是人也是，没有异数已经是人世最大的异数。
像这般，时光在小说里成为一把利刃，凌叔华的作品中有一篇《小刘》。写十几年前新式学堂里的小刘活泼热辣，藐视“三从四德”的传统婚姻；而十几年后已为人妻的小刘，却分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脸色蜡黄，神情呆滞，说话无力，处处迁就孩子丈夫。当初的美好早已随雨打风吹去。作者不在小说里追问缘由，仅仅让现实裸露，用对照说话，也使小刘少女时代对封建礼教的皮相攻击无力得有些悲凉。还有叙四年后旧情人重逢的《再见》。我喜欢开头：“一个秋天晴爽的下午，她站在亭上望着淡漠的目光，缓缓地停留在被落叶与蛛网妆点着的神位上，心里正有一种说不出的凉味，忽听背后有人招呼她。”小说对话碎碎的，不叙过往缱绻，只道当下的“他”如何营苟于公务社交。读者自然明白，少年时代“他”的稚气理想已葬尽了。
“她微微笑了笑，眼望着窗外。停了一会，说道，
‘那个雷峰塔在那里站了一千多年，现在不见了，……’”
似《绣枕》中大小姐那般梦碎与不合时宜，还有像《吃茶》里的芳影小姐，因女友哥哥的殷勤周到而误坠情网；《茶会以后》的阿英阿珠姊妹，出入社交圈，却很不习惯与男子自然攀谈；《说有这么一回事》里云罗与影曼，欲摆脱旧式婚姻牢笼，不得其法的苦闷……那些怀揣着《诗经·汉广》，期盼“君子好逑”的女子，等来的不是命运的恩赐，却是命运的捉弄。“无情”的笔触委婉干净，不发一丝评论，仿佛作者与我们同样都是看客，都是空着急而帮不上忙的局外人。
写“小姐”，也写“太太”。那些描写“太太”的文字，内容与视角都很丰富，往往从细微处捕捉到令人难忘的印记。有写旧式太太陷于封建意识、自甘毁灭，令人扼腕的一面。像《太太》中的女主角，只顾打牌，对丈夫孩子的生活不管不问；《中秋夜》里的女主人公，一定要丈夫在中秋夜吃下团鸭，不若此便是触了晦气。也有将冲突放大，凸现女性个体意识在传统世俗及庸常生活中的抗争张力。例如，有一篇《杨妈》，杨妈外出做保姆，得空时就在城里寻找从军的孩子。后来偷听到孩子已远去外省，自己也连夜赶了火车，再没有回来。主人公温柔善良，儿子是她感情的寄托。但伟大的母性结果的却是一出悲剧，梦之一身所寄，亦不过是一场毁。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曾提到，“生活上一味与感情相伴”是女人始终面临的危险；女性在看重感情天赋的同时，也该保持一种超然物外地喜好某些事物的比较独立的生活。在感叹那些失意于感情生活的娇媚女人时，艾略特有个有名的长句，“她们从未把无所依傍地热衷于思想视为一种经验，而这种经验她们是可以坦然相告而不会遭人笑话的（They have never contemplated an independent delight in ideas as an experience which they could confess without being laughted at）。”我想，这些话，同样适于忠告小说中一味将自身母性作为立足点的女子，而凌叔华在作品中所展示的，也不无对婚姻中女子丧失独特个性及生命力的沉痛之感。 与此相对照的是《花之寺》里收录的两篇小说，《花之寺》、《春天》。分别讲述，妻子燕倩因感丈夫对家庭生活淡漠，而主动以陌生女子身份写信，约会丈夫，继而挽救爱情；懒散春日，霄音在琴曲声中，突然忆起从前男友而今尚在病中，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这些小事，或多或少展示出那个时代，婚后女子保持个性独立的一面。不为身份所囿，想必，这也是小说所呼吁的。
在创作上，凌叔华常被拿来与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另译曼斯菲尔德）相比较，甚至被沈从文、苏雪林等人誉为“中国的曼殊斐尔”。曼殊斐尔善写女性的变态心理和枯燥灵魂，形式与内容在凌叔华的作品中都能找到些微影子。曼殊斐尔亦是诗人徐志摩的崇拜者，诗人曾评价她道，“曼殊斐尔是个心理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有时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恰好的法子来表现，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真实，一点也错不了……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成形的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而凌叔华的《李先生》、《有福气的人》，其立意、诗意、细腻处，极似曼殊斐尔的风采，若另将徐志摩的赞誉安诸其身，亦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