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受人诅咒的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来了。“在艺术史上很少有比凡高更恰当的例子,如此典型地说明着,艺术创作常常恰恰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补偿与救赎。”(蒋勳《梦想与创造•受苦与救赎》)就在1888年,这个抛弃了印象派(Impressionism)抛弃了巴黎的荷兰人,跑到法国南部小城阿罗(Arles),在那里,他经验了很多曾经对他重要的东西的破灭,画作数量惊人,有一幅就是《向日葵》。
宋诗选注的注解事实上还是偏重于典章故实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恰恰是其价值所在,作者的倾向性已经在诗人小传中是很明显,审美感受方面应该更多的留给读者。 从钱钟书自己的《槐聚诗存》来看,其作品的风格也是很接近宋诗,但需要注意到他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一段“对一个和自己风格绝不相同乃至相反的作家,欣赏而不非难,企羡而不排斥,像苏轼向往于司空图,文学史上不乏这类异常的事。例如陆游之于梅尧臣,或歌德之于斯宾诺沙 ,波德莱亚之于雨果、巴尔扎克 。歌德和柯尔立治都注意到这个现象 ,美学家还特地为它制定一条规律,叫做“嗜好矛盾律”(The Law of the Antinomy of Tas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