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用研究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聂静虹  页数：220  字数：210000  

内容概要

媒体是政策系统改进和质量提高的有效工具，是政策制定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平台。社会转型导致利益更加多元，博弈更趋复杂，传媒深度介入政策过程并相融共生。聂静虹编著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用研究》从政策学、传播学视角，系统梳理中国媒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历程，深人剖析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下政策制定的路径变化与影响因素，理性思考媒体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尝试建构良性互动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新模式。

作者简介

聂静虹，女，河南济源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先后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曾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作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政府公关、传媒伦理、新闻法规等。多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广州市社科规划项目等，在《政治学研究》、《当代传播》、《学术研究》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近50篇。

书籍目录

引 言
第一章 公共性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
 第一节 公共政策与大众传媒概述
  一、公共政策
  二、大众传媒
 第二节 公共性：共同的属性
  一、天生的“公共性”
  二、本质的“公共性”
 第三节 作用与反作用：难以剖舍的关联
  一、新闻政策规范大众传媒的运作空间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第二章 社会变迁中的媒体功效
 第一节 媒体变迁中的政策话语流变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政策过程中的媒体作用(1949—1956年)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政策过程中的媒体作用(1956—1966年)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策过程中的媒体作用(1966—1976年)
  四、改革开放以来政策过程中的媒体作用(1976年至今)
  五、案例：1953—1957年之间的新华社
 第二节 社会转型对传媒的影响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二、社会结构的变迁
 第三节 政策传播环境的变化
  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背景下政策的治理特征
  二、政策对象主体意识的回归与增强
  三、政策问题的复杂化与难缠性质
 第四节 媒体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变革
  一、媒介生态系统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媒介变革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媒介竞争
第三章 大众媒体与政策制定
 第一节 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创建中的作用
  一、政策议程及其建立途径
  二、政策议程创建中的大众传媒
 第二节 政策规划中的媒体：协商讨论的平台
  一、协商讨论平台的理论依据
  二、协商讨论中的媒体作用 
 第三节 大众传媒发挥作用的机理
  一、大众传媒与政策问题认定
  二、大众传媒与政策不决定
 第四节 公共决策中的媒体：以“圆明园防渗工程”为例
  一、问题发现与意见分歧
  二、事态发展及问题解决
  三、公共决策中的媒体作用 
第四章 新媒体环境中的政策制定
 第一节 新媒体环境及特点
  一、新媒体的出现
  二、新媒体的发展
  三、新媒体的传播特点
 第二节 新媒体环境中的政策制定
  一、新媒体作用下的传媒生态
  二、作为公共领域的新媒体
  三、新媒体环境中政策制定的机遇与挑战
 第三节 新媒体环境下政策制定的路径与因素：以厦门“PX事件”与成都“PX事件”为例
  一、事件回顾
  二、传播路径
  三、多源流分析
  四、结论
  五、地方媒体和传媒人士
第五章 构建良性互动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
 第一节 利益表达中的媒体限度
  一、媒体限度在利益表达中的体现及影响
  二、媒体公共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第二节 建立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良性关系的思考
  一、提高大众传媒公信力，增强议题设置功能
  二、创新政府监管方式，营造宽松的传媒发展环境
  三、提高公众素质，增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四、推进新闻立法，为构建政府、媒体、公众良性关系提供保障
 第三节 公共成员关系重构的实践：公共新闻
  一、公共新闻 
  二、中国公共新闻时代的到来
  三、中国公共新闻的建构
结语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地方及全国性新闻媒体积极跟进，报道角度也从当地环保议题提升到国家社会议题，对广州市和番禺区政府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广州市番禺区政府召开“番禺垃圾综合处理（焚烧发电厂）”新闻发布会，公布5个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备选地址，并表示最终厂址将通过广泛讨论，根据群众意见、环评分析和专家论证来确定。可以说，在没有大众传媒参与的情况下，小区业主的呼声很难被公众所关注，也更难通过常规化制度渠道进入决策者视野，更不敢奢望能促使当地政府改弦更张。正是由于新闻媒体的合力报道，小区业主的利益诉求才得以关注，并最终上升为当地政府政策决策的重要依据。 具体说来，在利益表达和综合的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还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大众传媒为公众的利益表达提供了一条有效通道。一方面，它减少了利益输入的中间环节，有助于使重要的公众要求接近决策核心，实现自主利益的有效表达。政府作为政策行为的主体，其各个部门是公众利益输入的“流通中心”。然而纵观现有的各种制度化利益输入渠道，毫无例外地具有间接表达和中介输入的特点，公众普遍性的利益诉求并不能直接反映到相关决策层。大众传媒具有信息量大、包容性强、影响面广、利益输入比较直接的特点，自然成为重要的公众利益输入渠道。另一方面，作为公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媒往往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身份为很多无法与决策系统接触的人群提供表述问题与意见的“窗口”，从而扩大了政策问题的来源，有效地克服了政府决策的一些“盲区”，客观上为公众深入和普遍地行政参与开辟了道路。 其次，大众传媒增强了公众利益输入的效能。公众处于社会的基层，是许多问题的当事人和见证者，内在的利益表达要求十分强烈。但如上所述，现有的利益输入渠道中介太多、环节过琐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官僚作风严重、形式主义泛滥等，容易导致形成公众意见“人微言轻”、不受重视的局面。如假冒伪劣产品问题和建筑工程质量问题，早为广大公众深恶痛绝，许多人也曾多次强烈呼吁过，然而由于输入效能较低，一直没有引起决策层足够重视，直至出现一系列严重事故且造成恶劣影响后，才被提上政策议程来加以解决。试想，如果这种利益表达得到大众传媒及时有力的支持，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那么它转变为政策输出的过程肯定可以大大缩短、效能反而可以大大增强。这在我国表现尤为突出。近年来，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传媒舆论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强，对政治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传媒对于相关事件的披露报道往往会聚焦公众的目光，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继而构成某一政策的先声，促成问题的迅速解决。例如对“孙志刚事件”的披露引发了城市收容条例的变革，对广州火车站混乱状况的报道加快了政府综合整治的步伐与力度等。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大众传媒可以提高公众利益表达的理性。知情是参与的前提，大众传媒通过广泛传播，使公众知晓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和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意识到问题的轻重缓急和是否有代表性，有助于提高公众有效表达、自主表达的能力和水平。

编辑推荐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大众媒体功用研究》编辑推荐：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由来已久。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媒体与政治的作用与反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政策作为“治理手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是因为，“新闻执政”已然成为“媒介化社会”的主流话语。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大众媒介不但能够传递公共政策信息，还以其特有的“建构现实”功能对公共政策系统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