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社:人民 作者:宋清海
前言
“人传清操真余事,世际艰难悟大贤。”这是于右任先生当年为石瑛(蘅青)先生写的挽联。石瑛先生确是民国革命时代一位大贤。 石瑛先生是清末举人,中举不趋京求仕进,惟念国势日衰,民生维艰,认定“非改弦易辙,振业崇武,不足救危亡”,毅然远翥欧洲留学。初学铁道,转而学海军。然先生渐悟清王朝内部政治百病丛生,已无力进行改革,不以革命手段不能复兴中华,遂接受孙中山之革命思想,并于1905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迎接前去宣传革命的孙中山先生。石瑛先生“则助之号召留欧学生,组织同盟会,为国外革命团体活动之始”(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民国三十三年八月,重庆)。自此,先生由传统知识分子转变为现代民主革命知识分子。 武昌起义后,石瑛先生应孙中山先生之召,东归襄助建国。任大总统军事秘书、全国禁烟总理。孙中山辞大总统职,先生回鄂任同盟会湖北支部支部长。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因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而逃亡英国,再次留学,历九年学成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昌大学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浙江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铨叙部部长及湖北参议会议长等职。每一任都留大好政声,在当时即被誉为“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湖北的圣人”、 “现代包拯”,因言行不随俗,被某些人称为“湖北三怪”之一,而老百姓以“三怪”(石瑛、张难先、严立三)“怪”在不同流合污,也以“三怪”之名反其意而呼之。故先生在当时的湖北实为家喻户晓。 要说尽石瑛先生一生之功业、道德、情操、学问,实非易事。在先生一切美德中,爱国当是基础。楚地知识分子继承屈原的爱国传统,一脉千秋。先生可以说是“现代屈原”。 石瑛先生之爱国,自有石氏风格。 先生为强国不求官只求学,抱定“救国必须读书,读书方能救国”之信念,以举人书底面对全新之西方科技,以超常的刻苦精神,成为才兼文武、学具专门的现代高级知识分子。第二次半工半读留学英国,先生本有可任意进入全英任何一所大学的“全英高校统考超等文凭”,而先生不进牛津、剑桥,入伯明翰大学专攻冶金化学,只为“强国必先强兵,强兵必有钢铁”。而为凑学费,先生竟冒着生命危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战地记者。 先生之爱国,彻底不计个人得失。在法国净军学校留学期间,因海校不许中国留学生上尖端技术之课,先生冒死刺取海校秘籍。事先更与同学商议时说,“此事若败露,不过我一、二人坐牢……”可知先生为强中国海军,已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先生之爱国,深知救国之主义是孙中山思想。先生对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理解,远超同时代的人,认定民生主义有基础之意义。先生是当时最重视经济建设的先哲,第一次任湖北建设厅厅长(1928年)仅一年,却从工业、交通、通讯、农林、市政、资源、矿业等方面,为湖北现代经济建设全面规划了蓝图。从先生当时就提出修建长江大桥的设想,就可知先生是何等的眼光和大胸怀大气魄! 先生之爱国,始终与爱民相一致。“民为邦本”,古训昭昭。先生为力行第一人。先生任南京市长期间,救助绸缎机户,救助小工商户,以耕牛贷款救济农户,建廉租房救济贫民,以免费或限价医药救济穷人……1934年阳新老家遭大旱,省政府拨赈灾款八千银圆,而先生独捐一万银圆。1935年春又从南京买粮运回阳新救济灾民度过春荒。而先生却不认为自己在“行善”,是“邑有流亡愧俸钱”!其精神境界实属高山仰止! 先生之爱国,认定为国家千秋计,首在教育,尤其重视小学教育。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寒假回阳新,独去访问长滩私立小学。任武昌大学校长时,首次引进西方研究生制度,并以李四光先生组织实施。先生于1932年任南京市市长,当年就办义小40所,免费招收失学儿童上学。在鄂西赋闲期间,还为西迁学校寻找校址。先生一生最后两大心愿之一,是在家乡燕厦办一所“可容400学生住读的中学”。 先生之爱国,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九·一八”后,先生屡屡面斥汪精卫媚日,后以辞去市长职为抗争。那份“辞呈”真可为民国革命史上之光辉文献!“七·七”事变后,先生与宋庆龄等力倡国共合作,抗战建国。先生为辛亥革命元勋,虑事却能不囿于一党一派之私利,完全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 先生之爱国,恪记“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其廉洁之名在当时已为朝野所共仰,甚至只能找出古人与其类比,被称为“现代古人”。煌煌大观者早为人所共知。举一小例:先生办公用的信封信笺,决不许小孩子们用一张。从政者一时廉洁并不难,难的是一生廉洁。先生逝世后《新华日报》文称:“石瑛先生病逝中央医院,这是值得我们哀悼的。石瑛先生特别值得人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的奢浮疾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做官能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诚哉斯言。我们只要想想先生辞职离开南京时,南京市民设案焚香跪拜相送之情景,就可知先生是怎样的清官了。民国之后的官员,享此民间古礼者除先生之外还有谁人?! 先生在当时就得到国共两党的尊敬,在今天同样得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尊敬。我们敬仰石瑛先生,就是敬仰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只有伟大的中华文化能培育出石瑛先生这样伟大的旷代爱国者。 哲人虽逝,思想常照人间。石瑛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他的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民主政治思想,金融思想,行政管理思想,建设现代国家思想,新文化思想,等等,更为后世留下了“富矿”。举一个例子,石瑛先生在彼时就提出“现世为科学万能的时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见解。希望有更多学者研究石瑛先生的思想,这是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极好的纪念。能正确理解现实者,可正确理解历史,反之亦然。对孙中山先生和包括石瑛先生在内的民主革命先驱先贤的研究,有助于在历史的阶段性和历史的延续性相统一的基础上,理解辛亥革命百年来的中国,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和平统一。 石瑛先生传记将付梓,我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 是为序。
内容概要
本书主人公石瑛对清末衰落之局,对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政府等失败后之军阀混战,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蒋、汪屠杀革命党人和抗日战争等有切肤之痛,故而书稿涉及史事繁多;他与孙中山、田桐、居正、曹亚伯、张难先、李四光等人交往密切,与蒋介石、陈诚等人多有接触,故而书稿涉及人物众多,通过具体史事和精彩对话展现人物性情;他虽为清末举人却又曾留学叙利亚和英国,在传统学术功底深厚的同时又深受西方学术熏染,在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颇多创见卓识,且他曾任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北大教授等,对中国学术发展贡献良多,故而书稿在记述史事的同时对其思想颇多深刻评价。
作者简介
宋清海,辽宁人,江西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曾从军16年,于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作者在文学创作上以小说为主,认为小说就是“小声说话”,从无张扬之底气。曾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猿山》、《1968年的雪》等3部,中篇小说《鸡鸣店》、《馕神小传》等10余部,曾获“全国第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石瑛传》是作者首次涉足民国人物传记的写作,于惶然中却发现进入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乘雾而来
第二章 华枝春满
第三章 少年风云
第四章 负笈远翥
第五章 虎帐窃兵
第六章 名扬英伦
第七章 追随导师
第八章 应召东归
第九章 再履欧土
第十章 战地忧思
第十一章 “苦行头陀”
第十二章 故国万里
第十三章 实业之痛
第十四章 教育立国
第十五章 政治惊涛
第十六章 云鹏折翅
第十七章 建设湖北
第十八章 桑梓之痛
第十九章 西湖遗韵
第二十章 “石头狮子”
第二十一章 民生至上
第二十二章 精神建设
第二十三章 谁续《离骚》
第二十四章 昆山灌园
第二十五章 忧国之病
第二十六章 砥柱中流
第二十七章 唤醒“睡狮”
第二十八章 赋闲日月
第二十九章 执长议席
第三十章 训练政府
第三十一章 “龙王爷”
第三十二章 青年师友
第三十三章 恩施火炬
第三十四章 现代“古人”
后记
附录:石瑛年谱
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到1906年冬,石瑛已学完了大部分课程,明年的7月,就可以毕业了。但石瑛始终有一件不甘心之事,海校在教学上对中国学生有保留,比如炮学、水雷课就不许中国学生听课,虽然实习与法国学生在一起,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先生”总是对“学生”留了一手。那是个阵风加雪的一天,中国学生又被通知“自习”。石瑛知道,这是法国学生又在上炮学课或水雷课了。落了雪的甲板使军舰显得很安静。而石瑛的内心却如海底将要爆发的火山,这样对待中国学生,是对中国的歧视!下课的时候,法国同学嘻嘻哈哈走出教室,石瑛怒狮一般向老师走去。老师先是一怔,又微笑道:“我亲爱的石瑛同学,我看你的神色好像罗伯斯庇尔,发生什么事了?”罗伯斯庇尔是法国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老师够幽默的。可是石瑛笑不出来,他高声问:“先生,我中国留学生既为法海军学校正式学生,为何有的课可听,有的课不可以听!”老师把石瑛拉上甲板,说:“亲爱的石瑛同学,你知海校为何设在军舰上?此中也许就含有保密因素。各国海军技术从来是保密级别最高的。欧洲各国之间表面上是和平的,都高高挥舞橄榄枝,其实暗中较劲一日烈于一日,海军技术就是较劲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老师,我愿把知识传授给所有同学,不分国籍、种族、宗教信仰。可是,我亲爱的石瑛同学,海校属海军部领导,海军部的官员们可不与老师有相同想法呀!不过,我十分理解您的心情。不必灰心,年轻人,中国人的聪明我已经见识了,中国会有强大的海军。”阵风掀起波浪,拍击船舷,轰轰作响。石瑛闻到了大海的咸腥气息。海鸥追逐波浪,呕呕呜叫。他想到离开祖国那天,海鸥也是这样呜叫,不由有些怅然。世界上海鸥的叫声是一样的,不分东方的或西方的。而人类到底是有国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也不会完全施于外国人的。想孙中山先生奔走于欧美各国,欲联系能平等待我之民族,支持中国革命,然而,口头支持者多,实际支持者少。人不自立,无人正视;国不自主,何邦结盟?终要中国人个个努力,才是强国之根本!
后记
为石瑛先生作传,在我确乎勉为其难。一者,以我所受的教育,以我此前的兴趣所在,我对民国历史知之不多。不了解民国历史如何写民国名人?二者,先生是清末举人,两次留欧,其国学西学根基深厚,以我辈在“破四旧”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人,怎能体悟先生的学养?三者,先生是辛亥革命元勋,有关其生平资料的收集实非易事,况且对某些历史旧案的评定,分寸也难以把握。 然而,每读先生去台湾和大陆的故旧及故旧后人在先生去世几十年后写的追忆文章,我总是感动非常。要知道,先生与他们已毫无利益关系了,那完全是崇敬情感的驱使。一个人去世已半个世纪,仍有民间人士写文章纪念他,可知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我认为先生是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风骨和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的旷代爱国知识分子,我将此作为先生的思想与精神内核。我的写作目的,是将散见于数百份资料中的有关内容,放在先生生平的不同阶段中,找出其内在的联系,哪怕仅能作成先生的资料年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便。我无力、也不情愿把先生的传记写成畅销书,有关先生的政治思想、施政理念、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等属于理论的部分,会影响本书的可读性。但那是先生作为现代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能舍弃。我追求在表现先生非凡的思想、人格、道德、功业的同时,尽力写出活生生的他。 从2007年底到2008年底,我一直在研究关于先生的资料,也“补课”式地读一些民国历史。凡外出,我必带部分资料,必带从资料中选出的先生青年、中年和老年三幅照片,以求与先生“神交”。当先。生的性格在我内心活起来的时候,我于2009年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写作,私心里是想借这中国人普天同庆的一元复始之日,为写作图个吉祥的开端。 至此,支撑我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已不仅是“为老校长做点事”的师生之谊,而是对先生的崇敬之情成长于胸,与先生的神交日深于心。我甚至可以根据先生的性格见出某一资料细节上的失误,如有文章说先生辞去南京市市长之后,南京市政府房管科照某人授意,要石家搬出原住三条巷六号,因先生后任铨叙部部长,所以没搬。我则认为以先生的性格,他定会搬家,既不做南京市市长,为什么硬要住南京市的房产?最后从自幼随先生生活的石聿仁处证实,石家果然是搬家了。 而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常是郁愤的。先生以旷世之才,每任一事必获大好政声,却总是在蒸蒸日上时因遭突变而弃功。先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先生总是于悲剧之中高扬风骨于云霄之上!其挽救危亡的思想,实践于欧洲;其现代教育思想,实践于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其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实践于上海兵工厂;其现代经济建设思想,实践于湖北、浙江;其管理现代国家的思想,实践于南京市;其现代金融思想,实践于南京、湖北;其科学、民主与文化思想,实践于恩施;而其人格、道德最后臻于至善至美的化境,则是在生命的终结地——歌乐山中央医院。若在民国人物中论,孙中山先生以下,先生若不领第一,何人可居第二? 大凡一个地方出一位贤者,足以影响地方风气,成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先生的出现,当是湖北的骄傲。1959年,湖北省政府为先生修了墓。当时的决定者,实在是有胆识的人。武昌人民不会忘记先生。先生的灵柩迎回武昌那天,沿途百姓在家门口设香案以祭。“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在武昌三义村的旧居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他们连门都没进过,这在那个年代真是个奇迹了! 而先生的墓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湖北省金融专科学校的红卫兵要表现造反精神,盯上了先生和严立三的墓,只因两位先生的墓碑是当年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所题,这就符合了阶级斗争逻辑:国民党的省主席给题碑的还能是好人吗? 那一天晴空万里,烈日高照。先生的墓被掘开,棺木尚未腐朽,一镐砸去,如先生的脾气一样,咚咚山响!一片狂乱之中,棺木被劈,突然白光一闪,却是先生雪白的头骨刺向了阳光。先生的生、死、葬,都没遇上晴天,而被掘墓毁骨之日倒遇上个大晴天!先生当然不知道,当年送他出洋留学的张之洞,也在其家乡几乎同时遭到同样的命运。 一个无愧于历史的人,历史终不会忘记他。1979年11月,湖北省政协修复了先生的墓。可是,先生身前身后的悲剧色彩并没有淡去。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有人写文章纪念这位先贤,而在2001年,先生在武昌的旧居却被房地产商拆了。虽经多方呼吁,却无法制止。后经曾任严立三秘书的谈瀛老写信向上反映,经爵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两次批示,历两年多时日,此房才得以恢复。 武昌辛亥名人故居仅余此一栋了。 若说湖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有辛亥革命一页,就奠定了其无可动摇的基础。“一声炮响,中华崛起!”如果人们不否定历史,当知后来的一切发展,都以辛亥革命为起点;那起点如长江黄河的源头,虽为曲曲折折的涓涓细流,前途的汹涌澎湃之魂已形成其中。 武昌首义是湖北莫大的光荣。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有着历史的必然。湖北的开放风气,得益于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和文教兴革,当时派往东西洋的留学生以湖北籍为最多。而楚地自屈原之后,知识分子素有爱国传统,这些出洋的知识分子,一经接触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立即追随而去,1905年在欧洲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的,绝大多数是包括先生在内的湖北留学生。 武昌首义这份独一无二的历史遗产,难道不应该加以继承和保护吗?当然如果不是从中华文化的大根本上着眼,不是从炎黄子孙的大血统观上立胸怀,不是从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观念上把握历史,所谓辛亥名人故居,全恢复了也仅是房子而已。 本书的写作使我大为受益。我追寻先生的生命轨迹,沐浴一个伟大灵魂的烈烈光焰,心灵穿行于民国历史的波澜之中,才知那是一个伟大而混乱的时代,一个黑暗与曙光同在的时代,一个死亡与新生大搏斗的时代。我从先生与他的友人们身上认识了民国人物。于传统而言,他们国学深厚,于世界而言,他们吸收西学的精华,我终于明白那个时代为何大师灿若群星!而且我深深感到,民国时代学人、志士的爱国之心是今天的人难以比拟的。而先生复有超越同时代学人、革命者的显著特点: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时代里,先生既不固守传统,也不主张全盘西化,亦不心存调和而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间道路,中西文化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不仅没有矛盾,反而成就了“将民族的融入世界,将世界体合为民族的”大文化眼光与胸怀。 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而以爱国为旨归;先生具有自由之精神,而以为民为准则;先生具有治国之大才,而以民生为尺度;先生具有大师之笔墨,而以力行见于世。先生最令人敬佩的美德,是不知美德为美,不知大善为善,一切均出自于天性的修养,而习以为常。行住坐卧于美德至善之中而不自知,修养达到这般化境,岂非“千古一人”?!贺有年在先生逝世时的讣告中称:“茫茫天壤尚得见如斯人者乎!”先生是中华文化培育出的大贤。也只有伟大的中华文化才能滋养出这样的大贤,不能说“空前”,但是否“绝后”,是值得今人一想的。 本书的写作,得到先生的儿媳柯蕙荣老师、先生的孙子孙女聿俊、聿新、萍芳以及先生其他亲友的全力支持,更得到孙中山先生侄孙女孙雅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先生的倾情相助,没有他们提供的和重新收集的必要资料,没有他们提供的采访方便,我无法完成此书。因此,本书是多人共成(包括全部资料的作者们),我只是个执笔者。由于学养的差距,只可说本书对先生一生的反映是沧海一粟。而我相信,先生有如一颗千年莲子,将永存于时间里。每当时代风雨浸润,就会萌发、生长——那是中华文化的永恒象征。
编辑推荐
《石瑛传》的写作历时5年,从海峡两岸和海外300多篇文章和近100本书中旁征博引、寻微钩沉,以翔实的史料为根据,在波澜壮阔的民国史大背景下再现了石瑛先生跌宕起伏、悲壮奇特的一生,既使历史成为人物的心灵时空,更使人物成为历史的精神之光。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中举后不进京求仕进,而是为强国两度留欧17年,并于1905年在布鲁塞尔协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负经理及筹款之责”:他如同接纳、净化古今中外文化、思想的海,将孔孟之道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将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与中华文化的“日新”、“时中”观相结合,使古今、中西文化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融合:他笃信“空言不能救国”,一生重力行,在力行中留下值得今人研究的经济、金融、教育和文化思想;他被同时代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布衣市长”、“不亚于谦、不让海瑞”、“现代包拯”、“湖北的圣人”、“正义的化身”和“现代古人”:他就是旷代爱国者石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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