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3 出版社:人民 作者:董丛林 页数: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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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并非蛇足的“务虚” 历史长河,滚滚滔滔,吐故纳新,承前启后。 于今我们回溯一百几十年前的史迹,岂不已有隔世沧桑之感?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中极力挣扎甚至梦幻“中兴”之际,“时势”造就出的一班所谓“中兴名臣”,在那段历史上也确实演绎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和人生“大戏”,既反过来影响“时势”,同时也塑造个人。本书传主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这样一个人物作传,在审视其本身的同时,也能连带地看其所属群体,察览世态,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业已逝去多年的传主而言,当然只能通过史料中介去认知他。关于其人的史料遗存可谓数量丰富,质亦较高,于此有着良好的成传条件。并且,因为其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角色和人生特点,不管对他的认识曾有的反差和现存的分歧有多大,他总会成为世人所经常关注的对象,少有真正淡出视野的时候,甚至时或成为“热点”。就关乎其人的论著而言,“古”往今来,可谓夥矣!除时人所作,我们可视为“史料”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复不少。平时尽量搜罗阅览,从中受益。之所以不揣浅陋,还敢再添其一传,是鉴于传主实在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所留历史信息资源丰富,审视和解读的空间广阔而回旋余地颇大。虽说作“全传”决不能略其“大面”(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而专挖偏角,但觉得不管是从总体立意还是具体操作上,还都是有“新”可求的,故有此一试。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人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官道”,取法权变;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养性,以“进德”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国,志存“公忠”;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此等等。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或可以说,他是那个“畸形”王朝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政事、军事、人事、德事(修身)、学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而这些事项,又可综合归纳入“社会”和“人文”所属的两大门类。窃以为,无论忽略哪一个门类和事项,都难得见其人全貌。 进而想来,上述举及的诸多方面,岂不是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并存的复杂的矛盾体吗?其实,在曾国藩身上,“矛盾”现象是非常凸显的。这除在上列事项中可以体现外,再譬如说,他既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洋务新政的先导之一;他既残酷无情地镇压起义民众,又绝非纯然欺饰地鼓吹“爱民”之道;他既看重人为奋斗的作用,又摆脱不了天命、迷信的困惑……面对这一切一切,无疑需要我们正视矛盾,辩证分析,如实而又合理地揭示其人的这种复杂情状。就此而言,由表及里地体悟其人的精神韵致也非常关键。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画论”中获得灵感,而其“形”“神”关系之论,应该是最值得揣摩的奥旨深含之点。古今这方面的言说可谓多矣,不必烦琐地引证原文了吧,从其要旨上体悟,似可概言:形神相依,不能截然分割,但两者又相对独立,有层次上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难之别,应求取以形写神,由形传神,形神兼备,神超乎形,以神摄形。作画如此,那么,借鉴到写人物传记当中,“形”、“神”当为何指?似可谓,“形”者,乃“静态的表象”;“神”者,则为“内在的韵致”。本传当中,为了做到由“形”人“神”,复活传主“内在的韵致”,故而特别注意“心态史”方面的探察,以及关键细节上的发掘,还有基于史实和逻辑规则的合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价值取向,所谓“评价”,或可视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绝非唯一,似更不应作为最紧要的指归。不妨从一个例子引申来说:当年梁任公交代他写《李鸿章传》的立意,说传主“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这显然是鉴于李鸿章其人的历史地位,要把为他所写之传,作为知其人与察其世双向贯通的一个“中介”。故梁氏言其所作李传,“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而书成之后,又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别名。想来,尽管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世时间上的先后、长短不同,具体履历有异,但他们同属梁任公所谓中国近世史上的“第一流紧要人物”,当无问题。因为他们有这等历史重要性,不了解其人,就难知晓其世;同样,不了解其世,也难真正认识其人。既然如此,我们岂不该把为之作传,既作为察其世相的一条引线,又将与之连带的世相作为凸显其人真貌的必需背景?若是如此,那么,给其人戴顶什么“帽子”,作个怎样的“鉴定”,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了。窃以为,简单地胶着于“评价”,自会障碍研究的深入,甚或陷入迷误的泥沼,那种“贴标签”、“跳两极”、“压翘翘版”之类的滑稽游戏,起码与此种迷误不无关系。本书的写作中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将着力点放在具体地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表现和相关社会情状上,总体上尽量淡化“评价”,寓“评”于“述”。当然,也决不排斥和回避结合历史情节的具体“评论”,将“论”与“述”的有机结合和融通作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带一点“评传”的味道亦未尝不妥,只是力戒空泛玄虚的、生硬武断的、尤其是非学术语境的“政治鉴定”式“评价”而已。 本书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对传主作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展示——这是本传写作的最基本立意。同时,也不忽略表现形式上的用心。就结构布局而言,鉴于时序是事物最为基本和自然的发展线索亦逻辑线索,故此传以接续的“时段”来设计“章”序,而每章所含的若干“节”(未出现“节”的字样,以数字一、二、三……表示),其内容可谓分属不同的“事类”,大多“节”所述事体,基本上就在所属“章”的时段之内,但也有些“节”的涉事内容需要前溯后延,有所穿插、跳跃,以求集中,不宜拘泥。这样,即在主线上依从了时序,又可避免“流水账”式的散乱杂陈。文字上,则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泼灵动的努力,相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语诚有至理。其实,曾国藩之辈堪称文字高手,故本书中特别注意精选引录原文,这当不失为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示相关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关于拙著写作立意的一番交代。当然,笔者深知,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实现,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便是为给尊敬的读者审查赐教提供参照。 自信并非蛇足的“务虚”话语就此打住,接下来就让我们“人实”地具体观摩传主在那个特定舞台上的“表演”,同时也不忘追踪他隐深之处的心路。
内容概要
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所涉政事、军事、人事、德事、学事、家事……蕴涵丰富,意味隽永,堪称得——社会资鉴录、人生教科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大人物之一。
董丛林编著的《曾国藩传》论述了曾国藩生平功过是非,探究其内心的历史负荷与无奈,评价其文化史上之地位。为读者了解曾国藩其人、其事、其文提供了极全面的参考。
作者简介
董丛林,1952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晚清政治史、文化史为主要研究方向(晚清湘淮派系及相关人物为所涉主要方面之一)。出版《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晚清社会传闻研究》、《百年家族——曾国藩(家族)》,《李鸿章的?交生涯》等十余部著作,发表《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论晚清名士李慈铭》、《庚子事变与京城传闻》等百余篇论文。
书籍目录
引言并非蛇足的“务虚”
第一章终于登龙门
一、“神虬”惊梦故事的寓意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三、家门琐事亦堪品
第二章京官岁月
一、学事的转向与进境
二、检身入圣的追求
三、在升迁的顺境中
四、贵而“不富”,亦乐亦苦
第三章“赤地新立”创湘军
一、“全孝”与“抒忠”之间
二、“曾屠户”的凶残与尴尬
三、“移花接木”的魔术
四、“魔术”机妙有续篇
五、从坚忍待机到建旗出征
第四章颠连楚、赣间
一、出师未捷身“险”死
二、武昌胜局喜与忧
三、湖口惨败几绝命
四、孤穷困厄到极峰
第五章“涅槃”复出后
一、机权之变
二、弟死三河多惊疑
三、“爱民”与“饬军”的俚俗宣教
四、羽檄交驰不废学
五、纳幕李鸿章
六、援川未果改图皖
七、助“老亮”脱难之局
第六章日趋中天督两江
一、局势转捩下的受命
二、险棋一着困祁门
三、面对“勤王”的召唤
四、在关键的安庆之役中
五、惊闻“哀诏”与痛失挚友
六、“东援”成就李鸿章
七、在“借师助剿”的事局中
八、“英英群彦满樽前”
第七章拼得血火没天京
一、为破“逆都”苦运筹
二、闻捷巡阅百感集
三、显荣与隐忧
四、“流水高山心自知”
五、侯门能持“勤俭”风?
第八章挂帅“剿”捻威不再
一、勉强膺任下的筹策
二、帅符“法力”何失灵?
三、“圣地”之行
四、曾李瓜代之局
第九章移督畿辅的日子里
一、阔别重赴京都日
二、举政力难再从心
三、劝学士群与督教儿辈
四、津门教案陷难局
五、交接之际授“锦囊”
六、桑榆家门事
第十章回督两江后的短时苟延
一、复审奏定“刺马”案
二、洋务梦里已有年
三、百事未毕残烛灭
尾声身后不寂寞
主要征引书(文)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虽说曾国藩对绿营官兵不无染指改造之心,但事实证明此路他没有走通。既然单纯举办传统团练不行,而官兵弊情又重,那么曾国藩就要另辟蹊径了。他在这次上奏中明确表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正是基于这样的立意,他所谓“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健壮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至于训练章程,则系“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事情人们自当熟悉,而傅鼐则是乾隆、嘉庆之际人,曾在湘西编练武装,镇压苗民起事,官至湖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曾国藩特别提出要仿照他们的成法练兵,也是表明他不想胶着于通常的团练,并且,所编练的军队自然也不能等同于官兵。从这种种迹象看,曾国藩从名义上应办团练伊始,就没有货真价实地履行“本职”,压根儿就没想当个团练头子,而是志在改弦更张地“练兵”。当然,像上一节述及的,他传令绿营兵与他的营伍一同会操,似乎是要顺便加强对当地官兵的训练,这也是一种“练兵”。然而,不但因绿营方面的抵制,事实上未能很行得通,而且在曾国藩本意里,恐怕也没有对真的能改造官兵抱有多大希望,此举的要旨,更在借以树立与强化自己的权威,可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曾国藩也明白,只有借团练大臣的身份,才能编练属于自己掌控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当时严格说来,是“勇”而不是“兵”。那么,“兵”与“勇”的区别何在?所谓“兵”,是指“官兵”,清朝国家的经制兵。它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大类别。八旗兵共二十余万人,平时以十余万驻京师,又以十余万分驻全国战略要地。绿营主要由汉人组成,分属各省,全国共有六十万人左右。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地位和待遇上有明显差异,自然是前者较高而后者较低,其具体制度和职能上也有明显不同,但两者都属于国家的常备军、正规军。就绿营而言,虽然是各省的“地方军”,但最终仍属国家的统编规制,其官与兵的设置,各地兵数的多寡及马、步兵种的比例等,皆为国家所定。“勇”则是因有战事而“兵”不敷用,所临时招募起来的武装力量,待战事完结或不再需要,便予解散,不能常留。自清朝前期,便有这种旋成旋散的勇营。曾国藩正是借办团练之名而练勇营,并且使其勇营的地位和作用较以往发生重大变化,具有了与国家经制兵比肩而立乃至逐步胜出甚至取而代之的发展趋势。事之伊始,关键在于曾国藩巧妙地解释和利用“团练”与“勇营”的某种相通性,使之移花接木,做得自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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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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