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庆德 页数:254
前言
出于偶然,我踏上了学术之路。幼年因父被划右派流死异乡无名地,有失于家道之传,而于世间茫然觅读。历八载钢花铁水对青春的磨练,1978年始沾高等教育之恩露,恩师董孟雄成为我最初的领路人。在大学本科的后三年中,我从恩师家中的书架上翻阅到一些有别于新闻宣传或一般性教科书的研究专著,点燃了进入历史领域探寻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发展缘由的兴致。然而,对于走上学术之、路的我来说,最大的幸运,则是在大学毕业两年后,再次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学于彭泽益先生门下。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是:初次相见时,先生关于心无旁骛是研究之基点的告诫;在学期间,先生对“爱惜自己学术名誉”的谆谆教诲;学成离别时,先生以“不要对自己期望值太高”的话语而给予的深切开导。应该说,三年所承仰的先生之恩泽,已凝炼成我三十而立后的生涯的一条基准线。 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汇聚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代宗师。我们的专业课,是由这些先生们以专题的形式一人一讲来完成的,这便使我们得以直接领略到经济史宽广领域中的许多精湛见解。先生们授课风格各异,以当时我的兴趣与志向来说,最喜欢的是吴承明先生充满理论思辨性的讲述。先生们或是以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或是以缜密的逻辑和数据发出的追问,甚或以我当时的浅薄尚不能会意先生们的论说,以至以我当时年轻人“一知半解的洞察”而与先生们的某些见解形成抵牾……然而,无论是稍后进入写作毕业论文的期间,还是在此后二十余年的学术道路上,我愈来愈深地体味到先生们的学术魅力,也愈来愈多地受惠于先生们的学术感染力。
内容概要
商品及其流通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形式,无非是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体进行劳动交换的一种交往形式而已。这种经济形式既不是社会产品分配的唯一形式,也不为某种社会经济形态所独有。它不足以作为判定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要素,也不能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标志简单地归结为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与否。要真正了解商品经济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性质和作用,不仅必须掌握它的一般历史性质,承认这一经济形式历史存在的普遍性,而且必须对其生存基础等一些深层的本质内容进行历史和理论的考察。
作者简介
陈庆德,男,1953年12月生,云南昆明人,无党派人士。曾就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彭泽益先生。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奖励。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破格评聘为教授;1999年为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生导师。2003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云南省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委员。曾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著350余万字,主要代表作有《经济人类学、《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民族经济学》等。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商品经济形式的一般历史性质 第二节 商品经济形式的生存基础和社会作用 第三节 中国历史之谜第二章 鸦片战争前清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 第一节 清代商品经济的扩散化发展道路 第二节 清代商品经济扩散化发展的促动因素 第三节 清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第三章 帝国主义人侵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 第一节 世界经济联系的建立 第二节 白银外流与社会财富的枯竭 第三节 近代中国市场条件的演变第四章 近代小农经济的分化与商品经济的低层次扩散 第一节 中国近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近代农业商品生产的组织结构 第三节 近代农业经济商品化的社会性质第五章 近代中国商品生产主干——手工业的演变 第一节 手工业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贫困化与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 第三节 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发展趋势 第四节 手工业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转变第六章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在近代中国的变异 第一节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中的三重结构 第二节 三重结构的变异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形式片面化发展的局限 第三节 中国近代资本形态转化道路的阻塞附录一 生产力性质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 一 判定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本质要素 二 从世界范围看封建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转变 三 中国历史之谜:“停滞”与发展 四 中国的近代化转变与现实的思考附录二 商品经济新论——中外商品经济历史发展之比较 一 商品经济形式的一般历史性质 二 商品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差异性 三 商品经济形式的生存基础和社会作用 四 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附录三 洋务运动的再认识 一 封建自救与工业化起点 二 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 三 独立发展与对外依附附录四 清代云南矿冶业与民族经济的开发 一清代云南矿冶开发的规模与产量分析 二清代云南矿冶开发中的人力资源分析 三清代云南矿冶与民族经济的开发附录五皇权制度的二重性与中国民族经济进程 一 皇权制度的社会起源及其基础构建 二 皇权制度二重性的历史演变 三 皇权制度下的市场结构与运作 四 中国民族经济的中心一边缘开发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它们的发展,基本上可以视为城市经济职能扩大的结果。例如苏州和广州二城,与其说是江苏、广东之省会,不如说是全国一流的工商业城市。它们在全国商品经济联系中,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其作为地方行政机关所在地的政治意义。再如杭州、南京,也主要是作为“一个联系南北各省的大商业中心”而得以发展的。杭州在乾隆年间,已是“百货所聚”之地,“城内人口繁盛程度同北京差不多,……主要街道上大部份是商店和货栈,其中许多规模之大不下于伦敦同类栈房”。南京则以丝绸布匹,“北溯淮泗,达汝路,趋京师;西北走晋绎,逾大河,上秦陇;西南道巴蜀,抵滇黔;南泛湖湘,越五岭。舟车四达,悉贸迁之所耳”。这种变化也可见于边远省区的传统行政城市。西南的贵州,以往“省会暨冲衢各郡邑,人烟疏散,铺店无几……偏远乡曲从无酒肆”。而自雍正以降,外省商民不断涌入,“省会及各郡县铺店稠密,贷物堆积,商贾云集”。如在遵义府,就有秦晋之商,闽粤之贾,往来不绝。北方的宣化府,“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潞州细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清代城市获得了经济意义上的成长。新兴工商城市在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已开始取代某些传统城市。如汉口镇的商业之业,不论是以城市繁盛而言,还是以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论,都远胜于与它隔江相望的省城武昌和府城汉阳。又如山东邹平县,在经济上必须依赖于周村这个在行政建制上隶属于它的中心市镇。再看湖南湘潭的江岸码头株州,它作为在清代才兴起的一个中心市场,虽然在行政等级系统中没有什么地位,但它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却远远超过了行政上管辖着它的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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