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思想论稿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马连儒 人民出版社 (2010-10出版)  作者：马连儒  页数：526  

前言

连儒辞世不觉已经一年。小我五岁的连儒，这位有思想有学问的好友，竟在七十岁时远行不归，令人痛惜不止。和连儒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编纂《瞿秋白文集》、为《人物》杂志写文章，或在瞿秋白研讨会间，由丁守和先生绍介的。原来彼此都知道对方一些境况，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90年代，王维礼、王旗创设长春王希天研究会，邀请吾师李新先生担任名誉会长，并拟请几位学者做顾问，我代李新师邀约彭明、张注洪、王桧林、马连儒、郑则民担任，几乎年年跑到长春协助研究会编纂文集、筹划陈列、组织纪念会等。忙时，不分昼夜；闲时，徜徉山水。长白天池、松花湖畔、春城书肆、伪满旧宫，都留有游踪。连儒有北方汉子的粗犷大气，面孔红润中透着微黑，口音洪亮略带保定腔。一起在几个场合讲课，我是讷讷低语，他是激情高亢，在听众面前立见高低。他给人的感觉是暖洋洋，关怀人，怜悯人，见不得乌七八糟、随意糟蹋人。他观察人与事，敏锐，准确。他对所尊敬的人，常怀景仰之情，并不时向他心仪者推介。前几年，李新师的回忆录无法付梓。他对我不止一次说：我们去找一找范（用）公，去看一看曾（彦修）公，他们是最有办法的。我们在一起，可以互相抢着说话，两无禁忌。二十年的友情，今日思之，怀念之外，更多的是温馨中隐含幽幽的怆痛。

内容概要

　　无论是对革命先烈还是仁人志士，无论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党的早期领导者，他都秉承“尊重客观事实、还原本来面貌”的原则，对其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80年代，父亲在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历史探索与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创史录》一书，获得业内外人士的普遍认同，由此，更加强化了他对党史人物的深入研究。

书籍目录

序言开篇一二三第一篇 预示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社会改造”的实现途径是“由共和而社会主义”两步走1919年12月首倡“民众运动，社会改造1920年果断提出“取消帝政，改建共和”的鲜明主张1920年确立社会理想是“实行平民社会主义1920年9月预示“由共和而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必由之路第二篇创制民主革命纲领——独立自主决策中国革命的伟大方略悉心指导工人运动，为创制民主革命纲领提供现实依据莫斯科远东大会精神，加速创制民主革命纲领的进程排除干扰，发表党的第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为创制民主革命纲领奠定坚实基础民主革命纲领的创制，是集中全党智慧和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晶党的二大以其卓著的两大历史贡献被载入党的光辉史册第三篇 率先实行两党党内合作的思想转变——两党从相互支持、党外联合到党内合作的过程提出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国民党，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早一年零七个月在第一次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党外联合的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为实现“民主政治”大胆提出由两个以上民主政党组成一个“强大的政党”的主张真心实意地为国民党的“彻底改头换面”做不懈努力，党内合作出现良好开端第四篇 赋予国民革命理论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实现历史性转移的政治基础首次概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确立国民革命的理论基本依据继续赋予国民革命以崭新内容，响亮开启中国国民革命新篇规划国民革命“造国”的四个步骤，预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途重新评价国民党，揭示国共党内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具有无法替代的双重意义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坚持党的独立批评突出工人和贫农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国民革命必须实现民主革命势力的大联合，革命势力集中于国民党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第五篇与共产国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不惧权威而坚持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略共产国际权威拉狄克严厉指责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四次发言继续据理抗争，严词批驳拉狄克的错误言论《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坚持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略拉狄克引出莫斯科两派意见的尖锐争论，斯大林指导制定自相矛盾的“一月决议第六篇 艰难确立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战略——在党的三大上显示出来的自主决策、领袖襟怀和民主风范共产国际派出持对立观点的马林与维经斯基与会，为陈独秀统一全党思想制造了难题国共党内合作中党的地位作用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问题是与会代表争论的焦点关于党的独立性的争论各有偏狭，不能以偏赅全对于工农阶级现状，陈独秀认识上虽有偏颇，但总体估计更接近实际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发表了符合现实的正确见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敏锐发现不足和失误并在探索中及时改正，陈独秀堪称值得信赖的革命领袖第七篇 为捍卫党的独立性而斗争——与国民党右派分歧的由来、发展和斗争经验的初步总结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注重维护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及时批驳国民党右派的挑衅和攻击；警告鲍罗廷的迁就、妥协言行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前后，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结合实际进行规劝、开导和适当批评；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步步进逼，彻底揭露其反苏反共的阴谋活动；对鲍罗廷等动摇、退让和妥协提出严厉批评，向共产国际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北京政变前后，发表中共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努力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新发展；总结二十七年来国民运动的经验教训，认定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督战者”，丰富和发展了坚持中共独立性的政治内涵。对中共如何正确实现自己的独立性、体现“督战者”的角色——政治领导的深刻探析。第八篇 独立开启中国大革命的伟大序幕——陈独秀、俄共(布)、共产国际各是如何对待五卅运动的?五卅运动前，陈独秀连续发表八篇文章，深刻论述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全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及时向共产国际请求援助，但共产国际不予理睬；陈独秀继续鼓动工运风潮，为独立地发动和领导五卅运动做好各种准备。五卅运动爆发后，自始至终居中指挥，适时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策略及其相应的战斗口号，批驳各种反动言论，注重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形成空前的反帝大联合，并把运动从上海推向全国。但出乎意料，却受到鲍罗廷的批评；后来共产国际、俄共(布)虽给予了支持，但其中不少问题值得研究。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没有立即执行共产国际的退却指示，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五卅运动实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收缩，并将运动引到新的方向。但是，共产国际批评他们“左倾”。他们当然不同意这种意见，据理反驳。第九篇 是谁决定的中共只要三分之一党权?——“三次大让步”真相系列文章之过去认为“上海会谈”是在国民党二大上实行政治上让步前的关键事实。但此事件却与1925年一年间陈独秀多次动员全党要在国民党二大上夺取更多领导权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间经历了一番曲折复杂的斗争。国民党二大上，陈独秀继续为与国民党争夺更多的领导权进行着始终不懈的斗争。陈独秀得到维经斯基的全力支持，但却遭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否定和反对。……第十篇 是谁让出了中共对军队的领导权？第十一篇 是谁交出了中共在国民党中的组织领导权？第十二篇 为争夺北伐战争的主导权而战第十三篇 领导权问题是上海工作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关键第十四篇  谁是《汪陈宣言》的罪魁祸首？第十五篇 斯大林加速中国大革命全面失败的三大错误第十六篇 把拒绝执行“五月紧急指示”的抗争进行到底第十七篇 再不能与国民党在一个“粪缸中洗澡”了后记

章节摘录

“三二〇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蒋介石欲必除中共这一心腹大患的远因，即重要的根本原因以外，还有他与苏联军事顾问和与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诱因，而事件的爆发又有其导火线。国民党二大以后，苏联驻广州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先后离开广州；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恰巧也不在。这种环境本身就是很容易让人用来制造事端的。当时代理加伦职位的是季山嘉。1926年1月初，蒋介石在不同场合力主国民革命军立即出师北伐，却遭到季山嘉的多次质疑。季认为，此时出师北伐从内部来说，政治和军事条件尚不具备；从外部军力对比上，也不足以战胜中国北部军阀的联合力量，因此北伐应该暂缓。生性多疑的蒋颇不以为然，于是蒋与季的矛盾由此产生。2月初，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与直、奉军阀作战中兵力吃紧，季山嘉提议从广东派军队到北方训练后投入作战，训练可以考虑到苏联海参崴进行。汪精卫表示同意，蒋介石也愿率队前往。2月中旬，在拨发黄埔军校和各军、师军费时，蒋与季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原因是军校原计划发给三十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发给十二万。但在实际发放时军校发了二十七万，而二师却多发了三万，实发十五万。蒋介石怀疑是主管此事的季山嘉拿军校的军费多给了他所赏识的二师师长王懋功，而贬低了自己。他很不服气地去找季山嘉质疑，季山嘉说明实情后并未消除他的疑虑。季山嘉将此事报告汪精卫，就更引起蒋的不快。在汪精卫与蒋为此事的谈话中，汪强调季并无恶意，蒋以为是汪一味在偏袒季，使蒋与季、与汪的三者之间的矛盾加深。不甘认输的蒋介石以辞去一切军职相对抗，但未获批准。汪精卫对蒋介石做了百般的说服工作，蒋依然故我，直至提出“赴俄休养”，汪精卫只好同意。

后记

我们是马连儒先生的女儿。在父亲晚年最后一本著作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们怀着崇敬、思念和感激之情写下这篇短文，作为对父亲的追忆……父亲这一生，做事执著，治学严谨。记得我们读小学时，家里住房很小，那时父亲的书房兼卧室就堆满了书，很多都是泛了黄的历史人物的原稿、书信。记忆中，他的台灯从未在我们睡觉前熄灭。即便到了春节，在与家人吃完团圆饭后，就又开始伏案忙碌。他对人物研究的执著几近癫狂：每当在泛潮发黄的文献资料里发现与原来论点哪怕是小小不同的证据时，他都会激动很久。即便半夜想起了什么，也会立即打开台灯用小纸条记录下来。以至于到现在，母亲整理他的遗物时依然习惯性地将这些纸条一一收藏。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父亲便涉足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无论是对革命先烈还是仁人志士，无论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党的早期领导者，他都秉承“尊重客观事实、还原本来面貌”的原则，对其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80年代，父亲在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历史探索与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创史录》一书，获得业内外人士的普遍认同，由此，更加强化了他对党史人物的深入研究。1998年父亲退休后，更是集中精力，一门心思做研究。这一次，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专题研究。晚年的父亲，或撰写文章，或应邀讲学，或参加学术研讨，退休后的生活被他安排得满满当当。几年来，他发表的关于陈独秀研究的长篇论著二十余篇，近五十万字。进而萌生了将以上研究成果加以补充整理成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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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思想论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