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程建虎 页数: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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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代韩愈有言:“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宋人欧阳修进一步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并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其所作诗“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韩、欧两人都是大文豪,都强调诗人身世、际遇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重视悲愁忧愤之于诗歌感染力的提升,由此上承屈原、司马迁,有力地夯实了“诗可以怨”的传统,并一定程度地将那些属于“和平之音”、“欢愉之辞”的作品划人了另册。也因此,在中国诗歌批评史、研究史上,应制诗与省试诗一样,同属于不大为人看重的题材。而且,应制诗因是臣下奉和君主的诗篇,在命题、内容、语言、表现诸方面所受限制更多,作者身份亦属富贵阶层,因而更为人所忽略,并常常受到“典实富艳有余”(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微乏韵度”(杨慎《升庵诗话》卷八)的指摘。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类诗作又自有其特点和价值。且不说其历时久,数量多,在前后承传中已自形成一套创作的法式和风貌,也勿论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政治功用,即以其艺术表现言,因作者大都是宫廷文人,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其接受对象又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这就规定了其创作必然是认真的、有艺术水准的。
内容概要
《中古应制诗的双重观照》从文化和诗学两个语境观照中古应制诗,分析应制诗作为意识形态建构、象征符号和文化资本的不同特点,探究应制诗在思想史、社会政治制度史、文化史及意识形态史等方面的意义,并由此出发,考察士人在专制君权下的人格嬗变和心路历程。同时,探赜应制诗的起源,勾勒中古应制诗的风格流变,对应制诗的形式美给予特别的关注,阐述其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并详细论述应制诗对和诗、诗歌律化、咏物诗及诗歌用典的影响,肯定应制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者简介
程建虎,男,1973年生,陕西韩城人,200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主要从事汉唐文学研究。近年来先后在《武汉大学学报》、《学术论坛》、《杜甫研究学刊》、《山西师大学报》、《文学评论丛刊》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参撰专著《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一、转换立场:知识和意义的双重关注二、建立文化语境:空间的拓展和意义的增殖三、“诗无达诂”,“以意逆志”——立足传统诗学,融会中西理论四、关于应制诗的几个问题上编 文化语境中的应制诗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应制诗第一节 《诗经》的意识形态功能第二节 孔子对诗歌功能的新阐发:意识形态功能的转化和强化第三节 从“美刺两端”到“纯粹颂美”:汉儒诗学话语和汉大赋的演变第四节 应制诗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及其向应试诗的转移第二章 作为象征符号的应制诗第一节 应制诗的仪式化和符号化第二节 公共领域和精英团体:应制诗仪式符号化的社会原因第三节 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应制诗成为象征符号的心理学原因第三章 作为文化资本的应制诗第一节 应制诗的模式化第二节 应制诗:一种优质的文化资本第四章 作为政治风向标的应制诗第一节 从应制诗看儒学与政权的接近和疏离第二节 从访寺应制诗看佛教的社会政治地位及其与儒学的关系下编 诗学语境中的应制诗第五章 应制诗的起源和嬗变第一节 应制诗的起源第二节 唐前应制诗风流变第三节 初唐应制诗风格的递嬗第四节 盛唐至五代应制诗风的演进第六章 形式美学视域中的应制诗第一节 应制诗的遣词特点第二节 舞台美术效果和现场表演感第三节 应制诗的装饰效果第四节 传播学视界中应制诗的形式美第七章 应制诗的类别及特点第一节 应诏、应令和应教诗的区别及特点第二节 四言应制诗和祖饯应制诗的“冒头特色及其成因”第八章 应制诗在诗歌史上的贡献第一节 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第二节 应制诗与五言诗的律化第三节 应制咏物诗对咏物诗的影响第四节 应制诗对诗歌用典的影响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近些年来,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坚守着耙梳考据和旧有的范畴,对在研究中引入西方理论持谨慎态度。方家之所以对此谨慎观望,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中西思维方式差别问题。中国古人有自己特有的思维习惯,有人称为“类比逻辑”、“无类逻辑”或“圆形逻辑”,西方人则有一套严密的逻辑规则。西方是认知性的逻辑思维,中国是体知性的直觉思维。王国维在其《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认为,西方人“长于抽象,精于分类”,但“泥于名而远于实”,而中国则重实践,对理论“不欲穷究之也”,“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因此“乏抽象之力”,从而导致中国古代学术是“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而西方学术则是“思辨的也,科学的也”。植根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造成了学术话语和方法的差异,如果借鉴西方理论和观点,容易产生严重的误读,甚至出现用新名词对古代文学现象进行“重命名”,或者用古代文学知识“验证”西方理论观念,这样的研究无疑会走入歧途;二是中西方文化和文学有各自截然不同的背景,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现代理论更是如隔云泥,学者们对这种不同语境下的借鉴保持怀疑;加之西方学术理论的话语权威,能否保证在强势话语下研究立场的自足独立,值得忧虑。正如张荣翼先生所说:“在与西方他者的对话中,西方他者只是以自己的思想方式来看待问题,它对别的对话者都视而不见。当我们以当代自我的身份与它对话时,往往会慑于西方的话语权势,只能以他们可以理解、愿意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作为当代自我的一方没有自己的基本立场,或者这种立场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这就失去了对话本来应该具有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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