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法治化的理论逻辑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丁士松  页数：290  

前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业已踏上走向民主与法治的漫漫征途。二十多年来，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历史进程相应，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规律的认识也逐步深化。继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明确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要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并将“坚持民主法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党的十七大则在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之间同生共存关系的同时，再次强调，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与制度化。由此可见，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是宪法与党章确认的基本治国方略，而且是党的代表大会郑重宣告的基本治国理念。

内容概要

本书还提出了不少较有见地的新观点或独到见解。例如，在对邓小平政治认识方式的特色进行分析时提出：“人的认识错误难免”是邓小平政治认识论思想赖以形成的逻辑前提；“证伪”与“纠错”是邓小平独特的认识路径；从“否证”中引申出内在肯定结论是邓小平特有的理论论证方式；又如，在对邓小平政治价值思想进行探讨时提出：将政治价值评判的“人民利益”标准与“生产力”标准有机结合、辩证统一，是邓小平政治价值思想的突出特色；邓小平不仅赋予自由、秩序、平等、效率四大政治价值范畴以鲜活的时代内涵，而且基于“利益平衡”原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自由与秩序、平等与效率价值的内在统一性进行了科学的理论论证；面对特定条件下社会政治领域中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冲突，邓小平还根据秩序的“时间先在性”与“逻辑优越性”原理，并结合中国特定国情，作出了“秩序至上”的价值选择。    总而言之，本书是一部颇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政治哲学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当然，作为理论探索与创新的产物，本书不可能十全十美，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邓小平法政治哲学产生背景的分析不够全面，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平等”与“效率”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深主研究。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法政治哲学与邓小平法政治哲学　第一节  法政治哲学    一、法政治哲学的内涵界定    二、法政治哲学与法哲学、政治哲学、法政治学的异同辨析　第二节  邓小平法政治哲学    一、邓小平法政治哲学的科学内涵    二、邓小平法政治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三、邓小平法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    四、研究邓小平法政治哲学的意义与方法第二章　邓小平法政治哲学思想体系　第一节  邓小平政治法律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一、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范式的确立及其特点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成功实践    三、毛泽东晚年政治思维历程剖析    四、邓小平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恢复、继承与发展    五、邓小平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及其政治思维视角的转换    六、邓小平政治认识方式的特色    七、邓小平独特的政治认识方式在政治法制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第二节  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价值蕴含    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邓小平民主价值观的确立    二、人民利益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统一：邓小平民主价值观的显著特征    三、对数千年专制政治的彻底否定：邓小平民主价值观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政治价值范畴的时代内涵：邓小平的深刻揭示    五、秩序的“时间先在性”与“逻辑优越性”：邓小平的理论论证    六、平等与效率的内在统一及相互冲突：邓小平的价值选择  第三节  邓小平民主法制化思想的内容体系    一、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必要性    二、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科学内涵    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四、邓小平民主法制化思想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三章　邓小平法政治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政治理论  第一节  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导  第二节  邓小平法政治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政治理论的内在联系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政治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人与政治法律内在统一论    二、实践唯物主义法律价值基础论　　三、人民民主法治论　……结语　科学解读邓小平法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人民利益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的统一，不仅实现了政治评判标准的客观化与具体化，从而有效克服了建国以来政治价值评判标准模糊性、抽象化的弊端，而且实现了政治价值领域“事实”与“价值”、“义”与“利”的有机统一，从而克服了剥削阶级思想家将价值与事实人为割裂、对立的思维倾向，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理论。　　在中国古代儒家语境中，价值与事实的关系即是“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儒家思想家均从道德政治视角解读二者关系，赋予二者以道德上的褒贬色彩，将“义”作为“善”的化身，与“君子”相对应，将“利”作为“恶”的化身，与“小人”相对应，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而将“义”与“利”、“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并据此作出“舍利取义”、“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选择。①　　自大卫·休谟以来，西方现代哲学或政治哲学家均倾向于将“价值”视为抽象的人的纯粹主观愿望或需求，而非从主客体相统一的视角解读“价值”范畴，从而将“价值”与“事实”完全割裂与对立。自大卫·休谟将“是什么”与“应如何”、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完全割裂以后，西方逐渐兴起了一股实证主义政治思潮。实证主义思想家以休谟理论为依据，将“事实”视为纯粹的“客观存在”，而将“价值”视为纯粹的“主观需要”，主张将关于事实是什么的“经验陈述”与价值应如何的“规范分析”完全分开。西方现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思维方法上更是走向极端，陷入“唯实证主义”泥坑，他们力图从政治中完全剔除价值，力图实现“政治价值中立”与政治学的“纯科学化”，竭力使政治学只研究政治事实，完全撇开政治价值，结果不仅没有实现政治学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