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之魂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苏振武 著  页数：370  

内容概要

　　《汉之魂：苏武精神及其现代价值》首次系统梳理了西汉时期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苏武的历史事迹和精神价值，并从历史考证、传统文化、海外研究、家庭流变、文学艺术等多角度对其事迹与精神做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并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当代语境，诠释其具有当代价值和社会意义。

作者简介

　　苏振武，1952年2月生，陕西武功人，汉苏武后裔　陕西高校教学名师，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哲学系、社会科学部和教育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系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暨西北实验研究基地主任、中国教育管理分会理事暨教育策划学术委员、陕西孔子研究会常务理事、苏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问题及传统文化研究主持陕西省、省教育厅等人文社科计划项目12项；主持省级教改项目和省级精品课程、省级教学团队建设：出版学术专著4部，论著10部：发学术论文60余篇　获陕西省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4项：获宝鸡市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一、二、三等奖5项；获国家和省级学术团体科研成果一、二等奖16项。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研究苏武精神的现实意义苏武精神与道德价值研究苏武与时代精神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苏武论苏武精神的道德价值和现代意义苏武所体现道德精神之时代价值苏武、司马迁与李陵的人生悲剧及其意义试论苏武精神的主要亮点苏武精神的内涵及教育价值从苏武事迹论儒家理想人格之实践民族和平与国家尊严：苏武生死抉择的最高价值准则苏武精神的内在价值意蕴论苏武的慎独精神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浅谈苏武精神的认同意识苏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主要特点及建设经验苏武留胡节不辱呈现的道德理性精神——兼论现时代中国文化何以挺立“诚”与苏武精神儒家气节观与苏武精神先秦儒家孝忠观念与苏武精神苏武精神与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气哲学范畴的伦理意蕴略探——从苏武的气节观说开去中国传统社会“忠”的观念与苏武精神苏武与苏氏家族史料研究关于苏武研究的若干问题论苏武的仕宦及气节西汉苏建家族迁武功考苏武持“节”之考辨关于苏武牧羊北海故地的考证与思考苏武与中古武功苏氏的家传文化“梅山苏氏”汉化史迹钩沉从周司寇苏忿生家居析《史记》苏建里贯杜陵说苏建苏武父子英烈事迹与里贯考析苏武精神的海外影响研究苏武精神和韩国文化苏武气节及其对印尼苏姓后裔的影响文学作品中的苏武形象研究苏武精神在上海五四新文学中的苏武形象——评顾毓琚的话剧《苏武》宋元时期题苏武画像诗管窥苏武节：古代诗歌中独特的文化意象附录在首届“苏武精神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首届“苏武精神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在首届“苏武精神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开幕式的讲话在首届“苏武精神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首届“苏武精神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首届“苏武精神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分组讨论综述后记

章节摘录

　　苏武精神与道德价值研究　　苏武与时代精神　　金春峰　　苏武在汉武帝天汉兀年（公元前100年）出使匈奴，凭着民族的自尊和一颗忠于汉室的心，誓不降匈奴，茹毛饮血，手持“汉节”，历经各种艰难困苦，在今贝加尔湖苦寒之地牧羊，19年不变节。光荣归汉后．人们向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表达敬意。苏武崇高的气节，坚定忠贞的爱国决心，成为巾国人格和精神力量的榜样。　　苏武的出现并非偶然，也非完全个人特性的呈现，而是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产物。　　苏武身上体现的首先是一种时代的英雄气概。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英雄群起、民族精神意气风发的时代。人们渴望建功立业，敢于英雄扬名，涌现了大批有非凡才能和功业卓著的人物。从秦末汉初到苏武生活的时代，约三代人的时间。第一代人的代表有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萧何、韩信、张良、曹参、陈平、周勃，以及吕后等人。“彼可取而代也”、“彼可取而得也”，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平步青云，一步登天，是这个时代的特点。这足个人才能定胜负的时代。没有任何先世、世家的背景，人人都在同一起跑点上．竞争的规则是平等的。第二代人处于平定吴楚七围叛乱，削平诸侯割据，巩固刚刚建立的大帝国，维护民族和文化统一的时代。贾谊、晁错、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谈、周亚夫、主父偃等属于这个时代。　　贾谊献《治安策》，公孙弘“以白衣为天子三公”，董仲舒献贤良三策，主父偃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都是这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人物。第三代人处于反击匈奴侵略，解除边患，扩展民族和文化之大统一的时代。司马相如、司马迁、桑弘羊、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张骞、苏武都属于这个时代。“匈奴不灭，何以家为！”霍去病的这句豪言表现出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特点。这仍然是一个平民建功立业的时代，一个没有等级设限以扼杀个人创造性的时代。卫青、霍去病出身侯家骑奴，没有优良的文化和显赫的家庭背景。司马迁以非凡的毅力和勇气，度过生命的考验，完成了《史记》。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远赴四川、云南，略定西南夷……他们都表现出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苏武亦是如此。　　这种英雄气概不是个人的，远非来自于个人气质力量——勇敢、坚毅、视死如归等的支持，更根本的来自于民族、国家和文化力量之强盛、优势所带来的必胜信念的支持。伴随着这种气概的则是一种事业的正义感、进步感、道德感及其所涌现出的精神力量。苏武虽然孤处匈奴，远在异域，势单力薄，但精神上却是优势的、强大的。当卫律劝苏武投降时，武怒斥其“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指出：“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正是这背后矗立的强大的祖国，一个发展到极高的优越的文化和巨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使他能勇气百倍，不感孤立，并能居高临下，蔑视敌人以及匈奴加诸他的威逼和迫害。《汉书》以李陵作为反面衬托，更加有分量地把苏武的高大英雄形象显现出来。从《史记》来看，司马迁对李陵是很有感情的。在武帝面前，司马迁勇敢正直地为李陵辩护，一再指出，李陵作战极为英勇．提五千步兵深入匈奴，为匈奴骑兵八万所困，杀伤一万余人，且退目战，连斗八日，直至弹尽粮绝而投降。李陵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亦非作战失误导致失败。从动机、从成败来看，李陵的投降虽可谴责，但也是令人惋惜和同情的。在两国你死我活斗争的年代，严厉律法是必要的，如此才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置之死地而后生，断绝一切妥协苟活、贪生怕死的念头，组成军纪严明的钢铁一样的队伍。司马迁之因为李陵辩护而受腐刑，也是由于这一点。这是一个军法的时代，也是一个讲军法的场合。司马迁是犯了错误，但司马迁的辩护却显示出人性和理性的光辉。《汉书》大大发挥了司马迁的观点。在《苏武传》中，更详尽地描述了李陵战斗的艰苦卓绝，英勇顽强。当武帝因误信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汉书?李广苏建传》）而杀了李陵的老母，“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同上），李陵认为与汉恩义断绝、投降亦心安无愧时，苏武的高大、英勇、威武不屈形象，却使他又一次不得不自惭形秽、自愧自恨。苏武越是坚贞不渝，表现出对民族的忠心不二，李陵就越是感到自己罪孽的深重，良心的愧疚。故当李陵劝降，苏武义正辞严表明决不有负汉恩、决不投降时，李陵不能不为之感动，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以后，当苏武光荣归汉之际，李陵与苏武诀别，起舞、作歌、坦剖心迹，说：“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泣下数行，情不自已，评价苏武为“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这一评价，深深地反映出“汉”的历史和文化之在李陵心中磨灭不去的崇高和荣光。因为如果不是如此，李陵也就不可能讲出这样的话了。这又可以反转来使人们看出，“汉”——民族和文化的伟大和强盛在鼓励苏武的斗争勇气中，具有何等重大的分量！　　从司马迁、苏武甚至李陵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孝”——对民族的大孝在当时享有的巨大精神力量。　　“孝”在中国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道德，以祖灵崇拜为根基，具有源远流长和牢固浓烈的心理和文化基础。远在殷商时代，上帝和祖灵崇拜这两大信仰就已构成为殷文化及其精神生活的核心，而祖灵崇拜更具重要地位。殷人龟卜求问的对象即是祖灵。祖灵之祭以周祭的形式，几乎无日不在进行，显示祖灵仍直接生活在家族中，庇佑和监视着后人的一切重大行动。周代继承了殷人的这两大信仰，亦同样把祖先、祖灵崇拜置于优先的地位。从《诗经》来看，周人诅咒、埋怨老天的诗是有的，但对祖先则只有感恩、崇敬和信仰。这里的原因是，殷人及周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不同，他们居于中原的中心，国力强大，没有被别人奴役而是胜利地征服与同化别的族群与文化。这使他们把自己看成天之骄子，而特别归功于祖先的积德积功。在中国，这种对祖先的感恩之心，逐渐凝结成为一整套祭祀礼仪和儒家的礼文化、孝文化，构成《仪礼》、《礼记》的核心。“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人生价值，也成为全部价值观的核心。在孔子提倡的忠孝仁义中，“孝”则成为“行仁之本”。　　在汉代，“孝”更享有“天之经，地之义”的永恒地位，不仅是普遍的、绝对的，也是像天地一样神圣和不可侵犯的。汉人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被认为是孔子“内圣”的基本，亦是“外王”事业的基本。与先秦相比，在汉代不仅“孝”的地位大大提升了，“孝”的内涵和重点也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变化的特点是强调建功立业，走出家族、“推恩”，而凸显国家和天下的眼光与胸襟。出现在秦汉时期的《孝经》，提出有“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士庶人之教”。“立身扬名，以显父母”，成为士庶人“孝”的内涵。如果说曾子、孟子的“孝”不离家族，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等；那么霍去病的豪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则把国摆在第一位，把汉代人之“达孝”观所具有的阔达胸襟、功业气概反映出来了。苏武“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亦反映同一胸襟。司马谈临终，遗嘱司马迁完成《史记》，流泪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家和国，“孝”和“忠”——忠于事业，忠于国家、民族被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所以汉代有一大批英才人物涌现出来，走上了建功立业、封侯扬名的道路。李广六十岁了，还要披挂上阵，争当前锋，打头阵。目的就是封侯，光耀家族和国家。司马迁肠一日九回而不死，就是要完成《史记》，“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为家世、为父亲扬名。苏武驳斥李陵劝降，谓：“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又谓：“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斧钺汤镬，诚甘乐之。”取将封侯的荣光，也成就了苏武的一片忠诚和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