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哲学第7卷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  页数：442  译者：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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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这一用语在我国学术界开始逐渐被人们所熟悉，这一方面来自于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前沿学术思潮的敏感反应，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公共哲学研究者在我国的推介多少有关。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前，“公共哲学”这一用语就在美国出现了，1955年著名新闻评论家、政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了一部名为《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的著作，倡导并呼吁通过树立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自由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他把这样的理论探索命名为“公共的哲学”。但是，此后，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在美国乃至西欧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尽管也有少数学者如阿伦特、哈贝马斯等相继对“公共性”问题做过一些理论探讨。

内容概要

所谓公共性，一般来说它是有关形成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原理。因此，公私背离会动摇民主政治的根基。今天在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蔓延着毫无拘束的个人主义，“私”因离开了“公”而受到讴歌，但是我们应该牢记公私背离是政治腐败的温床。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状况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对政治的不关心和监督功能的低下。　　 本书归纳整理了两次研究会的成果，这些成果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公共性的视角讨论了濒死状态下的中间团体的再生。在综合讨论二以前部分为“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的论题和讨论，以后部分为新设置的“世代生生研究会”（不是“生成”而是“生生”）的论题和讨论。

作者简介

佐佐木毅（Sasaki Takeshi），1942年生，东京大学前校长，现为学习院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主要著作：《马基亚维利的政治思想》（岩波书店，1970年）；《柏拉图与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政治学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书籍目录

前言论题一　NPO与新的公共性  1．公共观念的变化  2．21世纪的三种设想  3．社会秩序的四个象限  4．搭便车问题  5．宏观背景  6．旧的公共性与新的公共性  7．日本NPO的课题  围绕论题一的讨论综合讨论一　“新的公共性”与中间团体/新职业组织/职业与专家/NGO、NPO、与职业主义/媒介集团与公共性/NPO的说明责任/NPO的可能性拓展一　为了“新的公共性”/评价NPO/公共哲学的基本形态/创立发源于日本的公共哲学/日本志愿者活动之根论题二　少子老龄化与共同支撑的福利社会　1．作为内压的少子化社会　2．老龄社会与老龄人　3．“公私问题”的辅助线　4．共同支撑的福利社会　5．支援学与“私、互、共、公、商”　围绕论题二的讨论论题三　从家庭与世代看公共性　1．家庭的受难与面向世代的视点　2．家庭的法理社会化　3．重新审视世代继承　4．世代周期与公共性　结语　围绕论题三的讨论综合讨论二　官民公私论的区域性展开/少子老龄化社会、家庭、公共性/一人NGO与共同、共和/家庭是中间团体吗/世代继承性与“新公共性”/他者体验、公共体验/作为私人空间的家庭的公共性/中间团体的可能性/家庭与中间团/世代、世代生成、公共性论题四  在严峻制约之下生成多样性的社会　1．21世纪的关键词　2．开放性、异质性、多样性  3．社会结合的强度  4．社会结合的形态趋向：重心转移  5．两个课题：  6．与之相关的重要论点  围绕论题四的讨论论题五　志愿部门与社会系统的变革　1．历史的考察：美国的志愿部门或NPO部门  　2．社会经济的复权：作为一种结社的非营利协作经济　3．结社的原理　4．官僚制向结社的回归：瑞典的事例　5．对将来的展望：日本社会的可能性　围绕论题五的讨论论题六　志愿行为与社会秩序　1．志愿行为与公共性　2．志愿行为　3．超越市民国家的志愿部门的成立与意义　围绕论题六的讨论综合讨论三　关怀、灌能、支援/志愿者活动与国家/意志人/全球一当地的视角/所谓“礼法/‘同的理论”之问题/社会交换的互惠性论题七　NPO开创的公共性　——福祉NPO的开展与课题　1．福祉NPO的开展　2．NPO开创的公共性：来自AARP的事例　3．NP0的可能性与课题　4．NPO改变社会　围绕论题七的讨论综合讨论四　志愿者组织与透明度/新职业人组织/NPO与公共性及市场经济/志愿者经济的可能性/市场原理与志愿原理拓展二　超越“永远重摆架势”/志愿者行为的目的/志愿者与自他关系/关怀问题/自律、他律、互律世间、社会、结社/市民社会与志愿者结社/人的位相/面向志愿的视角/消费合作社事例/人观/公共民、公共民组织、公共意识/志愿者与日本风土/志愿者与他者意识后记译者后记

章节摘录

　　论题一　NPO与新的公共性　　1．公共观念的变化　　长谷川公一　　我对有关公共的各种问题的关注也许是命运决定的。我的名字叫“公一”，是祖父给起的，他曾经是西园寺公望的崇拜者。我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时经常开玩笑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我名字的意思就是‘公共优先’，与社会学家很相符吧！”　　今天，“新的公共性”越来越受到关注，下面我想通过NPO活动对其背景做些考察。　　NPO活动最近在日本也活跃起来，根据经济企划厅（2001年以后为内阁府）的数据，截至今年（2000年）7月28日，受理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认证申请的件数为2891件，其中被认证为法人的有2290件。从开始执行这项法律到现在约有21个月，在这期间就有如此多的NPO法人得到了认证，超出了有关人士事先的预计，可以说是一种NPO热。那么，这种NPO热是会长期存在还是暂时性的呢？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那么它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社会对NPO活动和广义的市民活动的期待很高？它基于怎样的结构背景呢？　　首先，人们关于“公共性”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日本，“公”的观念从传统上讲往往被归于国家的公共性。这当然是不能否定的，但也要注意不要过度强调。在日本社会也正在出现英语语意的“公共”观念。　　井上达夫在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上发表的议论（参见本丛书第3卷《日本的公与私》）中提出，一般都说在日本固有的国家公共性很强，但其实很强的不如说是业界团体那种中间团体，这种说法很让人感兴趣。但是，对于中间团体的把握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从社会学来看，可以说社会学对于法律学和经济学的存在理由就是因为它着眼于中间团体。涂尔干以来社会学一直强调中间团体的重要性，重视中间团体所具有的连带团体功能和社会规范作用。社会的统合是怎样做到，怎样维持，怎样发展的，这些问题一直是自创立者康德以来每个社会学家所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　　1989年发生了许多让人感兴趣的事件，那是让人感到世界史发生了转折的一年。东欧发生民主化革命、柏林墙倒塌、德国核政策发生转变等等，1989年是欧洲的后冷战急速进展的一年。200年前的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689年，英国制定了《权利法案》，1889年发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就是樋口阳一先生讲的“四个89年之说”。　　在日本1989年1月，年号由昭和变为了平成。日本社会的秩序意识和统合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79年到1989年担任过总理大臣的只有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4人，但是从1989年6月竹下登下台后到1999年的lO年间，做过总理大臣的有宇野、海部、宫泽、细川、羽田、村山、桥本、小渊8人．平均任职时间为1年多一点，他们的内阁都是短命的。其中有些人不是派阀领袖，被突然指名当上了总理，让人们感到意外。为了当上总理大臣他本人和他周围的人都做了长年准备的只有宫泽喜一和桥本龙太郎两个人。昭和最后10年的政治稳定和平成以后的不稳定之间．的落差非常大。　　这10年的特征就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1989年的时候有多少人把头发染成了带颜色的呢？犯罪率从1973年以后持续增加，但1989年后更是显著增加。而且，平成以后拘捕案件和拘捕人数都明显下降。十几岁青少年所引发的异常事件是10年前无法想象的。奥姆真理教等事件给人们留下了鲜明而强烈的印象，医生、教师、公务员、法官、警察的不祥之事和丑闻事件也急剧增加。我从1990年7月到1991年5月在美国进行了10个月的研究，当时我处处都感到美国是黄昏之国。但是这10年间日、美的经济力和社会活力发生了逆转，日本是统合的社会这种国际形象最近急速减弱。对传统和既成权威的怀疑增强，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日本面临着正统性危机问题。　　我的专业领域是社会运动和市民运动，特别关注环境问题、公害问题和核能问题。“自我决定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但反过来说，对自我决定性的期待也许过于大了。　　自我决定性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要弄清楚超越自我决定性的东西。就是说，既基于自我决定性但又不陷入分裂，对现代的各种问题如何达成社会一致是现代社会的最大课题。这与“新的公共性”问题紧密相连。　　今天是2000年9月23日，再有3个多月就到了21世纪。媒体经常用“20世纪最后的”这样的词句，并组织刊发各种专集。但是评论20世纪是怎样的世纪这种回顾性的东西较多，缺少21世纪会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这种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的议论。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一味地进行回顾，这也许就是对未来的不安。　　2．21世纪的三种设想　　关于21世纪的未来设想，可以归纳为三种。　　第一种是21世纪的社会越来越分裂，即社会解体的设想。第二种是随着媒体的发达社会越来越被管理起来，即管理社会的设想，其代表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第三种认为21世纪可以实现好的社会，即乐天派的社会统合设想。哈贝马斯从正统性危机论的角度担忧社会解体，并站在管理社会设想之上批判了“生活世界殖民地化”，他相信人类的理性，期待理性的论述。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这三种设想。　　如果把“自由”与“个性”作为关键词来使用，那么，一方面认为“自由”与“个性”已经过多了的看法就会导致社会解体设想。另一方面，认为社会闭塞，难以创造“自由”和“个性”的危机感存在于管理社会的设想当中。而新社会统合设想则认为21世纪才可以开出“自由”与“个性”之花。　　社会解体设想的看法是这样的：家庭中的利害对立将加深，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甚至在超越国家的地区和全球规模上各层次的利害对立也将加深，裂痕增多，纠纷不断。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也将成为美国那样的诉讼社会。并且，社会调解纠纷和利害对立的能力将持续下降，那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趋于多样化，在涂尔干所说的那种“无序状态”下人们的欲望爆发。人们将失去健全的判断力，家庭、学校和社区将丧失教育力、统合力。　　一方面，考虑到1989年以来的情况，可以认为在社会解体的同时还存在着一种闭塞感。石川啄木曾明言，明治末期就有过某种闭塞感。井上达夫在指出“中间共同体的跋扈”时，也许他所想到的与其说是国家直接使人们闭塞莫不如说是中间团体带给人们的某种闭塞感。按井上的想法来考虑，在国家的监视能力以外，已有的业界团体眭中间团体的统制能力得到显著增强，进而信息会越来越被控制。这就是非常令人郁闷的、负面的管理社会设想。　　另一方面，曾经流行一时的《第三次浪潮》等未来论则是新的社会统合设想的代表。在媒体环境发达的情况下，可以提高信息收集能力、批判力和判断力，越来越有可能形成公共公论。如此一来，就会实现善良市民主导的开放社会。这就是第三种设想。　　在大家的头脑当中这三种设想哪个更多些呢？它们又各占多少比例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议论的焦点。　　3．社会秩序的四个象限　　在考虑“社会秩序”问题时关键是如何看待构成社会秩序的要素。　　这里从两个基轴来考虑。社会学经常使用“个人与社会”这样的说法，也就是从“个人”角度展开议论还是从“系统”层次上展开议论。议论从个人角度展开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议论从系统层次展开叫作方法论的集合主义。这是纵轴。　　“实证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本上可以用同一的方法，但与此相对，有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文科系学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这就是科学二元论的观点。我简要地称之为“理念主义”。这种理念主义在德国有很深的根基。德语的学问一词是Wissenschaft，有“智慧的行为”的语感，而英语science则自然科学的语感更强。在英语当中人文科学为humanities，以区别自然科学，在德语中两者是没有区别的。这里将美国式的实证主义与德国的理念主义相对地设为横轴。　　将实证主义和理念主义的横轴交叉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的集合主义的纵轴之上，就会得出四个象限（见下图）。　　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及近代经济学微观观点具有亲和力的合理的选择理论为第一象限；许茨和米德等所谓意义学派的观点为第二象限；像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认为社会的基本统治结构是上位者支配下位者的观点为第三象限；社会系统论当中有各种观点，帕森斯那种重视内在价值和规范共有，并用其说明社会秩序的观点为第四象限。　　有议论认为第一象限基于利害关系的自然一致。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论说的是通过交往可以生成共同的意义，形成秩序，它是第二象限的代表。在这里通过交往形成秩序。第三象限讨论的是通过力量和权利形成秩序，第四象限讨论的是通过内在的规范形成秩序。可见，说明秩序的原理有四种类型。可以认为，说明社会秩序的四种原理与四种典型的社会理论是相对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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