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孙宝山 页数:401
前言
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仅在于他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历史的整理,并从心学的角度对理学的发展进行了批判的总结,更在于他提出了一套杰出的政治思想,而这一套政治思想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此《返古开新•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以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为主题,其选题是很有意义的。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曾指出,了解明清的内在渐变与近代变局之间的关系是一重要课题。而现代史学家的一般倾向是,把明清史看成中国传统或帝国时代的最后阶段,因此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近代”不相连贯,认定中国的历史传统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断裂了。这种史观由于过分强调了传统与近代之间的断裂,无法梳理明清时代与近代发展的内在关联,不能达到历史向我们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的要求。孙宝山此书,正是自觉地以“传统近代相连贯”的方法论,力图指出黄宗羲在明末清初提出的政治思想,延续到了近代,构成了近代士人接受西方观念的诱因,成为近代中国改革人士接引西方近代思想的基础,从而使得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民权等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明清之际政治思想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和内在发展,使得黄宗羲政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进行改革的本土资源,成为中国近代改革思潮和历史的一部分。
内容概要
本书分析了黄宗羲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个人背景,以文质论、正统论的分析为基础,从“华夷之辨”、“华夷进退”、“以华变夷”和“华夷分治”等方面对《留书》的黄宗羲的民族思想进行了探究,从而对他的早期政治实践进行了评价。然后,作者对《明夷待访录》进行了综合探讨,对其中的政治社会起源论、君主论、革命论、法思想等变革理念进行了梳理。在部分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又从权力制约、民众自足、制度基础等方面对黄宗羲的制度构想进行了总体考察。本书最后探讨了在西方冲击的影响下,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化。作者认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是“维新变法”派融合中西思想的传统理论资源之一,黄宗羲等明末清初的“经世”学者所倡导的变革精神为清末的改革思潮提供了内在的精神动力;二者的改革的指向都是恢复“三代”,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富强;清末改革者虽然将实现改革理想的途径逐渐转向了西方式道路,但在许多方面延续了明末清初学者讨论的话题。
作者简介
孙宝山,原籍山东省泗水县,1968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
1991年,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至1997年,先后在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经济广播电台工作。1997年至2002年在日本留学,获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归国后,曾任东北财经大学评论经传播系讲师。2006年至2008年,在南开大学哲学博士后流站从事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末清初的儒学,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现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从2002年至今,先后在《中国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鹅湖》、《哲学门》、《国家研究》、《古典文献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此外,还在国内外报纸上发表文章六十多篇。
书籍目录
序绪论 一、“民主”与“民本”的论争 二、西方“普世主义”与“亚细亚停滞论”的影响 三、研究模式的转换 四、本书的研究思路第一章 初铜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黄宗義的政治实践 第一节 作为“党人”的会社活动 第二节 作为“游侠”的抗清活动 第三节 对黄宗羲政治实践的评价第二章 以中国之人治中国之地——黄宗義对民族思想的建构 第一节 对民族的文明诠释 一、关于民族的内涵及区分 二、关于“夷狄禽兽论” 第二节 民族思想的理论基础——文质论 一、文质论的发展脉络 二、黄宗羲的文质论 第三节 以文质论建构民族思想 一、关于“华夷之辨” 二、关于“华夷之辨”与“君臣之义” 三、关于“华夷进退” 四、关于“以华变夷”和“华夷分治” 第四节 以“民族性”重构正统论 一、传统的正统论类型 二、郑思肖、方孝孺对正统论的修正与建构 三、黄宗羲对正统论的重构第三章 天下之治乱,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義的变革理念 第一节 政治社会起源论——“自私自利说” 一、关于“自私自利说”的解释 二、关于“自私自利说”的辨析 三、“自私自利说”与道家的“无君论” 第二节 君主论 一、传统的“君主天命说” 二、黄宗羲的“君主职能说” 三、黄宗羲的“禅让说” 四、黄宗羲的“君国相分说” 第三节 革命论 一、孟子的“革命”思想 二、后世对孟子“革命”思想的质疑和批判 三、黄宗羲对孟子“革命”思想的肯定与发展 第四节 法思想 一、关于“立法为公说” 二、关于“法宜宽松说” 三、关于“治法优先说”第四章 犹闻老眼盼大壮——黄宗羲的制度构想 第一节 以制度制约权力 ……第五章 迟来的箕子见访——黄宗羲与近代政治思潮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初铜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黄宗義的政治实践黄宗羲曾用“三变”来总结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人之有遐心?”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划分,“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应为从事政治实践阶段,“终厕之于儒林”应为建构政治理论阶段。如果对政治实践再加以细分,又可分为作为“党人”的会社活动和作为“游侠”的抗清活动两个阶段。翁洲老民说黄宗羲“家祸国难,备尝艰苦”,“家祸”使他过早地卷入了党争,从而成为“党人”;“国难”又使他奋起抗清,从而成为“游侠”。应该说,黄宗羲的政治实践都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他别无选择只能被动地去应对,历史并没有给他提供主动地去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尽管如此,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政治实践中,虽然其间遭受了很多挫折,但他还是以惊人的韧性坚持到了最后。第一节 作为“党人”的会社活动黄宗羲出身于官宦家庭,14岁(明天启三年癸亥,1623)时随父亲黄尊素(1582—1626)进京。黄尊素在政治上属于“东林”一派,当时“东林”与“阉党”的党争渐趋激烈,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同志经常夜间来到黄尊素的寓所商议对策,黄宗羲随侍在侧,对朝中清流与浊流的纷争内情知之甚详。天启四年甲子(1624),“阉党”魏忠贤、阮大铖等内外合谋,欲借“汪文言案”打击“东林”,黄宗羲接到魏大中送来的求救密信后马上呈递给黄尊素,黄尊素等设法保全了汪文言,使杨、左、魏诸公免受了牵连。这应是黄宗羲第一次亲身参与的政治实践活动,他在其中扮演的是传递密信的角色。天启五年乙丑(1625),魏忠贤再兴“汪文言案”,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东林”人士被下诏狱,备受酷刑而遇害。黄宗羲后来说:“苟文言之狱不解,则杨、左、魏三公之逮,不至乙丑矣。”但由此黄尊素也遭到了“阉党”的忌恨,被称为“狠心辣手之黄某”。
后记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曾在复旦大学学习过中国文学,在激荡与躁动中,四年时光悄然而过,只留下一片朦胧的青春记忆。90年代末期,负笈东渡,几经周折,我来到了京都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池田秀三先生以扎实的学风加以引导,麦谷邦夫、武田时昌、中纯夫诸先生也给予了诸多教诲,使我初步摸到了学问的门径。本世纪初期,我有幸来到了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陈来先生以开阔的视野加以启迪,使我得以步入学问的殿堂,并完成了博士论文《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研究》。在博士论文的撰写及答辩过程中,李中华、魏常海、张学智三位老师和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存山研究员先后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受益着实良多。《返古开新•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以增改而成的,这与上述各位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是密不可分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博士论文的撰写及《返古开新·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的出版期间,先后得到了复旦大学教授吴震、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张灏、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山本正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诸先生的有益指教,张昆将、盖晓星、张健捷、上村元顾、松本武晃、清水则夫诸友先后提供了研究资料,责任编辑杜文丽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我也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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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古开新•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儒家学者在满清入主“中国”这一变局的刺激下,对中国的政治传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提出了具有系统性和创性的政治理论,希望以此来打破中国自秦以后的君主政治的困局。他们所提出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构想虽然在当时满清的高压下未能发挥应用的作用,但却为清未的变革提供了原动力,并与后来传入的西方思想交汇在一起,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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