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传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雷家骥  页数：597  

前言

　　武则天是一个富有传奇性和争议性的历史名人，以我拙笔，实难论述得淋漓尽致，恰如其分，然而我却有两次机会撰写她。　　早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一代女皇”在台湾掀起了一股热潮，斯时也，文友雅集，街谈巷议，几莫不以则天为话题，而对她讹传神化者亦众。与朋友谈辩之余，慨叹迄今无人专文讨论她的精神心理，致使她的某些面目行为终未让人得以充分理解，于是继我在博士论文探讨武则天的政治问题之后，草成《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一书。该书撰写时，我怀疑则天是一个权威人格者，可能有妄想心理，甚至已出现了迫害、夸大、宗教、色情等妄想症状；不过经研究并与医生朋友讨论过后，我的结论趋于保守，认为尽管她可能有某些心理问题，但可资证实的史料严重不足，充其量仅能判断她是一个人格失调者，也就是人格具有异常的倾向。回首我下此论断，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我以为则天与我的缘分已到此为止，挥手与别，再也不写她了。　　世事常有出人意外者，1998年春，陈鹏鸣博士突然捎来一简，代表人民出版社特约我撰写《武则天传》。由于多年没有接触则天，研究兴趣和教学范围亦已转移，且大陆唐史高手如林，不假外求，所以踌躇久之，未便遽允。该年秋冬，我赴北京大学历史系及中古史研究中心游访，鹏鸣博士专程来邀，并详告以理由，意恳拳拳，令我感到的确有用另一种角度研究则天，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之必要，于是甘从驱使。大鹏不鸣，鸣则动人，鹏鸣博士是一个成功的游说者！及至我在北京蒙荣新江教授师生协助收集资料，赴西安又蒙史念海、马驰两先生惠赠《全唐文补遗》等多种书籍之后，始知接受稿约无异“上了贼船”。盖大陆在此20年间，为武则天召开过几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拍过电视剧，发表专书论文之多，出土文献之富，掀起热浪之大，实非台港岛隅昔日可比。文章彬彬焉，人才济济焉，要消化他们的大作高见已非短期可就，遑论如期撰写，是以不免自责无知而轻诺！　　我将文献资料带回台湾，课余全力研读，然后动笔撰写，期间几乎足不出门，日夕对着电脑，孜孜然如老僧面壁，中遇两次大地震，屋墙撕裂，架阁倾毁，整理重修耽搁了一些时间。如是者两年，终于在她被推翻1297年后的当月，我的《武则天传》终于能与读者见面了，而心力也几乎为之耗尽。　　这次写则天与20年前不同，这次的构想是写全传。我所读的彬彬文章，主题多有偏好，立场常显鲜明，或为精微的研究，或作高明的评论，要之对则天的成长过程与心理发展，婚姻关系与家庭角色，行为模式与掌权经过，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以至内政——包括政策措施、财政经济、人口流动、社会变迁、文化教育以及宗教关系等，多欠深人而全面、系统而中观的论述。当然，这牵涉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问学境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如何调和，的确是知之非艰、行之为艰之事，曲学如我，益感困难。另外，传记史学对传主的通盘思考特别重要，此指导思想若掌握不当，则对所写人事尤易失中。学者们对武则天是一个人，一个有多重角色的女人，一个开国皇帝也同时是亡国皇帝的认知，似乎犹未予以足够的重视，遂使众多鸿文产生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之见。于今我撰写她的全传，对此都作过一番思考，努力以求周延。　　文哲家常说追求真善美，但是善美属于道德和艺术层次，文哲家事实上已经不易臻至。对史学而言，善美属于后续思维与探求，而史家则以求真——研究事实真相、探求变化真理——为首务，及其至也，即臻善美的境界。因此，我在书中不逞文词之美，不取怪力乱神“可读性高”的传说，却因则天早期史料极少而不免多所考证，或见于正文，或附于脚注，如考证则天原名约，一度名明空，享寿81岁等等，编辑部亦认为有保持冗考赘注的必要，以示有征可信。或许令读者觉得质木无文，或者读来有点累，但余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尚请见谅！　　传记史学求真之后犹须能传真，拙笔如我，且不得不写传记文学，故诚是一大考验。我的文笔和论述方式或许不能尽满人意，但已在传述真相的原则之下，尽量深入浅出，避免过分的经院派或小说家写法。不过，为了传真，本书引用诏令奏疏时，仍然全依或节录原文，以传真相；而引述时人谈话时，则为了使读者易懂，故在忠于原文的原则之下，有时作了一些点窜润饰。这是太史公的长技，邯郸学步，固亦有因。此书之所以不能全为白话文，盖亦不得已也。　　无论如何深入浅出，本书事实上仍属学术性的论述，因此读者对当时的历史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背景知识，才易于完全掌握本书所论述的武则天种种问题。读者读后或许会有一个疑问，为何我不给则天作一个总评？这个问题事实上连唐人也做不到，而近今不少武则天研究者则更是立场明显，对她爱恨分明，不免有失史家的价值中立。前面我说则天是一个富有传奇性和争议性的人，她一生行事甚多，角色复杂，你从某种角度看就会有某种角度的评价，甚至评价可以完全相反，例如从太平公主角度看，则天是一个宠她的慈母，从她嫡二哥废太子李贤的角度看，则天却是严母乃至苛母，而从她的庶兄姊角度看，则天更是不折不扣的虐母。同是母亲，慈爱、严苛与虐待集于一身，要如何评论？作为一个君主，类似的争议和评价将更复杂，有谁能简约地告诉读者，则天威权独任、纵横捭阖一生，她是因何被推翻的？为何覆亡于亲生子女以及亲自提拔的高干手上？这群人之反叛仅是因权利熏心、富贵自保吗？我看事有蹊跷，理不尽然，盖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背后常有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不宜一言概之，化而约之。我既然已从各方面给则天作了论述，因此对这样一个争议性巨大而又不易总评的人，思考良久，认为实无必要为她作总评，勉而为之亦将吃力不讨好，并且剥夺了读者独立思考的空间。春秋批判是经学家的思维，朝野月旦是名士的能事，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故技，我非经家，也非名士，更非说者，只是向往太史公“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学者而已。假如能考明则天的行事，重建其真相，从而解释出她成败兴坏之真理，则是任务已完成，固所愿也。总评，就让它如乾陵无字碑一样，成为空白篇吧！　　雷家骥（跃之）

内容概要

　　武则天是一个富有传奇性和争议性的历史名人，作为一个君主，则天威权独任、纵横捭阖一生，她是因何被推翻的？为何覆亡于亲生子女以及亲自提拔的高干手上？这群人之反叛仅是因权利熏心、富贵自保吗？ 　　《武则天传》以严谨的态度，细致的考辨，流畅的文笔，叙述出武则天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尤其对于她的性格特征、家庭关系及统治风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廓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许多错误观点。

作者简介

　　雷家骥，1948年生，文学博士。现任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史学观念史》、《武则天传》等。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武氏家世一　文水武氏的家世二　武士菠传奇性的发迹和发展三　武、杨家族与婚姻第二章　武氏的人格与初人宫一　武氏的生卒与名讳二　武氏的早期经验与人格发展三　人宫后的人格成长与成熟四　贞观皇帝的情感世界及其与武才人的关系第三章　二度人宫及初期发展一　二度人宫的原因与背景二　“秽乱春宫”如何说三　二度入宫的真相第四章　皇后之路一　狐媚偏能惑主蛾眉不肯让人二　后贞观时代--永徽政局的危机三　永徽政局的阴暗面和皇后废立的贿赂关说四　皇后的废立第五章　从皇后到二圣：武后个人权威的发展一　初驯师子骢：清除内宫隐忧二　再驯师子骢：外朝初整肃三　从皇后到二圣：三驯师子骢的结果四　从二圣到天后第六章　武后的家庭角色和母仪一　武后与本家亲戚二　武后在夫家的母权伸张与母仪三　家庭虐待：武后与她的非亲生子女四　武后支配欲下的亲子关系第七章　天皇晚年局面与太后临朝一　天皇晚年局面与天后的权力焦虑二　天皇之死与授权之变三　太后专权与废帝杀子第八章　政权斗争：临朝与肃反一　扬州兵变与裴炎之狱二　告密风起与反对运动的镇压三　宗室联反与燕啄皇孙第九章　大周革命一　天意与符瑞：革命的意识形态与行动二　佛教、群众运动与革命措施三　旧王室的处置四　反对力量的沉潜第十章　女皇的治术：神道设教一　天人感应致太平二　佛教政治：弥勒降生和轮王政治三　神道教化的设施第十一章　女皇的统治风格一　威权独任二　挥舞革命刑柄及其后果三　眯目圣神皇：赏柄的运用第十二章　大周的政治、经济与财政一　大周政治、人才与政风二　大周的户口与经济三　大周的财政第十三章　大周的国防外交一　女皇统治前的国家形势二　大周西边、西北边的外交、战略与军事行动三　大周北边的国防与外交四　大周国防外交的检讨第十四章　大周的社会与文化一　重役下的吏治腐败、人口流动及社会安全二　社会冲击的其他因素和后续发展三　女皇与礼俗、教育及其他社会文化四　女皇与宗教第十五章　情夫、亲子与侄子：女皇晚年的感情与危机一　女皇的第一个情夫二　张氏兄弟与控鹤奉宸三　亲情的纠缠：一家两系的继承问题与情夫的介入四　情夫与家属危机以及政治危机第十六章　神龙政变与大周覆亡一　危机爆发：情夫惹祸与女皇引火二　谁反女皇三　神龙摆尾：女皇的末路附：征引书目

章节摘录

　　二　“秽乱春宫”如何说　　今上当年为太子时和武才人的关系情感，被《讨武氏檄》说成是“秽乱春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要如何解释？欲要了解事实的真相，则必须重建当年的情境，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优先注意和解决：第一，太子在宫中是否有机会和环境认识武才人，并且与她发生感情，发生了何种程度的感情？第二，太子的人格如何，为何悦武才人，而武才人有何特质能被他所悦？武才人有没有勾引他？　　关于第一个问题，若从薛婕妤之例看，答案是肯定的，但须从李治被册为太子的发展上去观察。　　李治在贞观二年（628）——武明空依中国年龄算法是四岁时——六月十三日生于东宫丽正殿，五年封晋王，稍后拜并州都督。右武侯大将军，十七年四月七日为太子，时年十六岁。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即位，时年二十二岁。　　他是长孙皇后所生的第三子，在全部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最初并非皇太子的法定人选。在父皇即位之前，他已有五个兄长先后出生，即母后生嫡长兄李承干和四哥李泰，庶母——不知名的后宫生二哥李宽（出继叔父楚王智云，早天），杨妃（隋炀帝之女）生三哥李恪，阴妃生五哥李佑，前面四个哥哥皆在武德三年封王，五哥也在武德八年——明空出生那年封王。　　嫡长兄承干在父皇即位时即被册为皇太子，时年八岁，性情聪敏，甚为父皇所爱；但是长大以后，却变得好声色，而又慢游无度，因此父皇渐渐不爱他，将爱移给四哥魏王李泰。李泰有才学，贞观十五年曾撰有历史地理名著《括地志》，大蒙赞誉，所以也就自负才能，阴怀夺嫡之计。父皇当年玄武门兵变对他的兄弟子孙来说是一个身教，对大唐以后的政局来说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自负才能的李泰想效法父皇当年，阴怀夺嫡之计；而大哥则也遥想当年，害怕变成第二个大伯父，于是兄弟各树朋党，互相竞争，势如水火。此时父皇对李泰，可以用“宠溺”二字来作形容，即使大臣们一再劝谏，终于无效。贞观十六年，五哥齐州都督·齐王李佑造反，乱事旋被平定。翌年，太子被人告发欲趁齐王之反而谋反，父皇乃命宰相会同三司对他进行审判，定罪，废为庶人，流放黔州。　　按照大唐《户婚律》第九条规定，“嫡妻之长子为嫡子”，“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而且必须依长幼以次立，否则犯法。如今嫡长兄承干犯了十恶不赦的谋反罪，依律全家坐罪，因此四哥李泰以同母弟依次当立，父皇也在案发之初答应了立四哥为太子。然而大哥承干之谋反，事因四哥所逼成，诚如大哥向父皇申辩时所说：“臣贵为太子，更复何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徒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父皇听后，深知自己当年的“身教”对子弟影响深远，所以向侍臣说：“承干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表示同意大哥的说法。基于政治考虑，经过一番内心沉痛和挣扎，父皇决心堵塞乱源，乃以“潜有代宗之望”的政治理由责罪四哥，与大哥两从废黜；并且下诏申明理由，勒为禁令说：“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伺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四哥既然因政治理由被废为郡王，寻流放至均州，晋王李治乃得援律以母弟身份，依次册立为皇太子。　　李治在贞观十年母后死时才九岁，极为哀慕，所以父皇对他特深宠异，遂留他在宫中，薛婕妤应在此时前后奉诏教育他。此后，他与幼妹晋阳公主甚至皆蒙父皇亲加鞠养，时时教导。小兄妹俩幼年丧母，感情深厚，晋王有时短暂外出，公主必送出虔化门，涕泪而别。父皇经常担心皇子们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长大后不能成材，所以等到诸王年龄稍长，即令出阁居于王府，接受师傅的教育。贞观十六年七月，李治已满十五岁，进入“中”年阶段，依法要离宫出居王府。此月三日，父皇敕令他以晋王的身份班于朝列，公主乃伤感地问父皇：“兄今与百官同列，将不得在内耶？”言讫，哽噎不自胜。父皇听后，也感动得为之流涕。李治班于朝列不到一年，即因大哥和四哥被废而被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的新太子虽依法是东宫的主人，却仍然经常入侍宫闱。黄门侍郎刘洎深觉不妥，上言谏论，父皇才命新太子至东宫与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人游处论学。　　太子与诸王的教育不同。太子位居储君，东宫的组织犹如中央政府的具体而微，让他平日就学习政府的运作机制，有利他日即皇帝位后立刻就能进入状况。不过，李治原非太子，父皇也年近五十岁，故父皇对他的培养就极为费心，而采取了两种重要措施：一方面以宰相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顼为太子太保，李绩为太子詹事，其他宫寮如褚遂良为太子宾客等，都是朝廷一时之选的人物，用以夹辅李治。另一方面则仍然亲自教育他，并且随时作机会教育，例如见他吃饭，就告诉他稼穑艰苦的道理；见他乘马，就告诉他不竭其力的道理；见他乘舟就告诉他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等等。《旧唐书·高宗本纪》说李治为太子后，“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这就不止教他为人的道理而已，并且亲自指导他处理国政。　　亲自指导他理政后两三年，父皇主持了两次亲征——贞观十九年亲征高丽和二十年亲征薛延陀。亲征期间，父皇已开始让十八九岁的太子监国。当出发亲征高丽前，“太子悲泣数日”，父皇乃鼓励他努力表现，勉励说“悲泣何为”！及至征战回来，父皇因病调养，仍然授权他隔日在东宫处理军国机务。史谓处理机务完后，特准他“人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上仍置别院于寝殿侧，使太子居之”。可见这时的李治是一个有孝心，而不好动，不太喜欢与人相处，具有依赖性的内向青年。有人遂推测他有恋母情节。　　由于李治长期住在宫中，所以先有刘洎上书，批评他的父皇自己能勤劳用功、访问群臣，而却让太子优游不学、久趋人侍、不接正人，因此建议“陛下不可以亲教”，也应让宫寮有与太子谈政论学的机会。后来又有褚遂良上疏谏说：“臣闻周家问安，三至必退；汉储视膳，五日乃来。《礼》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学书计。……伏愿远览殷周，近遵汉魏，常许旬日半月遣还宫，专学艺以润身。”父皇览疏，始勉强令他出宫游处。这种情况，是一般为太子者所没有的。不仅如此，父皇在行宫也给他准备了寝殿，例如贞观二十一年四月修复太和宫为翠微宫之同时，并为太子构别宫，殿名为喜安殿；同年七月为了避暑造玉华宫于坊州宜春县之凤凰谷，又于正门南风门之东，为太子所居建造了晖和殿。可见太子自贞观十九、二十年以后，的确是日夕陪侍父皇的。后来武太后在夫皇死后，亲撰《高宗天皇帝谥议》，述说天皇有九德，其中之一便是孝德，即“迨人膺储副，养德春闱。恒侍禁中，问安之道斯极；长居膝下，候色之诚逾励”，不但可以为证，甚至可以证实从贞观十七年李治成为太子以来即是如此。　　处理皇帝宴寝是才人职掌之一，所以《讨武氏檄》说武才人“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人侍”。文皇的寝殿是承庆殿，位在大内宫城内的西北边，附近有山池廊阁，环境幽美，太子李治既然入侍药膳，不离左右，长日陪在父皇之侧，因此与专管父皇食宿的武才人相见相处的机会可多了。两人从认识而进一步相处，只要有意，应是极有可能的；至于是否生情，这属于上面所说的第二个问题，要看双方的性格和相处的情况，才能加以论定。　　根据上面的说明，太子与武才人有机会和环境从认识进而相处，不但是极为可能之事，其实也是甚为自然的事。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认识相处到何种程度？从两人的性格和其他情况看，事情的发展有此可能吗？　　史书提到“时，上（太子李治）在东宫，因人侍，悦之”。“悦”之为义，有愉快、喜好的意思。用在男女关系上，通常指喜爱之意，如“女为悦己者容”，所以若一下子就将它解释成“恋爱”是值得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