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纪实(1-4卷)

出版时间：2003-12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秉荣  页数：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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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从毛泽东写起，写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滕代远、刘伯承、贺龙、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徐向前、林彪、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当时几乎所有中共领袖的曲折经历，写了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平江起义、三湾改编等等大大小小的事件；写了蒋介石、陈诚、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龙云、刘湘、刘文辉、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军政首脑和将领的明争暗斗及不同经历以及对红军“围剿”的经过。     作者对红军史潜心研究二十多年，作者的写作原则是：秉笔直书，抛弃多年来的“左”倾写法，实是求事，不拔高不偏袒，不加入自己的观点，让读者自己从中领悟中国革命之艰辛；不搞“戏说”，尽可能做到于史有据，使每一事件、每一人物都有史可查；本书虽成书于今日，但要为历史负责，要为人们留下一部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又具有真实性的红一方面军军史。

作者简介

刘秉荣，天津市宝坻县人。1945年生。1965年入伍。曾于部队中任记者、文艺期刊编辑、主编。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文艺创作室主任、大校警衔、国家专业一级作家。曾先后出自有《贺龙演义》、《新军阀大战》、《国民政府秘史》、《北伐秘史》、《辛亥革命秘史》、《魂飘重霄九》、《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红海忠魂》、《杨三组告状》、《清末绿林纪实》、《军阀与迷信》《贺龙大传》等四百余篇。总字数愈二千万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制日报》特约记者。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二章 陈独秀与中共早期错误路线的悲剧第三章 中共“八七”紧急会议第四章 秋收起义  毛泽东四到安源  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  毛泽东浏阳遇险  “霹雳一声暴动”  三湾改编第五章 向井冈山进军  古城会议  袁文才与王佐  中共中央罢免了毛泽东  何长工寻找起义部队  毛泽覃到了井冈山  袁文才、王佐部队改编  新城大捷  周鲁到井冈山第六章 南昌暴动后的星星的火种  一代英豪反南昌  “悲惨的决定”  “朱德在此！”  茂芝会议  天心圩会议   大庾整编  朱德与范石生第七章 湘南暴动  “农奴聚义取宜章”  许克祥“割须弃袍”  革命军攻克郴州  革命军两克耒阳  永兴的农军暴动  资兴的农军暴动  永、耒老表到安仁造反  汝城的农军暴动  桂阳的农军暴动  临武、嘉禾、蓝山的农军暴动  攸县、常宁的农军暴动  衡阳、江华、永州、道县、宁农民暴动第八章 伟大的会师第九章 “八月失败”第十章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第十一章 红五军上井冈山第十二章 中共“六大”前后的中央第十三章 朱、毛率军挺进赣南第十四章 彭德怀率部游击赣南第十五章 淌血的井冈山第十六章 大革命前后的闽西第十七章 红四军首次入闽第十八章 蒋桂之战第十九章 中央下令毛、朱离开红军第二十章 攻克宁都城第二十一章 红四军二次入闽第二十二章 红四军的“七大”、“八大”前后 ……

章节摘录

中共的十二月特别会议，标志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更加系统化，而且也更加完备了。这次会议全面接受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方针和政策，并得到了国际代表吴廷康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认可。毛泽东开罢中共十二月的特别会议，即赶往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后，他考察了家乡的农民运动。又到了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进行考察。1927年1月15日，毛泽东到了衡山县，在衡山县百果镇的芳山公祠，毛泽东召开了妇女座谈会。芳山公祠是军阀赵恒惕的祖祠，族长是赵恒惕的叔父赵南八。他依着赵恒惕这个靠山，无恶不作，有不顺他眼的，就被提到祠堂里问罪，轻的打个半死，重的就沉潭溺死。毛泽东经过32天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写出了热情歌颂农民革命运动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文中彻底批判了党内外一切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对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为进一步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在该文中高兴地写道：“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人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1927年3月5日出版的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以第三十五、三十六两期合刊和27日的三十八期、4月3日的三十九期上，首先刊载了全文。接着《湖南民报》也发表了报告的全文。这篇报告受到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却遭到了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的反对。《向导》周刊原定刊载《报告》的全文，但却只在3月12日出版的第一九一期刊登了《报告》的前七部分，后面的第八部分“14件大事”(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则被迫停止刊登了。而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却非常重视这一篇文章，要求连续刊登，陈独秀为此大发雷霆说：“湖南的农民运动搞成这个样子，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瞿秋白对陈独秀的禁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登报告全文非常气愤，于是，他把报告交给中共中央办的书店——长江书馆出版单行本，出版之际，瞿秋白还写了序言，称：“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但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共产国际对《报告》的反应也很强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在5月27日出版的第九十五期上予以转载。英文版的《共产国际》也于6月12日刊载了，并在扉页上加了一段俄文版上没有的说明：“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最为清晰。” 1930年1月3日，朱德率领第1、第3、第4纵队由古田出发，经庙前向连城开进，后经清流、长校、宁化，到达江西广昌。毛泽东率第2纵队到龙岩阻击闽军刘和鼎部。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坊驻地的“协成店”里给林彪写了复信，信中写道：“新年已经来到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毛泽东接着写：“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感觉到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上，你这个观点是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地要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仍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三个边界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此也就没有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这是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又写道：“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毛泽东分析林彪这种认识的根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级中相互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毛泽东又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进行了分析，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信的最后，毛泽东用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语气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张闻天一向很温和，面对博古的蛮横态度，他忍耐不住了，据理力争。张闻天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的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反对列宁的革命路线，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张闻天最后说：“博古，你很清楚普列汉诺夫是反对革命武装的，今天我批评广昌战斗，是批评红军不该同敌人打消耗战，不该死打硬拼。敌人的军事力量大我们多少倍，又有飞机大炮，面对强敌，你们却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结果呢，我们那些工事，被敌人一阵炮弹就轰垮了。连我这个不懂军事的都明白，红军应该保存力量，绝不该死打硬拼，搞单纯防御。你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对我的诬蔑!”张闻天说得很激动，他还批评博古不该重用李德。说：“中国革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不能完全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博古对张闻天的批评自然不能容忍，二人争吵得面红耳赤。与会的其他人见二人争论如此激烈，没有一个表示意见的。会后，博古找张闻天谈话，张闻天在他后来写的自传里写到这一情形，博古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依靠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是张闻天不该同他博古搞磨擦。张闻天本来同博古是坐一条板凳的。二人从莫斯科回国后还亲密的不行，怎么一下发展到如此僵持地步?这是张闻天从实践中认识到博古的“左”倾路线是错误的，而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当然也有个认识过程。张闻天是1931年元旦过后同杨尚昆一起回国的，2月17日到达上海。在同中央取得联系时，碰到了陈昌浩。于是他们见到了博古。这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开完，“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在党内开始了统治。而党内以开展“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为名，向各地派干部，夏曦派到湘鄂西，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派到中央苏区，张国焘、沈泽民派到鄂豫皖苏区。张闻天就接了沈泽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张闻天刚接手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张闻天一面抓宣传工作，一面接手掌管了同共产国际通讯的秘密电台。 被抓的战士们异口同音地说：“我们都不是一个单位的，彼此都不认识，怎么会是反革命?”欧阳毅对这事的起因心中大致已明。他心平气和地对徐福长说：?徐局长，他们都是掉队的，又不是一个单位，肯定不是反革命组织。至于是否违反群众纪律，我再仔细查一查，若有事，我们会严肃处理的，我把人带回吧。” 欧阳毅说完，徐福长冷笑一声说：“你说得倒轻巧，这些人分明是阴谋叛乱分子，他们公然反对张总书记，反对新的中央，你却说他们无罪，你这是何意?难道和他们一样，反对张总书记吗?”欧阳毅一听心中暗道：“这徐福长的话里有话，他们抓这些战士，是有意要制造个事端，杀鸡给猴看，谁要反对张国焘，就要当做反革命来论处，看来这些战士要做张国焘这野心家的牺牲品了。不行，我得去找朱总司令，救这些战士的性命。”欧阳毅想到这里，甩手就离开了总部保卫局，到了总部司令部。 刚到门口，忽听屋内一阵吵嚷声，欧阳毅不知何故，忙停住了脚步。 屋内在吵甚呢?原来，张国焘起草了一份电文，他和黄超一起，来到朱德的住处。进屋之后，张国焘笑吟吟地把电报稿递给了朱德，说：“玉阶，我起草了份电报稿，你来签个名吧。”说着，把电报稿交给了朱德。朱德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你们自即日起，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行文，不得再用中央名义……”朱德看到这里，把电报放下，装了一袋烟，慢慢地吸了起来。张国焘见朱德这个态度，也不知朱德同意还是不同意，便又笑着说：“玉阶呀，说来很简单，你在上面签个字，而后再以你总司令的身份发个声明：一是谴责毛泽东，宣布和他断绝一切关系；二么，谴责他们那个北上的决定；三么，拥护新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朱德将烟斗一搕，愤然站起，说：“张国焘，你要让我表个态，我现在就可以表。”朱德一字一句地说道：“第一，你就是把我朱德劈成两半儿，也割不断我同毛泽东的关系；第二，党中央的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它；第三，有红军时起就有朱、毛，连外国人都把朱毛联在一起，人家绝不会相信我朱德反对毛泽东。”张国焘刚要开口，朱德继续说道：“党中央是经过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来的，现在你又成立一个中央，这是非法的。你就是人再多，枪再多，也要听中央的，这是我们共产党的规矩。”说到此，朱德语重心长地道：“国焘同志，别忘了，你是个共产党员，你不是新老军阀!”朱德说的这番话，把张国焘的鼻子都气歪了。在一旁的黄超竟指着朱德骂了起来，他骂朱德是老右倾、老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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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定的一套，只送来一本（3），收的是一套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