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2-1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立文 页数: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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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道屡迁”,“唯变所适”。修订完《宋明理学研究》,对“道”与”变”的感受倍加深沉。本书自1982年完稿至今日修订,不知不觉已过去将近20年。这20年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世界的变化一日万里。如果按现代观念来俯察20年前的东西,更新替代在所难免,弃之如敝屣在所不惜。宋明理学毕竟是已逝去的历史思潮,理学家的著作也已成历史文本,由这些文本所记录下的宋明理学思潮本身,今人是无法改变的,这是历史的个性、独立性。对于文本中所蕴涵的意蕴,各个时代的诠释者由于其“前见”、“前识”和时代价值取向和学术氛围的差异,而各不相同。 宋明理学作为历史文本,具有不变性、永恒性,再过一千年仍然如斯;作为对历史文本意蕴的解释,则具有时代性、变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2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思维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必然影响着对历史文本的诠释视角、方法、态度和评价。不变在变易之中,变易在不变之内。这次修订就是在变中求不变,不变中求变。就不变而言,《宋明理学研究》是哲学史的史的范围,文本本身不可变,文本的核心话题、人文语境、语义有其确定性。据此, 笔者在审视本书时,修改与不修改的标准是依是否符合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本来意义,而非根据后人的诠释;后人的文字、音韵、训诂,只是作为一种参照。至于对文本意蕴的理解,尽量由字而通其意,由意而通其道,力求名实相符。 就变而言,首先,今人对于古人,解释者对于被诠释者,应跨越 历史时空差距,进行同情的理解、平等的对话,而不应以批判者、主 宰者的心态对待古人和被诠释者,更不应以粗暴的、轻率的态度对 待历史和文本。我们要倾听理学“仁且智”者的忧患心声,理解理学“为天地立心”的求索心路,同情理学“为往圣继绝学”的智慧致思,体认理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这次修订就是本着这种态度,删去不同情理解、不平等对话的批判者的话语和轻率的评价。这种批判者的话语和轻率的评价是那发疯的、非理智时代痕迹的遗留。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幸运的是没有这种话语、套语不能出版的年代年代已经过去了。在1982年秋本书交稿以后,1983年秋一家权威杂志发表了对拙著《朱熹思想研究》的批判文章,作为“清除精神污染”靶子,该文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与哲学史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正确地把握它们,对科学地评价哲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的作者首先在这两个概念上产生了偏差。”什么编差?是因为“与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这就是说《朱熹思想研究》与K.N.施达克(1858一1926)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观点,犯了同样的原则错误。所以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提出了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批判施达克的错误。《朱熹思想研究》既与施达克“异曲同工”,还在“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这对重要概念的理解上,也同样显得相当模糊”,又发生在恩格斯批判施达克之后,无疑可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于是该文批判说:“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风、道德、名誉,更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语意所指,即《朱熹思想研究》就是犯罪!对《朱熹思想研究》的批判,不仅损害了我个人的名誉、道德及身心,而且也影响到本书的出版。幸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王颖编辑的慧识和支持,《宋明理学研究》才没有被封杀,于1985年得以出版,并在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又作为大中专教材在全国征订,挽回了一些影响。 ……
内容概要
宋明理学作为一定时期内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标志着理论思维的时间维度,它不能完全跨越时代的有限性,因而今人在诠释、评价宋明理学家时,应把他们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维结构的环境中,来审视他们的理论思维的价值和意义。作者不能依据现代的理论思维所达到的水平去要求古人,指斥古人,而只能根据他们比之前人的理论思维水平超越与否、有哪些创新等等来理解、分析古人及其文本,体贴、领会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人文氛围 ,使作者对宋明理学有深切的体认,准确的评价。这次修订就基于这种认知删去理学家所处的时代所不可通用的思想观念,使对文本的诠释,对理学家历史上位、作用、影响的评价更契合事实。
作者简介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教授常年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周易思想研究》、《周易与儒墨道》、《宋明理学研究》等。
书籍目录
前言序第一章 绪论 一、宋明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一)科技理性与理论思维冲突的凸显 (二)价值理想的冲突 (三)佛教文明的挑战 (四)理论形态转型的冲突 二、宋明理学的称谓、内涵和分系 (一)宋明理学的称谓 (二)宋明理学的内涵 (三)宋明理学的分系 三、宋明理学发展的诸阶段 (一)理学的开创 (二)理学的奠基 (三)理学的集大成 (四)理学的解构 (五)理学的总结 四、宋明理学范畴结构的演变 (一)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变 (二)“一两”、“分合”学说 (三)“动静”学说的发展 (四)“格物致知”论的演变 (五)“知行”观的论辨 (六)“性”论的演变 五、宋明理学的特点和时代精神 (一)理学作为新儒学之所以为新 (二)理学是哲学与伦理学的融突和合 (三)理学是继儒家道统的“正传” (四)理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第二章 濂溪学——周敦颐的道学思想 一、身世、生平和著作 (一)家世和经历 (二)著作考释 二、“立太极”的哲学学说 (一)《太极图》的来源 (二)哲学的逻辑结构 (三)“无极”与“太极” (四)“阴阳”与“五行” (五)“男女”与“万物” 三、“立人极”的伦理道德学说 (一)为“圣”的标准 (二)为“圣”的内容 (三)为“圣”的工夫 (四)“礼”与“乐” 四、历史地位及影响第三章 横渠学——张载的气学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一)身世和生平 ……第四章 二程深究——程颢、程颐的道学思想第五章 朱子学——朱熹的道学思想第六章 象山学——陆九渊的心学思想第七章 阳明学——王守仁的心学思想第八章 船山学——王夫之的气学思想第九章 结束语——对宋明学的几点认识
章节摘录
从“庆历新政”至“熙宁新法”的二三十年间,先后相继形成了“濂学”、“关学”、“新学”、“洛学”、“蜀学”、“涑学”等。可谓学派聚奎,相得益彰,相互论争,学说精进。但在“熙宁新法”失败以后,元祐初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上台,大贬新法派,“新学”便成为禁学。曾糙的《高斋漫录》说:“元枯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公(王安石)问有何新事,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后来新法派虽又上台执政,但已基本属于政治上的党派斗争,于“新学”本身的发展已无太大关系,这样“新学”便衰微了。“蜀学”的苏轼、苏辙,初亦主张改革,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由于方略、方法上的分歧而成为反新法派,在这点上“洛学”和“蜀学”结成了联盟。然而到新法废除后的元祐时期,洛、蜀两派又如同水火,陷入了政治的党派纠纷之 中。此期间虽互有起伏,但二苏的“蜀学”总因其以三教合一为旨归,释、道味道较浓而被目为禅。 宋明理学是一种追根究底的理性主义哲学,求理精神是其最基本的学术精神。它最切近的学术目标就是“格物穷理”或“即物穷理”。这个理是形而上的存有,是天地万物普遍存有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 求理精神是宋明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和民族时代精神的显著标志。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以及由这种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所转化的自觉生存智慧和价值关怀。在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观念中,理是事物之“所以然”与行为之“所当然”的和合本体,是先验的价值原则与经验的条理秩序的统摄融贯。对此理的“格致”和穷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从事德行实践,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操持,实现万物存有的价值以及人生的意义。用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理学家把理的精神或原则推及一切领域,自然、社会、人生、心灵都被召唤到理的天秤下,被追究其“所以然”与“所当然”,被判断为合理抑或不合理,以至决定其是否存在的命运,使儒学理性精神发展到一个极限,体现了宋明理学的根本特性。 朱熹一生的主要活动是,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他的哲学是北宋以来思想解放的产物,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融突和合的成果,适应了重建道德形而上学和重构伦理规范及价值理想的时代需要。 《续资治通鉴》对朱熹学术思想做了总结:“熹自少有志于圣道,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自经旨不明而道统三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所著书为学者所宗。”指明为学宗旨、内涵和功用和影响。朱熹完成了“道学”的集大成的工作,建立了“道学”哲学体系。朱熹在世时,南宋王朝并没有认识到朱熹“道学”的社会价值,而一度予以禁止。但统治者一旦觉醒过来,朱熹的哲学便成为维护宗法统治的武器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世。 “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是理论思维的一次飞跃。一般说来,人们对于宇宙的体认,就是考察宇宙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构成的?有没有神灵、造物主?自然和社会是不是神的安排或赐予?等等,这是对于自然和社会现象背后的、隐藏的存有的追根究底问题。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说,便表现为人们往往首先探讨宇宙的构成论、生成论,即对宇宙的结构,世界的图式进行探索,然后进入到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的“所以然之故”的探讨,即现象世界背后有没有一个更根本的本体的探索。 宇宙生成论或宇宙图式论,在中国古代有“阴阳五行”说,“精气”说,“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论,“天论”和“水地”论等宇宙生成论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的图式论等等。隋唐时的道教除承袭其教主老子的“道生一,……”的思想外,亦发挥了《周易·系辞传》中的“太极生两仪,……”的思想,而构成宇宙生成的图式论,这在本书周敦颐《(太极图)的来源》一节中,已可窥见这一点。佛教哲学虽具有较高的思辨性,但归根到底承认彼岸涅架世界的存在。小乘佛教认为圆道成佛的释迦牟尼是宣教师,大乘佛教则把释迦牟尼说成是全知全能的神,特别是有宗认为现实世界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都是空的,这点与空宗相似,然强调最高精神实体(佛、相当于神)不是空的,而是有的。“理学”至少在形式上不承认有人格神的存在,否定对超自然的神灵的崇拜和信仰,理学家所谓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或之上的哪个形而上本体“理”,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朱子语类》卷一)的,“理则只是筒净洁空阔底世界, 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醖釀凝聚生物也。”既“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恐难说“理”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宗教亦不能与体制化的佛教、道教相并列。但具有宗教的情操和宗教的关怀,是精神化宗教。 “理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性思维,是哲学的理论思维形态。它从理论上超越了儒家传统的“天命论”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程颐批判说:“儒者有两说: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为虮虱而生耶?一说,禽兽待人而生,杀之则不仁,此说亦不然。”(《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八,《二程集》第399页)朱熹在总结历史上“天”的演变过程时说:“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朱子语类》卷一)《诗经》有:“悠悠苍天”,即指自然之天;《春秋繁露·郊祭》有:“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即主宰者之天,二程则训为“理”。这就是说理学家在复兴儒学时,不是重复以往儒家“天命论”,而是采纳儒家伦理纲常、道德名教;不是把形而上本体“理”与有意志、有人格的“天”相混同,而是对超自然的信仰的超越。因为从理论思维上说,“天命论”以“天”为“有”,便有使精神本体等同于某一事物现象之失,还属于宇宙生成论阶段。 “理学”尽管援道教的宇宙生成论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人儒,但仍保持儒家重生轻死的观念,在生死观上,始终与佛、道有别,并对佛、道有神论的神不灭论持批判态度。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撰的道学人门之书《近思录》第十三卷便是讲辟佛、道“异端之害”。在这卷里便摘录了张载和二程抨击佛教“死生流转”和道教的“白日飞升”的宗教理论。张载说: 浮图(屠)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 知鬼乎?以人生为妄,可谓知人乎?……今浮图(屠)极论要归,必谓死生流转,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近思录》卷十三;另见《正蒙·乾称篇》第十七,《张载集》第64页)程颢说: 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或日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设此怖令为善。先生日:至诚贯天地,人尚有不化,岂有立伪教而人可化乎?(《近思录》卷十三)张、程均批判佛教的流转轮回之说,佛教认为,一个人不能求得解脱,就要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这“六道”中轮回。《心地观经》说:“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这六处便是众生轮回之道途。佛教生死流转轮回,无疑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 对道教神仙之说,二程批判说:“若说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言居山林间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则有之。”(《近思录》卷十三)反对长生不老,白日飞升的理论。 从汉唐经学或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是理论思维形态逐渐完善的过程。如果说宇宙生成论、宇宙图式论是回答宇宙是什么?世界是哪些材料构成的?是谁构成的话?那么,形而上学本体论是探讨世界是怎样存在的?本质是什么?终极原因是什么?就是要从理论上回答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终极根据问题。所以,从宇宙生成论、宇宙图式论进到了宇宙本体论,在中国哲学认识史上可谓是一次跃进。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导言》,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4页)黑格尔把哲学系统的次序、即理念范畴自身发展,是与概念、范畴逻辑推演的次序相符合的,也就是说,是分阶段的,这是黑氏对哲学史的诠释。 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就是整个人类思想螺旋式提升的历史,从人类认知运动的角度来考察,凡是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产生过影响、做出过贡献或具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都有其历史的价值和具有构成每个阶段链的作用。作为宋元明清时期的整个“理学”思潮,无疑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从春秋到战国,是我国社会、思想大变革时期,在此期间,道(天道、地道、人道)是哲学思想上争论的中心问题,原来居主导地位的“以德敬天”的思想,开始动摇。天的神圣权威逐渐失落,天道出现了自然化倾向,在对世界的体认上,人道思潮逐渐掀起。春秋时期出现了怨天、骂天的思潮,孔子怀疑鬼神,主张“尽人事”而“待天命”,“敬鬼神而远之”,表示了人们企图从绝对“天命论”中解脱出来的一种努力,也是对人的自我力量的自觉。墨子与孔子相对,主张“非命”、“尚力”,但又讲“天志”、“明鬼”。孔子从人道出发,对鬼神持怀疑态度,而墨子从经验论出发,又论证了鬼神的存在。老子讲玄之又玄的“道”,用“道”来代替“上帝”或“天道”,以“道”的自然“无为”来否定孔子的“天命”和墨子有意志、有人格的“天”或鬼神;在“古今”、“礼法”、“天人”、“名实”、“知行”之辩中用“道”来否定礼法、刑政、功利等。孔子尊重人的理性和能动作用,墨子重视感觉经验、非命尚力,老子致力于事物有生于无的根底的探索。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对人类哲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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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研究》属哲学史家文库,内含珍贵的学术价值和丰富的思想财富,是一本学术价值含量极高的作品。该书主要是对宋明理学这一中国哲学系统中的重要阶段进行了阐述,对其中的相关问题做了作者个人的解释,其中论述均基于严格可靠的史料来源,自出版后在学术界反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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