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出版时间：2001-9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马克思  译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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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69年第二版序言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3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战役的著作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段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段过活。由于古代阶段斗争同现代阶段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卡尔·马克思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载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79—581页。

内容概要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

书籍目录

1869年第二版序言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二三四五六七注释人名索引

章节摘录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钳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保皇派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申，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谈论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的。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而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所谓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大国债经纪人和大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社会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证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掉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公开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应当作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抬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静而自己也得安静下来，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媒体关注与评论

1869年第二版序言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3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战役的著作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段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段过活。由于古代阶段斗争同现代阶段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    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79—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