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出版时间：1998-5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任继愈  页数：458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Siddhartha），族姓为乔达摩（Gautama），中国古译为瞿昙，相传为净饭王太子，生于迦毗罗卫（Kapilavastu），该地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他一生传教活动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释迦牟尼（sakyamuni）是佛教徒对他的尊号。关于他的生卒年，根据文献史料的推断，约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0一490之间，略早于中国孔子（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479年）。   佛教在印度开始传播时期，正是印度奴隶社会比较发达的时期。印度封建化的过程历时较长，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印度的封建经济才逐渐巩固下来。进入封建社会后，印度奴隶制残余曾延续了很长时期。早期佛教是为当时的印度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后期的佛教大乘则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    佛教开始传播手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近二千年的漫长的岁月，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中曾起过广泛影响。自从它传入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来宣传解释其宗教学说的。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佛教背离了印度佛教原旨，使印度佛教走了样。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看法是不太妥当的。    思想意识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各种社会有它的成长和衰落的过程。印度佛教也有它生长和衰落的过程，总在不停顿地发展、变化着。印度的佛教，不但在一两千年间有很大的变化，即使拿释氏一生的宗教活动来说，据后人的研究，他早期传教和后期传教，其侧重点也不同。究竟什么是佛教的原样？释氏逝后约百年左右时间，佛教徒中间对教义教规的理解已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上座部、大众部两大部派，随后，这两部派又不断发生分化，形成了十八部（或二十部）。接着又出现了佛教大乘教派。大乘教派中先有龙树、提婆倡导的中观学派，后来又有无著、世亲倡导的唯识学派。大乘自称得到释氏的“了义”，而小乘许多学派并不服输，与大乘并存，各立门户，都继续流传。由此可见，在印度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佛教样板。如果要把印度佛教的各种教派分化、兴衰变迁的道理讲清楚，就不能只在佛教内部去寻找佛教变迁的原因，而应当从印度的社会历史中去寻找佛教兴衰变迁的原因。这属于另外的题目，不属于中国佛教史的范围。我们的任务是考察中国佛教的历史，揭示出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加深认识东汉以后中国的古代封建文化，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整个历史。   社会实践表明，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古人所信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只能表达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的主观愿望。哲学和宗教看起来高入云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它们仍然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反映，只是有时是直接的反映，有时是间接的反映，有时是曲折的反映罢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而反映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哲学、宗教也相应地改变。我们应当通过考察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初传、滋长、兴盛、衰微的全部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书籍目录

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序（代序）中国佛教的特点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磐”学说的政治作用隋唐时期的佛教文化唐代三教中的佛教武则天与宗教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略论敦煌《坛经》写本跋神秀北宗禅法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从佛教到儒教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意义附录：关于《物不迁论》（附今译）关于《不真空论》（附今译）关于《般若无知论》（附今译）关于《神灭论》（附今译）关于《杜阳阿编》（节录）汉一唐佛教简明年表后记再版附言三版附记四版附记

章节摘录

　　从周公相传下来的典章制度为孔孟所继承，孔孟建立了儒家。儒家的理论成为后来维持封建宗法制的指导思想。董仲舒开始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相结合，造成神学体系，天子是人又是神，为君权神授建立了理论基础。经历了东汉白虎观会议，形成书面记录，《白虎通》神学经学正式建立。神学经学以儒家标榜的“三纲”为骨干，“君臣”关系又是“三纲”中的核心。治天下、为人、处世，都要服从“君臣”大义。君臣关系成为一对永恒的原则。推衍到极端，甚至认为天地日月所以能按规律运行、不出差错，就在于它符合、体现了“三纲”的原则。　　只要有封建制，就离不开儒家的说教来维持其统治秩序。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儒家定于一尊的独霸地位受到削弱，玄学思想一度上升，以后又有了佛教和道教，于是出现了四种思想体系，儒家、玄学、佛教、道教。这四种体系中，玄学势力不久即衰，南北朝时期只剩下三种思想体系，即儒、佛、道。只要有封建制度存在，必然离不开儒家的思想。儒家在南北朝时期，失去独尊地位(与汉代比)但朝廷离不了它，它是稳定封建等级制的址有效的思想工具，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为了更好地巩固其政治特权，把儒家经典中的礼制，尤以与继承权有关的丧服制受到更大重视。甚至有一部分有名望的僧人，也研究起丧服经来。　　道教作为一种中国本土的宗教，在汉末已形成一股强大势力。道教的传播得到两股社会力量的支持。道教讲长生、黄白术，宣传兴国广嗣之术，对上层贵族、宫廷有吸引力，为帝王、贵族所信奉。道教同时用符水治病，它的某些互助互救的制度，为下层劳苦群众所欢迎。这样，上下结合，东汉末年发展得很快。在民生困苦、政治黑暗的东汉末年，造成了道教滋生蔓延的条件。黄巾起义以道教组织为号召，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从此国家无力进行中央集权，陷于地方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武则天复杂的宗教迷信心理，也表现在她当权后多次改变年号的举动上。从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帝患风眩，政归武氏开始，到长安四年(705年)止，四十五年间，共改元二十九次，平均一年多改元一次，有时一年改二次。年号命名，不外祈求神圣保佑，延年平安之类的祝愿词句，如天授、长寿、如意、延载、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久视、大足、长安等。　　这都说明武则天享有威陵天下的权势，同时又内心有所不足，祈求神佛保佑的软弱、怯懦的一面。政治权力并不能满足一个精神生活有欠缺的中国妇女的要求，于是，不得不到宗教中求安慰，找一个安心立命的境界。身为帝王，不同于一般人可以抛开家室，出家求道。她一生追求政治权力，同时又要求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投靠宗教是唯一的途径。　　武则天与一般宗教信徒不同，一方面，她私用宗教为自己谋取权力，另一方面，也借宗教以自我安慰。说武则天虔心于佛教或任何一种宗教，不合事实；说武则天无法无天，完全把宗教作为工具，一点迷信也没有，也不合事实。她信奉的不止佛教一种，她的宗教信仰有较高层次的宗教神学体系(如华严宗)，也有世俗群众，神鬼迷信，福祸报应，神仙巫术之类低层次的宗教活动。从武则天身上不难看出唐代社会宗教活动的缩影。　　武则天利用她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她祈求的差不多都达到了目的，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自以为想办的没有办不到的。只有一件事，她以天子之尊也无能为力。面对皇位继承问题，武则天碰了壁。在男姓为中心的社会里，家庭的继承权只能由男姓掌握，妇女从属夫家。武则天用行政权力为武氏七祖立庙，但武则天不能令武氏家族为姑母立庙，武氏的帝业只能由李姓家族继承。否则，则断了香火，不得血食。在世俗习惯、法律制度方面，佛教、道教又不及儒教影响的深远。武则天奋斗了一生，崇道崇佛，信巫祝、*祥，归根到底，又不得不受儒教的约束。　　　　法相宗企图从理论上打通人间和佛国两个世界，使人们逃避现实，进入佛国。他们说阿赖耶识包括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有漏种子不断经过善行的熏习，可以从有漏转到无漏。阿赖耶识即转成“无垢识”，阿赖耶识就不存在了。但佛教大乘法相宗的体系，本有种是“法年故有”的，不是由真如产生的。熏习种也不是真如熏成的，它是前七识所熏的。真如对于本有种或熏习种都无能为力。真如是无为无作，不能产生万物。真如既不能产生万物，又如何使人舍染归净呢?且不说叫人“成佛”本身是个骗局，单就理论上说，法相宗认为只有佛能断尽有漏种子；有漏种子断尽才是佛。这一循环论证的窘境，他们无法摆脱!　　法相宗宣扬离开每个具体的人还有所谓独立永恒存在的精神的实体阿赖耶识，和它含藏的精神的种子；认为人类的认识不过是自己的“见分”认识自己的“相分”；只承认主观世界而抹煞了客观世界。这种错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相结合——安置、对置、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5页)马克思刺中了近代客观唯心主义的心脏。法相宗的阿赖耶识虽不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所谓“理性”，但是这些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对于我们剖析古代法相宗的唯心主义体系也是完全适用。的。　　　　隋唐时期的其他宗派，比较着重烦琐的章句解释、经院学派式的钻研。那一些显贵的僧人，可以交接官府，出入宫廷。他们占有广大的土地，拥有众多的奴仆。佛教一方面宣扬要看轻世俗富贵，摒弃物质享受，但是在佛教徒和寺院经济特别发达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奢侈、腐化、享乐的道路，在人民面前失去了它的欺骗作用。为了挽救当时佛教面临的危机，在内部产生了象禅宗这样的宗派。他们没有很多的学问，甚至有不识字的宗教领袖，他们多半出身于一般平民家庭，在生活作风上比较能够刻苦。他们没有占有大量的庄园，不要累世修行，不要大量的布施，不要许多麻烦的宗教仪式，不要背诵那些浩如烟海，穷年累月还不能完全记诵的经卷。　　这样的革新运动，他们要有自己的武器。他们没有惰唐佛教其他宗派的优越条件，没有很多的“理论”和旧的佛教宗派相抗衡。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用主观唯心主义，他们不要论证、不要引经据典，只要凭借每个人主观信仰和良心。因此，禅宗从惠能以后，从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不能仅仅看做禅宗本身的转变，它标志着唐代佛教发展中遇到危机后的新趋势。　　惠能以后，经过几代的传播，禅宗在中国广大地区发展为五个较大的支派，禅宗这些支派曾流传到日本与朝鲜，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五个支派是：沩仰宗，开创人是沩山灵祐和他的弟子仰山慧寂；临济宗，开创人是临济义玄；曹洞宗，开创人是洞山良价和他的弟子曹山本寂；云门宗，开创人是云门文偃；法眼宗，开创人是法眼文益。这五宗所创立的时代都在晚唐末五代的时候。灵祐的生卒是771—853年，义玄死于866年；洞山良价的生卒年代是807—869年；文偃的活动年代在宣宗、懿宗时代(847—872年)；文益死于958年，这时唐帝国已灭亡。　　这正是唐帝国从衰亡到崩溃的时期，农民革命大规模爆发，最大的一次是875到884年的黄巢起义。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当时的首都长安在内，都经常受到军阀战争的灾害。佛教的寺院经济和当时的门阀士族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的命运一样，在农民起义的震荡下，纷纷破产。唐帝国中央政府为了挽救财政的危机，曾在845年进行了一次规模最大的灭佛运动，佛教各宗派遭到极为严重的打击。　　　　晋宋间佛教理论家参加了当时玄学家的论战，与世俗学者共同探讨本体论的问题。这种辩论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理论界由般若学转向涅槃学的讨论。涅檠学即哲学的心性论(佛教称为佛性论，即人性论)。由本体论进入心性论是当时思想界又一热门话题。从般若学到涅槃学(由本体论到心性论)恰恰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逻辑同步开展，当时中国哲学史就是由本体论向心性论转移的。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佛教也受到战乱的影响。对佛教打击最重的一次是唐后期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废佛运动。这次废佛运动除佛教受损失最大以外，还有几种外来的其他宗教。会昌废佛，佛教各宗派的物质设施受到严重破坏，难以恢复，寺院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只有禅宗得到比以前更多的传播机会。　　心性论是隋唐佛教各宗派共同关心的问题。各宗派用各自的观点，方法分别建立心性论体系。晋宋间竺道生的涅槃学代表早期的心性论，道生有创见，但还要依傍印度佛教的经典，如果北本《涅槃经》未被发现，竺道生将遗恨终生。唐代佛教有更强的创造性，有没有佛教经典文句的根据，看得并不重要。唐代佛教各宗派都借用佛经创建自己的体系，天台宗之于《法华经》、华严宗之于《华严经》，都是用佛经作为凭藉，他们都大胆发挥。连墨守师承的玄奘译经时也有时用编纂或挟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更不用说大胆创新的禅宗了。　　各宗衰落了，而掸宗独盛。时当乱世，唐中央政府对全国完全失去控制，禅宗更加发展了。因为禅宗有自己劳动养活自己的传统，不靠寺院经济放高利贷、收田租过活。禅宗百丈怀海制定《百丈清规》，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用小农经济、小生产的方式共同维持僧团的生活。　　禅宗内部有不少流派，后人分为南派、北派，七家十室，细分起来不止百家，各流派有独自强调的重点方法，这里不去详说；各派也有共同点——自己解救自己，如果自己没有自悟，佛祖也无能为力。这种自我解缚、自我解脱的思想方法和修养方法，即中国古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反映。　　……

用户评论 (总计11条)

•   还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一位老师的推荐，读了此书，喜欢。可是经济窘迫，不敢去买只有一块多钱的这本书。二十八年过去了，还能又找到这本一直喜欢的好书。真开心！
•   就是排版不太好
•   作学问，感觉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这几十年写的，水平不是一般的差，整体极差。还得看老先生写的才行。
•   很不错的书 还是98年印刷的 只是送来的时候有点旧 有点皱
•   此书为任继愈先生的重要著作之一，很见史学功底！不可不读
•   此书比老的版本又完善不少章节
•   一句话,大师就是大师!
•   心了不可得
•   还没开始看，大致翻了一下，无论是当作兴趣书还是专业书都会受益匪浅
•   不错，大家的书，严谨
•   虽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是对于佛教思想还是颇有见地，读书时需要我们去芜存菁。